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很难知道，18世纪时涌向南洋海岛诸港口的中国南方省份的商人，是怎样获得他们的实践经验的。1748年，李实曾希望做为《闽志》之附录而为这些"海岛"写一纪。他苦涩地抱怨，无法从他曾询问过那些人处获得资料。他直至竟然声称："而贸易之徒，率重利少文，语焉不详，心窃恨之。" 约40载之后，另一位闽籍文人刘希程同样也抱怨说，其同胞中那些"其相通而贸贩其地者，第思射利而不知书，既无心志之，亦不能志，是以难也"。
非常幸运，在步商人们的后尘的航迹中，也加入了几名文人，他们出发将去向其居身海外的同胞中寻求服贱役杂庸的机会，以偿旧债。这就是诸如程逊我(字日炌，1709-1747年)和王大海。此二人的原籍均为福建漳州府的漳浦，他们去向爪哇的华人豪门富户子弟施教。前者于1729-1736年间居住在噶喇吧(Kelapa，即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为一名原籍其县的高级官吏蔡新(1707一1799年)所纪一篇短文，叫作《噶喇吧纪略》，此文仅于其死后才刊行。后者(王大海)曾相继客居于巴达维亚《吧城，Batavia)、三宝垅(Semarang)和北胶浪(北加浪岸，Pekalongan)，于1783-1793年之间长达l0年之久。他于1791年写成一部论著，叫做《海岛逸志》，首次付梓刊行于1806年。
我们对这两位作者的生平所知甚少。至少程逊我，他于1744年成功地在乡试中及第中举，故可以在《漳州府志》(1877年)的《选举》卷所列举子之中找到他的名字。至于王大海，他似乎是继应试(未明确指出哪一种考试，可能为乡试)不第之后泛海至爪哇。由于其名未出现在这部府志的任何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或者是他不愿意再度投考应试，或者是再次不第而名落孙山。回国后，他似乎又重新开始教书。他有些颇有造诣的文人为"同学弟"。如李威，此人于1778年中"进士"，于晚年又返回漳州在丹霞书院(创建于1737年)中执教。
程逊我著书于1740年大规模地屠杀华人之后不久，他对于巴达维亚的生活做了资料很丰富却又过分朴实无华的阐述，以儒教规范而同时抨击了荷兰统治者和侨领们。据他认为，华人(唐人)侨领们与荷兰人勾结而盘剥小民。相反，王大海却向我们提供了一幅要更加混乱得多的景象，使人洞悉到了华人的价值观念是怎样以某种方式与一种外国社会秩序共处的。在他以自己的心愿撰写的范畴内，其记述则特别具有教益。大家将会看到，他零零散散地流露出了某些感想，使人相信他不但几乎要赞同程逊我的观点了，同时又毫不犹豫地赞扬这种外国社会秩序。最后，他通过某些已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传记，来介绍异国社会内的一个微缩华人社会。
(一)官方记述中的"西洋"和亲眼目睹的"西洋"
在研究真正的论述之前，首先必须在"西洋"及其派生词"西洋之地"、"西洋之国"的表述方式上略为多泼费些笔墨。我们的这位作者曾多次使用它们，但不是使用这些术语的近代意义，而是使用了其"南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西南洋"的意义，于此则是沿用了一种至少要追溯到元代的传统。此外，1891年的版本为避免任何含糊性，则用"西南洋"取代了"西洋"。
华夏世界南部从领地中的"海岛地区"
"中国政治秩序"的概念在王大海的论述中始终为其背景，而且也完全如同在程逊我的论述中一样。前者(王大海)于其自序中指出："西洋荒服之国，竞化为邹鲁之乡者，皆被朝德泽，虽遐陬僻壤，莫不感化"''(第XTV页)。我们于此看到，王大海赞同孟子的理想化观点。据此认为，蛮夷可以很容易地被感化，只要将他们置于儒教文化之下就足够了。其次，他对于程逊我的著作大加发挥，就如同他也是为了确保其四处奔走活动的正统性一样。他于其有关巴达维亚的行文开头处就说："我朝德泽远被，四夷宾服，不禁通商"(第2页)。他表面上赞同中国官方的世界观。但却又向我们声称，他本人将力图"谨录所见所闻，及其方土人情，与夫一言一行之可传者，悉表而出之，以为正人心，扶世道之小补"(第XTV页)。他在如此重申自己赞同中国体制的"神话"时，将一道可以确保其读者放心的政治篱笆运用到现实之中时，王大海也如程逊我一样，在明显没有感到任何棘手之处的情况下，将从事对"海岛地区"真实的政治形势做一种描述，而这种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又与他刚提到的内容大相径庭。
荷兰人实际控制之下的"海岛地区"
程逊我于其记述的开头部分，就试图对于今雅加达相继所享有的名称定位。王大海与之相反，却有时使用"噶喇吧"(Kela-Gelaba)，有时又使用"吧国"(这是巴达维亚的一种简称)等名称。然而，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两种名称涉及到了不同时代。因为他继首次使用"吧国"之后，又补充说(第2-3页)："吧园地本爪亚，和兰设计笼络，纳其租税，施行号令，设立法度，盘踞海边之地，微课税，给文凭，慎出入，严盗匪，管束诸夷"。
他接着又具体解释说，这片领土被置于了"总督"(大王)权力的统治之下，爪哇王子们在岛内实施统治，在未得到荷兰当局同意的情况下，再也不能委任其官吏了。此外，他还详细列举了爪哇和外岛的所有地区，其中某些都被置于了吧国的控制之下。他颇费苦心地具体解释说，猫厘(巴厘岛，Bali)、武敦(布敦岛，Buton)和松巴洼(Sumbawa)诸岛的居民不依附于他们("不属和兰统辖"，"不属和兰经管"，第66-67页和78页)，武吃氏(Bugis)、布吉斯和把实(Pasir，巴塞尔，位于加里曼丹海岸)的居民也不属荷兰节制(第64和75页)。当讲到马来(无来由)人时，作者指出他们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种类"，可以发现他们四处散居，尤其是在麻六甲(Malaka，马六甲)、吉礁(Kedah，吉打)、巴东(Padang，巴东)、望久里(Bengkulu，明古鲁)、马辰(Banjermasin，马辰)、里骂(Bima，比马或利马)、知汶(Timor，帝汶)、把实(Pasir，帕西)。他们多有劫掠，巢穴处于吉利门(Karimun，卡里蒙)、龙牙群岛(Ling-ga，林加群岛)。有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他具体解释说，他们的语言马来语也由"和兰遵之，以通融华夷，如官音然"(第62页)。
如果他单独论述万丹(Banten)史(苏)丹国(第27-28页)，那是为了让人注意，该地区的居民和国王都丧失了任何自由："爪亚之番，四处星聚，虽有国主，敬畏和兰，遵循维谨，不敢少懈"。其史丹(爪亚之主)处于山中，所居王府极其壮丽。王府之外，筑一小城。和兰十二人，夷兵百人居小城中，名曰'护卫'，实所以挟制史丹也。其史丹殁，诸子非和兰之命不得立也"。
"我们的作者于此便根据爪亚(爪哇)人的朴实与和(荷)兰人的高傲态度，得出了如下结论(第27-28页)："爪亚性愚蠢，皆曰彼畏我，所以纳我土地之税。彼敬我，所以设小城，亲自护卫我。 然爪亚之人，四处上下，来自吧城(Batavia，巴达维亚)、井里汉(Cirebon)、北胶浪(Pekalonga)、三宝城(SemaraAg) 森(Lasem)、竭力石(Gresik、四里猫(Surabaeya)、外南旺(Blam-bangan)、西自柔佛(Johor)、巨港(Palembang)、占卑(Jambi)、览房(Lampung)等十区处。皆其种类。众奚止百万，和兰人数，干不 及其一，大相悬绝也。然而，和兰沉勇有谋，设计笼络，以威胁之，以 利诱之，足队慑服其心，无敢不遵循畏怖。古人尚智不尚力，信夫！" 接着，王大海在研究华人于这些地区的地位时，最终讲到了侨领们的任命问题。其选拔实际上是在两种水平上进行的。受推举人首先应属于商业精英，获得其他商人的默许以便能够向荷兰人提出其候选人资格。我们下面就看一下王大海是怎样介绍这一事件的(第4页)："富商大贾，获利无穷，因而纳贿和兰，其推举有甲必丹(Capitaine，头领、首领)、大雷珍兰(Lieutenant，副手)、武之迷(boedelmeester，孤儿院长)、朱葛礁(Secr6taire，秘书或书记)诸称呼，俱通称甲必丹。华人或口角，或殴斗，皆质之甲必丹，长揖不跪，自称晚生。其是非曲直，无不立断，或拘或打，无容三思"。 稍后不远处，王大海又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关对一名甲必丹就职典礼的描述。据我所知，这是该时代绝元仅有的一种描述。他无疑曾被允许参加过这种典礼(第19-20页)。"凡推举华人为甲必丹者，必申详其祖家，甲必丹择吉招集亲友门客及乡里之投契者数十人。至期，和兰一人捧字而来，甲必丹及诸人出门迎接。和兰之人入门，止于庭中，露立开字捧读。上指天、下指地云：'此人俊秀聪明，事理通晓，推为甲必丹，汝等乡音以为何如?'诸人齐应曰：'甚美甚善。'和兰俱与诸人握手为礼毕，诸人退，方与甲必丹携手升阶至堂中，疆绪叙宾主礼。"
我们的作者对此做出了评论："其笼络人皆如此类也"。
在有关对于官府的评价方面，笔者注意到在程逊我与王大海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差异。前者到处都看到了某些阻碍自由的地方。他在到达噶喇吧时，对于环澳的践舟以及巡回的哨艇感到惊讶不已。他在城内发现了于军卫附近存在着站岗的哨兵，而且还补充说："而所历城池泛地，又皆处处戒严，巡察苛细……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则入国向禁，乌得不一一而细稽之耶"(第4页)。他产生了一种认为"群番凶悍"的印象，必须"剑渐矛炊"，也就是说他生活在不安全之中(译本第298页)
至于王大海，如果说他也发现了荷兰当局对于民众所实施的森严控制，那么他却记录下了某些好的方面："水旱来往，皆给文凭，使不得滥相出入，其用法之森严，设税之周密，亦大约可见矣"。相反，他对于他们审理犯罪案件的方式却不太欣赏(第4-5页)："惟人命，则不问邻右而重见证，见证必审讯，斩鸡发誓，方敢花押定案。所以杀人或弃之道路或流之沟洫，皆真而不问，无敢作证也。磋呼，人命至重，竟如此惯愦乎"。
然而，尽管具有这种野蛮的政治秩序，王大海仍在这些地区发现了魅力，正像我们现在就要看到的那样。
(二)西洋是一个"天堂之地"吗?
当然，华人商贾们也应被纳入其中的统治领域并非是不受限制的，但他们一旦定居在那里，似乎也能够找到很容易地脐身于这个网络中的手段。王氏将"西洋"描绘成了一个很容易在那里谋求利润的地区，那里的自然气候条件极其温和，生活安逸而舒适。他甚至在一处还提到："西洋之地，有可爱者，亦有可惜者"(第6页)。
"海岛"的迷人之处
针对气候问题，王大海指出："天气不寒，频年如夏，百花畅茂， 四季俱开。冬春之际，夜雨朝晴，此时景之艳阳可爱也"(第6页)。 他对于自己称之为"夷花"(第153页)者都做了特别发挥，诸如"尖指甲"(cempaka，玉兰花，含笑属)、"君垅梦"(melati，阿拉伯茉莉花，依兰香)、"例冒"(kenanga，cananga，夜来香)等。它们都能飘逸出过分沁人心脾的香味。他特别讲到了三宝垅(Semarang)的气候，指出了那里的气候比吧城更为宜人，因为那里"清凉"("至其天气，清凉，胜于吧国"。第l9页)。那里的土地肥沃，无需人下多大辛苦，五谷便会生长(第30页)："居民杂处山谷间。种田，岁只一收。于春雨后，田水平满，散粟于田，则自发生，并无耘锄犁耙。草萎不生，自然畅茂，一穗数百粒。故西洋之地，米价平贱。山斜之处，亦可种粟，以锥凿地，置粟数粒，及时则善茂。其粟不用磨砻，以长木槽数人用直杵舂之，脱粟簸出，乃再舂米。其米粒长而软，内地不及也。
作者继续其比较，他同样也告诉我们说，瓜哇水果皆美于闽广(第31页)。他描述了他发现味美的当地水果，以其马来文名字相称，并按照其地区的读音而用汉文字为我们提供了其对音词。这就是"染雾"(jambu，水色香樱桃，蒲桃)、"红毛丹"(rambutan，韶子)、"望吃"(manggis，倒捻子)、"丝里喈"(srikaya，番荔枝)、"些六"(salak，沙腊果)、"流连"(durian，榴莲)、"雾挥"(duku，杜古果)。他简单地列举了某些在中国也为人熟悉的水果，它们没有任何奇特之处。唯有蔬菜稀少又昂贵。据他认为，"蔬菜倍贵于鸡骛。缘米价平贱，人皆不肯竭力灌种也"(第3l页)。
生活环境似乎同样也吸引了王大海。当然，他对于荷兰人和华人住宅的赞赏，要远远胜于对爪哇人的住宅的描述(第5页)："吧城地势平坦，人居稠密，出鉴光(城市)以外，皆为园地，而和兰园林相接，联络数十里，就中楼阁亭台、桥梁花榭、曲尽精美，殆非人力所及，其穷工极巧，难以笔罄"。
如果大家根据王氏为我们留下的有关北胶浪华人甲必丹花园的描述来作出判断，那么华人豪门的住宅就并不逊色于荷兰人的住宅。由于其气候，北胶浪使人联想到了仙境(第23页)："西向者为甲必丹第。右有一园一所，可三四亩。树林阴霸，翠色可餐，有亭曰间云亭。甲必丹公余之暇，游息其中。亭之东，百卉俱备，四时长放，永无残歇，殆有仙从事家景象。南行数武，有池一方，夹岸垂杨，游鱼可数。池之东，柑园半亩，葡萄一架。园之西，有丝里园(丝里者，老叶也)。两园相接，界以墙，而巨门通焉。园后家山，椰树数十株，亭亭净直，围可合抱，其叶类葵扇而长，迎风瑟瑟，不觉令人兴离索之感也"。
除了论述仿造一个微缩华人社会的花园(酷似由于周边省份中任职的官吏们于同一时代营造的那些花园)之外，我们的作家也表现得能够胜任评价土著农民。在讲到北胶浪(北加浪)的同一座城市市郊的自然风貌时，他提到了夕阳西下的一幅景致。作者认为，它证明了爪哇的景色并不逊色于中国的最美景(第25页)："浪中山僻之地，不假修饰，自有山高水长，天然景色，至于夕阳在山，渔人返掉，行歌互答，欵乃相闻。有似楚江音节。河水不深不浅，菱芡纵横，仿佛苏杭景象，俯仰之间，皆足以游目骋怀，为会心者独得其趣耳"。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讲人类社会。王大海对于形成这些地区之特征的生活极乐而震惊。他说："余谓西洋，为极乐之地，然必须家无父母，终鲜兄弟，无内顾之忧者，方可终为极乐之人"(第2l页)。他对于其国与海外的幸福观做了一番比较，这种比较既说明了儒教伦理对于个人的强迫性，又说明了爪哇良好社会的生活方式所代表(对于一名移民来说)的新奇特征(第2l页)："中华之乐，盖有礼义廉耻以相维，不能极其欲也。西洋之乐，则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而穷奢极欲，以自快其身而已矣"。
此外，作者还暗示了另一事实：在西洋，人们更注重吃食与休卧："西洋惟食与卧最重，虽有急事，不即通报，俟其食毕卧起，方敢言及"(第21页)。商贾们极其侈奢地生活，由女婢、女奴和妻妾们簇拥，她们都要保证商贾们获得舒适生活，时刻准备为他们扇扇子和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王大海补充说："婢妾持伞障日，羽葆扇风，执悦捧盒，而服事于左右者，举国皆然，无足怪也"(第2l页)。与中国不同，在西洋很容易找一个女子。王大海完全如同40多年之前的程逊我一样，同样也指出：来自中国的华人，做为女婿而受到了高度的好评，而那些诞生于本地区的华人却绝无此殊荣。在这后一种情况下，一对蜡烛就足以确保定婚礼，这是无足轻重的(第20页)。程逊我明确地指出，他曾拒绝向他提议的招赘一事。王大海却暗示说他娶了妻子，并且舒适地生活，甚至还根据当地的方式在其仆之中另有一名西兰岛(Ceram)的黑肤色女仆(第73页)。我们不知道当他决定返回中国时，她是否随他而归。
甚至来自中国的僧侣们似乎也被这种舒适安逸的生活所感染。王大海叙述了他与一名行为古怪和出言滑稽的僧佛宾会见的情况。该僧能书善画，为三宝垅大寺之住持。此人的原籍同样也为漳浦。他"公然娶妇"，育子女各一，蓄有多名男女婢仆。王大海指出："客至唤婢烹茗，诚可笑也。盖西洋僧，家有妻有妾，无足为奇"。为了戏弄他，王大海赠佛宾一首绝句(第49页)云：
"闻道金仙在此间，
禅宗世家竞安闲。
袈裟自绣闺房里，
待客烹茶唤小鬟"。
虽然我们的作者很谨慎，但大家仍可以想象，这两名"老乡"曾不止一次地相遇，他们的赛诗并不仅限于这些绝句。非常遗憾，王大海在巴达维亚居住期间所吟诗的诗集叫作《洪余诗钞》(意指在波涛中旅行时所吟的诗句)。他归国数年后，曾让其故友李威吟诵(第12页)，该诗集似乎不存。
像荷兰人于星期天于花园中设宴或散步，以及爪哇人拥有他们自己的"浓迎(ronggeng)、"丹大"(tandak和"花英"(wayang)的戏剧一样，华人也聚会于其楼亭之中，以听音乐、观看舞蹈表演、打牌，甚至是赋诗。我们于此可以发现一种当时在中国和特别是在福建省很流行的做法。这类"诗社"提供了朋友之间饮酒的机会。程逊我也指出："怡酒趣，泌诗脾，诚乐事也"(第4页)，诗社同样也提供了密切社交联系，既讨论过去又讨论现实事务的机会。然而，这种生活似乎给我们的作者留下了某种遗憾。
"海岛"中所缺乏的东西
王大海非常巧妙地习惯了爪哇文化的多样性。他不无好奇地关注爪哇文和马来文等文字(第60一61页)。他观察并描述了土著人用削尖的竹片来书写的笔，欧洲人则用鹅毛管笔(第14l页)。他未做判断地指出，在这些地区存在着一种文化适应的现象。一方面，他提到了"色仔昨"(Serani，指欧亚混血种人或天主教徒)，华人当时呼之为"乌鬼"。他们往往都是葡萄牙人的混血后裔，于城内设自己的礼拜寺，可以阅读和书写荷兰文，其属多从书秘或从营伍。另一方面，他又提到了称之为息至(Selam，第6l页)者，他们是同样亦为混血儿的华人后裔，这些人都是"语番语"和"读番书"的穆斯林。但由于他本人在文化上仍然是典型的华人(即使说他明显曾习马来文也罢，因为其文中充斥着以当地方言而用中文方块字记音的马来文词汇)，他非常遗憾，在那里找不到以资随心所欲博览的"诸子百家"著作，也就是古代各大师和百家学派的著作(第6页)。换言之，王氏抱怨说，那里有关经典的教学很不发达，中国黄金时代的哲学丝毫未能引起移民们的兴趣。他对于可以在这些海岛中发现的藏书阁的情况，未向我们提供多少重要内容。但是，如果根据他指出的其巴达维亚(圣墓港)的一名故友耗费大量时间以"工于草书"的事实(第42页)，那么我们便可以由此而推论出来，这类书的数量不足，不大容易从中国运来。另外还有一桩同样令人感到惊奇的事，他未提及巴达维亚的两所华人学堂。其中最新的学堂曾叫做民生书院，以纪念漳浦同一名称的一座书院。哲学家、诗人、画家和明朝的大忠臣--祖籍本地的黄道周(1585-1646年)在一段时间内曾于那里讲学。
王大海也遗憾地(至少在有关他居住不少于一年的巴达维亚，情况即如此)感到，他没有任何赞同其思想和可以与之倾吐其感情的朋友。他在北胶浪居住期间，也曾感到过这种孤独，即使是当他与本地的甲必丹及其朋友们交往时也如此，正如我们于其对花园的回忆中所看到的那样。
如同其时代的中国人一样，王大海也发展了对于远足和游玩的兴致。他对于在巴达维亚附近找不到石窟、山洞、以其壮丽或神秘而著名的寺庙感到遗憾，因为无法到那里去散步和消遣(第6页)。我们确实知道，当时中国的寺庙是最佳宴客之地。
有一件事令人相当费解，作者的遗憾未涉及到社会秩序，他似乎未对此提出质疑，而仅仅触及到了其中国知识分子的愿望。大家将会看到，他甚至通过几个典型人物的传记之迂回手段，而得以设法证明，中国人的价值观甚至是非常成功地在一种外国的社会环境中长期延存下来了。
(三)这是海外的一个典型华人社会吗?
王大海于其自序中指出，他曾阅读过程逊我的记述，而且还赞同此人描写该地区的细腻文笔。但他觉得程著在人之感情方面却讲得不完整。事实上，程逊我仅满足于有关荷兰人和爪哇人的两条简传，非常奇怪的是对于华人却只字不提。相反，王大海后来却专钟于这些华人，正如他在可能本为在中国出版的方志所写9条华人传记证明的那样，最后一条也就是最不值得赞扬的一条传记，便是僧佛宾传，上文已经提到过此人了。这些传记揭示了他观察这个海外社会的方式，介绍他们顺序本身就意味深长。最后，这些传记似乎可以算在中国所出版的最早的《海外华人名录》之一。
地方守护神
王氏以在当地被神化的两位英雄人物而开始论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既保护移民，同时也保护土著人，"华夷所共钦仰也"(第XIV页)。我们将会发现，王大海完全和程逊我以及当时的其他中国人一样，都认为中国与爪哇之间的关系史开始于明代，即随着郑和及其待从王三保(王三宝或王景弘)的出使而开始。王大海介绍说，在三宝垅有一个石洞，叫做三保洞(印尼语做‘葛堂巴都’，Gedung Batu)，它被认为是这个时代的"三宝遗迹。它在土著人中被认为是一个"极有灵应"的地方。据三宝垅华人公馆的档案记载，于1724年举行了一种仪式并紧接着对石窟做了一次修缮，以谢神的恩泽。事实上，本地最古老的碑刻年月就是雍正二年(1724年)。王大海仅仅指出："每朔望，士女云集，拜祷其处"(第39页)。
王大海告诉我们说，第2位被神化的英雄人物是某一位郭六官(Kwee Lakkwa)。他本为商人，在一个我们无法断定的时代，当他正在泛海经商时，受到了意欲夺取其舱内货物的海盗的袭击。据他所言，此人赵海而行并瞬息不见，同时掀起一场风浪，使海盗舟覆和番众尽死。此人后来便因其非凡业绩而倍受华人崇拜，他们谥其尊号曰泽海真人，立词以祀焉(第4l页)。此外，王大海还提到了在北胶浪为泽海真人修建的庙祠(第23页)。在王大海于爪哇逗留期间，在中爪哇至少还有另外两座庙祠。其一位于三宝垅，可能建造于1764年左右；其二位于直葛(Tegal)，大约营造于1760年左右。值得于此提出，郭六官的这段故事也登录在三宝拢华人公馆的档案中，只有几处歧异。
孝烈两妇
王大海接着又赞扬了吧城的两位妇女。她们无懈可击地体现了华夏社会中所要求的妇女的道德。在他的心目中看来，这一切都趋于证明，这些海岛地区的社会已经完全开化了。其中的第一个妇女是连捷公之妻。连捷公事实上是甲必丹和富商连富公(Ni Hoekong，约为17lo-1746年)之弟，他本人拥有土地并于1738-1739年间行使武直迷(boedelmeester)的职务。该妇女遭1740年吧国之乱，在尽祭其夫之礼后投江而死，不愿意成为一名已经夺占她的权贵之人的妻子(第42页)。
第2名女子是一个"西洋妇"，不知其名，但她是苏某之妻。苏某是原籍漳州的经商者，归国之后不久遂卒于家。该女子闻其讣之后，乃子然帆海以归夫家，奉养公婆，教其夫之子成人。王大海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呜呼！妇人节义，求之中华，尚不多得，况荒服僻壤之地哉！诚令人肃然起敬，磋感不忘也。惜未详其姓氏为可憾耳耳(第42页)。
以教育妇女而开始"改造"诸番社会的愿望，当时也并非完全是新问题。明永乐皇帝于1404年命礼部装印万余卷《烈女传》，以向诸番地区颁行时，就已经致力于教育南方地区的女子了。
为其省增光的福建人
此后接着便是四名男性人物的传记。他们之中至少有三人原籍为漳州，都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现出了才能和智慧，同时又属于吧城和三宝垅华人中的高雅之士。
作者未确定其社会地位的第一个人，是一个谢绝时务的隐逸。这就是连木生(NiBokseng)，而且其名字也出现在曾于1761年参与修造一处新公墓的施主之列，这就意味着他属于富裕阶级。况且我们还可以假设认为，他与我们上文刚刚提到的甲必丹连捷公(Ni Hoekong)家庭具有亲缘关系，定居于吧城至少有两代了。据王大海认为(第42-43页)："连木生，字性停，居于圣墓港之蕉园，谢绝时务，工于草书，喜管弦，能诗善奕，各尽其妙。每礼拜日，宾朋满座，殆有北海之风。园中草木苍翠，花果丛茂，垂杨拂水，松柏参天。有楼曰得月楼，有桥曰月桥，有竹林，有鱼池，幽隐屈曲，颇有雅致。而木生人品淡然如菊，襟怀洒落，诚当时之隐逸也"。
王大海为我们提供了另处一种传记，它可能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时人怎样才能同时做为文人和商贾，而且又能不出现多大困难地从一种地位过渡到另外一种地位。这里是指某一位黄井公(Oei Tjekong)，同样也为漳浦人，曾享有以诗酒自豪之名声。他在一段时间内曾任三宝垅华人的甲必丹(据其它史料记载，约1754年左右)，因课项未明，竟至囹圄。由于他拒绝控告那些罪犯，所以众人各敛金而出之。其长子黄绵光(Oei Biankong)本人也经商，(他在吧城拥有榨糖厂，于1791-1800年问任甲必丹)，奉井公归养吧中，筑园于清漪之沼。事实上，黄井公(OeiTjekong)一名也出现在于1761年赞助修造一新公墓的施主之列。井公在这种退隐之中，"日与二三游侣，啸咏其中以自适"。作者介绍了当地人的一种评价，据此认为，这种幸福生活的晚年，"人皆以为古厚之报云"(第47-48页)。事实上，对他的纪念已经记载在三宝垅的中文档案中了，它们针对他也记载了同样的事实。这就可以使人猜测到，王大海为写此条传记而参阅了这批档案。
接着是两名祖籍漳州的商人的传记。这就是许芳良(KhouwHongliang)和陈豹卿(Tan Pakheng)，后者又叫做陈晒(生)。所有这二人都获得了惹人瞩目的成功。其中一人在吧城，另一人在三宝垅。然而，他们中之一保持了某种高度的宽容，另一个却保持了一种巨大的慷慨大度，从而表现出了其深邃的做人品质。
王大海指出，许芳良曾在吧城任甲必丹。事实上，他仅仅于1756-1772年(这是他去世的年代)间出任雷珍兰(Lieu-tenant)。王大海介绍了两件轶事趣闻。据此来看，许芳良懂得对于其门客中那些犯有差错的人表现得很宽容。如蔡锡光，他出于疏忽，将来自福建的珍果剖而供其主人食用，而许芳良本来是准备将此果进之吧王的。面对既成事实，许芳良仅仅讲了这样一席话："此诚故乡中珍果也，实希得尝"。悉呼其客及家人共尝之(第45页)。王大海同样还介绍说，许芳良对于与之同姓的人，表现得也很慷慨，视之均如自家成员。当他们到达吧城时，便安排为他们找到一 份工作。
陈豹卿(Tan Pakheng)在当地则更以陈旺(Tan lik）或者是陈（日历）生(Tan Likseng)之名而著称，漳州附近之石美人。他为了佐理一名亲人(据其它史料认为是其兄)陈映(Tan Eng)而来到三宝垅。陈映投资制糖业并于1760年左右任三宝垅的甲必丹。1770年，陈映卒，陈（日历）遂袭其甲必丹职。他后来又贾帆数十，在各不同港口发贩，其利甚丰。不数年，他便富甲一方，成了该地区最富裕和最受尊重的人。王大海介绍说，他亲眼看到过一名"淡板公"(tu-men8gung)级别的番官是怎样以极其尊重的礼节前去拜访甲必丹。该番官入门则膝行而前，这样就使王大海声称："异乡贵显一至于是，真为华人生色也！"他将其结论一直发展到声称，如果说三宝垅在一段时间内经历过高度繁荣，那完全是由于甲必丹的本领。他还介绍说，在三宝城有一个被称为"三宝拢土库"的代理商行，那里所有新近来自中国并意欲稍后赴三宝垅的人，在未找到合适职业之前，都会在那里得到帮助(第43-44页)。在王大海写下这些文字时，陈（日历）已经去世7载了。众所周知，应他那既在福建又在三宝垅的家庭之请求，其遗体要被运回中国。但地方当局却表现得纠缠不休，其家庭最终被迫支付一笔巨额款项，以获准为其棺木下葬。时隔不久，有消息传到三宝拢说，当爪哇和其它地方的华人归国后，若他们于官府中没有地位很高的亲属，便会遇到许多困难。
如果希望通过这些有意造成的不连贯札记(王大海由此而赋予其文集一个标题《海岛逸志》)，而得到有关"海岛"以及它们与中国社会的联系是由移民维持的方式有一种全面的看法，那么肯定会有些冒险。然而，我们似乎可以指出，这些地区并未被视为一个无法联系的异国社会，它们距中国大陆的遥远距离之困难，已被商船越来越频繁的往来所减缓。对于这些远途旅行家们来说，在福建和爪哇港口之间有一种经济与文化的持续联系。虽然在这个时代，于海外尚不经常使用"会馆"一词。但在巴达维亚已经存在有许多会社，它们既是与其祖国，又是与爪哇其它城市有一种联系纽带。王大海向我们讲到了吧城的这个"三宝垅土库"(商行或会馆)。我们通过其它材料还知道，长泰(漳州地区)的商人至少自1752年起就有一个会馆，从各种迹象看来，它位于一座寺庙凤山庙中。
在这些主要是抱有经济目的集团之外，也存在着某些诗社。它们可以供其成员们定期聚会并维持一种可以使人联想到其故乡的那种文化生活。此外，我们还可以思付，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为福建诗社的分社。本处所提出的问题是要知道，文人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以及他们是怎样从一种人转变成另一种人的。在这一方面，连木生明显是一个特别引入注目的人物。如果我们阅读一下王大海笔下对其思想境界的描述，那就可以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对于那些希望生活于经商活动之外并维持一种文化社会生活的人来说，爪哇也是一块绿洲。我们知道，天地会在漳浦的活动由于提喜和尚(1719一1779年)的积极推动而得到了广泛发展，大家可以提出一个要知道秘秘会社是否通过佛教僧侣的媒介作用同样也出现在爪哇的问题。王大海向我们描绘的僧佛宾也没有非常关注其信仰的迹象。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商人都在中国有一个家庭，在爪哇还有另一个家庭。他们也应该关心获得神灵的保佑。在18世纪时，似乎出现了一种宗教复兴。在三宝垅，他们很注意以修复被认为是三宝太监居住过的石洞的方法，来加强与祖国的联系。此外，王大海曾赞扬过的那个人之堂兄--甲必丹陈映还于1768年在那里竖起了一块碑"。正是陈（日历）主动地集资将旧佛寺迁至位于现今遗址上，该寺于此时才取名大觉寺。工程由其子陈长菁(Tan Tiangth-jing)继续进行，我们在一方被断代为1814-1815年的牌文中尚可读到其名字。除了豪门富户住宅之外，同样还曾做出尝试，以按照中国方式装饰一片城市空地，它位于土著人和荷兰人的地盘附近。
因此，我们觉得在这个18世纪末，曾在互相依附和宽容中有过一种真正的共处。读者将会发现，王大海并不特别关心地方史。他不仅仅根本不知道标志着爪哇人与荷兰人之间斗争的不同阶段的事件，而且似乎还佯装忘记了1740年的动乱以及继此之后的战争年代。他实际上对这一切并非一无所知。王大海在连捷公之寡妻的传记(请参阅上文)中简单地暗示了一切。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沉默呢?可能是由于他更为关心突出华人于海外的成功。事实上，其目的之一似乎也是向其读者们提供有关那些移居海外和面对一种外国社会秩序者的正面形象。他通过某些例证而证明，在外国就如同在中国一样，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典范性的华人。
这同时也可能是王大海感谢这些爪哇富商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非常友好地接待了他。难道不是王大海于三宝垅首先为陈（日历）和稍后为其子充任秘书吗2在此情况下，他可能接触到了华人公馆的档案，甚至可能是对它们进行过分类。这就可以解释他写的传记中的几篇与当地史学家林天佑(Liem Thjanjoe)摘录的那些非常相似，林天佑的摘录文已用马来文载其上引三宝拢华人史中了。在大家尚无法重新找到这些神秘失踪的档案的踪迹之前，这一问题就将永无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