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史观与架构

1920年代初期布劳代尔在巴黎大学所受的历史教育，以及1930年代初期他在教学研究的过程中，所见、所学、所写的是所谓的传统史学：以人物、政治、外交、军事等为主的事件史。1920-30年代间，他虽然受到新史学者如Berr、Febvre、Bloch等人的影响，但那时期的作品（以单篇论文为主）基本上还是传统的，这可以从《布劳代尔文集》(Braudel 1996-2001)三册中看出来。

他的第一本书《地中海》(1949)，在体裁上与其它史学著作大异其趣的地方，是他把事件史的重要性放在最低层（第三篇）。综观《地》的第三篇、之前的单篇著作、《历史论文集II》(1990)中论Phillippe二世父子的两篇传记，都可看出他在传统史学的成就。他绝对是这类传统史的高手，但竟然舍此而转投入长时段史观与变动趋势史观的写作，这也正是他得以创出史学著作新体裁的大破大立。这是风格上的大转变：放弃具体事实依编年的方式陈述，和以人物、事件为中心的写法，转而着重于历史图像的构思。他在改写《地》第二版时，甚至曾还考虑要放弃其中第三篇的事件史。

这种历史构图的写作方式，特点是不着重于解决具体的问题，也不在提出命题或假说，然后找史料验证，他所关怀的是要如何呈现主题的结构性面貌。以他的《资》为例，资本主义史本来就是个既具体又抽象的过程，马克思、韦伯、宋巴特都曾赋予不同的视角，诠释出不同的面貌。布劳代尔的手法虽然不同，但精神是类似的：他用三册的篇幅，分别描述资本主义活动的三个级层（日常生活式的基层市场、国家市场内的各种经济活动与交易、国际市场的贸易与资金流通）。

简言之，他没有既定的论点要辩护，也没有学说与思想上的兴趣，他要做的是用丰富的史料，来描绘出这个题材的多重变异性面貌；这种手法在《地》、《法》都可见到。要有这种背景的理解，才较容易当握布劳代尔著作的架构，否则他的文体与章节安排，对着重内在逻辑的读者而言是一大精神负担。

另一项结构设计上的特点，是他的题材通常很大，跨越好几个世纪，触及各层面的多项题材，只要看这三部书的详细目次，就能体会他的野心：长时段史观加上总体史，涵盖的范围纵跨好几个世纪，横越好几个面向。在有限的篇幅下（约一千五百到两千页之间），每个小子题平均只能分配到2-3页，有些还只有一页而已：例如《地》(II:447-8)论土耳其帝国的财政危机，这么重要的题材只用一整页的篇幅快速扫射。翻阅此三书的细部目次，可以看到不少这类的例子。

接下来的大问题是：在有限的篇幅内处理这么多题材，或许能满足他的总体史欲望，但怎么能表达出长时段史观的特点呢？也就是说，若要呈现出单一问题的长时段史观特色，总要有相当的篇幅才能挥洒出来，一尺长的画布怎能体现出三峡的状丽与风味？在史观上他很强调长时段（以世纪为单位）的分析，而在篇幅上却都在做挤压性的处理，所以读者很难从他的章节内看出长时段的特色，也看不出应该如何把他的长时段观点，和他所提供的史料搭配在一起，去理解他的长时段史观特色。

其实他的长时段史观是融在全书的架构上，而非在具体的段落内；他可以这么做，但一般史学研究者有谁敢和他一样，在《地》I:347-50这三页篇幅中，飞快综论欧洲与地中海域的市集？这么大且重要的题材，用这么少的篇幅怎能显现出长时段的特色？而在布劳代尔的著作中，这是常见的事。

这种主题庞大、点到为止的写作风格，必然只能是描述性的，不容易有空间去提出理论或假说，也没篇幅去解决具体的问题。所以读他的著作时，不必急着看各小节段落上的细节内容。较有效率的阅读方式，是先看各篇、各章、各节的前言，以及各小节的前两段，这样就足以掌握他的思考方向与基本视角，内文的细节虽然有时有趣，但启发性通常不高。把书中各层级的前言和首段集合起来，大概就能抓住全书的要点，各层级的末段反而不很重要，因为他不是个下结论的人。

2 文体与风格

他也不是个下定义的人，在《资》内我们从未见到他对资本主义下过精确的界定或定义，他只在第二册(II:232-49)中介绍此词的根源与各时代的用法。这种写法让读者很为难：没有精确的定义来掌握他对此概念的基本精神，在阅读过程中若有疑问，也难以确定是否合乎作者的基本要义。一本以资本主义为主题的书，竟然对这个关键词都不肯下定义，就好像查阅地图时主要的坐标竟然在漂浮一样，实在令人困惑。同样的困扰也出现在他新创的名词与概念中：「长时段」的精确定义是什么？如何应用在不同的素材上？我想这不是「原创性的模糊感」，而是他的体裁习惯。他先有个大略模糊的想法，不愿意把它明确界定出来，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被定死，二方面是因而能用以追求更多的可能性。他的目的不在于检验这些概念与假说，而是要把这些模糊的概念运用在不同的素材上，得出前后不一定相连贯，但或许会较丰富的产品。以conjoncture这个词为例，他在《地》、《资》、《法》中都大量应用在不同的题材上，得到许多不同的结果。有系统地读了这三本书之后，读者还不一定能明白此项概念的精确意义，以及如何把它运用在其它素材上。

他对为何不下定义的解说是：「绝对不要下定义，至少在我的推理上是如此。任何事先的定义，对我而言都是一种牺牲。我和François Perroux这位大经济学者讨论过很久，他习惯定义出名词的意义、问题的意义，简直和神学家一模一样。我对他说，用这种明确的方式来定义，等于是要中止讨论，可惜他听不进去。一旦下了定义就没得讨论了。」(Une leçon 1986:160-1)这是相当奇特的见解，逻辑性强的人大概很难接受。

这又牵涉到他写作的另一项风格：档案数据的用法与功能。布劳代尔夫人从年轻时起，就常随他到各国各地的档案馆查阅数据，她在1992年发表一篇见证，很生动地说明档案对他的意义：「令他动情的，而这也是他漫长一生中所培育出来，甚至到年老为止都没改变的，就是直接阅读档案。对他而言，这是在开启想象力的大门，而布劳代尔最具备的就是想象力。...同样地，在档案里，他的想象力也使得他从未感到孤独过。」(Paule Braudel, 1992:240)同页中还有些谈布劳代尔与档案方面的故事，非常有趣。

让我困惑的是：档案资料都是具体的事实，必然都是事件性的，一位着重长时段史观的学者，为什么会终身对档案保持高度兴趣？如何可能把档案数据和长时段史观结合在一起？我想有两种解释。一是把档案史料当作辅佐性的数据，这一点我们在他著作中大幅的脚注里时常可见。二是如夫人所言，档案内未预期到的数据，刺激了他的历史想象空间，这一点我们较难找到确证，但对他而言这是最重要的灵感泉源。所以他不是用档案来验证假说或增强推理的论证力，而是用档案来当作历史构图的刺激品，同时也当作解说性的左证。

以《地》书后所附的各国档案馆藏为例，数据来源长达15页(II:523-37)，在这么多国、这么多馆、这么复杂、如山如海的档案里，我们很难确知：(1)与主题密切相关的档案他是否都已掌握？(2)或是他只用已掌握到的资料来写作？对有具体问题要解答的研究者而言，第一个问题是关键的。我想布劳代尔是属于第二型：他没有具体的历史谜题要破解，手上有什么资料就刺激他往哪个方向写。「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更明白，为什么布劳代尔在1942年时曾说，如果《地》不是在战俘营里写的话，那一定会是一本不一样的书。」(Paule Braudel 1992:244)我们现在比较能理解，为什么他那么看重档案，又同时看重长时段史观；我们也比较能理解，为什么他也很强调细节的重要性：「细节，当然有它们的份量。」（Les détails, bien sûr, ont leur poids.《地》I:516）

另一项与写作风格相关的是，他的手法和绘画家很接近，夫人的见证值得引述：「其过程不是逻辑学者式的，也不是哲学家式的，或许是一种艺术家式的吧？总之，我是在20年或25年前才开始思考，布劳代尔这位作家的写作方式到底是属于哪种机制？我记得那时所得到的印象，正如一本与历史毫不相干的著作里所写的：“视觉的认知”(la perception visuelle)。书内所提供的例子，是有位画家想把所见到的景观绘出一幅画。他什么都看到了，也全都注意到了，之后把各式各样丰富的细节交错编织起来。但真正吸引他的是：在拥有丰富的细节知识、整体地理解这个题材之后，但其背后的意识与意义却还不够清晰明了，这些不显之处才是引他入胜的吸引力。描绘出一幅画，对他而言是把内心的这种认知翻译在画作上，也就是对一大堆混乱的材料做译码工作，试图指点出它们的意义脉胳。当我回想起这些事情时，立刻想到我曾经不自觉地观察过布劳代尔这位史学家的心路历程。...最后我还要补充说，在那五年〔战俘〕之间，他有很充份的时间重新构思他的历史图像，他没有放松过这件事，而这也是他唯一的消遣。我也觉得正是在那时候，他感染上终身不愈的毛病，那就是一再地改稿；大都是靠记忆在写作，改稿时也不看前稿，几乎是完全重写。我批评过他，说这是浪费时间与精力，他笑着回答说，他也没办法用其它的方式来做。他说：“可是，也是妳告诉我马谛斯(Matisse)的故事，说他每天都用不同的方式，对同一个模特儿绘同一幅画，而妳一点也没批评他的意思。妳也说他每天都把画作丢到垃圾桶里，直到找到自己喜欢的线条为止。我所做的也正是有点这个意味。”」(Paule Braudel 1992:243-4)关于最后这一点，他在《资》第二册前言的最后一段也有类似的说法。

另一项与文体相关的是他的书写方式，这牵涉到他在修辞与句法方面的特色。基本上他的文字常带有诗意，文学气息浓厚，这些问题在Carrard (1992:54-62)、Chaunu (1992:71)、Gemelli (1995:47-8, 78)、Labrousse (1972:17)、Kellner (1979:204-5)都有很好的分析，在此不赘。

3 批评

对布劳代尔史学风格的批评，大约可归为两类：一是他缺乏（一套）史学理论，二是他缺乏一手的深入研究。各举一例来说明。就第一点而言，1977年在纽约Binghamton大学举办的研讨会〈年鉴学派对社会科学的冲击〉中，Melvin Leiman问：「年鉴学派的长处，是运用很多未被注意到的细节资料去重构历史，但另一方面却未能显示出数据重要性的顺序。也就是说缺乏一种理论，据以分辨哪些是最重要、哪些是次要的。换句话说，年鉴学派缺乏一套社会变动的理论，在解释历史的连续性之外，还能解释历史的不连续性。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这是个尖锐的好问题，可惜布劳代尔的回答过于广泛，看不出主要的论点(Braudel 1978:255)。

他确是创发了一些有名的概念（长时段、经济世界等等），但他从未提出因果关系式的史学诠释，他甚至是在避开任何与历史理论相关的可能性。这一点他在《资》的全书序言（第一册页25）已说得很清楚：「我在构思时尽量避免卷入任何理论，而只靠直接具体的观察，以及用比较历史的方法来研究。」这和他对避免下定义的态度相同。

我想可能还有两个原因。第一，1950-60年代他壮年时期，正值法国人文社会学界多种理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交互论战的时期，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因为他在学界与行政工作上已经引起很大争议），才有意地回避任何理论。第二，他很怀疑历史这个学门有可能或有必要理论化或应用理论。他的史学著作在文体上是走描述性的路线，是从档案与他人著作中取材，描绘出他眼中的历史构图，理论对他而言可能反而是一种束縳与枷锁。

第二项批评（他缺乏一手的深入研究）我很同意。他很少投入某项单一题材，具体地解决一个史学问题，而多是在综述他人著作与档案材料。布劳代尔的史学倾向，是在建构出心中的历史图像，尤其钟情于跨世纪（长时段）、跨国际式的大构图。这种史学手法是专家型的历史学者（专研某世纪、某文化、某领域）所不敢、也不能做的事，这种大气魄是无法模仿也无法学习的。

但若转到像《法国史》、《意大利模式》(Braudel 1991)这种较具体明确的题材上，一方面专家很多，论点也已较齐备，布劳代尔就不易做出新成果，因为会有许多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和他论争。也就是说，布劳代尔较适合做跨世纪跨国际的大构图，不适合做国以下层次的具体问题，如人口史、物价史、心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