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一般国家的双边关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盟国关系，而是特指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最主要的国家——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同盟关系。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更直接影响和改变了整个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格局：1950年代初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最终决定了美国远东战略的走向，于是冷战从欧洲扩展到亚洲；1960年代初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最终导致中美关系趋向缓和及正常化，以至中国实际上退出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为标志的冷战舞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中苏关系历史的讨论，是国际冷战史，尤其是亚洲冷战史研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课题。

在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历史中，中苏关系经历了结盟（1949-1953）、蜜月（1954-1957）、分歧（1958-1960）、破裂（1960-1964）、对抗（1964-1979）以及走向正常化（1980-1991[1]）等不同阶段，其中真正构成政治、军事同盟关系的时间不过十余年。无论如何，到1960年苏联撤退在华苏联专家、中苏分歧公开化时，中苏同盟解体的命运实际上已经注定。从那时起，中苏分裂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就一直是许多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关注的问题。1990年代以来，由于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档案文献大量解密并开放，把中苏关系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中涉及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及原因的讨论层出不穷，硕果累累。[2]这些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分析了中苏关系变化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根源，尽管说法各有侧重，但问题是越来越清楚了。在这样广泛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希望把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

提出问题：对中苏关系的理性分析及非理性因素

在讨论具体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提出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对此，笔者也是有感而发。2004年10月，笔者受邀到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对美国冷战时期情报分析报告进行评估的特殊的学术会议，并因此而提前看到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最新解密的一些非常珍贵的原始档案。这些被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称为“代表美国政府最具权威性的评估”的文件，是中央情报局自1948年至1976年间对中国大陆各发展阶段局势、政策、前景的评估和预测。[3]其中最令笔者感兴趣的是中苏分裂前夕美国人对中苏关系状况和前途的判断，而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判断几乎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以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为例。危机前，中情局在1958年5月的报告中估计，“只要中国认为可能陷入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他们就不会采取公然的军事侵略”。“只有估计美国不会进行军事干涉，他们才会做出以军事行动夺取这些岛屿的决定”。[4]事实是，3个月后毛泽东就下达了炮击金门的命令。当时毛泽东确实考虑了美国干预的可能性，不过他巧妙地利用了中苏同盟作为威慑力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显然是中情局始料不及的。[5]危机后，到1959年7月，中情局又估计，“几乎可以确定，中国共产党人将不会让台湾海峡的局势永久地保持平静”。虽然不会进攻主要岛屿，但“大概会继续对该地区保持零星的军事压力，如偶尔的海军或空军演习。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将采取一些手段在台湾海峡试探美国的意图。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袭击由国民党人控制的一个或更多的较小的岛屿”。[6]可是，直到毛泽东去世，台湾海峡再也没有发生任何军事冲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就是中国已经失去了苏联这个强大的后盾和依托，而这又是美国人当时没有估计到的。

再看核武器的问题。中情局在1958-1959年的估计是，“苏联不可能将核武器转交给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然而，他们却有可能向中共提供一些可携带核武器且其射程足以到达台湾的地对地导弹。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导弹的核弹头可以安置在共产党中国的领土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几乎可以确信它们将处在苏联的监管之下。”即使不在中国部署核弹头，“只要中苏的利益需要，它们就可以被迅速利用上”。[7]而实际情况是，苏联被迫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核技术和核设施援助，而坚持自力更生原则的中国人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把核按钮交给苏联人掌握。同样，莫斯科也不会为了中苏的共同利益冒险使用核武器。[8]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中情局当时的预测中，始终认为中苏分裂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1958年夏季毛泽东因“联合舰队”问题发难及台海危机爆发前，中情局的报告认为，“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同盟”，并“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随着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来肯定会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损害我们所评估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9]尽管看到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计划“在中苏关系之间引起了一些新的摩擦”，但1959年2月美国的情报分析估计，“这些不和不可能威胁到针对西方世界的中苏之间的团结”。[10]到1959年7月底，毛泽东已经在庐山会议期间决定向赫鲁晓夫及所有怀疑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人“宣战”。而中情局的报告却依然断定：“在我们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苏同盟将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国家。当然，苏联在联盟中将继续保持领导地位。”虽然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但“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这些分歧的主要后果是不断要求这两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相互为对方留有余地，而不是削弱同盟本身”。[11]甚至到1960年8月，苏联宣布全面撤退在华专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美国情报评估的结论竟然还认为，至少在5年之内，“中苏关系中的内聚力会比离心力更为强大”。尽管面对中苏分歧日益加重的明显事实，报告承认“无法对这些根本性的利益矛盾将如何影响中苏关系做出评估”，但还是坚持认为中苏“任何一方都不想把矛盾推向会给两国关系造成无法弥补后果的程度”。[12]

美国情报分析官员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但做出这样结论的理由却是很充分的，推理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美国人看来，中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都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他们都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主要敌人，而他们之间分歧只是在方法、步骤以及所承担的风险等问题上。所以，尽管中苏分歧还会长期存在，甚至有所发展，但是在他们共同的根本信念和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双方都会调整各自的政策以适应巩固同盟的需要，共同“消除那些会给双方关系造成永久性破坏的趋势”。因为这种同盟的存在，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而且“提高了中苏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此外，就双方的实力而言，虽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日益增长，但由于“在军事和经济上将继续依赖苏联”，“特别是在维持现有军备水平以及未来军事现代化的发展等方面，苏方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中国人“也许会感到，事实上，除了维持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别无选择”。[13]看起来，美国的情报分析是非常理性的。

然而，这种合乎常理的推断却与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事实相距甚远。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美国当时的情报来源有限，东西方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对共产党国家决策程序和依据缺乏必要的了解等等。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分析方法有误，中情局忽略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决策依据中蕴涵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而其决策程序在当时也绝非谙练西方外交决策原则的情报分析人员所能理解和掌握的。因此，按照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通行的一般国家关系准则和理念来分析并推断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显然是行不通的。这就是说，与一般的国家关系不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有其特殊性，即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属于非理性的因素。显然，只有寻找和研究这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中的内在规律，才能对中苏关系发展趋向做出正确判断，并对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关于中苏分裂问题的讨论涉及到方方面面，既有对具体事件的考察，如苏共二十大路线、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停止核援助、苏联对人民公社的反应、中印边界冲突等，也有从抽象角度的分析，如意识形态的对立，方针政策的分歧，国家利益的冲突，乃至个人性格的差异等。那么，究竟什么是导致中苏分裂的根本原因呢？笔者拟从两个层面进行讨论，一个层面是考察中苏关系演变的具体过程，即在一系列引起中苏分歧和矛盾的现象中，寻找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主要事件；一个层面是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以及这种关系的政治结构，以便发现影响这种同盟关系，使其处于不稳定状态乃至最终解体的内在因素。

过程考察：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两个主要事件

从195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苏之间在一些观点和政策方面的分歧逐步显露出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争吵也频频发生。这是事实，但这也是任何同盟关系中普遍存在和不可避免的现象，仅仅存在分歧和矛盾并不意味着同盟必然破裂，而只是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双方达成妥协，消除分歧，缓解矛盾，分裂是不会发生的。只有当双方都感到无法容忍对方的观点和政策，同时又都意识到不可能修正自己的观点和政策，以消除分歧和矛盾时，同盟的破裂才会出现——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那么，在什么时候，是什么问题，使中苏双方感到不能再容忍对方，而决定采取一种不妥协的立场来处理他们的同盟关系呢？

过去，人们常说中苏分裂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这个观点最早是中苏大论战时提出的，现在仍有研究者坚持这种看法，认为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了严重分裂，甚至“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14]这是一个神话。实际上，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方针与中共八大路线并没有根本分歧。

先看对外政策。对于二十大提出的所谓三和路线，毛泽东心里可能是不满的，特别是和平过渡问题，似乎否定了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宝贵经验。但是，无论在任何场合，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没有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其原因在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方针上是一个整体，而自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从日内瓦会议到八大会议，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实行的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和方针。“促进和平共处”、“和平中立趋向的发展”，是当时《人民日报》上经常出现的口号。[15]再看对内政策。过去总认为二十大以后中国提出了一套不同于苏联的经济方针，其标志就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但是，如果把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布尔加宁的六五计划报告与毛泽东的论述逐条进行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调整农轻重投资比例、改变工业布局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各项经济措施，中苏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当时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就指出：在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方针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强调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福利和进一步发扬民主问题等方面。[16]可以说，在二十大路线提出的初期，中苏两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同探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当时的情况也不是像人们后来理解的那样，好像中苏的看法完全不同。对于苏共在斯大林评价方面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早就有所了解，并且持一种认同的态度。[17]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曾主动表示，会后将同中共代表团谈斯大林问题。而中共代表团确定的方针是“对斯大林的功过不表示意见”，但同意“提倡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18]大会结束的第二天，2月26日，苏共把秘密报告的文本交给了中共代表团。[19]与朝鲜、越南党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反而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20]这至少说明毛泽东当时并不担心非斯大林化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在中共高层讨论时认为，尽管对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有所保留，但仍认为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21]毛泽东提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难免的。政治局决定，应该表态支持二十大，同时分析斯大林的错误，表明对共产主义前景的信心。[22]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相比，中共中央的认识的确前进了一步，分析也深入了一层。但是，很多研究者过分夸大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与苏共方针的区别。苏共中央在6月30日的决议中，特意引证这篇文章来说明中共“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所采取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措施”。《真理报》出版社还将该文全文进行准确校对后，印成小册子，发行了20万册。[23]在3月31日与尤金大使的谈话中，毛泽东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后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许多问题。[24]4月6日毛泽东对来访的米高扬说，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看法，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25]在5月2日与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并指出，“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26]总之可以看出，对于批判斯大林，毛泽东打心眼儿里举双手赞成，他只是反对在一般意义上批判“个人崇拜”。

因此，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并没有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裂痕，反而更加紧密。在后来解决波兰和匈牙利的10月危机及善后事宜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请中国参与欧洲事务的处理，中共出面帮助莫斯科缓和与东欧的关系，中苏合作更加密切。[27]在195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清除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问题上，毛泽东迅速表态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投桃报李，促成了10月15日《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签订。这标志着苏联开始真正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研制的援助了，中苏同盟关系又上了一层楼。应该说，在1956-1957年，中苏关系处于上升时期。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同盟显示其力量和影响的高峰，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但也就在这时，双方的分歧开始露出苗头。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毛泽东早就对苏联奉行的对美缓和的外交路线不满，这时公开宣布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超过西方的判断，无疑是在回答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问题，是要规劝苏联改变对美缓和的外交路线。毛泽东还提出了另一个口号，就是针对苏联15年超过美国的计划，宣布中国将用15年超过英国。毛泽东内心的目标是要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上超过苏联，为此他已经在考虑采取某种不同于苏联的方式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些想法不久就变成了现实，中苏在对外和对内政策方面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1958年夏天，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场严重争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和史学界普遍认为，这场冲突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其原因在于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主权，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28]然而，笔者的研究表明，这种观点是缺乏根据的。首先，苏联关于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主张是因为中方要求援助而提出的，目标是针对中苏的共同敌人美国的，其根据恰恰是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这里根本谈不上侵害中国主权的问题。其次，毛泽东只是对苏联人提出问题的方式不满，他大发雷霆，至多表明一个长期遭受列强压迫和凌辱的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自尊心由于苏联的建议而受到了伤害，赫鲁晓夫后来为此颇感后悔。最后，赫鲁晓夫提出的只是一个建议，中方不同意也就放弃了。从现象上看，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军事同盟运作方式的理解：赫鲁晓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动，而毛泽东此时需要的只是单向援助。无论如何，会谈的结果是妥协而不是分裂——苏联做出让步，基本上按照中国的条件达成了协议。[29]此时，毛泽东很可能已经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不满。最近公布的捷克档案披露，在1958年5月24日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会议之前，苏联就确定把“研究制定出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的新的共同措施”作为会议的目的，而且预先准备好了宣言草案。会议根据苏联的建议达成了协议：华约单方面裁军41.9万人；苏联从罗马尼亚撤军；华约与北约签订互不侵犯条约。[30]这些措施与毛泽东马上要采取的行动简直就是南辕北辙，不过，毛泽东这次发火却没有提到政策问题。同时，赫鲁晓夫也容忍了毛泽东的愤怒，没有使之产生恶果。真正反映出中苏在对外对内政策上出现重大分歧，并引起尖锐对立的，是后来发生的两件事。

8月23日，赫鲁晓夫一行离开中国不久，中共突然采取了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并引起美国的干预，远东局势骤然紧张起来。综观事态的发展，这件事触怒莫斯科，并使赫鲁晓夫感到无法容忍的原因大概有四个方面。第一，事前中国丝毫没有向苏联透露早已谋划的这次行动。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明确承认，与赫鲁晓夫见面时“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31]后来见到赫鲁晓夫，毛泽东又得意地说，美国人“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32]赫鲁晓夫为此十分恼火，曾当面质问毛泽东，还抱怨说，作为盟友，苏联不知道中国明天会做什么。[33]在他看来，中国的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不啻为对盟国的蔑视和侮辱。第二，毛泽东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无疑是以实际行动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无须向别人请示或与别人协商。对此，苏联大使馆是有体会的：“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34]赫鲁晓夫后来为此大动肝火，他一再向毛泽东强调，尽管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事关全局，而盟国之间应该在重大问题上交换看法，协调政策。毛泽东在会谈中却寸步不让，一副向莫斯科领袖地位挑战的样子。[35]第三，炮击行动本身充分表明中国不赞成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苏联大使馆的报告指责说，中国的做法将“导致恶化国际局势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并促使美国方面采取战争边缘政策”。[36]在苏联人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的。但毛泽东恰恰认为，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紧张局势“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从而破除对美国的迷信和恐惧。[37]第四，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的一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使赫鲁晓夫非常气愤，当即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新式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所作所为哪里还像是苏联的盟国？[38]

对于中国此期对外政策的倾向以及表现这种倾向的做法，性格冲动的赫鲁晓夫确实感到无法容忍了，他认为中苏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于是在1959年6月决定暂时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研制核武器的技术材料。莫斯科这种违反协定的举动反过来又激怒了中国领导人，其严重后果甚至可能引起同盟的分裂，但赫鲁晓夫显然已经不再顾忌中国的反应了。不过，让毛泽东下决心与苏联决裂的并不是莫斯科的这个决定，而是此后一个月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一次公开讲话。

莫斯科会议以后，毛泽东心绪烦躁，憋了一口气，就是要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嘴上喊的是“超英赶美”，心里想的却是“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39]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如今“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已经到了东方。[40]于是，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半年后就变成了3年赶上英国，5年赶上苏联，7-10年赶上美国。[41]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充满信心地提出，“后来者居上”，“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42]为此，不仅在建设速度上要超过苏联，更要加快改变生产关系，于是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共创造的“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43]因此到1958年11月，毛泽东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口气说，中国不久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等着苏联。[44]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很快就会超过苏联，又为人类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只要这一切得到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持，特别是莫斯科的认可，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然而，实际结果却使毛泽东大失所望。尽管中国人的热情和干劲在苏联报刊上得到一片赞扬，但对“大跃进”的很多做法和目标，苏联干部和专家却不断提出怀疑和指责。[45]对于人民公社，苏联的媒体一直保持沉默。在纪念中国9周年国庆的几百篇文章和广播评论中，只有区区6篇顺带提到了公社，而苏联大使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招待会的演说中，对方兴未艾的人民公社运动竟只字未提。[46]苏共中央认为人民公社是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如果提出批评则会影响中苏关系，所以决定“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47]后来，由于苏联不少地方干部和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公社表现出极大兴趣，有的甚至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苏联没有找到这条道路。为了避免他们“盲目效仿”中国，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含沙射影地批评了人民公社制度。[48]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在波兰一个集体农庄群众大会上讲话，回忆并检讨了苏联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49]与前者相同，这个讲话也没有提到中国，甚至措辞更为缓和，本不该引起什么强烈反应。但波兰报纸在发表讲话时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而《真理报》却在7月21日予以全文发表，显然是莫斯科有意为之，而且选择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时机。那时毛泽东正在庐山为彭德怀的万言书发火，这个讲话更使毛泽东怒不可遏，他决定向赫鲁晓夫公开出击。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中，很多中共干部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50]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国党当时的心态。毛泽东希望他的创举得到国内外，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然而，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以及各级干部普遍的检讨和非议。[51]庐山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难怪彭德怀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对他的共产主义试验杰作评头品足的人。在7月16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毛泽东怒气未消，便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基层干部非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说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是“心血来潮”。接着又是外交部的报告，说在苏联干部中普遍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认为中国党犯了错误。毛泽东强压怒火，不动声色地向会议印发了这些材料。[52]就在这时，7月28日，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送上了庐山。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第二天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批示：“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并表示为此“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8月19日毛泽东又要人去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其目的是“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9月4日毛泽东接连发出信件，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以“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还指示以通讯方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庐山会议决议的情况，“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53]所有这些做法都表明，同赫鲁晓夫一样，毛泽东也决心与莫斯科翻脸了。

这时，双方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台海危机反映出中苏在对外政策上的重大分歧，赫鲁晓夫对此不能容忍，苏联决定给中共一些颜色看；公社问题反映出中苏在对内政策上的严重分歧，毛泽东对此不能容忍，中共决定公开批评莫斯科。于是在1959年10月两国领导人发生激烈争吵后，中苏分别确定了处理两国关系的相同的方针：毛泽东认为，中苏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分歧只是“局部的，暂时的”。但“赫鲁晓夫很幼稚”，又“不懂马列主义”，“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而真理在中共一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中共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批判修正主义。[54]因此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处理中苏关系时，“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55]苏共中央同样认为，中苏友好对于两党两国都是重要的，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必需的，但是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共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都存在错误和缺点。因此必须“在坚持我们的原则的条件下克服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56]此时，中苏分裂已成必然趋势，除非有一方承认错误，从而达成妥协。

1960年伊始，双方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各自的观点和主张，意在规劝和说服对方。劝说不起作用，中共在6月上旬的世界工联会议公开散发批评苏共的材料，试图压服苏联改正错误，而苏共则在6月下旬的布加勒斯特会议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试图逼迫中共就范。结果，双方没有一个愿意让步。于是，赫鲁晓夫终于决定撕破脸皮，宣布限期撤退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使中苏分歧公开化。尽管1961-1962年中苏都有意缓和矛盾，修复关系，但是所坚持的原则仍然是要对方承认错误。而1963年7月的两党会谈的结果再一次表明，中苏之间已经没有妥协余地。中苏同盟的破裂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

结构分析：决定中苏同盟破裂的两个内在因素

面对中苏同盟瓦解的过程，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为什么要置中苏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中苏两国为什么会从当初的良好愿望出发，走到了最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就社会主义的同盟而言，这并非个别现象，因此，其根本原因必须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原则和理念中去寻求。

研究中苏同盟的命运有两个参照物，一个是与此同时存在的西方盟国的内部关系，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前者呈现出一种稳定性，后者则呈现出一种非稳定性。中苏同盟的状况与前者完全不同，却是后者中的一个典型范例。

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比如英美、英法、美法、美日之间的关系，并非和谐美满，有时甚至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以至出现法国退出北约这样的重大事件。但是，西方的同盟始终没有分裂。用前引中情局的方法和逻辑完全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他们之间维系相互关系的原则和标准是国家利益，而在冷战时代，这种国家利益的最终体现就是保证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中西方国家的整体安全。为了这个根本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可以、也愿意在某时某地放弃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就是说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妥协来保证同盟的继续存在。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表现则完全不同，那里明显地缺乏一种妥协机制。人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至抛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

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这种情况绝非仅仅存在于中苏关系之中。在欧洲，苏南分裂后，苏军陈兵南斯拉夫边境，甚至策划对铁托实施暗杀；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决定开除一些亲苏分子，便招致苏联大军向华沙挺进；匈牙利政府想要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即遭到苏联的武力镇压，其主要成员则被送上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刚刚显示出摆脱苏联模式的倾向，苏军顷刻之间就毁灭了布拉格之春。在亚洲，中朝、中越之间亦如此，今天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同志加兄弟”，明天就会恶语相向，乃至刀兵相见。总之，从苏南冲突到中苏分裂，从苏联出兵布达佩斯到中越边境战争，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从未稳定过，不断的动荡、分裂、改组，几乎伴随着同盟的存在而存在。

为什么社会主义盟国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时，就不能实现妥协而保证同盟的继续呢？为什么社会主义同盟在其成长过程中显得如此脆弱呢？首先，这当然不能归咎于一时一地的政策失误：即使铁托没有因政治局委员茹约维奇向苏联驻南大使透露党内秘密而决定不再向苏联官员提供经济情报，斯大林也会找到其他理由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即使罗科索夫斯基没有担任波兰的国防部长，哥穆尔卡同样会指责苏联在其他方面侵犯了波兰的主权；即使赫鲁晓夫认可了人民公社的原则，毛泽东追求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进一步举措也会迫使莫斯科感到无法容忍；即使赫鲁晓夫听从众人的规劝而收回撤退在华专家的命令，也无法扭转中苏分裂的必然趋势。其次，恐怕也不能完全用领袖的个性来解释。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遵行的是领袖外交，而其结果无疑会使某些个人性格突现在国际交往的舞台上。铁托的桀骜不驯，斯大林的恃强凌弱，赫鲁晓夫的喜怒无常，以及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固然都对他们之间双边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如果把问题的实质仅仅归结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上述情况既然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内在结构有关，人们就需要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并进而分析这一关系的政治准则和特性，从中找出那种结构性失衡的关节点。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存在不足。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在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中，人们都把未来社会理想化，幻想一个没有国家和民族区别的大同世界。“工人阶级无祖国”是共产党人长期信奉的理念。苏联的国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既不包含地域概念，也没有主体民族的内涵，其适用范围在全世界，这就充分表明了当时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人，在其执政前普遍缺乏国家主权意识。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差别。及至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从共产党的角度，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两难境地。从此出发，可以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后对“民族自决权”这个问题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和理论阐述。

这种理念上的混淆和矛盾特别突出地作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时的主张中。平时大家都认可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国家利益之间的差异性，而当分歧和冲突显露出来的时候，却各自有所主张。大国，强国，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通常强调国际主义原则，而小国，弱国，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则往往强调国家利益。况且，这些主张也是相对而言的。当南斯拉夫指责苏联侵犯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同时，却要求阿尔巴尼亚绝对服从南斯拉夫的需要，当中共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的同时，却硬要日本、朝鲜和越南党接受自己的路线。不仅如此，这些主张又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异。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被誉为维护社会主义阵地的革命行动，而1968年苏联占领布拉格则被谴责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一致的认同，于是面临危机时就无法找到妥协的平台和条件，那么两国关系的破裂也就成为必然。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综观共产党之间及共产党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国家关系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在现代国家关系中，通行的原则是相互承认国家主权的平等，无论国家大小，应该在此基础上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共产党内和党际关系中，强调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两个原则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统管包括俄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其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由于历史的原因——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和革命成功的先导性，使得莫斯科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地位，而苏联共产党则实际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特别是在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苏共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保障和维护苏联的利益就是拥护和实行国际主义的表现。因此，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党际关系从结构上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尽管有些党也曾对此表示不满，但由于理论上的误区和实力上的差异，这种政治范式不仅可以合理地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党际关系中，而且得以延续到后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共产党陆续掌握了国家权力，同时，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共产党很自然地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范式和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共产党党际关系的延续。当然，共产党情报局的地位和权力是无法与共产国际相比的，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也比较顾及阵营其他各国的反应。不过，共产主义运动要有一个中心，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党为首，则是所有共产党共同奉行的准则。既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仍旧是适用的，那么在这里，实际上也就无从谈起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匈牙利在1956年10危机中的地位：苏联为平息波兰危机刚刚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宣言》，却理直气壮地派军队占领布达佩斯，解散了匈牙利合法政府。

中国人常常指责苏联侵犯了中国主权，而越南人又往往指责中国人侵犯了越南的主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所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部各国之间在发展水平和利益要求方面的差异。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等到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势必显露出来，相互关系也就随之遇到危机。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关系的这种政治特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同盟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某个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或者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他们之间的整体利益，那时，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以及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着终结。

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除了隐含着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外，还有其特殊性，即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苏联和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两个大国，一个领导着欧洲各国共产党，一个指挥着亚洲革命运动，如果他们像以前那样继续分工合作，相互协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景可能是光明的。但是，在1950年代中期，出现了隐患，即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无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则日益崛起，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参与处理波匈事件取得成功，毛泽东感到他应该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提出了他的不同主张。从根本上讲，那时中国和苏联还处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苏联已经进入战后国际体系，甚至参与构建了这个体系，而新中国则被排斥在国际体系之外；苏联党已经是成熟的执政党，而中国党才刚刚掌握政权，还没有摆脱革命党的意识。由于这种时差，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于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完全不同，他们所制定的发展路线和方针也是根本对立的。苏联要求缓和，中国则制造紧张，苏联希望和平环境，中国则鼓动革命情绪，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问题。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于是，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其实中苏双方并非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从本意讲，这对兄弟谁也不愿意分家，问题是由谁来当家。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不共戴天，列宁主义与教条主义水火不容，所以，中苏同盟的结局只能是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