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诗学（ποιησι）在古希腊语中包含“制作”、“创造”、“塑造”和“生产”等义。从功能目的论角度看，诗学与注重人格培养和成长的“教育”(παιδεια)之本义颇为接近。柏拉图的诗学，主要是建立在音乐与体操教育基础之上的道德理想主义诗学。这种诗学具有两个维度：一是以音乐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心灵诗学(ψυχο?ποιησι)，旨在培养健康的心灵、敏锐的美感、理性的精神、智善合一的德行，以便参与管理城邦的政治生活；二是以体操训练为主要内容的身体诗学(σωματο?ποιησι)，旨在练就健美的身材、坚韧的意志、高超的武功、优秀的品质，以便适应保家卫国的军旅生活。柏拉图正是想通过心灵诗学与身体诗学的互补性实践，来达到内外双修、文武全才的教育目的，造就身心和谐、美善兼备的理想人格。
质而论之，身体诗学以德为宗，强身为用。这里所谓的“德”，是指出类拔萃的德性与素养，不仅包含勇敢与节制等优秀品质，而且意味着将人的天赋体能发挥到极致所表现出来的超常能力。就此能力而言，“德”与“用”彼此相通，是指人经过系统而严格的体育锻炼，可达到身材健美、英勇善战和文武双全的境界，进而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能担当重任，取得卓越的成就。
一、古希腊的体操教育
在古代人类历史上，恐怕没有一个民族像古希腊人那样喜爱体育运动。奥林匹亚运动会之所以在公元前8世纪诞生在古希腊，除了与此相关的气候环境、民族天性和审美意识等因素之外，体育的制度化与独特的教育观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古希腊，体育制度化的风俗可以追溯到斯巴达人的军旅生活方式。斯巴达人以强悍出名，由于占领的地盘大，需要以一当十地对付被奴役的族群。当时，全身戴甲的步兵，打仗全靠肉搏，没有强壮的身体与灵活的步伐就等于送死。在斯巴达人的观念中，理想的教育就在于能培养出最勇敢、最结实和最灵活的斗士。为此，他们对新生婴儿进行严格的挑选，只养育身强体壮与发育正常者。他们不但锻炼男人，也锻炼女人，使儿童从父母双方那里都能禀受勇敢和强壮的天赋。正是通过全面而普及的体育锻炼，斯巴达人不仅练就了希腊人中最健美的体魄，而且培养了无数能征善战的军事人才，在漫长的希波战争和后来的伯罗奔尼撒等战争中，取得了赫赫战功。
在斯巴达人的影响下，希腊各城邦逐步将体育制度化。在雅典，最早的练身场（γυμνασιον）设立于公元前700年。远在公元前594年梭伦当政的时代，雅典就有3个大型公共体育场和不少小型体育场。16到18岁的青年，整天在练身场上训练，有时连语文和音乐课也要停止，好让他们进入更高级的训练班。“练身场是一大块方形的场地，有回廊，有杨树成阴的走道，往往靠近一处泉水或一条河流，四周陈列着许多神像和优胜运动员的雕像。场中有主任，有辅导，有助教，有敬奉赫尔美斯神的庆祝会。休息时间青年人可以自由游戏；公民可以随意进出；跑道四周设有座位，外边的人常来散步，观看青年人练习；这是一个谈天的场所，后来哲学也在这里产生。学业结束的时候举行会考，竞争的激烈达于极点，往往出现奇迹。有些人竟然持之以恒，锻炼一生。训练规则严明，生活起居均有定规，他们按时进食，用铁耙和冷水来锻炼肌肉……某些运动员的事迹和神话中的英雄不相上下。据说（雕塑家）米隆能肩上扛一头公牛，能从后面拖住一辆套着牲口的车，使其无法前行。”（丹纳，第313页） 可见，练身场就是一所学校，体育是教育中的重要环节。当时的城邦公民没有一个不曾在练身场受过严格训练。按照当时的习俗，只有这样才算有教养，才能应征入伍，才能成为一流的公民，否则就将沦为手工艺者和低贱的人。
与体育制度化相关的教育理念，在古希腊人那里也是非常独特的。他们普遍认为：体育和智育同样重要，二者不可偏废；肢体的和谐与健美有利于加强个人的意识和毅力，体育锻炼有益于身心的健康和全面的发展。古希腊作家琉善（Lucian, 公元120—180年）在一篇为体育辩护的文章中写到，体育活动对青年人的心灵会产生道德影响，从而引导他们选择人生的正道，防止他们游手好闲、惹事生非，同时还会赋予他们以良好的综合素质，即“美善兼备”（καλοκαγαθια）的素质。（Guhl & Koner，p.213）这种素质，实质上是将健美、审美与道德修养熔铸在一起的，而“美善兼备”一词本身，也正好是“美”（καλο）与“善”（αγαθο）两个范畴的复合结构，兼有形体美与道德美两个方面，其本意可以上溯到柏拉图所倡导的身体诗学及其教育理想。
在为数众多的古希腊城邦中，基于上述理念的教育模式均带有所属族群的某些个性特点。比较而论，有两种模式最具代表性，一是斯巴达模式，二是雅典模式。斯巴达模式侧重增强年轻人的体质和吃苦忍耐的能力，在多里克族群(Doric tribes)中间占主导地位。雅典模式侧重身心的和谐发展，强调温文尔雅的风度举止，在爱奥尼族群(Ionian Model)中十分流行。这两种模式各有千秋，前者更适合于军旅征战，后者更适合于内外双修，所培养出的英雄人物，个个具有健美的体魄，在日晒雨淋中更显得色泽鲜明，精力充沛，英姿勃发。譬如，在希波战争中，某位希腊联军将领为了鼓舞士气，竟然派人脱去波斯俘虏的衣服。当在场的希腊人看到波斯人一身软绵绵的白肉时，都哈哈大笑，从此瞧不起敌人，作战更加勇敢。另外，这种健美的身体也为艺术创作提供了难得的模特儿。在斐迪亚斯的《雅典娜神像》和帕拉克西特的《赫尔美斯》等许多雕塑作品中，人物在不经意间的举手投足，都让人觉得是那样自然从容，所流露出来的优雅姿态，绝非假模假式的作秀，而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内外和谐之美。
对此，温克尔曼在《希腊人的艺术》一书中大发感慨。他说：我们中间最优美的人体，与最优美的希腊人体不尽相同。天空的柔和与明洁，给希腊人最初的发展以积极影响，而早期的身体锻炼又给予人体以优美的形态。正是通过这样的锻炼，他们获得了雄健魁梧的身体。那些最为完美的裸体，以多样的、自然的和优雅的运动和姿势，展现在希腊大师的眼前，现如今美术学院雇来的模特儿难以望其项背。（温克尔曼，第3－6页）历史地看，希腊种族本身是美的，但他们用制度使自己更美。锻炼身体的两个制度，体操与舞蹈，从诞生到发展，在两百年间遍及整个希腊，为战争与宗教服务，不仅使年代有了纪元，而且使培养完美的身体成为人生的主要目的。结果，希腊的雕塑艺术不但造出了最美的人，而且造出了最美的神。这种把人的美升华为神的美，将神人合一的塑像方式，是古希腊人特有的艺术表现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古希腊人用于强身健美的体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所包括的项目类别甚多，相当于体育运动的总称。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谈及体操教育时仅仅列举了“团体歌舞，打猎，赛狗，竞技和赛马”等主要项目，认为把握原则最为重要，没有必要细表“体操”所涉及的具体内容。（Plato，1961，412b）不过，从所列项目看，仅“竞技”一类，就等于把田径等项目全都包容其中，如有赛跑、跳远、标枪、铁饼、拳击、角力或摔跤、拳击加角力、驾车比赛、骑马比赛、抛球游戏、五项全能（包括赛跑、跳远、摔跤、铁饼、标枪）等等。(Guhl & Koner，pp.212-231)
与体操密切相关的舞蹈，主要分为两大类别：战争之舞与和平之舞。（同上, p.273）前者表现战争、演练战术，用于军训，有利于培养英勇善战的品格；后者表现和平，用于祭祀，有利于陶冶情操，培养节制与自律的美德。(Plato, 1994, 804-805; 813-816) 这种划分，主要是根据舞蹈的动作模仿特征、节拍的强度与风格及其特定的社会和宗教职能。战争之舞以多利亚风格为基本特征，简明有力、气势勇猛，舞姿主要模仿作战动作，音乐节拍能够鼓舞士气。譬如，与斯巴达尚武精神密切相关的皮力克舞蹈(πυρρικο)，由数位青年扮演为战士，戴着头盔，手执兵器，在舞蹈中手臂结合，模仿攻击和防守等多种实用性作战动作，这其中就包括一切攻击、招架、后退、跳跃、弯身、拉弓、投掷标枪的姿态和手势。这种舞蹈形式古老但深受欢迎，是当时多利亚年度体操竞赛的代表项目，日后流行于雅典，军队主帅正是通过这种舞蹈展示自己的作战技术而得以当选的。其后，酒神狂欢节的一些舞蹈成分也吸收到皮力克舞蹈之中，从而更增强了战争之舞的强悍和热烈的气氛。和平之舞为数甚多，动作、速度、节拍以及所表现的内容都显得平和柔缓，加上伴唱的赞美诗，根据歌舞自身与神礻氏的个性特点，用于相关的宗教祭祀等仪式活动。舞蹈围绕祭坛展开，动作幅度很有节制，合于节拍，以优美的节奏而闻名。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理想国的青年在20岁之前要接受系统的体操训练，其中自然包括舞蹈训练。这实际上是延续了古希腊雅典的文化传统。据说，雅典的青年人在16岁之前所接受的全部教育就是以舞蹈为主。他们喜欢成为舞蹈与歌唱的高手，喜欢在一切可能的场合来炫耀自己所受的教育。他们经常自编自演，自得其乐，真正懂得表现人体的艺术。事实上，当时的体操训练与诗乐舞的综合演练是不可分割的。诗歌被看作“言说的舞蹈”（speaking dance），舞蹈被视为“无字的诗歌”（poetry without words），音乐则是“文艺女神缪斯的艺术”（the art of the Muses）；伴随体操训练或公共演出活动的调式或吟唱，集诗乐舞艺术之大成。耶戈尔（Werner Jaeger）在论及希腊艺术时指出：古希腊的“史诗与悲剧是两条气势恢宏的山脉，由山麓小丘组成的一条连线将二者衔接了起来”(Jaeger，p.241)。我们不难设想，在这些山麓小丘中，不能没有体操与乐舞，否则这两条山脉不仅无法“衔接”，而且也不会壮观如斯。
简言之，古希腊时期的体操教育，是融会舞蹈和诗乐的综合性训练，这种训练是出于健美、竞技、军训和身心和谐等多重目的。体操的综合性艺术魅力，一般是在高声吟唱与翩翩起舞的动态中展现出来的。（丹纳，第299页）不难想象，古希腊人的教养使他们把体操与军训、娱乐与审美结合得契合无间，不仅把艺术生活化，而且也把生活艺术化了。然而，他们在忘情的娱乐、审美的陶醉或诗化的狂欢中，不会忘记作为城邦公民的基本职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宣称，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的希腊艺术和史诗，“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我们有同样的理由假定，希腊人的生活情趣，就其艺术化的方式来说，或许也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或许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希腊人才成为马克思所称赞的那种“正常的儿童”。他们健全而有教养，绝非粗野或者早熟。
二、“美善兼备”的理想境界
按理说，以诗乐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心灵诗学有别于以体操训练为主要内容的身体诗学。前者旨在陶情冶性，塑造心灵；后者旨在塑造身体，讲求实用。但在柏拉图看来，要成为合格的城邦卫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不行；反之，头脑发达、四肢不勤也不行。身体诗学与心灵诗学虽有分工，但在追求最高境界和培养理想人格方面却是殊途同归，有机统一。为此，身体诗学在其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要求受教育者在“美善兼备”的原则下，通过苦其心志的体操训练和陶冶灵性的音乐教育，使人内外双修，身心和谐，让自己的体魄、品格和道德情操均达到理想的高度。
柏拉图就此指出：“如果一个人，在心灵里有内在的精神状态美，在有形的体态举止上也有一种与之相应的协调美，那就成为一个兼有内秀外美者，这不仅是最美的境界，而且是最可爱的境界。”（Plato, 1961, 402a） 为此，受教育者要通过体育使身体健美，同时要通过乐教使心灵和善。前者使身体得到力和美，与健康结合在一起，达到一种可贵的境界；后者使心灵确立天性中最善的部分，获得节制和公正，并与思想智慧结合在一起，达到一种难能可贵的境界。相形之下，心灵比身体更重要，心灵所达到的境界也自然比身体所达到的境界更可贵。举凡身心两种境界均衡发展的人，或者说将两者融为一体的人，必然会关注和守卫自己心灵里的宪法，保持常态，不受外界恭维与财富的诱惑。“在身体的习惯和锻炼方面，他不仅不会听任贪图无理性的野蛮的快乐，把生活的志趣放在这方面，甚至也不会把身体的健康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将强壮与健美的方法放在首要地位，除非这些事情有益于培养自律或节制精神。总之，他会时刻为自己心灵的和谐而协调自己的身体”。(同上, 591)
这就是说，“美善兼备”的境界，是身体的健美和心灵的和善有机统一的结果，或者说是外美与内秀高度融合的产物。达此境界者，其灵与肉、言与行、内与外、理智与情感、形体与风度，均和谐互补，相得益彰。但就柏拉图的灵肉二元论而言，外在的身体之美为辅，可当作手段；内在的心灵之善为主，可视为目的。协调自己的身体，是为了维系心灵的和谐；增强自己的力与美，不仅是为了健康和优雅，而且是为了协助心灵确立善良的天性，获得节制与公正的美德。不过，按照柏拉图的逻辑，“单凭一个好的身体，不一定能造就好的心灵与好的品格。相反，有了好的心灵与好的品格，就能使天赋的体质达到最佳状态”。(同上, 403d) 那么，从灵与肉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中，是否可以得出某种先验主义的结论呢？是否可以认定只要有了内秀，有了心平气和的“内功”，自然就会形成外美，会造就身强体壮的“外功”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在古希腊体育文化中，这种解释无异于白日梦呓，因为希腊人的科学精神远远大于神秘的幻想。在他们的心目中，锻炼身体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是终其一生的活动，是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来不得半点的虚伪与自欺。柏拉图也一再强调：“我们的卫士必须从童年起就接受严格的训练以至一生。”（同上） 尽管他出于二元学说的假设，重心灵而轻肉体，但他深知锻炼身体的重要性。他之所以一再强调心灵的主导作用，是因为心灵在很大程度上能引导和决定人的行为，更何况“充分加以训练的心灵，还承担着保养和锻炼身体的细则”(同上)。事实上，参与体操训练和军事训练的人们，其起居、饮食、房事、野营、气候、量度、难度、项目选择、参与竞技、实战演习等等，都需要心灵的筹划、调控、把握和鼓励。而心灵三分天下，包含爱智（理性）、激情（意志）与欲望（感性）三者。好的心灵将三者统摄于爱智部分，教人善于按理智行事；而坏的心灵却使三者受制于欲望部分，使人容易感情用事。要想坚持不懈地锻炼好身体，学习好武艺，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地随兴所至，好的心灵和理智的行为是关键。柏拉图反复强调心灵的用意，恐怕就在于此。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美善兼备”的理想境界呢？在柏拉图看来，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内外结合的教育方式。所谓“内”，是指内在精神或心灵的培养，靠的是诗乐教育；所谓“外”，是指外在形象或身体的塑造，靠的是体操训练。两者的结合，构成体乐教育（μουσικη και γυμναστικη παιδειειν）的互补形式，旨在使灵与肉健康发展，使内在的心灵之善与外在的形体之美融合无间，达到和谐统一的至高境界。这一过程尽管以道德化为导向，但又要符合城邦卫士的实用性职业要求。也就是说，柏拉图所推重的“美善兼备”，绝非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而是城邦卫士梦寐以求的理想化人格范式。
柏拉图把内外双修的体乐教育，与优秀的医道和司法相提并论，认为都是在“以心护体”（αλλα ψυχη σωμα）或“以心治心”（ψυχη ψυχη αρχει）的道德化原则指导下，对人的灵肉进行全面的拯救和塑造。因为，极有本领的医生，对各种疾病都有亲身的体验，但他们不是简单地以身体来医治身体，而是用心灵来医治身体。如果一个人心灵美、有精神，身体上的疾病就容易治愈，否则就难以为济。最高贵的法官，自身心灵美好，为人公正，与坏人坏事毫不沾边，敏于识别善恶，依法判决正确，因此能够服众。城邦的卫士，经过质朴的音乐陶冶，就会养成心灵的节制；经过质朴的体操训练，就会增进身体的健康。心灵的节制能使自己监督自己，言行举止合乎情理，就不需要打官司；身体的健康能使自己抗击疾病，工作起来尽职尽责，就不需要什么医术，除非万不得已。(Plato,1961, 408e-410b)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质朴的音乐”（απλοτη κατα μεν μουσικην），也就是好的音乐。这种音乐由好的歌词、好的调式与好的节奏构成，它“用习惯教育卫士，用乐调和谐精神，用韵律节奏培养优雅得体，还用故事的语言培养与此相近的品质”(同上, 522a)。所谓“质朴的体操”（απλοτη κατα δε γυμναστικη），显然不是指那些花拳绣腿式的复杂运动，而是指“简单而灵活的体操（απλη που και επιεικη γυμναστικη），尤其是只为了备战（περι τον πολεμον）而进行的那种体育锻炼”(同上, 404b)。这其中主要包括骑马、赛马、射箭、标枪、摔跤、击剑、铁饼、舞蹈以及海上陆地的攻防战术等项目。参与训练的过程是十分艰辛的，这不仅关乎平时个人与家庭的荣誉，而且还关乎战时社稷与民生的安危。因为一个人如果体能差、不健全，就无法从军打仗，保卫城邦。这种人在当时的希腊人眼里，如同废物，既得不到同情与尊敬，也没有任何出路与地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柏拉图之所以把体育锻炼与医疗和司法联系起来谈论，实际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如何处理那些身体不健全或不可救药的人。照柏氏的说法，“城邦的医疗与司法制度，对那些天赋健全的公民的身体和心灵抱有好感；而对那些身体不健全的人，就让其死去；那些心灵天赋邪恶且又不可救药的人，就毫不姑息处之以死。这样做已被证明最有益于被处理者个人与城邦”。（同上, 410a）这显然是斯巴达式的处理方式，近乎残忍而无人道，但却以城邦利益作为其冠冕堂皇的理由。不难设想，在那个战争频仍、充满血与火的年代，强健的体魄与尚武的精神起着主导作用，左右着人们的价值判断或生存的机遇。现代的人权观念与人道主义，对他们来讲如同儿戏或笑话。可见，历史的演变不乏戏剧性，往往使许多事情要么昨是而今非，要么昨非而今是。故此，我们很难从现在的角度去审视他们那些不近人情的做法。
三、灵与肉的冲突与融合
“美善兼备”作为灵与肉的道德指归，必然使乐教与体育内外结合，殊途同归。在此意义上，柏拉图及时修正了原来的观点，也就是“用音乐照顾心灵，用体育照顾身体”的分工观点。他最终断言：这两者都主要是为了培育心灵。因为，专搞体育运动而忽视音乐教育，会使人变得野蛮与残暴；反之，专搞音乐教育而忽视体育运动，会使人变得软弱与柔顺。这主要是因为，心灵结构中的激情部分，如果加以适当训练，就有可能成为勇敢；如果搞得过了头，就会变成严酷粗暴。而心灵结构中的爱智部分，如果通过适当的音乐调教，就会变得温文尔雅且井然有序；如果搞得过了头，便会变得过分软弱。而合格的城邦卫士，需要两种品质兼而有之。也就是说，他既要温文，也要勇敢；其心灵中的爱智与激情部分，分别通过音乐熏陶和体育锻炼，彼此张弛皆宜，配合得当，最终使灵与肉达到和谐，“美善兼备”，成为刚柔并济、文武兼修或全面发展之人。举凡能把音乐和体育配合得当、并将两者运用于身心健康的人，如同最完美最和谐的音乐家一样，必将是最优秀最卓越的城邦卫士，必将最善于保护国家的利益。(同上, 410-412)
在这方面，古希腊人既坐以论道，同时也勤而行之，并且尽可能多地把相关理论付诸生活实践与切身体验之中。譬如，朗读荷马的史诗或平达的抒情诗就会发现，其中的思想都化为形象，所有的字眼儿都能唤起色彩鲜丽的形体，练身场和田径场上的回忆，神庙、风景、光艳的大海与海滨，均能唤起一大堆生动而神奇的景致。特别是那些身材健美、气概不凡的青年歌手，他们挺起肌肉宽厚的胸部，伴随着简单的手势，齐声高唱一支气贯长虹的颂歌，声音直上云霄，每个人的身上都流露出公民的傲气、庄重、自由、朴素与尊严。（参见丹纳，第306－307页）在古希腊的日常社会文化生活中，类似的歌舞与体操融为一体，如同饮食睡眠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体育与比赛，习武与娱乐，宗教和政治，平时和战时，祭祀祖先和祷告神灵，节日庆典和宴请宾客，纪念死者和表扬胜利的英雄，都用到舞蹈。其中，崇拜神明的节庆活动所提供的舞蹈与颂诗素材最多，用于展现希腊人教育成果的场面也最大，把音乐舞蹈体操健美有机融合在一起的文化景观也最为宏壮。按照古希腊人的生活观念，崇拜神明与娱乐神明是一回事，其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在神明面前展现自己俊美的肉体，表现健康和力量的姿势。所以，他们在神前舞蹈与合唱的人，经常是特选的公民；他们参加最庄严的庆典或赛会，就如同参加狂欢节的游行或到歌剧院观看芭蕾舞一样。
自不待言，实现“美善兼备”的境界、塑造外柔内刚的人格并非易事，行使内外结合的体乐教育也不容易。接受体乐教育的年轻人，大多血性未定，凡事会根据个人的喜好而沉溺其一，顾此失彼，抑或纵情于音乐而忽视体育，抑或偏执于体育而抛弃音乐。“譬如，纵情于乐曲者，把耳朵当作漏斗，让甜腻腻、软绵绵与哭哭啼啼的各种曲调唱腔，醍醐灌顶似地注入到心灵深处；假使他全部时间都沉溺于丝弦杂奏歌声婉转之间，开始会使心灵中的激情部分由铁一般的粗硬变得柔软，尚可制成有用的器具。倘若他这样继续下去，像是走火入魔似的，不能适可而止，他就开始融化了，液化了，分解了，结果就会使心灵中的激情部分烟消云散，变得萎靡不振，成为‘软弱的战士’（μαλθακον αιχμητην）。”（Plato,1961,411b;Homer,xvii,588） 需要说明的是，在荷马笔下，这种战士是指缺乏战斗勇气和坚韧精神的长矛手，他们通常因为软弱无能而遭人嘲笑和唾弃。柏拉图借用此说，其意在于否定这种片面的教育和片面的人格。在《会饮篇》里，他重复引用了这一说法， 表面上是在奚落海伦的丈夫墨涅拉俄斯（Menelaus），反衬其能征善战的兄长阿伽门农，实际上是以抑此扬彼的对比方式，极力贬低软弱的性情，推崇勇敢的品格。
在古希腊人的意识中，与软弱相对的是刚强。刚强本来是造就勇敢这一美德的基础，但若培养不当，也会走向反面。譬如，刚强的人，经过刺激会变得容易生气上火，进而会变得喜怒无常、性情乖张。如果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体育锻炼之中，能吃能喝，不学音乐与哲学，起初他会变得身强力壮，心灵充满自信和自豪，整个人变得比原来更加勇敢。但久而久之，他心灵深处可能存在的爱智之光（φιλομαθε εν τη ψυχη），就会变得暗淡微弱起来。由于心灵没有得到必要的启发和培育，感觉能力没有得到相应的磨炼，他会变得耳不聪目不明，厌恶理性的交谈，不懂文艺的妙处，像野兽一样用暴力与蛮干来达到自己的一切目的，在粗野无知中过一种不和谐的、无礼貌的生活。(Plato, 1961, 411c-d)这种人显然不可取，更不适合作城邦卫士。他们一旦疯狂起来，会不管不顾，只贪图自己痛快：在紧急危难关头，非但对城邦无益，反而有害；参加作战，往往会成为野蛮的战士，可能会不服管束，恣意妄为，滥杀无辜；一旦战事结束，他们返回城邦，有时会无法无天，像虎入羊群一样恃强凌弱。看来，软弱与野蛮这两类人，各自处于两个极端。按照“中正不偏”的原理，介于软弱的战士与野蛮的战士之间者，方为勇敢而理智的战士。他们温文尔雅，英勇果敢，正是理想国所期待的理想卫士。而柏拉图所推崇的内外结合式的体乐教育与“美善兼备”的理想，最终目的就在于培养和打造这样的人格品性。
综上所述，古希腊的身体诗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美善兼备”。这不仅要有健美强壮的身体，更要有善良节制的心灵。通常的理解，总习惯于把体育和乐教分开，认定前者照顾身体，后者照顾心灵，好像各自为政似的。实际上，在内外结合的教育过程中，此两者互动互补，殊途同归，最终是要用心灵的善来增强身体的美，通过苦其心志的实战训练来塑造忠勇节制的优秀卫士。这种古典式的身体诗学，与时下流行的后现代或反文化的身体美学显然是大异其趣的。
历史地看，古希腊的身体诗学观，反映了古希腊特有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灵与肉、趣味与体魄、情感与理智、审美活动与社会职责和谐发展的方式。古希腊人所谓的美，不仅指灵魂，也指体魄；不仅表示容貌漂亮、风度潇洒的金童玉女，也包括制作精致、扬威沙场的长矛金盾；不仅追求智慧与节制，也追求勇敢与公正。可见，举凡真正代表希腊方式的人物典范，与我们有史以来所推崇的“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理想人格几乎同出一辙。深究起来，这与古希腊当时自由的社会文化、教育理念和民主政体息息相关。那种“自由”，用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话说，“乃是雅典城邦繁荣强盛的唯一源泉”。而在自由中孕育出来的希腊思想方式，犹如健壮树干上优良的枝叶一样，使希腊人在观念和精神等方面更为高尚和开阔通达，完全有别于在强权统治下生活的民族。他们确如马克思所称赞的那样，属于“正常的儿童”，其成长过程从一开始就建立在高起点上。同时，他们也像温克尔曼所感慨的那样，不仅志存高远，心胸豁达，而且“在风华正茂时就富于思想，比我们通常开始独立思考要早20余年。由青春的火焰燃烧起来的智慧，得到精力旺盛的体格的支持而获得充足的发展；而我们的智慧则吸收的是无益的养料，一直到它走向衰亡”（温克尔曼，第111页）。相比之下，迫使我们摄入的那些“无益的养料”，只能导致“不成熟的理智，犹如娇嫩的耳膜，由于上面有不断扩大的切破小口，因此只能陶冶于空洞而无思想内容的声响之中；而记忆犹如蜡制的薄膜，当需要为真理寻找位置时，则只能够存放一定数量的词汇或形象，却不能充满幻想”（同上）， 更不用侈谈什么革新创造了。
如今看来，上述那种注重全面发展的人格培养方式与文体并重的古典教育宗旨，以及那种以“精力旺盛的体格”和有益的思想“养料”来协助点燃智慧之火的自由精神，对现代教育或艺术教育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而这一切，也与古希腊的教育理念和诗学思想有着潜在的对应关系。对此，我们兴许会在“温故而知新”中获得新的灵知与体悟，继而重新去反思教育的根本职能与国民素质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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