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少人说，货币政策不管用。诸如利息不管用、汇率不管用、价格不管用。既然“不管用”，为什么还要说它？恐怕还是管用的。“松货币”当然管用，问题是不可取。第一，今年上半年虽然CPI有所下降，但幅度有限，6月份还在7％以上的高位。第二，为了对付物价上涨的压力，政府价格管制的范围最近还有所扩大（例如电煤）。这样，CPI就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通胀压力。第三，燃油价格小幅上调以后，对物价总水平的连带影响还在展开，例如运输成本的上升，对农副产品价格的影响。第四，PPI很高，6月同比上升了8.8％，为去年以来最高。从这几点看，CPI略降并不足以表明，中国的通胀压力从此就真正缓解了。

货币到底有多紧呢？自从去年底宣布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来，今年1月至6月中，有四个月的M2增长高于17％，两个月低于17％、高于16％。加到一起，比去年下半年简单平均也就减了0.4%。但是，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却平均降了1.5%。这就是说，货币总量相对来看并没有紧多少。现在就松货币，后果可能是通胀压力回头，并由于通胀指数的反复而进一步强化公众的通胀预期。这样的后果，谁也不想要。

当前，让各方面担心的是经济增速的下滑。先要看到，高于10％的GDP增长，怎样看也不能算低。只是因为过去的增速更高，下行途中，超高速惯性让人难受。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分布很不平均，恰恰是过去增长很猛的地区和行业，主要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出口产业部门，这次减速首当其冲。中国不是日本、美国，他们慢几年就慢几年。中国不成，能有快一点的增长，当然要争取。

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冒加大通胀的风险来保经济增长。不需要强调，高通胀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有致命的危害。为了抑止通胀，多少总要付出增长减缓的代价。道理很简单，高通胀下的经济高增长，有一部分就是货币过多推动的。为了抑通胀，货币要从紧，由过量货币推动的增速势必不能维持。这是无可避免的代价。人们能争取的是以较低的代价来抑通胀，给猛跑的中国巨人争取一个缓冲和适应的时间，给困难最严重的地区、行业和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帮助。

这样，灵活的结构政策就非常重要。这方面中国也已经积累了好的经验。如这次四川震后重建，用各地对口的办法就既不增加总量，又切实帮助了灾区。上海花费去年财政收入的1％负责支援重建四川的都江堰市，就是把本来上海花的钱，改花到了灾区。还有，东莞市政府给当地困难家庭放发1000元的一次性补贴，也是把本来可由政府自己花的钱，省下来给困难家庭花。这些做法，都没有增加货币和财政的总量，但显著改善了结构。这类结构政策的潜力，实在大得很。当前经济有困难，正好把这些潜力“压”出来。

至于通过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更有巨大的空间。比如，主动降低进口税费、改善进口贸易方面的政府服务，可以更好地实现进出口平衡，也因为更多地进口了对路的商品和服务，就有助于抑止国内通胀。

房地产的困境，主要是一些城市前几年房价冲得太高，严重偏离国内真实需求的水平。现在，在一些地方，开发商主动降价促销，地方政府主动返还过高税费，加上推出中小户型楼盘，几管齐下，市场就有止冷转暖的迹象。如果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方面有更实质的改革动作，中国房地产业在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至于中小企业的困难，第一位的是订单，要是市场有了变化，早转移早主动。其次是巨大的成本上涨压力。所以，在宏观上坚持货币不能松，根治通胀，才是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的根本之策。中小企业遭遇的融资困难，要靠加快民间金融的开放，靠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这些事情，松货币是松不出来的。

总之，当前的关键是货币不能松，特别是不要给社会各界有松货币的预期。在这个前提下，以更灵活的结构政策与更坚决的改革政策，推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