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记事时起，家乡就一直处在战争环境中，筑据点，打据点，像木匠拉锯那样，你来我往。游击队暗杀维持会长，日伪军捕杀民兵等等，发生的这些血腥故事太多，我当时年龄尚小，记不很清楚。等到内战爆发前后，发生的事印象就十分深刻，终生难忘了。
假如有人要写一篇关于中国基层民主选举的论文，我在《世界日报》上的一篇小文章，标题是“投红豆，选镇长”，可以作为参考资料。那可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次公平、公正、全透明的选举。在我们中国，像这样的直接民主选举镇长，还有更早的纪录么？中国共产党应该以此为荣。而中国共产党将民主旗帜举得最高的时段，正是在1945和1946这两年。“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口号，就是在这个时候，由周恩来代表共产党提出来的，我跟着老师，举着红旗，在小街上游行时不知喊过多少遍。等到他们自己掌握了政权，就避之唯恐不及了。
有关我们镇上民主选举镇长的事，现在想来，时间应该是、并且只能是日寇投降前夕。等到选举村长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已进驻到苏南，早已虎视眈眈，人们已实实在在感觉到内战的恐惧气氛。村长的选举过程我不清楚，结果却出人意外，那些抗战时积极、活跃的，能力强、能说会道的人没选上，却选了“三扁担打不出瘟屁”的郑银匠。选举结果出来后，郑银匠的女人呼天喊地，从门里哭到门外，从街南哭到街北，用如丧考妣不足以形容，可能比窦娥哭得还惊天动地。
郑银匠住在我家南边隔五、六户人家，是个瘦高个子，当年还只有二十几岁，已经娶妻生子，自立门户。农忙时种地，平时就在店里叮叮当当地打银首饰，除了跟顾客谈生意外，根本听不到他开口说话。他只管做手艺赚钱，家里的事，特别是对外事务，全部是女人承担。现在选他做村长，明显是本村那些调皮、滑头的家伙串通起来，将烫手山芋推给这个老实人。既成事实哭也无用，能干的女人将村长的担子搁在自己的肩上，决不让男人出面。等到国民党军队占领本镇后，也没有为难这个“共干”，至于暗地里花了多少银两，就不得而知了。
我读私塾时的一位学长，要比我大四、五岁，是近邻张家酱园的小老板，我常常从他那里借旧小说看。国民党来时，他还是不到十八岁的未成年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指定他做甲长。张家既不敢得罪官方，又怕将来还会“变天”，就由“张老先生”出面，承担甲长的一切职责，不让小老板沾边。张老先生是张家酱园的穷本家，已在他家做了一辈子的帐房先生，无儿无女。关键时刻他出来保护小主人，甘愿自己担当政治风险。三年后果然天翻地覆，幸而政治清算只及于保长以上，所以，小老板和他家的老先生均安然无恙。
成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邻居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我家北面隔一户人家姓郭，兄弟二人合住一套沿街房子，中间大门进去，右边住着郭大，左边住着郭二。两家的儿子，都正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郭大的长子特聪敏活跃，写标语、画漫画、演抗日话剧，又开着一片五洋百货店，经营得法，财源茂盛。郭二的独子却内向、木讷，天天在磨坊里赶驴子拉磨，有时牵毛驴到门外打滚。
国民党军队来了没多久，一伙武装分子在深夜冲进郭家。此前郭大的儿子已预感到形势不妙，去了江南，财物也转移了。记得有几包物件，寄存到我家，是毛巾、洋袜、牙刷、手帕等常见商品，还是我收藏到隐蔽处去的。官匪们没有能找到多少财物，就将从来不问世事，在家里睡大头觉的郭二的独子抓走了。抓进去也应该问问清楚谁是谁呀！却只管先往死里打，打到三天以后，总算发现抓错了人，派民夫用门板抬着送了回来。听邻居们说，筋骨被打断，内脏也打伤了，从此再也没有能站起来过，更不用说牵毛驴打滚，活到三十几岁就死了。
内战初起时，绝对是腥风血雨，各自捕杀对方的成员或可疑分子，到手就杀，反正杀的都是匪。国民党方面称共产党一方为“共匪”，共产党方面则称对方为 “蒋匪”。于是，历经八年抗战，原大后方参加抗战的血性男儿都成了“蒋匪”，而居住在敌后根据地，积极参加抗日的热血青年，现有都成了“共匪”。匪党、匪军、匪区、匪属、匪……，反正中国人都成了匪，至于你属于哪个品牌的匪，主要是看上帝多年前将你降生在什么地区了。
当时国民党气势如虹，共产党却奄奄一息，不少人为了活命，只得自首，听候处理。区里办了个“感化所”，就在我家对门，大约有一百多号人，看上去都是青年农民，像是自首的基干民兵和村干部这层级。所长是个残疾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拄着拐杖，却完全是土匪品性。我常常看到他对“所员”任意漫骂，词语又毒又野，还用拐棍猛抽，对方决不敢回嘴或还手，也许这就是他的感化课程吧！为了活命，什么屈辱都要能忍受，更要彻底忘记什么人格、尊严这些奢侈品，但心灵上的创伤是深刻的。我同学的姐姐，读高小时参加了当时的青少年组织“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国民党来时，她还不到十八岁，也进了某个感化所，熬到了“毕业”。形势逆转后又参加了工作，在县城图书馆做管理员。文 革开始，刚要审查、批斗她，就一根绳子吊死了，我猜想，或许与她在感化所的经历和经验有关系吧！
要想通过自首求得苟活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其中大有学问。首先要舍得花钱,找关系托人情，最好做到心中有底。其次是要尽可能不得罪昔日同伴，给自己留有后路。
沿着我家门前小街往北走，不足一里就走完青石板路，再过去就算乡下了，紧挨着的村庄叫葛家圩，村民却多数姓郭。因为这庄上有我家几门亲戚，所以比较熟悉。葛家圩有两个基干民兵，其实就是积极抗日的农村青年，因为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于是自然地成了“共匪”。先是东躲西 藏，同时托人疏通好关系，最后一步是怎么样去自首。这一步委托了我家的邻居黄保长。黄保长找到两个熟识的自卫队员（国民党区乡政权的武装人员自称自卫队，敌对方称其为还乡团），一盆五香牛肉加半斤老酒下了肚，带两根麻绳，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将这两人五花大绑起来，故意牵着招摇过市，以证明他们不是主动自首，而是被捕后出于无奈。这个故事是多年后我听黄保长亲口讲的，至于他自己从中得了多少好处，当然被省略了。
我的一个堂哥，虽然费尽心机，最后还是送了性命。
那天上午，早市上正人来人往的时候，看到我的堂哥被五花大绑地从街上押过去，后面跟着几个背枪的自卫队员。我十分困惑，他又算不上共产党，抓他干什么？几天以后，听到大人们在议论，说是区里要他出来做副镇长，他不识抬举，不肯出来做事，因此被抓来了。果然不假，没过几天，就听到了他出任本镇副镇长的消息。
这位堂哥也住在葛家圩，是个小而又小的地主，约有二十亩旱地，一半出租，一半自耕。既吃不了苦，又无专门技能，还要养鸟种花，交际应酬，日子过得紧巴巴。在乡村里小有名望，各家办红白喜事时总能见到他；村东头寺庙紫竹庵办庙会，也是董事之一，乡里或村里开什么抗日动员大会、拥军优属大会等，他有时也能在台上露露脸。乡里区里的干部，不但熟识，有些还可以算是朋友。按他的财富和社会影响来说，应该算是乡绅里的末流吧？不过他为人低调，性情平和，更没有贪婪、刁钻或霸道的传闻，所以在乡村里口碑还不错。
也不知是什么人力荐他出山的，其实，如果他坚持不肯从政，也奈何他不得，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五花大绑招摇过市，只不过是一出苦肉计，是做给那个看不见、摸不着，似乎气数已尽，却又无处不在的共产党看的。
我因为在外地读书，几年后才听到消息，这位堂哥已在“镇反”中被处死了。大家都说他做副镇长时，没有做什么好事，也没做什么坏事，平庸无为之人。那怎么被处以死罪呢？“他有血债呀！”
据说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他带领几个自卫队员，到最近的叫柴家圩的村庄查户口。他正在一户熟人家闲聊时，有自卫队员来报告：“抓到一个共匪。”他去一看，糟了，被抓的是他的老朋友，本乡的前任指导员。如果他是个机智而又有胆量的人，可以说：“我认识，只是个普通民兵，放了我负责。”然后给当兵的一些香烟钱，也就没事了。这些自卫队员，都是外地人，是些流氓、兵痞，见钱眼开的，他本人并没有多大的风险。可是他既没有这样的智慧，也没有这样的胆量。等到“共匪”带到据点里，过几天就被处死了，这笔帐也就算到了他的头上。
我们当地有一句歇后语：“庄稼人挑粪——前后是屎（死）”。在战争年代，特别在拉锯地区，人们的处境不正是这样的吗！
来源：《新语丝月刊》2008年08期（总第一七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