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各界各地都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路程，新闻界也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新闻发展和新闻改革历程。以都市报为一个集中的视点，来看中国的新闻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但在讲这个之前我想说几句似乎是题外的话。
到底改革是什么？现在提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用了很多辉煌的大词，什么史无前例的呀，划时代的呀等等，这一类的词到处在用，而这些词虽然很华丽，看起来很振奋人心，实际上没有说到整个改革开放最基本的特点。实际上我认为，整个改革不需要用那么多辉煌的词，究其实质是归于常识、回归常态、走出非常、进入正常的这么一个过程。对于整个中国这一段的历史来说，我倒更希望用另外一个没有多少辉煌色彩的词，即从癫狂时代进入正常时代，我们做的是回复常识。比如一提到改革开放就提到1982年农村的土地承包制，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措施。实际上你想一想，农民种地，种地者你要给他一定的权利，几千年农民就是这么种地的，只不过有一段我们搞了另外一种充满幻想和浪漫主义的东西，现在把它回归常态，，把土地交给它本来应该的主人手里。这是一个回归常态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新的发明，给农民以土地难道是很新的划时代的事儿吗？孙中山就说过“耕者有其田”嘛，好多的这种评价都忘了这个。
我刚才讲的癫狂时代不是乱用这个词，你们年轻没有经过那个时代，可以癫狂到什么程度我给你们讲几个我亲历的，保证是真实的事情。
1958年，全国搞了个大跃进。不管怎么评价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那个时代的东西我永远忘不了。癫狂时代怎么个癫狂呢？我不说大的，全国的，他们可以举出很多数字来，我说说我身边的。我北京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河南，曾经在一个县的农村里面插队劳动了四年，后来在那个县里的学校当过教师。我去的时候离五八年大跃进还不算太久，每天吃饭的时候听那些老教师们老校长讲那个疯狂年代的时候我都觉得匪夷所思。那时候提了一个口号，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你想吧，你敢想多少它就有多少，这个不是一个口号，当时这几乎是全民都信的一个东西。然后就开始“放卫星”，所谓的“放卫星”就是苏联放了一颗卫星我们也要“放卫星”，各行各业都要“放卫星”，《人民日报》天天宣传这个口号。那么落实到一个县、一个学校里怎么“放卫星”呢？这就费脑筋了。县委书记指着一个教师说你是教什么的？那教师说我是教语文的。县委书记说好办嘛，你放个卫星。我怎么放？他说现在全世界小说最长的是哪个？这老师也说不准，说大概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吧，有七八十万字。书记说超过他，全校一千多师生，你们拉个提纲，一人写一段，一个星期之内完成任务超过托尔斯泰。这就作为大跃进的一个项目去做了，全校师生总动员，一个星期之后敲锣打鼓向县委报喜：我们已经超过托尔斯泰了，而且已经超过托尔斯泰好几倍，我们写了300万字。语文教师的“放卫星”问题解决了，历史教师怎么办呢？教育局长说，这好办，你看毛主席现在不是有新指示吗？叫厚今薄古啊不要厚古薄今。你领会这个精神，以后你那个历史课啊倒过来讲，从后往前讲。从今年讲到去年讲到前年最后讲三皇五帝。于是历史教研室的人就忙着倒编历史。最笑话的是生物教研室没办法了，后来那个校长想了个点子，他说你看这个蜜蜂采蜜的时候滚了一身花粉，采回去那么一点蜜，它就那么大个，你看地里那屎壳郎这么大个，你们这么研究，如何让屎壳郎不去滚屎蛋让它去采蜜。这个科研课题就下来了，全校师生都停课，到农村抓屎壳郎去。抓了很多屎壳郎，地下也是，墙上也是，满屋子爬的是屎壳郎，唯一没有解决的是屎壳郎只会滚粪球，不会采蜜。
跟你们讲这些你们觉得就像是相声演员在说相声，但这就是真真实实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事儿。是一种癫狂状态，一种非常状态。我们所作的很多事儿都带有这种色彩，而我们所谓的改革呢，那些史无前例的改革无非是把它从癫狂状态回到正常状态，把土地给农民，这是一项改革吧，实际上几千年都是这样的，回到常态。其它事情也带有这种色彩，包括我们的新闻事业改革。
我认为新闻改革的实质是回到新闻，把新闻当新闻来做，这就是所谓新闻改革的要义。那过去新闻是什么呢？新闻是宣传。宣传和新闻是两回事，宣传不顾事实，甚至可以抹杀事实伪造事实，而新闻就一定要真实，新闻叫传播而宣传叫灌输。所谓的新闻改革就是把它恢复到新闻的本义，恢复到正常。但是这种思维大家现在因为长期陷在里边就无法跳出这个东西。你比如最近我就看到一个很可笑的讨论。去年有一个叫俞可平的先生写了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直到现在网上还在争论，有的人说是个好东西，有的人说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看了这场争论之后就觉得非常可笑，我当时想仿照他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写一篇《空气是个好东西》然后我告诉大家空气这个东西人离开它活不了，你一口气喘不上来就得死，所以空气是个好东西；粮食也是个好东西，你不吃的话就得挨饿，你就没法生存。咱们的整个所谓的理论争论已经降到如此水平，要为一个常识进行一场大辩论，民主是不是好东西这还要争论吗？就像空气是不是好东西还需要证明吗？这个现象正说明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认识方法已经降到了正常水平之下或者还陷于某种程度的癫狂，包括最近网上关于所谓普世价值的争论。司马南先生非常左的开始大批普世价值，就像说民主不是好东西一样，把人道主义等等所谓的普世价值都否认了。这些东西还用争论吗？有没有普世价值这是个非常容易回答的问题。比如，不管是奴隶社会还是现在，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盗窃是个美德吗？哪个社会从东到西从，古到今不都是否认盗窃吗？《圣经》里面说盗窃是一种罪恶，那么我们这儿逮住小偷也是要惩罚的呀，这是不是一种普世价值？说没有普世价值的人你就忘了这些东西？比如全世界都已经流行的遇到灾难妇女儿童应该优先让他们逃离，例如大家看到的《泰坦尼克号》，在文明社会里这是不是一个普世价值？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政党，你如果是一个现代的文明人，应不应该遵守这样的一个约定俗成、全世界都公认的道德准则呢？这是不是普世价值呢？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而这个问题居然在咱们这里每一次都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民主是不是个好东西现在还没讨论完，普世价值有没有现在又在讨论，怎么这么低能、这么弱智啊？我说一些题外话，实际上和今天说的有关系。就是我所认为的新闻改革最根本的就是回到新闻去，把新闻当新闻来做。
最近这十几年产生的都市报，都市报崛起乃至改变了整个宣传格局，它的切入点就是有了新闻了。我在90年代以前是在党报工作，在《河南日报》。那个时候全国只有一种报纸，只有党报，从中央的《人民日报》，到下边的各级省委的机关报，到下边的小到县报，统统都是党报。党报已经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甚至成了一种特定的语言方式和表达方式。那个时候新闻系的学生学新华社新闻稿怎么写：几月几日在哪儿召开的什么大会，主席台上是张三李四王麻子，谁谁谁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他强调指出……他最后指出……，最后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这个其实用不着大学生学，找一个高中生，培训一个星期我保证让他写得非常熟练。可是多年来，我们整个党报体系所谓的新闻就是这么一个架构、这么一个模式，而且其中还有着说不完的窍门。比如有一次下面培训通讯员，请了几个老师，就是党报的一些编辑。一个党报编辑在讲课的时候给通讯员们讲两会报道的窍门。说有的记者很笨，到了那儿就采访，完了写出的稿子不合格被毙了，他说我写的稿子没有一次不被采用的。他说我告诉你个窍门，你要真去采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你让他说，他还得说的符合你的要求，符合你见报的口径，他说这很难。他说了半天他的话可能你记下来没法用，他说后来我就不采访了。我告诉你们一个窍门，你别说张三说，你来个张三李四王麻子人大代表这三个人说，然后后边想说什么你就拿人大报告的文本抄一段话，这个保证通过，还没人打你的官司。有些话他明明没说，但是你说他说了，那么张三想不是我说的可能是李四说的，李四说我们俩没说可能是王麻子说的，反正这个话不错。他说这种稿子最容易通过，拿回去就通过，完全符合要求。他在给通讯员讲课的时候讲了这么一套搞好两会报道的秘诀。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如何偷懒、如何制造假新闻，而这些东西充斥了我们的报纸。这叫做新闻吗？ 那个时候全国只有一种党报，最早在50年代有两个例外，一个上海的《新民晚报》，一个北京的《北京晚报》。那时候全国的新闻界非常羡慕这两张报纸，它办的报纸很受欢迎、好看。但它的办报理念是“党报的补充”，还有一个更具体的解释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它自己就把这个报纸放到了党报体系之下的一个角落，让它有一种生存空间。我那时候很佩服，还研究过一段《新民晚报》。《新民晚报》的服务意识应该是五六十年代中国最强的。有一次我看上海《新民晚报》，在全国党报根本没讲服务性的时候《新民晚报》非常详细地告诉你如果要做一件衣服缺了纽扣到哪儿去买。那个时候这样的办报思想是很受欢迎的。但严格的讲，它还不是一个新闻纸，跟我们现在讲的报纸还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在那个时候全国已经是南北各一支独秀了。
真正打破这种局面的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社会生活发生一些变化了。在80年代中期街上开始出现地摊报纸。最早出现一个报刊的市场，这个是新事儿。那时候我仔细地研究了一下最先摆上地摊的报纸是什么报纸，因为全国的报纸都是党报，都是机关报。但最早走出这一步的是一些有特权的机关的报纸，比如司法类、公安类的报纸。这类报纸本身就是受公安厅、政法委管理的，它又有得天独厚的的权力，能接触案件，采访各种案件。所以在党报体系之外，街头上出现了这么一批小报，很受欢迎，形成了市场。这是80年代中期全国出现的现象。但是地摊小报内容黄色的，血腥的东西太多，后来中宣部要管理这些东西。一方面在管，在禁这些东西，但也开了一个思路。你能不能也办一个受欢迎的能进入市场、摆上地摊卖、读者愿意花钱买的报纸呢？最早想到这个做法的是党报。一些党报脑子比较灵光的社长或者总编辑们就搞了一个试探，一周七天中，有六天按传统模式办报，每星期拿出最后一天，自由一点，办的好看点，叫周末版。当时几乎所有报纸都办周末版。周末版一办，反响不同，一个星期的报纸就这一天卖得快。其他六天的报纸送到报摊上没人要，这一天的报纸去了就有人要，而且能卖很多，比报纸的正常发行量还多，给报社带来了直接的效益。这是80年代后期，全国兴起了一个各级党报纷纷办周末版的热潮，这一拨到现在硕果仅存的是就《南方周末》，《南方周末》是那时《南方日报》办的周末版后来独立起来变成一个独立的报纸，发扬光大乃至今日，是那一批报纸留下来的一个文物，当然它的发展远远超过那个年代了。
到了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由于周末版的畅销，走出了一条路，这些报纸的老总又心生一念，新闻改革党报是没法改的，到现在也没法改。但是能不能在照样办好党报的同时再按照市场的需求办另外一张报。这批报纸就出来了，一开始都叫晚报，后来办的越来越多产生矛盾，最后新闻出版署做了一条规定，一个城市里只批一个晚报，后来就又挤出一个办法，不让办晚报我叫都市报行不行啊？于是全国在晚报不让办以后又纷纷出现了一批都市报。这是从90年代初开始，高峰是1995年，全国各省几乎都出来一批叫做晚报或者都市报的报纸，后来把这些报纸统称为都市报，但还有些晚报在里边。这一批报纸一产生，在90年代中期就产生了一个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短短的几年之内这批都市报占领了整个报刊市场，而且迅速超过了它的母报――党报。《大河报》是1995年8月1日创刊的，到97年一年半的时间里，发行量已经到40多万了，《河南日报》当时发行量是30万，后来到直到现在《大河报》发行量是70万，《河南日报》已经萎缩到20多万。这些不是一个报纸的情况，全国都是这样。南京的《新华日报》一直保持在20万份左右，《扬子晚报》发行量最多到了一百二三十万。子报发行量超过母报还能够咽的下这口气，紧接着出现的是子报养母报。它的广告收入迅速攀升，不仅超过它的母报，而且是几倍的超过它的母报。拿今年的数字，《河南日报》每年的广告收入是5000万到6000万，而《大河报》是5个亿，差一个数量级。发行量远远超出党报，广告收入也数倍于党报，形成了所谓的小报养大报的局面。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几乎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同的现象，这个发展的顶峰时期应该是2000年。每个地方，发行量最大广告收入最多的报纸都不是党报，都是党报所管的子报。
为什么党报现在还能生存呢？党报是另外一个市场，实际上不进入市场。每年到11月开始，各省委宣传部就要开一个党报发行工作会议，然后下命令下指标报纸上还登进度，要求各县市按期完成党报征订任务，而且每天在报纸上登出进度，再由各宣传部门向每个单位摊派，你订不订都得订，实在不行从党费里交你也得拿出来把报纸订出去。全国的党报到现在还是这样发行。而都市报类的报纸呢，宣传部从来不管你的发行，你有本事自己去卖去，到市场上求自己的生存。在原来的铁板一块的大一统的党报体系下面突然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生出一个叫都市报的报纸来，而且呼呼啦啦地把整个中国报刊市场给冲散了，给占领了，这是从现象上来看。实质是什么？实际上我觉得最本质的区别是有没有新闻，是不是做新闻的。在那个时候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有些东西报纸上是没有的，比如城市里发生了火灾，哪里出现了大的灾难，包括哪里出现了恶性的案件，党报是决不会登的。它不担负这样的任务，登的话也是过几个月处理了，某某某被判刑了，党报上会发一条消息。它应该是这样几个主要功能，当然后边有些版现在也增加了些功能。前面的新闻部分，比如说省级党报，首先省委省政府的重要会议，第二是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活动，第三他们在某某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第四类是政府，包括人大通过的一些法律文件，后面弄上几个版，这些东西严格的讲不是做新闻，是一种公报性质，像政府公报一样的东西，而不是新闻，而真正在社会上最鲜活的，每天发生的事情在那个报纸上极少有反映，所以党报记者的工作节奏和都市报记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党报记者的工作范围基本是每天上班以后先看看桌子上有一摞请贴，然后就去跑会场，一般的后边还有个节目是跑完会场中午再吃顿饭，如果发了什么材料再领一堆材料，下午回家写稿子，晚上把稿子一交，一天任务完成了，他们不用进入那种大量的现场采访，党报记者的工作很轻松但是很枯燥。都市报所以能够一炮打响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它当时是从做新闻开始的，一开始可能面还比较窄，大家选了个最简单的办法叫做社会新闻，到现在也是在党报的视野之外的，那么这张报纸去做一做社会新闻，这样的话就有了广阔的天地。我记得在《大河报》一开始办的时候我强调了两个东西：一个强调要把记者赶到街上去，第二个是让记者们到民间去、到街头巷尾去、到老百姓家里去。我记得第一个月我们开了一个专栏，叫《记者打工》，要求那些年轻记者们这一个月最少在这上面发一篇文章，方法是你必须到民间去，到那些最脏最累最让人看不起的行业里去扎扎实实跟人干一天活、打一天工，回来写一篇所见所闻所感，当时记者们真这样做了。后来我把这个经验介绍以后，全国好多都市报也都效仿。要培养一种新型的新闻队伍，一种新的新闻观念，找到一种新的新闻视角，改变过去那种传统的宣传的做法，这些东西导致都市报诞生以后不久就以一种崭新的不同的风格出现在读者面前，使这些都市报充满了读者身边发生的读者关心的新闻，张金柱案等都是这么来的。而且最早在都市报体系里建立了24小时的值班制度，建立了24小时值班电话。不管白天和黑夜，随时发生新闻都有人去。后来有的报社还建立了流动采访车，24小时值班车等等，这一套到现在党报体系都是没有的。
我讲这些是说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改革，就是从一种非常态的，从一种癫狂时代回到一种正常状态来。对新闻来说，就是老老实实的知道什么是新闻，然后做新闻。我认为这就是所谓新闻改革在这30年里头实质的东西。就是回到常识，回到它的本义上来做新闻。这一波的发展到2000年的时候可以基本做一个阶段的结束。全国整个报刊业出现了个新格局，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报纸市场，在这个报纸市场里边几个领军者几乎都是都市报类的报纸，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南方都市报》、《大河报》、《华商报》、《三湘都市报》等等。这个格局到两千年的时候已经基本形成了，它的发展也到顶峰了。
然后就是都市报开始进入困境，直到现在还找不到方向，我把它叫做都市报的“迷向阶段”。报纸的这种大发展给各个报社，包括办这些子报的党报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也给党报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自己的左手打右手了：小报卖的快了，大报更卖不动了，发行更难了。另外还带来一个矛盾，一个《大河报》能几乎是一夜发财，于是别的系统也办报，于是变成一个全国办都市报热，多到一个城市办六张。于是出现全国各地报刊业的大竞争，后来成了恶性竞争。南京出现过卖一毛钱一份的报纸，有的是你订报纸送你一桶油。产生了剧烈的竞争，竞争本身也不可怕，但是这个竞争给它的内涵也就是新闻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一家报纸报做这个社会新闻的时候大家都抢着看，假如你发现一个城市有6张报纸，昨天街上有一辆汽车着火了，然后这六张报纸头版的照片都是这辆着火的汽车，然后所有的报道文字不一样，消息都差不多，都说这一件事儿，后来就产生了一个词叫雷同化、同质化。一个城市的报纸大同小异，同的是内容基本相同，异的是记者的名字不一样，所描述的语言表述方式不太一样。仅仅是销售报纸的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报纸在内容上撞车，撞的非常严重。有的城市四份报纸卖一块钱，买了之后发现四份报纸内容都差不多，产生了同质化的问题。这是报纸内部竞争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还有一个更大的，前面打狼后面来虎了。随着都市报发展时期，90年代后期到现在现代的传播工具电脑网络急剧发展，它一出来之后给所有报业，包括给都市报带来巨大的冲击。我前段到北京在小范围搞了个调查，调查十几岁到四十几岁中青年、白领或者是有文化的城市工作人员，我问他们你每天得到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什么？80％的人回答是上网。而且有好多人形成一个习惯，每天早晨八点钟上班，打开电脑用半小时把新浪、网易等几大网站浏览一番，主要新闻就都有了。这已经变成最有活力也最有实力的中青年阶层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我问这些人订报不订，绝大多数人不订，他们不订报纸。和这个相反的是带来另外一个变化，你到报纸那儿调查，仍然有相当多的人看报纸，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报纸读者群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现在报纸的订户或者街头零售报纸的主要客户是两种人：老年人和街头靠苦力干活的打工者。这两个群体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对传统报纸包括都市报是个莫大的挑战。失去了中青年最有活力的一群意味着失去了报纸的财源。广告实际上不是给穷光蛋做的，它是对着有钱人的，所以随着读者群的转移，网络都很明白，它知道上网的人是谁，广告商也很明白，把大量的广告投资转到网络上去了。信息传播方式技术的变化也给整个传播行业包括都市报带来巨大挑战。
还有一个挑战，来自报业自己。我为什么把都市报的发展截在2000年，2000年有一个我认为是标志着全国都市报走向迷途的标志性事件，是在南京召开的都市报总编辑会议。会上大家在共同发牢骚，发牢骚的一个原因是99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对全国媒体的从业人员和党政部门搞了一个大调查，这个调查的题目叫《小报问题的调查》。在中宣部眼里大报小报不是指开版多少，它讲的大报是指各级党报，其他的报纸是小报。当时中宣部为了加强对小报的管理就搞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在全国都市报编辑里边引起了反感或者是议论。为什么？我现在的发行量远远超过党报，我的广告收入已经养活党报了，还叫小报。它现在不如我了还叫大报，待遇还不一样，它在政治上还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么我永远是个二奶，尽管我挣钱很多长得很漂亮还是个二奶。所以那个会就变成这些都市报总编辑在那里发牢骚的会。在这个会上，有一家老总提出来个口号，叫主流化。都市报下一段的方向要进入主流，变成主流报。这个口号一提出来就受到全国各家都市报的欢迎，这个词就在那年产生了。但是有一个东西没有界定，就是什么是主流报。主流报的定义是什么，怎么样办成主流报，这些问题通通没有讨论。
回去后各报纸就开始转向。在这之前，包括我办的那个报，为了有意识的和党报拉开差别，保留自己的特色，对当地的所谓的政治新闻这一类的东西基本上是一个规格：发标题新闻。比如采取一个通栏标题，然后下面一行小字，详见今日《河南日报》，保持自己内容上的特点。2000年后不一样了，当这个主流化提出来以后，很多报纸主动转向，开始向党报靠拢，开始抢发这些新闻。开什么会你不让我去我也要去，我还要发，把这个理解为是进主流的一个标志。用我当时的话来说这叫开会有一张请柬，到了会场留一把椅子，会后吃饭有你一双筷子。这些本来被撵到街头的记者这时候登堂入室，而且很快的党政部门也发现这些报纸的宣传效果比党报好，所以后来下请帖的时候专门列了都市报，地位提高了，记者们也很高兴，终于从街头走进会场了，甚至可以陪省长副省长吃顿饭了，找到做记者的所谓尊严了。但是由此带来的缺点就是本来借以生存的那种特点被削弱了，不仅是报纸与报纸之间雷同化，而且都市报与党报之间的特色也开始削弱了。大家怎样认识主流化，怎样成为主流，主流新闻是什么，像这样一些概念到现在都没有理清。
这样一搞搞得报纸特色减弱，原来的办报思路受到冲击，向党报开始靠拢，后边带来一个更大的问题，虽然各个报社情况不大一样但基本是差不多的，就是报社内部官场化。本来都市报创办那天起，它有一种新的机制。像我在的《河南日报》那绝对都是正式国家干部编制，过去都有福利分房，那是很好的，但是办起都市报来之后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没有这个条件，当时都是向社会招聘，不给你任何这方面的保障，你来了之后就靠你的努力，甚至于连现在对普通劳动者的三金，直到现在大部分都市报都没有落实，靠你挣分，靠你写稿子，这种机制在都市报发展的早期比党报的官僚化的管理更具有优越性，能把记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撵的记者不敢睡觉，从早上就得跑新闻一直跑到晚上要交稿子，一天最好多跑几个，马不停蹄地干着活。在党报里看不到这种景象，但是在这种报纸里有。这些带来的记者劳动权益包括各方面的问题都有，但实际上当时这一批记者确实跟党报记者不一样，待遇也不一样，内部的机制也不一样。所以就形成了当时很多报社里内部的考核机制，各个报社的办法用的很多，记分的，评等的等等，各种各样非常多的办法，逼着这些记者们马不停蹄地去干活，工作效率是很高的。但是随着主流化了以后，内部管理也开始发生变化了。先是把一批骨干转为正式人员，另外从中又提拔了一些干部，给内部又带来一种新的东西，内部开始官场化。内部为了要想摆平这个东西，办法也想得多呀。现在好多报纸有首席记者，那是摆不平才产生的，部里提了一个主任俩副主任只能提三个，那还有一个同样资历和他同样能力的没法提了，命名为首席记者，享受副主任待遇。首席应该是一个，后来很多报社一大群首席记者，这都是为了摆平内部管理上想的办法。本来最有活力的一种报纸，完全是一种新的体制，逐渐逐渐的内容上开始向党报靠拢，管理上也逐渐向官场化靠近。都市报已经十几年了，当年进来二十多岁大学刚毕业的，现在都三十多了，快生孩子了，有的报社还作出严厉的规定，生孩子每个月发500块钱，别的不管了。这种生活压力都来了，内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都暴露出来了。所以从2000年以后，我当时用了一个词叫做中国都市报的春秋时代结束，战国时代开始，残酷的竞争，兼并、淘汰现在已经开始了。
在这里我需要总结一句，就是都市报的发展在中国新闻史是一个重大的阶段，它是打破原来党报一统天下，使中国开始产生真正的做新闻的新闻纸，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第二是真正产生了一种在市场下生存的报纸。90年代这一段应该是都市报的顶峰时期，但是现在已经走入一种困境，这个困境不在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在于办报理念的缺失和理论的缺乏。我把它叫做迷向，随着主流化以后，多数都市报已经找不着自己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了，以我自己亲身体会。我所在的一家报纸，当时在全国是非常有名的，非常有锐气的一份报纸，曾经有两年在97年、98年的时候，我所在的那份报纸曾与南方都市报并列，感觉到很敏锐，在新闻上有所创建，有所前进，当然争议也最多。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不用看别的，就看网易，每个月里头还有几条网易上的新闻是《大河报》的？我记得以前几乎没有一个星期没有《大河报》的新闻，而且还是在很重要的位置。报纸失去锐气是一种成熟吗？我觉得不是一种成熟，你该坚持的东西没有坚持，本有的特色被削弱了，这不叫成熟，这叫老化。而且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随着这种主流化以后，这一批报纸，有时候我说一句开玩笑的话，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些报纸的好多报人走上这条路了，当然他也没有“杀人放火”。当年官场上流传的一句话是对《大河报》产生的：“防火防盗防大河报”。他认为你是杀人放火，因为整天搞这种社会新闻报道，搞反腐败的报道，成为官场提防的一个东西。现在突然不“杀人放火”了，受了“招安”了，而且在主席台上的坐位也靠前了，它把自己原来形成的风格和办报的理念给丢弃了，使这个报纸再发展没有目标了，再办报没有理念了，仅只是维持而已，维持这个报纸的现状，维持现在的广告收入，风险再也不想承担了，有前车之鉴，以后凡有可能带来风险的报道咱一律不搞，这个是现在多数都市报共同的一种生存状态，这带来的就是没有出路。
内部矛盾大量的产生，不是靠干事业，不是靠写好新闻去激励记者，而是靠给官去平衡关系，永远平衡不了。我在《大河报》的时候是四个总编辑，一个总编三个副总编，现在大河报是一个总编15个副总编（包括享受副总编辑待遇的总编助理等），吃饭的时候两桌坐不下，平均下边的一个部门都不够一个副总编分管。报纸如果从外部到内部形成这种状态它能办好吗？我不是说他们坏话，作为那个报纸的创办人之一我感到很痛心，而这种情况又不是独此一家。讲到这儿得讲出路啊。我想的法是这样，春秋时代得标志是每个地皮上都有一个霸主吧。如果满足于占山为王，在一方当个老大，那么这种优势还可以保持几年，就像一辆列车虽然不给它加油加煤了，但随着惯性它还会滑行一段时间，效益短期也不会有明显下降，现在是最好混日子的时候，但是这个报纸没有前途了。我一直很看重的是任何一家报纸，它应该不断有新的目标，这个目标模式的确立对一家报纸关系极大，你如果已经满足于现在占山为王这个地位了，就意味着你现在开始停止了。希特勒的战略是闪电战，是进攻进攻再进攻，希特勒的进攻停止之日就是他开始失败之时。到了斯大林格勒，他的进攻停止了，他就开始失败了。我们不是希特勒，但是我们办报一定要注意，你永远给你的报纸一个不懈的动力往前走，瞄准一个更高的目标，有更高的追求。这个东西说起来很空很虚，但实际上是一个报纸生命力的源泉。我认为在现在这种状况之下，从都市报来说，都市报的出路在于什么呢？在于确立一个新的更高的目标。
很高兴的看见已经有这样的报纸出现了。当年《南方都市报》如果从发行量来看它的发展和发育比《大河报》还要晚一年到两年。现在在这些都市报里我最赞成的是《南方都市报》他们秉承的东西。它们在广东可以说称了王以后，我没有发现第二家其他各省的都市报有提出它这样的目标来，它要把它的报纸办成有全国影响力的大报之一，这是他们提的口号。它的眼睛已经越过了广东，指向了全国。它要让它的报纸走出广东，进入全国影响最大报纸的行列，这个目标的确立对这张报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看它这几年连续的动作，不管是成还是败，你看他们的程益中进京办《新京报》等等，最近他们好像又到云南去收购了个《信息报》。从报纸的内容上来看，它现在已经不是光给广东人看的报了，它的视野已经远远超过了广东，是全国视野。而且这样一种姿态也给它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全国各地的新闻人才，东南西北的有志于做新闻的人都奔那里去了，它能选取最优秀的人才。实际上这两年它有了这样的目标之后，又打出了两个拳头产品。第一个是它的特别报道或者是深度报道。我觉得这不仅是南都，是全国这类报纸将来要想形成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独特的影响力必须要抓的一个拳头。什么叫深度报道？第一，是要不同凡响，第二是要抓到那些新闻的富矿，把它狠狠的挖出来，形成一个时期的核心报道。实际上南都的核心报道过去也有过一些，造成全国影响的是孙志刚案报道。那一个孙志刚案给南都带来的影响力超过当年张金柱案给《大河报》带来的影响力。不管他后来付出了多惨重的代价，孙志刚案可以牛到促进废除了一部中国的恶法。付出了如此代价终于给中国的法治进程推进了一步，把收容法给取消了。新闻用自己的牺牲给中国换来了一点，哪怕一步的这样一个进步是何等的意义。新闻，大家不要把它仅仅作为一个饭碗，它确实是一个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力的职业。继孙志刚案报道之后，那一年包括聂树斌案，佘祥林案等一系列的冤案报道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促成了把死刑核准权收到最高法院去了，少杀错杀多少人，这是一个进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作为一个新闻人只要做得好，做得正，付出一些代价是值得的。而《南方都市报》现在正在走，它的第一个拳头就是不断的制造一些不仅是影响广东而是影响全国舆论的，一个时期、形成全国舆论中心的这样一些核心报道，这个是它的一个拳头，是好多报纸现在求之不得但又不敢做的。
比如在这次四川地震灾害以前，曾经有大约两个月形成网络上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南街村的报道，南街村报道的第一家报道是第一财经，但是力度不够，第二家是《南方都市报》，这个报道是一帮年轻人做的，后来有一些跟进的，比如凤凰卫视，还有北京的一批记者跟进，把这个报道做下来了，引起了巨大反响。原来我估计这场大的争论已经拉开阵势了，结果被这场地震给冲掉了。我不敢贪天之功，南街村报道我是全力的支持者，因为这是我一个多年未了的心愿。我是河南人，我对南街村最少观察了10年了，对他们内部的问题、对他的矛盾，起码在04年就有了相当成熟的看法，但是那时候我手头已经没有报纸了，我没有阵地了。我只好作为一个线人，把我所掌握的材料提供给一些还有胆识敢做这个的记者，现在虽然还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但是终于把这个红气球给戳破了。我不想多讲这个报道，我是不能容忍这个拿着国家17亿的贷款，造这么一个文化革命模式管理的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模式的村庄。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还不应该算一算这个帐吗？不应该把这个气球戳破了，让它的精神面貌露出来？
就是说一个报纸，你能保证你不断的提出这样一些振聋发聩的、能够迅速形成全国舆论核心的这样一些报道，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早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一个很蹩脚的话，《公众话题与新闻媒体价值评估》，我提出一个现象，咱们现在评价媒体的时候有一套标准，在这些标准里头大家最常用的，第一是发行量，意味着你的影响力；第二是广告额，意味着你的造钱能力或者吸钱能力；然后从新闻业务上来讲，是每年能获得全国好新闻奖的数量。凡事报社里生存过的人都知道，大家都很看重这些东西。我认为这里漏掉一个最重要的评估标准，这个评估标准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影响力的标准，这个研究时是可以量化的。比如说你的新闻被几个门户网站的采用率，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当时还从传播学引过来一个词，叫公众话题，什么叫公众话题呢？就是在现代社会或者是信息社会里会在一个时期由于一些信息的刺激形成一些大家都关注的话题，谁都看着，谁都想说一句话，这样的一些话题。公众话题往往由一种信息引起，这个信息一般是新闻，当然不完全，有些即使新闻不做也会引起一些话题。这几天菜涨价长得太多了，你新闻再不报，老百姓也会骂也会议论的，他有别的得到信息的方法，最简单的是他一买东西发现贵了。可惜咱们新闻现在限制，一到涨价的时候各报社说不要报道物价上涨的消息，以免引起群众人心波动。那群众都是傻子，你不报道他不知道东西卖贵了？这是种掩耳盗铃的做法。这种公众话题的形成如果是由新闻造成的，那么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哪个媒体或者哪个报道能形成这种新闻，而有的报纸就形不成这种新闻。你比如说有的报，客户订了一年到年底问哪个报道印象深，回答说没有，记不起来了。但反过来有一些报纸，人们会记得它做过的报道。这是不是一种评价啊？是官方评价之外的一种评价吧。
后来我总结了一下，我说一个好的报纸每个月那么多报道里能够有一个报道构成全国性的话题，引起全国各大网站的注意，引起好多网民的争论。一个月有一个，一年就是12个，一年下来这个报纸就不得了。按照传统评估，南都的发行量没到上海，在上海应该没有影响力，但是有几个人不知道南都，不知道南都的报道？它有其他的传播途径，比如说有网络，下边写着据南都报道，南都评论今天是什么，对不对？这种影响力用简单的发行量没法去衡量，特别在网络时代、信息时代，这种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至于把它如何量化来衡量，这个是学者们研究的问题。我觉得是应该建立一个新的指标，很重要的影响力指标。我做报纸的时候曾经给记者夸下海口，我说我办一年报，如果每个月咱们能打响一个报道，形成全国一个时期关注的热点，成为其它报纸转载、各个网络和门户网站都转载的消息，一个月做一个，一年做12个，我保证这个报纸的影响力，乃至于它的发行量、广告额都会上去。可惜这个话说完之后干了10个月被免了，没干到一年。但那年也确实做了几件包括聂树斌案，巨能钙，还有直到最后的封口费等报道，一个月一个大概没有达到。我极力主张建立一个指标就是影响力的指标，超越发行量。这个指标对于报纸来说应该是最有激励也是最能说明报纸真正实力的东西，而现在南都正在这样做。我觉得这帮年轻记者们做的挺好，在走出一条新路。如果能按这个方向坚持走下去，不管再写多少检查，再撤几个总编辑，我觉得几年之后必成为全国一大报，不管它的名字大小。美国的所有报纸都是地方报，比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太阳报》等，但它们不但是美国的报纸，而且是形成了世界影响的报纸。影响力的指标我觉得对于一个媒体一个报人来说应该是个最吸引人的目标，是应该想办法去打造的一个武器，我觉得只有这样，才会带来内部的强大的动力，我觉得这是从办报的策略上来考虑的出路所在。
现在南都还有第二个拳头，是它的时评。尽管报社都有社论这一体裁和栏目，但是一般轻易不用，而南都把时评，把社论和读者的评论当成一个新闻品种，而且拿出最重要的二、三版，每天发出很多有思想有见地的评论，已经成了报社的一面旗帜。现在不管你同不同意它，南都已经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它所发的一切评论都是坚持着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它经常请的学者是影响中国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它有自己的价值理念，敢说自己的话。笑蜀在北京开会时回答了一个问题，有人说你们南方报系不平衡，你们只发自由派的声音，成了自由派的阵地。他的回答我觉得有道理，他说从这张报纸上你看到了不平衡，你从全国看到不平衡了没有？全国两千多张报纸只有一张报纸说自由派的话，这难道平衡吗？你为什么对这个不平衡不去反对了？就是一个报纸要有自己的理念，要敢有自己的声音。我认为这个也是南方报系现在在全国打出重要影响力的一个原因，这是它的第二个拳头。
所以我认为都市报现在的困境是能走出去、有出路的，但这个出路不是自然形成的，要靠报人自己的觉醒、觉悟和一种新的理念的确立。说到最后就是谈到整个对报纸新闻包括都市报的新闻还应该有个努力方向，这个你可以从技术上总结出各种能总结的，我只是讲一点，我觉得对所有的新闻人，特别是都市报的新闻人来说，要有一个新的目标，要把自己新闻的品位、新闻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更到的层次和水平，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学会要懂得做“人的新闻”，这是我这两年包括做新闻和想新闻时候痛切的感受到的一个缺陷。现在中央十七大讲“以人为本”，这次救灾的时候高喊“生命第一”，这是一种新的表述和新的声音。我们媒体在这方面不自觉的东西太多了，忽视人和人的价值，在我们新闻里屡见不鲜，包括我们自己思维定式里都有这个东西。我举几个例子，每年发生那么多灾难，多的死几十万，比如驻马店水灾死24万，唐山地震官方数字是24万，这一次地震恐怕不会少于10万吧。我要问一下，有谁知道这里头死的都是谁？当我们做新闻的时候，我们知道的是一个个数字，这场火灾死了309人，那个矿难死了多少人，你知道的是一个数字。这里有几个人，他的名字是什么，他是哪里的人，他的家庭情况如何，他的死亡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谁知道？不要说读者不知道，记者也不知道。记者就没有去采访这个，或者官方也不去发布这些东西。大家做一个对比，美国的越战纪念碑是什么样的？是一堵墙，这堵墙上是一个一个的名字。整个越南战争当中死的每一个从将军到士兵的名字都刻在这个墙上，对人的尊重体现在这里。每个人都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是一个生命的失去，最简单的追悼方式是你不要遗忘，你记住曾经有一个人活着，曾经有一个人就这样死了。哀悼的前提是你得记得他，如果你都忘了还哀悼什么？日本人指责我们，你们说南京大屠杀死了30万人不可靠，你拿出来的数字是30万，你拿出名单来。但是我们拿不出来，我们连一万人的名单都拿不出来，为什么？中国历来视民如草芥，一个普通百姓、一个草民的生命值得记吗？值得去搞调查吗？没有人管这些事儿。还有一条我后来才觉得残酷的规定，前两年国家定了一个标准，以后再发生各种灾难，死10人以上视为特大事故，就要报国家最高的部门。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你注意最近报道的几个矿难都是死9个。一起是巧合，多起我就觉得不是巧合了。人们在数字上做文章啊，死9个就不够10个，就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理和追究。后来这居然成了咱们新闻界报道新闻、判断新闻价值的一个标准，死不够10个不报，大家也默认这个标准了，我对此感到非常悲哀，也非常气愤，我想突破。
2004年的时候我做过一个题目叫《一个人的矿难》的报道。当时河南有一个煤矿发生了一次号称小的矿难，遇难的是一个人。我派了一个记者去，记者去了现场说就死了一个人。我说我就让你给我写这一个人，是什么人，家庭情况怎么样。到了现场他发现一些让他感动的东西：第一是这个人姓陈，叫陈奎，因为井壁倒塌把他封到井下了，但是看样子没有受伤或者受伤不重。怎么知道他活着呢？从井里边通上地面一个水管，从矿难发生以后他就在井下不停地敲击那个水管，当记者去的时候还可以听到清晰的敲击声，这个声音一共响了七天七夜。这个细节让记者感动了，我也感动了。一个人，在几百米深的井下，在一片黑暗中，七天七夜不停地敲击那个水管，传递着一个求生的信号。但是记者后来见到的情况让记者气愤。矿山救难队去了，当记者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矿山救难队的救护是分批下井，一次下去两个人，其他人在井口的房子里打牌、睡觉。每下去两个人一个小时上来再换两个人下去，一个小时的掘进大约是50公分左右，不紧不慢地在搞着所谓地救护。上面还在打着牌，下面不停地敲击水管声还在传来。我说你去写这个，你就把你现场所看到的一切写下来，写了就发了，后来多次到这个现场，过了21天才终于挖通了倒塌的那个井壁，这个人已经死了。原来我已经答应了，我说当陈魁的尸体出来那天我要写一篇评论，我要为他哀悼，我要写他死于什么，他死于灾害也死于人心，一个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结束了。结果后来有个变故，在那个结果还没出来之前我就离开那个报纸了，所以悼陈奎我也没写成，但是我有这个心。
我们做新闻的人不能太冷血，不能把人都看成一个一个数字。一旦它变成一个僵硬的数字的时候，它里边传达的人性感情统统没了。洛阳火灾死了309人以后最让我感动的东西或者是最引起我悲伤的东西不是写在稿子里的，是第二天记者回来跟我汇报的一个细节。309人都像是睡着了一样，身上一尘不染，火灾之后没有一点烟火样。为什么呢？那天着火是地下二层起火，一个家具商场着了，家具着火的一股浓烟顺着中间那个天井直冲最高一层，最高一层是个歌舞厅，正在开一个盛大的圣诞晚会，这股和着毒气的浓烟一下子冲进去，在场的所有人马上倒地，两秒钟，吸了那个毒就死了，但火没有烧到那里。这些人一个个穿着节日的礼服，看那样子一个个像睡觉一样。但是记者告诉我最悲惨的一个细节是这样的，当他找到一个熟悉的军队朋友，穿着军装混到停尸现场的时候，一排一排的尸体停在那儿，他说他的感觉是像走在夏天的庄稼地里，满耳听到的是地里蝈蝈蛐蛐的叫声。因为所有的死者身上BB机和手机都在叫。第一天晚上参加圣诞晚会一夜没回家，第二天家人还不知道死活拼命打电话，整个停尸场里头一片手机声，但是没人管。没有人去接，也没有人回答，没有人告诉他们家人死去的消息。这样一个细节让我感觉到咱们这个社会太缺乏对人的人文关怀。包括对死者对生者都是一样的，而我们做新闻的时候只能作出死亡309人，其他什么都没有，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和一个个家庭的痛苦都在这数字里过去了。我们能不能从现在开始，既然咱们第一个给地震死难者降了半旗，能不能在将来的四川修一个地震的纪念碑，把死者的名字一个个镌刻出来？让我们第一次尊重一下这些人，尊重这些生命，尊重这些姓名。我们记者写报道的时候也不要再那样冷血了，不要把所有的死亡、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简单的数字。我们过去做新闻讲的是见事不见人，我们只注意事儿，这儿死了几个那里死了几个，我们没有看到这背后是多少个生命的失去和带来的悲剧，我们没有注意过人，甚至死的是男的是女的，大人还是小孩我们也没有关注。只要他不是大人物，普通草民是没人关注的。好人如此，坏人也一样。回想起我们过去做的报道里有多少违反人道或者是违反普世价值的报道。
大家还记不记得，你们上小学的时候有个赖宁的故事？山林着火了让孩子们去救火，烧死了之后作为英雄去表彰，这人道吗？现在已经停止了，幸亏有点儿进步，以后发现森林火灾禁止动员学生去救火，我觉得这才符合人道。在我年轻的时候全国曾经宣传过一个上海的典型叫金训华，一个上海知青到黑龙江，发生水灾，一根木头被冲到水里去了，他为了救这根木头跳进去最后把自己淹死了，也作为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来宣传。这人道吗？一个人的生命就不如那根棍子？即使他这样做了我们能这样宣传他吗？能号召人们都去学习他吗？直到现在朝鲜不是还在宣传吗？发生水灾的时候一个朝鲜小姑娘为了到水里把金正日的画像抢出来自己牺牲了，朝鲜课本上现在还有这一课呢，为了抢救领袖画像而英勇牺牲，被追认为非常高的地位。这人道吗？我们过去搞的宣传里这种不人道的东西还少吗？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些年的新闻实践，特别是这次灾难的报道我们现在要反思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真得去向普世价值靠拢一下，真不能再做这种愚蠢的傻事，更不能干那种血腥的事儿。
在我一生中见过很多次死亡，80年代我在《河南日报》做记者的时候曾有一个没有发出来的报道，当时豫西山区里的基地里发生了官兵之间的矛盾，一个当兵的拿了枝枪把连长毙了，然后携枪外逃，整个豫西所有的路口都有军警把守，所过的每一个行人和每一辆车都要接受检查，把这个士兵的照片印出来对照。那天晚上在洛阳东面的孟津县黄河大桥桥头拦住了一辆长途汽车，公安人员拿着罪犯的照片上车跟所有乘客对照，没想到对的第一个人就是这个士兵。这个当兵的也发现了，就拿出身上带的枪把这个警察打死了，枪声一响司机开开门就跑掉了，然后重兵包围了这一辆车，向车上喊话，劝他出来投降等等，他不下来。相持了几个小时，眼看天黑了他也不下来。天黑了以后怕他趁黑逃跑，有人下令开枪，冲锋枪手枪步枪机枪一起开，我后来见那辆汽车了，打的像蜂窝一样。那个罪犯加上全车的乘客同时被击毙了。这是八十年代的一个真实案件。后来很快就通知这个案件不得报道，到现在也没有报道。但是前些天我突然发现在河南警察学校的教材里有这个案件，它是作为警察处理各种案件处理不当的一个例子把这个案件讲出来的。不要在这里骂什么普世价值了，在任何一个世界的文国度里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警察总长都要引咎辞职的，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里发生了人质劫持案的时候第一个原则都是要保证人质的安全，宁可让罪犯有逃跑的可能也不能让伤及一个人质，这是普世价值，这是全世界都遵从的东西，而我们从来不懂这东西。我们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这事儿就发生在八十年代，我们对普世价值的理解还是这种水平。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新闻要学会做人的新闻，当我快要离开新闻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在这方面做的太不够了。
要学会做“人的新闻”，甚至于坏人也要如此。王书金给我一个震撼，一个杀了四个人的强奸杀人犯，居然在自己一生中最后的时候办了一件男子汉的事儿，这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是个罪犯，而且是要执行死刑的，他用自己最后的举动来为一个已经替他死的人恢复名誉，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甚至某种意义上让我感动的人。最坏最坏的人你也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怎么形成的。我这辈子见过最冷血的杀手叫彭妙记，这个人现在保持着中国连环杀人案的纪录，他一个人在先后四年时间杀了77个人。这绝对是个恶人，是个杀人狂，但他是怎么形成的，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我让记者采访，记者回来跟我汇报的是这样一个情况。他从来没有过过一天正常人的生活。他家里非常穷，从小没有父亲，跟着母亲要饭，当他记事儿的那天起就是个要饭的，没上过学，没受过任何教育，正常人的家庭生活他没有，从小要饭要到大。他做的第一个案子是17岁时贩卖人口，他贩卖的第一个人是他母亲。当他母亲把他拉扯到17岁的时候他找个机会把他母亲卖了，赚了点钱。即使犯罪分子也有他形成犯罪的环境条件，以至于他后来杀了很多人。其中杀的最惨的是在一个村边的破房子里杀死了一家四口，杀完了一家四口得到的钱是五块钱，那家很穷。他杀的最后一个人是跟着他杀人的一个同伙，怕他走漏口风。让我特别吃惊的是就这样一个杀人狂在法庭上居然要求免他死刑，希望从宽处理，希望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他最后的回答让人又想笑又可气又可恨，但不能不深思。法官问他你说你立功赎罪你能立什么功？你有什么本事?他很认真的回答说我会杀人，你把我派到台湾去我保证把李登辉杀了。让人苦笑不已，他的唯一特长是杀人。
我们的报道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有几个把这个人写成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了？我们写这一篇报道总是某某某罪有应得，或者等待法律的严厉惩罚，我们看到人了吗？我们看到人所生活的环境，所形成的条件，所走过的历程，所给予大家深思的教训了没有？包括这次救灾我希望你们特别是学新闻的学生，在等大家激动的情绪冷静下来以后，认真的检点一下这次赈灾的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太好的，哪些是应该避免的。我现在不说，但是我有个感觉，给我启发的是美国《时代周刊》这一期的封面，也是以汶川大地震为背景。美国这一期的《时代周刊》封面是两只手，下面一只从水泥板下伸出来的已经青黑色的死者的手，一个孩子的手，上面是一个红润的孩子父亲的手，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这张照片的名字叫做中国的心碎了，你可以理解为汶川地区正好相当于中国的心脏地带，发生了一次山河破碎的地震；你也可以理解到它所带来的悲剧让中国人伤了心，但这张照片决不血腥。你可以回忆一下9.11，据统计数字，整个美国世贸大厦死了3000多人，从电视报道到报纸报道中你们谁见过一张残肢断臂血腥的照片？没有。美国没有宣传部，也没有禁令，但是美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很自觉的遵守一个规则，就是死亡已经很令人悲哀了，不要把死者的惨象给留下来，或者是让他们家属再受到那个刺激。那些家长，孩子死了，你再把那个断了头的断了臂的惨不忍睹的血淋淋的照片拿给她看，这个母亲受得了吗？这里面是对人的人道主义的关怀，在这一点上我们有没有向美国同行学一学这样一种理念呢？不是去掩盖灾情的严重，而是为了救助人心，对人的一种人道关怀。在这些东西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包括我们中国新闻人，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是太多了，我们对普世价值理解的东西还是太少了。我觉得地震给我们留下不尽的话题，大家将来想或者是有可能做新闻工作或者新闻研究工作的，希望你们能够在将来资料攒齐了之后认真琢磨琢磨。
（2008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