（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哲学部）

政治哲学已成为我们时代当之无愧的显学。要想弄清政治哲学如今为何这样炙手可热，必需在某种程度上了解政治哲学传统的源头，就陋见所及，我们为此首先需要回到苏格拉底，而由于苏格拉底自己没留下任何著述，柏拉图就成了我们必由的入门，柏拉图毕生的著述都在描绘苏格拉底的生活。柏拉图最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或者说古今最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就是《理想国》（Politeia）。

本文意在和大家分享一下笔者翻开柏拉图《理想国》的感受。《理想国》的开篇，根据国内权威的学术出版社的权威丛书中的汉译，是这样的：1

［327a］〔苏格拉底：昨天，我跟阿里斯同的儿子格劳孔一块儿来到比雷埃夫斯港（注一：在雅典西南七公里的地方，为雅典最重要的港口。），参加向女神（注二：此女神系指色雷斯地方的猎神朋迪斯。）的献祭，同时观看赛会。因为他们庆祝这个节日还是头一遭。我觉得当地居民的赛会似乎搞得很好，不过也不比色雷斯人搞得更好，我们做了祭献，看了表演之后［327b］正要回城。

这时，克法洛斯的儿子玻勒马霍斯从老远看见了，他打发自己的家奴赶上来挽留我们。家奴从后面拉住我的披风说：“玻勒马霍斯请您们稍微等一下。”

我转过身来问他：“主人在哪儿？”家奴说：“主人在后面，就到。请您们稍等一等。”格劳孔说：“行，我们就等等吧！”

［327c］一会儿的功夫，玻勒马霍斯赶到，同来的还有格劳孔的弟弟阿得曼托斯，尼客阿斯的儿子尼克拉托斯，还有另外几个人，显然都是看过了表演来的。〕

玻：苏格拉底，看样子你们要离开这儿，赶回城里去。

苏：你猜得不错。

玻：喂！你瞧瞧我们是多少人？

苏：看见了。

玻：那么好！要么留在这儿，要么就干上一仗。

苏：还有第三种办法。要是我们婉劝你们，让我们赶回去，那不是更好吗？

玻：瞧你能的！难道你们有本事说服我们这些个不愿意领教的人吗？

格：当然没这个本事。

玻：那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反正我们是说不服的。

阿：［328a］难道你们真的不晓得今晚有火炬赛马吗？

苏：骑在马上？这倒新鲜。是不是骑在马背上，手里拿着火把接力比赛？还是指别的什么玩艺儿？

玻：就是这个，同时他们还有庆祝会——值得一看哪！吃过晚饭我们就去逛街，看表演，可以见见这儿不少年轻人，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别走了，［328b］就这么说定了。

格：看来咱们非得留下不可了。

苏：行哟！既然你这么说了，咱们就这么办吧！

〔于是，我们就跟着玻勒马霍斯到他家里，见到他的兄弟吕西阿斯和欧若得摩，还有卡克冬地方的色拉叙马霍斯，派尼亚地方的哈曼提得斯，阿里斯托纽摩斯的儿子克勒托丰。还有玻勒马霍斯的父亲克法洛斯也在家里。我很久［328c］没有见到他了，他看上去很苍老。他坐在带靠垫的椅子上，头上还戴着花圈。才从神庙上供回来。

房间里四周都有椅子，我们就在他旁边坐了下来。克法洛斯一眼看见我，马上就跟我打招呼。〕

开篇不长，对理解整个著作却很重要，因为，跟柏拉图别的著作一样，整部《理想国》描述的就是一场戏剧性的对话，而开篇则向我们交代了叙述这场对话的方式，以及对话所进行的地点、时间、人物等等这些重要的要素。我们有必要结合汉译的情况，稍稍研究一下柏拉图在这方面的匠心。

一 文体形式

只要翻开柏拉图的原文或任何一种西语译文，便可发现，汉译本对柏拉图的叙事方式作了很大的改动：柏拉图通篇用第一人称讲述，而这第一人称之“我”，就是对话的主角苏格拉底，也即是说，整部《理想国》是苏格拉底在对别的什么人2（或者我们）讲述他曾经历的一场谈话，这样便免不了没完没了的 “我说”、“某某说”，他还不时地描述当时的场景、自己的心理以及别人的动作表情等等；汉译本则把苏格拉底的转述改成了戏剧台词的形式，让所有人物直接说话，而把苏格拉底的那些描述用方括号括起来，让它们变成了戏剧表演中的画外音。这一改动或创造性的再现所带来的简洁、清晰与生动的效果，自不待言，有必要说一说的是，这一创新将如何影响我们理解柏拉图的匠心。

关于如何解读柏拉图，至少在公元三世纪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传统：研究者们将柏拉图的对话录主要分成两类，“有些对话是戏剧[演示]性的，有些对话是叙述性的”3。那么，汉译的创新就是将对话的形式从叙述式变成了演示式。这样一来，柏拉图所安排的让我们进入对话的方式便不见了：《理想国》通篇是苏格拉底的叙述，我们听到、看到的一切都是通过苏格拉底。如果说《理想国》的主题就是所谓“最佳政体”，而最佳政体作为“一”必然处于和所有较差政体之“多”的关系中，那么，在对话形式的安排上，苏格拉底便象征着这“一”。无疑，象征也是一种论证（参Benardete1989，pp.9-10）。说得极端一点，对话形式的安排本身就暗示着，苏格拉底作为哲人超越了政治、超越了城邦。

如果联系起对柏拉图对话的另一种区分，即“自愿进行的对话与被迫进行的对话”，那么，《理想国》的形式上的特点就更清晰了：“《理想国》是唯一一篇由苏格拉底叙述的、被迫进行的对话。”（施特劳斯1958，pp.60，66）柏拉图为什么把《理想国》安排成这样？据说，把这一点阐释清楚了，就基本上理解了整篇对话。

二 地点

对话发生的地点确实很清楚，第一句就点明了，就是雅典的港口比雷埃夫斯。第一句的第一个字也即整个对话录的第一个字是“katébēn”（我下到），对这第一个字，汉译没有加注，不过也许应该像有些学者在译柏拉图时所做的那样加个注释（参Sachs2004，p.1，n.1），因为，语言习惯的不同使我们不可能在译文中让它也作为第一个字出现，更重要的原因是，柏拉图使用的第一个字常常和整个对话的主题相关，而这里的情况恰恰就是如此。大家都知道《理想国》的中心观念是所谓“哲学家做王”（它几乎就出现在整篇对话的正中间），而《理想国》为我们提供的哲学家形象，就是第七卷“洞穴比喻”所描述的上升出洞穴后又下降到洞穴中的人。毫无疑问，整部《理想国》都与上升与下降的意象密切相关（参，克吕格1973，p.12；沃格林1957，pp.171-183；Rosen2005，p.20）。第一个字katébēn所点明的就是下降，很显然，若没有苏格拉底的下降与滞留在比雷埃夫斯，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上升的企图（回城）若不被阻止（Benardete1989，pp.9-11），便不会有《理想国》的这一场谈话。对话中间部分对“好”的理念的描述，则可以说意味着整场对话上升到了中天。在《理想国》结尾的厄洛斯神话故事则又是一个下降故事，它明白地指向《奥德赛》中著名的下降到阴间的故事（X-XII；XXIII，249-284），柏拉图这样刻意地重塑荷马诗歌中的下降故事，显然与他要同诗人竞争的意图有关。据说，“对比”是研究荷马史诗结构的重要切入点（陈中梅2003，pp.44-45），这么说来，与荷马竞争的柏拉图看来正是利用了荷马的“构合”特点，与结尾的下降故事相对，开篇第一个字便点明了，整篇对话的发生源于一个下降的故事。

那么，下降到比雷埃夫斯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比雷埃夫斯是个什么地方？比雷埃夫斯4，如中译注指明的，是雅典的港口，而且，它是雅典海军力量与商业力量的所在地，是雅典民主制的坚强堡垒（Strauss1964，p.62），这样一个港城，用弗里德兰德引汤因比的话来说，是“希腊世界最古老的民族大熔炉”（弗里德兰德1957，pp.56-57），在当今世界，能与之完美比拟的恐怕就数美利坚合众国了；柏拉图自然不可能设想人类世界在当今的发展，但是他未必没有完整地设想过政治社会的本质。这么说来，苏格拉底（对我们）讲的故事第一句话就向我们点明，这是一个哲人下降到城邦尤其是民主的城邦（政治共同体）之中的故事。“城邦与人”，这是政治哲学的主题，哲人与城邦的故事就是政治哲学的永恒故事，不论城邦成为什么样子也不会让它有大团圆的结局；我们将会看到，民主堡垒之邦，并不就是哲学家的乐土。

三 时间

比雷埃夫斯所处的时势何如？这一问题与对话的时间相关。

关于故事发生的时间，苏格拉底只说是“昨天”，并没有明说到底是何年何月，不过他在头两句话中给了我们提示，于是，有趣得很，如何根据这提示来推断故事发生的准确时间似乎成了一个学术疑案5，我们能掌握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只是说：“我们只能将这事的时间定位在公元前431至411之间。”（Plato2000，p.1，n.3；Rosen2005，p.20）苏格拉底告诉我们，比雷埃夫斯的人们第一次过女神节，“第一次”，说明这个节日是新的，那么“女神”也该是新的了？不过，苏格拉底说的话似乎又想给人并非如此的第一印象，即女神并非新的；根据我们能掌握的最新研究成果的说法，若雅典人像在这里做的只是简单地提到“女神”，那么他们常常指的就是一个希腊的神，即冥后珀尔塞福涅（Plato2000，p.349，对比Plato1982，p.3）。我们也许应该设想，柏拉图是故意让苏格拉底这样说话，给人一种模糊不清的印象，因为直到第一卷末尾（354a），他才让我们明白，这个女神确实是雅典人信的一个新神，她来自蛮邦，就是色雷斯的朋迪斯，是色雷斯的阿尔忒弥斯、赫卡忒或珀尔塞福涅（所有这些与冥界有关的女神）。试想，如果我们一个天津人听说塘沽口的人们第一次过老天爷节，有弥撒献祭、圣诞庙会等等节目，听得迷迷糊糊，过了半天，人家终于明说此老天爷就是“天主”，这会多么有戏剧性。据说，荷马史诗的构合有一重要技艺就是制造悬念，欲与荷马竞争的柏拉图何尝不是制造悬念的大师呢？若他是故意在开始时不让我们知道女神是谁，只把答案留给能把费解的第一卷看完的有心人，那么，汉译的注二就是画蛇添足，即便通常的译文都这样加注6，这里的注释也是多余；若非得加注，也得有个限度，比如“请读者参354a”云云，我看就足够了，因为，注释或疏解的目的不外是“让柏拉图是柏拉图”，他若不肯轻易揭开什么，我们也不能太过热心，这也许应该成为一个原则。

这么说来，由于文献不足，苏格拉底说的头两句话固然难以让我们确定对话的时间，但另一方面，柏拉图让苏格拉底说这两句，也许本不意在提示对话时间，而是揭示比雷埃夫斯的时势与世风。务新求异也许是民主制的必有之象，但是，雅典人新奉蛮邦之神的行为，在传统的眼光看来不过体现了政治与世风的衰落与败坏。苏格拉底就是这样向我们展示出时势与世风，我们看到的是与“昨天”，与古老而高贵的雅典精神的相反一极（施特劳斯1958，p.61；Rosen2005，p.20 ）。于是，政治哲人下降到城邦，似乎就是为了改造坏的政治或恢复好的政治，但是，这真的就是《理想国》所说的故事吗？苏格拉底下降到比雷埃夫斯究竟何意？这要联系到对话的人物。

四 人物

苏格拉底下降到比雷埃夫斯要干什么？同样是在第一句话中，他自己告诉我们，为了“参加向女神献祭”并“观看赛会”，但是，由于他是和格劳孔一起，所以，真正说来，我们没法断定这是他自己的主意还是格劳孔的主意。根据《理想国》里的描述，格劳孔天性充满爱欲（eros），总是勇敢异常，这样的人常常极有政治抱负或野心。色诺芬在《回忆录》中说，“阿里斯同的儿子格劳孔还不到20岁就一心想在城邦中做一名领袖，向群众演讲，他的亲友中没有一人能够制止他，即便他被人从讲坛上赶下来闹笑话；只有苏格拉底为了柏拉图和……卡米德斯的缘故善意地关怀他、并制止他。”（III，6，1，参，色诺芬1984，p.105）苏格拉底和他一起下到比雷埃夫斯，很可能就是为了找机会修理他异常的从政欲（Strauss1964，pp.63-65）。苏格拉底之所以滞留在比雷埃夫斯，格劳孔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发现，当他们被玻勒马霍斯一干人阻拦，身为学生的格劳孔三次抢在老师前面作了决定，首先是决定等等他们，然后是在他们的强力面前表示屈服，最后是决定留下来。格劳孔的行为足以见出他的个性，既然他绝非生性怯懦的人，我们只能说，他很愿意留下来，他已经跟着苏格拉底学了一些哲学，他很愿意见到，也蛮有信心地认为苏格拉底会凭着（哲学的）智慧所向披靡。格劳孔和苏格拉底一起作为客人留下来，但在和苏格拉底的整个对话中，却无疑比其他所有人加起来说的还要多，是苏格拉底最主要的对话者。这个格劳孔有爱欲、有血气、勇敢，且十分聪明，正是他将不停地激励并协助苏格拉底在言语中建立起一个美好城邦，且在这城邦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即护卫者，不过，与这个角色相应，他必需知道且有能力知道的东西，止于把他的热情引向正确的政治出路（Rosen2005，pp.12-13，20-21）。

阻拦苏格拉底回城的人是谁？富有的侨民克法洛斯的儿子玻勒马霍斯。显然，苏格拉底并不愿意留下来，但是玻勒马霍斯让苏格拉底明白，他这边人多：多数人之意志，这从来就是民主的原则。玻勒马霍斯说，“你们要么证明自己更强大（kreittōn），要么就得留下来。”民主的原则，原来也正是一种强力或权力。在这里用的“更强大”一词，就是后面色拉叙马霍斯把正义定义为“强者的利益”时所用的词，不过，这个词在广义上还有“更好”的意思，在苏格拉底似乎与色拉叙马霍斯进行瞎搅和似的辩论时（338c5-d4），他意指的正是这一点（Benardete1989，p.10）。这么说来，汉译本把玻勒马霍斯的话译成“要么留在这儿，要么就干上一仗”，是比较传神的意译，但这样便丢失了kreittōn这一关键词与后面文本的关联。在政治哲学的研究中，译注必须“一字一句地”进行7，追求传神，则容易动辄走神，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强”与“好”的关系暧昧得很；有智慧的哲人未必具有强力，有强力的多数人则常常并没有智慧。针对苏格拉底想要说服他们的企图，由于玻勒马霍斯表示他们根本不听，于是僵持出现了，强力一点都不服从言语的论说，智慧与权力处于尖锐的对立中。格劳孔的兄弟8阿得曼托斯的介入，他对晚上活动的描述和安排，促成了两者的妥协，于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政治共同体出现了，所有政治生活都建基于这样一种权力与智慧的妥协（Bloom1968，p.312）。后面发生的整个故事所展示的则是，在这个共同体中，对言语的兴趣取代了一切，而在言语的城邦里（不过也仅在言语的城邦里），哲人表明他自己是最有权力的统治者。

苏格拉底留下来了，他们进到克法洛斯的家中，谈话便开始了。谈话非常非常的成功，晚饭和晚饭后的安排都被抛到九霄云外，至少经过整个晚上并持续到第二天早上。谈话的主体部分讨论的是一个正义的城邦是怎样的，这样的谈话当然具有很浓的政治味道（施特劳斯1958，pp.61-62；Bloom1968，p.440；Rosen2005，p.15）。翻翻《理想国》，不难得到这样的印象，苏格拉底对正义城邦的设想很专制、很集权、极不民主，可以说，被民主地留下来的苏格拉底在格劳孔兄弟的协助下进行了一场企图颠覆民主制的彻夜密谋。没有人会否认，苏格拉底在其中激烈地贬低民主制；似乎可以说，针对在比雷埃夫斯集中体现出的雅典人的民主化倾向，苏格拉底的立场是反动的、保守的。考诸史实，公元前404年雅典发生了一场推翻民主制、建立“三十人僭政”的革命，而苏格拉底确实和三十人僭政中的一些头头脑脑关系密切。不久，民主制复辟，苏格拉底正是被民主派定罪并处死。这么说来，人们恐怕要将《理想国》当作一个反动、专制的政治纲领了，假如人们只看其中的政治味道而不辨其中的哲学玄机。实际上，这哲学玄机在开篇对对话人物的设计中就有所体现。

假如苏格拉底整整一晚上的目的就是鼓动对话者推翻民主制，以建立寡头或贵族政制，我们确实应该期望理论一经对话者掌握就会在实践上产生的巨大效果。《理想国》开篇交代的对话者，除苏格拉底外共有十人，而三十人僭政期间比雷埃夫斯的统治者恰恰就是一个“十人委员会”，利用人数的相同引起联想是柏拉图惯用的技巧，通过这种关联，他也许暗示我们，要联系404年的革命来理解这场对话。要是参加对话的这十人都成了反民主的僭政的拥趸，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理解这场对话就完全贯通无碍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苏格拉底的对话者未必都是些不喜欢民主制的人。404年的僭政将这十人中的三人置于死地，克法洛斯一家深受其害，他的两个儿子，即吕西阿斯和玻勒马霍斯便被处死，尼客阿斯的儿子尼克拉托斯也遭同样的命运。这些史实，我们都可以从Ferrari和Griffith在其英译本所附的“名项汇释”（Glossary）中查到9。柏拉图为苏格拉底选择的对话人物，常常为对话的主题造成极强的戏剧紧张，比如关于勇敢的对话就以一个吃了败仗的将军为主要对话人（《拉刻斯》），关于节制的对话则以未来的僭主为主要对话人（《卡米德斯》），在这个关于正义城邦的对话中，有些对话者则就是一场据说是为了恢复正义的革命的受害者（施特劳斯1958，p.61；Strauss1964，pp.62-63）。既然这样，若说哲人苏格拉底主导的这场对话是成功的，他必定在思想上成功地影响了他的对话者们的政治立场，那么，难道我们可以径直认为苏格拉底在其中宣扬的就是一种反民主的、寡头的或贵族的政治理想吗？即便针对开篇所揭示的雅典的世风，苏格拉底确实提出了某种贵族理想，难道我们可以径直认为这种理想所指向的就是现实的政治？苏格拉底在言语中建立起一个正义的、理想的、美好的城邦，究竟是为什么？一句话，哲人与政治（城邦）的关系是什么？柏拉图在开篇对人物的设计，已经暗含了这一政治哲学的玄机。

确实，哲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就是政治哲学的主题。1933年，上个世纪据说最伟大的哲人与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治之间的牵连，凸显了政治哲学的这一基本问题；虽然这一事件已经过去快一个世纪，这一问题的当下性、紧迫性与重大性却仍然没有改变。

苏格拉底的主要对话者依次是克法洛斯父子、色拉叙马霍斯、格劳孔兄弟，从对话人物的这种结构安排来看，色拉叙马霍斯这一角色对于理解整篇对话应该很重要，不过，开篇中只提到了他的在场，他来自卡克冬，那是拜占庭对岸的一个说希腊语的城邦10。我们手头的汉译本对于开篇出现的人物通通没有加以注释，译本末尾也未像Ferrari和Griffith的英译本那样附加一个有关名称与事项的汇释，读者若仅仅依据它，恐怕难以通向柏拉图在人物安排上的用心。

五 结语

通过上面对叙事方式、地点、时间与人物诸方面的解说，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点结论。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地从柏拉图的开篇读起，我们便容易同意说，《理想国》恐怕不会给我们提供一种纯粹哲学或形而上学，至少在表面上，它是一出描绘哲人生活的戏剧；如果我们稍微仔细一点阅读它，我们则不难发现，《理想国》也并不是一部纯粹政治的著作，很难仅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理解它。《理想国》是一部政治哲学的著作，它的主题是哲人与城邦，而哲人与城邦的故事是一个永无结局的故事。

参考文献

[1] 柏拉图. 1986.《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6.

[2] 陈中梅. 2003. 荷马，《奥德赛》，陈中梅译注，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3] 弗里德兰德. 1957. 《〈王制〉章句》之一：“忒拉绪马霍斯”. 见，刘小枫编，张映伟译，《〈王制〉要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第54-76页.

[4]克吕格. 1973. 《〈王制〉要义》. 见，刘小枫编，张映伟译，《〈王制〉要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第1-53页.

[5] 色诺芬. 1984. 《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 施特劳斯. 1958. 《苏格拉底问题六讲》，肖涧等译. 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苏格拉底问题》（《经典与解释》第8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第2-85页.

[7]泰勒. 1949.《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谢随知等译.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英文原书初版于1926年.）

[8] 王太庆. 2004.《柏拉图对话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9] 沃格林. 1957. 《〈王制〉义证》. 见，刘小枫编，张映伟译，《〈王制〉要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第164-261页.

[10] Benardete, S. 1989. Socrates' Second Sailing: on Plato's Republic.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11] Bloom, A. 1968. The Republic of Plato, 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Allan Bloo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68.

[12] Jowett, B. Plato's the Republic, translated by B. Jowet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n.d.).

[13] Plato. 2000. The Republic, edited by G. R. F. Ferrari, translated by Tom Griffith. 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 Plato. 1982. The Republic, Vol. I, translated by Paul Shore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Press, 1982. (Original edition 1930.)

[15] Platon. 1971. Werke IV: Der Staat, Griechischer Text von émile Chambry, Deutsche übersetzung von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bearbeitet bon Dietrich Kurz. Platon: Werke in acht B?nden: Griechisch und Deutsch.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1.

[16] Rosen, S. 2005. Plato's Republic: a Stud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7] Sachs, J. 2004. Plato's Theaetetus,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oe Sachs. Newburyport MA: Focus Publishing/ R Pullins Company. Focus Philosophical Library, 2004.

[18] Strauss, L. 1964.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注释

1 柏拉图1986，第1-2页。引文所标的原文页码原是边码，引者移入文中；引文中的两个译注原是脚注，引者改为文中夹注。

2 关于听众是谁的问题，通常的但未必完全确实的说法，请参Paul Shorey为Loeb丛书本写的导言：Plato1982，第vii页。

3 第欧根尼·拉尔修《柏拉图传》，引自王太庆2004，第631页。

4 中译注说比雷埃夫斯港距雅典7公里，不知有何依据；据中译本自称依据的Loeb本，比雷埃夫斯港距雅典5英里（Plato1982，p.2，n.c），据Bloom的译本，比雷埃夫斯港距雅典6英里（Bloom1968, p.440），折合成公里数，都不是7。

5 笔者无能掌握专门处理这一问题的文献，但可以指出几家对文献的列举，比如，弗里德兰德1957，p.57，n.1；沃格林1957，p.172，n.1；Plato1982，p. viii, n.f.；p. 3, n.e。泰勒则根据其他的证据来断定故事发生的时间，参，泰勒1949，pp.375-377。

6 Platon1971, p.3, n. 2；Jowett, p. 3, n.1；Plato1982，p.3，n.e；Bloom1968, p.3, n.5；Plato2000, p.1, n.2；王太庆2004，p.353，n.4。

7 关于这一译注原则，请参，Bloom1968，p. vii。

8 汉译本将阿得曼托斯作格劳孔的弟弟（327c），不知有何依据；按通常的讲法，阿里斯同的三个儿子从长到幼的次序是：阿得曼托斯、格劳孔、柏拉图（参Plato2000，p.346；泰勒1949，pp.7-9）。

9 还可参看此书的前言，Plato2000，pp.xi-xiii。

10 汉译本作他来自“卡克冬地方”，这不算错，但接下来又说 “派尼亚地方的哈曼提得斯”，这就不对了。“派尼亚”是雅典一个德谟（deme）的名称，原文说他来自派尼亚，人们一听便知道他是雅典人，或可译作“派尼亚区的哈曼尼得斯”。这个细节虽然无关紧要，弄错了总归不好。

原载《世界哲学》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