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前的历史知识，主要来自中学课本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对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与康乾之治的了解，也很模糊，特别是对第一个文景之治，就知道汉文帝和汉景帝是个节俭的皇帝，范文澜先生对文帝的介绍与评价，只有一句：“汉文帝是一个著名节俭的皇帝。他亲耕籍田，提倡农耕，免收天下农田租税凡十二年。”至于汉文帝的其他思想与措施，则很抱歉，不曾有只言片语提及。

为了更好的了解今天，就要更好地了解历史，这次我是从“原著”上来学习历史，主要是直接读《史记》、《汉书》，我于是有了这篇文章标题的发现：汉文帝不仅仅是个出名节俭的皇帝，而且还有很多超现代人的观念：他反对株连；反对以言治罪；鼓励臣民发表不同意见；每有祝告，不要求为皇帝祈福，要为百姓祈福；自己承担过错的责任，反对把责任推到下边；他还认为，应该由贤能的人来治理国家，不一定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他还是中国历史上最谦卑的皇帝，等等等等。

我说他具有“超”现代意识，是因为，在现代的中国，不仅在搞株连，而且还严重地压制言论自由，压制言论自由，还是一项基本的国策。

汉文帝名恒，是刘邦属于中间的儿子。先为代王，诸吕乱后，由大臣拥立为皇帝，入主“神器”，大臣拥立他，是因为大臣们认为，他“贤圣仁孝闻于天下”。后来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一、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卑谦的皇帝

诸吕乱后，汉大臣们迎立刘恒到长安，请即帝位，刘恒谦让再三，这里难免有作秀的成分，但是在他即位之后的一系列言行，却表示，他是一个真正最为卑谦的皇帝。

元年正月，有司请立太子，文帝说：“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也，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

文帝二年十一月日食，下诏：“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是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讬于士民之上，……，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

十四年春，对于祭祀，下诏说：“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弥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媿。……。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鄕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临死之前，有遗诏，诏书说：“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死，死者天地之理，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或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接下来他要求丧葬一切从简，不扰民，不铺张，有利民生。（本文所有引文，均出自《史记》和《汉书》）

在许多皇帝的诏书中，都不乏自谦的说法，但是，比较起来，汉文帝是最真诚的。

二、反对株连

文帝元年十二月，他说：“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举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孥，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久远矣，如故便。”文帝说：“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熟计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孥诸相坐令。”

这件事，《汉书》中没有记载。

其实，在封建社会和皇权专制社会，株连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在封建社会和皇权专制社会，有一种既成的社会规则，一种制度性的习俗。

在那种社会制度下，是“一人得道，鸡犬飞升”，光宗耀祖，封妻荫子。

比如，刘邦得了天下，刘氏宗亲，都得封王封侯，这就是一种反向的“株连”，也就是“荫庇”，惠及族人；有功大臣的老婆，也可以封个“诰命夫人”，大将军卫青，屡立战功，不仅他自己封侯，就连他尚在襁褓中的三个儿子也得封侯；汲黯为官清正，他死之后，不仅他的弟弟、他的儿子，甚至他的外娚，也都做了大官。

那么，根据赏罚对等的原则，当一个人有罪之后，他的亲属受到株连，就是合理的。

汉文帝废除有罪株连，而赏功则连带亲属，是他极为仁爱的表现。

我这里把封建社会同皇权专制社会并列而论，是因为它们两者是不同的。

西周是中国的封建社会，而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之后，中国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了。到了西汉初年，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封建制度，是一种复辟，结果招致七国叛乱。其后，诸侯王的势力有所削弱，但还是有一定能力作乱，比如淮南王造反。直到汉武帝实行“推恩令”后，诸侯割据的势力才彻底丧失了，中国成为完全的皇权专制社会了。

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也有一次株连判罪的情形，也就是新垣平夷三族的案件。

古代社会，凡决定军国大事，莫不首先求助于龟策卜占，以测吉凶，这是正常现象。一般来讲，这并非完全是一种迷信，它还有一些理念，尽管它很神秘。在一些情况下，它还有助于决策的正确性。在大臣迎立刘恒为皇帝的时候，计未定，“卜之，兆得大横，卜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民光’”，就是大吉，刘恒决定去了。

但是，弄虚造假，有意欺骗，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文帝十五年，有赵人术士新垣平，善于“望气”，精心设计了一个大骗局，说如果设立“渭阳五庙”，当有吉瑞出现。

汉文帝相信了。十六年，“上亲郊见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十七年得到了一只玉杯，上面刻有“人主延寿”的字样，这件事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以至于要“改元”。“改元”，只有在发生了极重大的事件之后才可以作出，而且还要“天下大酺”，就是要老百姓欢庆饮宴，共同庆祝。

为了这件事情，这个新垣平可能受了很大的封赏。

可是好景不长，新垣平造假的事情很快就被发现了，那只玉杯是他事前埋好的，这件事使皇帝和整个朝廷丢尽了面子，被一个骗子玩弄于股掌之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是可以想象的，于是就有了对新垣平“夷三族”的严厉惩处。

在《史记》中，只说“其岁，新垣平事觉，夷三族”，在《汉书》中说的是“后元年冬十月，新垣平诈觉，谋反，夷三族”。

如果说，在皇权社会，由于赏罚的对等原则，株连有其合理性，那么，在现代社会，由于没有“一人得道，鸡犬飞升”的社会规则，株连就是完全不合理的。

新中国的株连，同样可以起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的作用，可是却是极不合理的，因为不再有“一人得道，鸡犬飞升”的制度。

一个人犯法与他的家人什么关系？

没有这个理由，却又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新的“理论依据”，这个依据就是“阶级出身，决定个人的政治立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要追究他的家庭影响，因而株连，我当了右派，是我个人的事，结果，却是我的整个家庭都影响，包括我的年老的母亲。有什么道理呢？

这种株连政策很是有效：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听话，否则，你的家庭成员，乃至你的老师、同事、朋友也要因为你的原因而付出代价，这当然有利于巩固统治。

可是，却也扼杀了社会的生气，再加上以言治罪，谁还敢说话？

所以我说，汉文帝有“超现代意识”，当然，这个“超现代意识”，只是对“新中国”而言，不包括现代的国际社会。

三、反对以言治罪

汉文帝二年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有诽谤訞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或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自古以来，君王治天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国家有了一个总头头，社会安定，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尽管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说那是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可是，没有这个社会管理者是不行的。君王虽然是统治者剥削者，可是，同样为了长治久安，他还是要倾听民声民意，所以就经常派了一些官吏，到各地采风，再把这些集中起来，上报朝廷，于是就有了《诗经》。

古时没有信息通道，统治者还要主动去调查，周厉王止谤，结果被流放了，到汉文帝，废除以言论治罪，是鼓励人民的言论自由，表达心声。

当今之世，信息通道十分发达，有报纸、书籍、广播、电视，还有新生的网络，可是，在我们可爱的新中国，却要控制言论，公开的媒体，能发表什么和不能发表什么，都要由一个宣传部来控制，与汉文帝相比，不是十万八千里吗？

更有甚者，自从1949年发以来，在中华大地，发生过多少起以言治罪的事情啊！动则得咎，人人如惊弓之鸟，全国上下，全是一片歌功颂德之词，吹牛拍马之颂，只能歌颂一个红太阳，决策连连失误，国家不断地陷入灾难。

所以我说，汉文帝具有“超现代意识”，并没有错。

四、废除肉刑

十三年五月，下诏：“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而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痛楚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此段只见于《史记》，，《汉书》中只说了一句：“除肉刑法”。）

当时的肉刑有三种：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砍了手或脚，何以为生？脸上剌字，终生受辱；至于腐刑或称宫刑，则更是一个男人的奇耻大辱。

汉文帝认为，刑重而“奸不止”，首先的责任是自己：“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对于现代社会的各种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我们的“上”，可曾有过“罪己诏”？检讨过自己的责任吗？

不过，到了他的孙子刘彻那里，就又恢复了肉刑，到少是腐刑，而且还对他的大臣——太史公司马迁，这是对男人的自尊的极大伤害。

五、建立世界是最早的养老制度

汉文帝元年三月，“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疋，絮三斤。……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汉书》）

《史记》所述不同：“三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皇后姓窦氏。上以立后故，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

这两个叙述差别不小，如果是后者，这种赏赐不仅是一次性的，而且还是因为立了皇后的缘故，所以才有赏赐。

而前者不同，第一，它是因为春发草长，因而使汉文帝产生悲天悯人之心，所以才下诏，建立一种制度，体恤鳏寡孤独；第二，这种赏赐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种制度：“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就不是一次性的，同时，还要求“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就也不是一次性的。

如果这是一项制度，一种养老制度，我想它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养老制度。虽然，年在八十以上才能进入这个养老体系，门槛是高了一点。

诏中还明确，这个养老金是从县财政中支出，所以我更认为它是一种制度。

我们的新中国，到现在为止，养老事业还不是全民的，养老金的数量也很少，当时“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疋，絮三斤”，不仅有米，还有酒有肉，何其丰也。

诏书的最后还有一句：“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对能享受这种养老待遇的人，还有一定限制。

至于汉文帝节俭的事迹，就不要我在这里多说了。

六、没有历史，只有史学家给我们讲的故事

太史公司马迁卒于公元前90年，班固卒于公元92年，相距不过180年，许多资料恐怕还没有完全淹没，但是，在相当多的叙述上竟也有很大的不同，还不仅如此，《新唐书》和《旧唐书》之间，则更有差别，于是我想到，我们不能真正完全的了解历史，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历史学家们给我们讲的历史故事。

故事的内容，虽然有一个大体的构架，可是，具体内容和对许多事物的叙述和评价，则会因为讲故事的人的不同而不同了。

虽然我感到有些悲哀，可是仔细想想，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情。

以当今之事而论，作何评价呢？

他是历史上千年不世出的大救星、救世主？还是第一个大暴君？

大跃进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刘少奇说是要上书的，怎么书？书多少？谁之过耶？

2008-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