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叙说了15岁的德国少年米夏的成长史，是一部颇具代表性的成长小说文本。本文通过解读成长主人公米夏成长的“失位”和“复位”，进而探究隐匿于米夏成长事件之中的深刻的“历史寓言”，并观照了作品对德国成长小说“宏大叙事”传统的承接与超越，以及作品所具有的诗性的艺术品格。
300多年来，德语成长小说长盛不衰，诞生了不少经典。本哈德·施林克的长篇小说《朗读者》，是20世纪末德语成长小说颇具代表性的作品。该作品初版于1995年，而今享誉全球。及至2006年，汉语版《朗读者》面市，风靡中国。毫无疑问，某些作品的畅销与其艺术魅力并非成正比。对成长小说情有独钟的笔者，之所以选择《朗读者》作为品评的对象，并非被其“畅销全球”的盛名蛊惑，而在于切切实实为其艺术品格所折服。
《朗读者》讲述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悲情的成长故事：15岁的德国少年米夏与36岁的有轨电车售票员汉娜发生了欢愉而短暂的“不伦之爱”。汉娜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不辞而别。8年后他们重逢，汉娜作为集中营看守坐在被告席上，而大学生米夏作为见习律师位列审判席。米夏本可以证实汉娜是文盲，为其争取重轻发落。但米夏选择了沉默。汉娜被判终身监禁，米夏经年如一地为她朗读文学作品，并录成磁带寄给她。在漫长的监禁岁月中，在米夏倾情的朗读声中，汉娜学会了写字、读书。18年后汉娜行将出狱，却在与米夏见面后不久自杀。《朗读者》无疑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但它不仅仅书写“成长与爱情”，还对历史、战争、政治、道德、法律、人性等重大命题予以深沉书写。小说秉承并超越了德国成长小说的“宏大叙事”传统，通过对“爱情”这一私人化成长事件的书写，从而展现了一个深刻的“历史寓言”。
成长的“失位”与“复位”
从表象上看，米夏是《朗读者》中唯一的成长主人公。作品着力描写了成长于“二战”时期的他15岁那年发生的一段“性经历”，以及对他此后人生的诸多决定性影响。事实上，作品还塑造了汉娜这个潜在的、特殊的成长主人公形象。米夏和汉娜无疑都是特殊历史语境中饱受戕害的成长者，作品铺叙了他们成长的“受难”，即漫长的成长岁月中他们不停地“失位”，获得“复位”契机之时却又横遭生离死别。
1．“不伦之恋”的偶然和必然。15岁少年对36岁女人稚纯的爱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弗洛伊德所谓的“恋母情结”，亦印证了赫洛克所谓的的“牛犊之恋”。当然，这并非《朗读者》叙说的主旨。但，这无疑是引发主人公成长“失位”的导火索。这“不伦之恋”看似偶然，亦具必然性。米夏的父亲是大学的哲学教授，“思考是他的生命”。米夏感觉所有的家庭成员对于父亲来说“就像是家里的宠物一样”，米夏希望父亲能真正把家庭看作他的生活。米夏对父亲的失望不言而喻。而且，米夏感觉大家“身虽在一起，心却已远去”。家庭不能抚慰米夏青春期的病痛和孤独，初升的情欲无处排解，他渴望长大、离家。因此，投入汉娜的怀抱让他如沐春风，他说“尽管汉娜只比我母亲小10岁光景，也蛮可以当我母亲”，但他感觉和汉娜一起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令他骄傲。
起初汉娜充当了米夏成长的导师。她教会了米夏“克服难为情”，具有了“一种理直气壮、天生占有的气概”。米夏因此不但克服了生理疾病和学习障碍，更重要的是由青涩男孩逐渐蜕变为成熟男人。尽管这种蜕变以庸常的伦理道德观予以审视，显然是一个少男成长的“伤痛”。笔者相信大多数读者情不自禁会感叹唏嘘：一个成年女人对一个青涩男孩的性索取，男孩单薄的情欲何以经受得了过早、过多的挥霍？如同出现在作品中的那位女作家怜惜地询问米夏时所说的那样，“你受得了吗？”。然而，在这部成长小说中，一切都是“失位的”（错位的），没有失位就不可能有令人着迷而心碎的《朗读者》。虽然无论怎样费尽机巧为这段不伦之恋辩护，为其寻找“合情合理”的证词，终不能清洗掉“不伦”二字。但是，生活的真相恰好在于它并非一陈不变地按照道德所指的轨道行进，“出轨”的故事因而并不鲜见。显然，我们不必固守传统道德标线而仅仅对其谴责、斥骂，理应以理性的眼光去观照那不该发生却已发生的事实。
由是，我们从米夏和汉娜的不伦之恋中发现了更为重要的问题：作为文盲的汉娜，她的心智能力无疑与其身体的成长发育成反比。尽管她生理上已36岁，但心智上不过是一个“未成年人”。加上她特殊的生活境遇——“她是在南欧的一个德国人居留地长大的……17岁时去了柏林，在西门子做过女工，21岁时身陷士卒……大战结束以来，她挨过了所有自己能够干的工作。……她没有结过婚。她已经36岁了”，无以释放的性张力在一种偶然、巧合的情境中，在一个少男身上得到了释放。两个心智能力几乎对等的人，不能自拔地沉溺于鱼水之欢。汉娜的种种言行，体现了一个未经受教化的文盲女性的率真、本色。即便被审判时，她依旧保持着这种本色。作为纳粹集中营的看护，她罪孽深重。但并不能排除她无知作孽的可能。尤其是她令人匪夷所思地掩盖自己是“文盲”的事实（“她对于自己不会读写很难为情”），甚至不惜被终身监禁，不惜抛弃心爱之人。唯因如此，她可恨、可爱而又可怜，令读者陷入两难之境。而且，她的存在亦让读者不得不重新思考人性、生存、道德、情感、历史、政治、法律等重大人生命题。
2．爱、背叛与审判。成年后的米夏通过“朗读”的方式充当了拯救汉娜的导师。在邂逅和失之交臂的岁月里，他们彼此互为导师，相互伤害、背叛，却深爱对方至骨髓。他们分别扮演了成长者、朗读者、背叛者、痴恋者、负罪者和受害者等角色，这些角色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两个斑驳、丰满的成长主人公形象——真正有别于客体的主体得以浴火重生。如果说汉娜对少年米夏的抛弃有难言之隐，那么成年米夏对身陷囹圄的汉娜的背叛亦为身不由己。但不变的是彼此时隐时显、似有若无的真挚的思念。时间的确可以冲淡一切，少年米夏长大成人后的蜕变、背叛令人伤怀。“我（米夏）不再为汉娜柔肠百转，不为她弃我而去，不为她对我欺骗还加以利用，不再为这些黯然神伤。我也不想对她施加什么影响了……只有这样我才能重新回到我的生活里去，也才能继续生活下去。”爱殇将曾经的痴情少年的心灵扭曲。而且，生活的历练让长大成人后的米夏懂得了明哲保身、趋利避害。成长意味着失去纯真，这是成长的无奈、尴尬和悖论，也是成长的代价。“记忆也不过是一卷笔录而已。我其实什么感觉也没有”，曾经美好的记忆唤不回成年米夏的纯情。面对光怪陆离的是非曲直，面对阴差阳错的人情、人性，米夏日渐丧失了感受和判断力，丧失了生活的激情。这似乎意味着米夏对汉娜的“彻底”背叛。米夏似乎患上了难以治愈的“麻痹症”。其实，在芜杂的生活面前我们往往都有麻木的趋向。因为我们不能承受的必须承受，不能失去的也许都会失去。米夏和汉娜这两个受害的成长者，各自承担着沉重的罪与罚。除却时代的祸端，还源自他们各自人性中难以消除的暗斑。比如，米夏童真的失落，长大成人后的世故与麻木；汉娜近乎弱智的本色和不可理喻的羞耻心。
3．爱、救赎、宽恕和毁灭。米夏历经漫长的成长之旅，在反思中逐渐抵达主体生成的终点站，最终歪歪扭扭长大成人。作为汉娜的朗读者，他稀释了曾经背叛汉娜的罪孽，完成对自己和汉娜的双重救赎。但经年不灭的爱恋终究难以抗拒岁月的雕刻刀，形容枯槁的汉娜与记忆中青春勃勃的汉娜生成了巨大的落差和反讽。爱情神话在岁月的风尘中锈蚀。爱的失落必然意味着生命的枯萎。而汉娜这个被命运捉弄、欺愚，被世事人情把玩于股掌，被自我近乎愚蠢的心魔纠缠不休的特殊的成长者，在临近长大成人之时，在心智由混沌至清明臻于成熟之时，在主体生成之时却选择了自杀。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杀成就了汉娜的主体的生成。其实，摆在她面前的只有死亡这一条绝路，也是最好的出路——韶华不再；爱情不再；最后一个亲人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阳光犹在却温暖不了她的心灵；大地犹在却无她的安身之所；罚虽解除而罪却永驻心间……以死谢罪成就了她坎坷、混沌、荒唐、卑微生命中的唯一一次“辉煌”。试想，汉娜若苟延残喘，在贫病交加中耗尽余生，这显然不是一个生命觉醒者的明智选择。况且，她的死于自己来说是解脱，于米夏来说亦如是。如果说她曾在米夏少不更事之时残忍、荒唐地伤害了他（尤其不顾其稚嫩的身体资质而疯狂地攫取情欲），那么自杀无疑是其对米夏的救赎。尽管她留给米夏的伤痛注定会伴随米夏一生，但她却做了她应该和能够为米夏做的一切。这无疑是其人性最闪光之处！
总之，作者以冷静的笔墨、简约的文字，接近零度的情感，合情合理的沉思，讲述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成长史。那不单单是米夏和汉娜的成长，还是二战前后被法西斯阴影裹胁之下的德国人和所有当事人的成长悲歌。尤其是米夏和汉娜不符人伦的畸恋，不符常情的背叛，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悲情结局，映照了一个被异化的时代的狰狞、恐怖，以及人性被无以复加的异化。《朗读者》的结尾以诗性的笔墨，将成长的罪与罚、爱与恨、悲与苦，全都消散在岁月的尘埃中。旷世恋情、赤裸的情欲、龌龊的背叛和诗意的思念，都化作“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遗憾。面对无情流逝的岁月，宽恕或许才是抚慰伤痛的皈依之所，才能确保扭曲的人性回归常态，才能坚守住道德底线，才能让失位的成长复位。
隐匿于成长事件之中的“历史寓言”
如同卡夫卡所说，“书必须是凿破我们心中冰封的海洋的一把斧子”。优秀的成长小说如若仅仅关注“成长问题”，无疑难以成为凿破读者心海的一把利斧。《朗读者》促人深思的恰好在于它跃过“成长”栅栏，将一个沉重的“历史寓言”隐匿在一段令人动容的有关“不伦之恋”的成长故事中。一句话，《朗读者》揭示了法律条文、道德所指在回答二战时期发生的灾难性历史事件的束手无策。由此，作品讲述的不仅仅是米夏和汉娜个人的成长，还影射了那一代人的生存本相，并提出了一个恢弘、凝重的命题：面对历史，个人如何言说？如何承担？在此，历史事件不仅仅是“历史事件”，它与政治、道德、人伦、人性等休戚相关。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曾经的当事人应该如何作为？不同的当事人所应承担的是什么？其中父一代/子一代的冲突、对抗，无疑是一道尤为沉重的命题。
《朗读者》以汉娜被审判这一核心事件为背景，深沉地反思了囿身特定历史事件的形形色色的当事人各自应承担的罪责。即审判是全方位的、无情的，审判者和被审判者一样都应当被审判。不单是用法加以准绳，还包括运用情、理、义、道德和人性等手段。因此，对于审判者来说，“日复一日他们坚持着那同样水平斗志昂扬的攻击。可惜也哉，他们却没有取胜。”法的苍白与疲软可见一斑，法并非完全能代表光明与力量。
《朗读者》对历史事件的反思，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审己。汉娜是走进米夏灵魂深处的女人，米夏对汉娜的美好记忆让他无法正常处理正常的情感和生活，他离婚了。但是，米夏却选择了背叛汉娜，尽管他似乎不愿背叛，却又不得不背叛，欲罢不能。“逃避已经成了我（米夏）永久性的选择”。拨开“爱情”的迷雾，米夏对汉娜的背叛还具有更为复杂、深邃的“历史性”选择：
我（米夏）很震惊。我意识到，我早已认为逮捕汉娜是天经地义的事。这倒不是因为对她的控告有分量，对她的怀疑很强烈，这些我一时都还来不及详细了解。不是由于这些，而是因为一旦她锒铛入狱，就会从我的世界，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我要她远远离开，要她遥不可及，要她成为纯粹的回忆，像过去这些年来她已经转化成的、沉淀着的那样。
很明显，米夏若为纳粹分子汉娜辩护，他们曾经的私情将置他于危险的境地。由是，米夏背叛的不仅仅是爱情，还有历史的真相。米夏本可以还一个小小的历史片段以真相，用自己的人格力量为历史正名，然而他却选择了逃避、背叛和不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米夏充当了戕害自己成长的帮凶。通过审己，米夏意识到了比历史灾难更为可怕的是人性的麻痹：
那么是谁给我（米夏）注射了麻醉剂？是我自个儿注射的吗？不麻醉我还能忍受得下去吗？麻醉不只是在法庭起作用，麻醉作用也不仅使我还能够把汉娜看成路人；也许有人曾经热恋过她，并且企望过她，这人非常熟悉但绝对不是我。麻醉还能够起到一种作用，让我成为自己生活的局外人，冷眼旁观。……不久，我觉得也能在别人那儿发现这种麻木了。
我（米夏）爱汉娜，这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命运，是德国人的气数！我，比起其他人来，更难摆脱这种命运，更难战胜这种气数。尽管是这样，如果当时我能将自己融入同一代人当中去，也会对我产生不可估量的好处。可是我没能这么做。
2．审父。米夏的父辈们作为正在发生的悲惨的“历史事件”的主角，他们或者助纣为虐，或者袖手旁观、麻木不仁。当惨剧落幕，他们或沦为阶下囚，让自己的子女饱受屈辱；或“好了伤疤忘了疼”，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事实上，他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最重要的事便是对自己的审视。诚如米夏们所说，“在第三帝国，我们各自的父母所扮演的角色很不相同……各自都有一本帐……我们当时都对双亲判了可耻的罪。我们认为，他们没有在1945年后把那些作恶者从人群中告发出来，而犯了知情不报的罪”。父亲们本是孩子成长的参照，面对这样一代“失职”的父亲，子一代对他们的审判是合理合法的。然而，“审父”面临的难关不在于父一辈的抗辩，而在于子一代内部的分化。囿于伦理秩序和血缘亲情，“有些子女觉得无法谴责父辈，或者不愿意谴责父辈”。很明显，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如何对待纳粹历史就不能再说是代沟造成的了，它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3．逆向反思：审判“审判者”，为罪犯“辩护”。任何历史灾难显然都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或某一小部分人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当事人都难脱其责。《朗读者》以罕见的“逆向反思”意识和勇气，直面这一不争的事实，对审判者予以了无情的审判：
那是社会曾经容忍过的，社会容忍这些灰尘堆积在过去的恐怖之上……有整整一代人站在审判席上，他们曾经为看守或帮凶服务过，或者没有设法去制止他们，或者，在1945年以后，原应该把这些人从人群中揭发出来的，而实际上他们没有这么做。我们也要对他们进行评判，把他们暴露在羞耻之下，以这种办法对他们进行审判。
此外，《朗读者》还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胆识，体察罪犯作孽的心态，为罪犯“辩护”。“集中营的囚犯……在我眼里，这些被告现在还是，也永远将是深陷麻醉之中，在其中已经多少变做了化石”！这是对“麻痹病”何等深沉的思考，人性异化的程度令人何等惊竦。“罪犯们是被迫到集中营去执勤的？还是出于自愿去的？受害人是自己忍受迫害，还是也施加于别人？这当中应该有巨大的差别，这项差别的重要性表现在它具有最大程度的决定性”。替凶手合情合理地“辩护”，是丰满人性的漫溢。人性之所以别于动物性，恰好在于他的丰富性、多元性和芜杂性。犯人首先是人，应将其当作人加以审判，而非当作“动物”加以对待，尽管他们的所作所为形同野兽。如若将人视作动物审判，审判者无疑亦异化为另一种凶残的动物。尽管每一个罪犯都能够找到为自己洗刷罪孽的理由，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时候犯罪不过是一念之差，或者说是阴差阳错。汉娜为自己辩护，“要是您的话，您咋办？”这句话的确值得深思，道出了许多助纣为虐者混沌的心境和处境。而犯罪的当事人除了具有“罪犯”标记之外，的确还具有其他丰富的人性，甚至不乏些微的善良和正义。正如本哈德·施林克所说，“人不因为曾做恶的事而完全是魔鬼，或被贬为魔鬼”。这是对人的多元性、多维性和驳杂性的深入认识。人们总是习惯于非此即彼地认识人。毋庸质疑，个人往往是微不足道、无足重轻的，尤其是在喧嚣的历史潮流面前。历史的灾难和重责，许多时候是需要敌对双方共同担当的，或者说每一个当事人都应该承担一份责任。至此，《朗读者》所讲述的特殊的“成长事件”便隐喻着一个更为深沉的“历史寓言”。
对宏大叙事传统的秉承与超越
法学家本哈德·施林克43岁时出版的长篇处女作《朗读者》，而今已成为超级畅销书，风靡全球。但他并非迎合商业口味为“畅销”写作的作家，他甚至不藏匿其企图通过写作所欲承担的使命意识。他说：
（我）不仅要写作，而且还要在生活中承担某些生命……“朗读者”的主题确实是我一直关注和思考的，它就是我这代人的主题。在故事中除了放进所见、所闻和所幻想的东西，还有某些个人的经历也融在里面……在这个人化和德国化的题材上，人们看到了包含在其中的某些相通共同的东西……一代人的罪恶还将置下一代于这罪恶的阴影之中——这一切都是具有普遍性的主题……通过汉娜和米夏，我想表现的是，第三帝国是如何在那些一起参与了建设和维护它的人身上打上烙印，如何给世界和战后一代留下印记，它又造成了什么样的罪责感。今天的年轻一代所思考的是，第三帝国当时给犹太人和他们的邻居、吉普赛人、精神病患者以及同性恋带来了怎样的灾难和伤害，应该如何以尊重和得体的态度面对受难者的后代等等。
由此可见，《朗读者》的“宏大叙事”意图昭然若揭。而且，它无疑是宏大叙事取得成功的范例。作品以“私人叙事”为起点，首先有效遮蔽了作者的醉翁真意，回避了读者的反感。以一段不伦之恋的温暖、真挚牢牢抓住读者的阅读冲动，迫使读者欲罢不能地沉陷于作者苦心孤诣营建的宏大叙事圈套，且不着痕迹地将私人叙事自然导引入宏大叙事的激流。由此，读者被作者牵引着深思有关政治、战争、杀戮、人性、爱情、背叛、罪愆和惩罚等重大命题。这些不但不再与成长者和阅读者无关，而且休戚相关。此外，作者回答这些重大而棘手的问题的方式亦相当巧妙：或问而不答，或探讨性、建设性地尝试作答却不妄下结论，不企图点化读者顿悟却能导引读者深思，从而凸显了作品的深度、厚度和力度，还规避了经典长篇令人乏味的教化式的冗余独白。一切都恰到好处，浅而不陋，思而不乏味，真而不稚，诗性的叙述，公允而不中庸的价值、道德取向，生成了《朗读者》浑厚的艺术品格。
300多年长盛不衰的德国成长小说，具有一以贯之的宏大叙事传统，从来都重视对重大题材的书写和对重大命题的开掘。《朗读者》秉承并超越了这一传统：以往的德国成长小说大多重视成长主人公“自外而内”的成长蜕变，而本哈德·施林克则重在描述米夏内在的感悟——“由内而外”的成长的心路历程，从而塑造了一个具有“沉思者”气质的成长主人公形象。作者凭借这一人物形象重新审视那段渐行渐远的历史。那消失的只是时间本身，而潜隐在事件之下的，以及事件产生的余波远未消散。不仅不该忘记，而应给予深刻的反思。因为任何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不解决好人性问题，历史的悲剧注定会轮回重演。而且，只破不立，是极易做到的事。面对历史，知道反思的人并不少，但如何反思，反思到何种程度，差不多是一个盲区。作者却不显山露水地找寻到了“逆向反思”的方法，这无疑是这部以“宏大叙事”为创作旨归的成长小说的尤为难能可贵之处。此外，《朗读者》对中国当下宏大叙事失位的尴尬的写作生态的救治，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参照。
总之，《朗读者》的成功并非仅仅在于其对历史、道德、法律和政治等命题的深沉思考，也不仅仅在于其讲述了一段曲折、诡谲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成长（爱情）故事，还在于其对无法之法、大巧若拙的写作技巧的纯熟运用，客观而不失真情的情感流露，理性而不失诗性的悲悯情怀，从容、平和而不失韵律的叙述节奏，痛苦、迷惘而不求消解的庄重、严肃的人文立场。简洁的叙述和简约的文字，可谓“微言大义”。《朗读者》中提到的那个小说家的写作风格，正好是《朗读者》的风格的佐证——“很明显，作者从中培养了某种自怜自信，没有就此自暴自弃。她写到了她的青春，她的早熟，还写到了在不得已的时候，她是如何狡猾应付过来的。可是，她使用的都是冷静的笔触，正如她描写一切事物一样”。客观地描写、反思，显然乃灾难之后的合理、有效的做法。
《朗读者》还将“朗读”这一核心意象贯穿文本，成为作品最具诗性的特质。朗读、功课、性爱、相思、伤痛、衰老、追忆等等交相辉映：少年时米夏“乘着情欲而来……在朗读声中，情欲却渐渐退潮”，朗读将龌龊的不伦之恋纯净；若干年后，米夏为狱中的汉娜“朗读”，成为了拯救米夏和汉娜的灵丹妙药；作为纳粹看守的汉娜让虚弱的女工为其“朗读”，在一定程度上烛照了汉娜不曾泯灭的人性；似乎不再能听到心爱之人的朗读时，汉娜选择了自杀，希求在毁灭中永生。米夏和汉娜在朗读声中成长、背叛、救赎、毁灭，从而营造出《朗读者》端庄、典雅和悲情的格调。当然，某些细节的重复，个别情节交代的突兀，前、后部略显不合拍的叙述质感，是《朗读者》值得商榷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