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学术界的专业化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打入冷宫。

当代经院哲学因为分裂而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要么你坚持尼采和马丁·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大陆学派，专注于存在的本质之类宏大的思辨性话题，要么你认同英美分析学派，优先考虑缜密的逻辑、语言和意义问题。那么，对于不属于任何一个派别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我们该怎么办呢？

理查德·里弗斯（Richard Reeves）的传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维多利亚时代的狂热分子》（John Stuart Mill: Victorian Firebrand (Atlantic Books, 2007)）帮助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里弗斯不是撰写约翰·肯尼迪和罗纳德·里根传记的同名美国作家，而是英国社会和政治评论家。本书去年年底在英国出版，我刚刚拿到该书。穆勒的生平和思想对于美国产生和传播观点的方式带来启迪，在这点上对英国也是如此，因此穆勒确实值得我们重新研究和发现。

维多利亚时代最著名的人物穆勒几乎没有预示在他一八七三年去世后的一个世纪里占据英国哲学界主导地位的分析哲学的任何途径。不错，他确实写了《逻辑体系》（A System of Logic (1843)）讨论了推理和因果关系问题，但是穆勒对于为研究逻辑而研究逻辑没有兴趣，他的目的是在于驳斥直觉主义学派，他觉得他们关于人性本质的观点太过保守。（直觉主义者相信关于世界的真理不是通过因果定律发现的，正如里弗斯所说“是被上帝事先植入进来的，认为它们是真理是因为人们根本无法想象它们是错误的。”）

和学术界那些倾向于专门研究某个领域的人士不同（不光是哲学），穆勒写作的范围广泛，包括植物学、诗歌和女性权利等等。正如他在《自传》(1861)中回忆的，他的教育基本上是由他的父亲，苏格兰哲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来完成的，三岁开始跟着父亲学习了希腊语、历史、文学、语言、数学，到了青少年时期学习政治经济学，二十岁时曾经神经衰弱。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更不要说在大学教书了，他的许多理论是在和哈里特·泰勒（Harriet Taylor）的长期友好关系以及后来的婚姻关系中发展而来的。

他当过记者也当过议员（时间不是很长），但是这两者都不能指望永久保持，他的职业道路不是二十世纪的许多分析学派哲学家愿意效仿的，这些哲学家几乎没有例外地在大学教书。（穆勒的教子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如今被人记住的更多是他积极的政治活动和超级热情的性生活，而不是他和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合著的《数学原理》。

与此同时，穆勒的工作和大陆学派的传统也格格不入。尼采称他为“笨蛋”。对穆勒早期写作产生重要影响的杰罗米·边沁（Jeremy Bentham）（也是穆勒父亲的好朋友）是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又爱又恨的人物。如果对穆勒的著作关注地更多一些的话，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本来可能发现穆勒的坚定信仰，那就是如果考虑到我们甚至不是我们自己话语的作者，我们应该是自己轻率生活的作者。穆勒对于形而上学抽象理论没有多大兴趣，里弗斯写到“他一看到大写字母，这里指的是‘真’或者‘绝对’，他就发火。”另外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于同时代大陆哲学的影响比《论自由》（1859）的作者的影响更大，这个人就是非常瞧不起穆勒的卡尔·马克思。

我不是哲学家，因此如果我认为穆勒从那些哲学家那里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许是可以原谅的。对于一本我刚刚读完的有关于自由派政治哲学传统的意义的书中，我从穆勒那里学到很多东西，逐渐认识到他的观点的重要性，不仅因为他迷人的文笔，而且因为他的观点对于当今的启发意义，不管是言论自由，还是女性选举权、宗教在民主政治中发挥的作用等等。因此我担心不管是在哲学界还是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政治学界穆勒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里弗斯把穆勒称为绝对是“英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称赞在我看来是太过分了，但是我赞同里弗斯的观点，尽管穆勒大名鼎鼎，仍然值得我们重新发现。

里弗斯称为“自由主义的新约全书”的《论自由》是我在课堂上最容易使用的教材之一。我们应该自由地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只要它不危害他人，行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喝酒喝死危害他人么？卖淫伤害他人吗？一夫多妻制伤害他人么？（穆勒预见到了最近因为得克萨斯一夫多妻制社区依法争夺孩子的事件而变得更加激烈的摩门教争论，但是我担心他的回答是错误的，他说一夫多妻制不会造成伤害。）穆勒不是民主派，《论自由》中充斥着对于公众的蔑视和对于挑战传统规范和同一性的浪漫英雄的称赞，但是穆勒也不是我们当今所理解的“自由意志论者”。自由的目的不是给我们想要的东西，而是帮助我们成长以便更好地理解我们想要什么。

任何能够让大学二年级学生兴奋不已的书很可能被职业哲学家看作幼稚肤浅又自命不凡而不屑一顾。但是难道我们不应该根据它能在多长时间里激发人们的辩论来判断政治哲学著作吗？如果按这个标准，《论自由》绝对是经典。

同样是经典的是《妇女的从属地位》(1869)）除了教学上的方便外，政治哲学著作的评价标准还可以通过它预测未来一代人愿意接受的观点的能力，不管这些观点对于同代人显得多么惊世骇俗。英国妇女终于在一九二八年获得选举权，这已经是穆勒去世很多年的事了，这更让人佩服穆勒预测我们现在看作想当然的必然趋势的超凡的能力。但是穆勒也集中在妇女获得选举权后的议题上，包括与经济歧视做斗争，以及婚内强奸的野蛮。（他写到，婚姻简直和奴隶制差不多）这些观点引起轩然大波，以至于他的批评者之一詹姆斯·斯蒂芬（James Fitzjames Stephen）竟然写了一本书《自由、平等、博爱》(1873)来攻击他。不过，斯蒂芬的侄女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可能觉得穆勒的观点比她叔叔的观点更亲切些。在英国妇女获得选举权一年后，她发表演讲，后来集结成书《自己的房间》(1930)）。

穆勒不总是前后一贯的思想家。《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尤其是当作者多年来一再修改后，可以看到从前的经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代表自由放任的立场，也可以看到后来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为积极的政府干预辩护。在有些著作里，穆勒为功利主义辩护（为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有时候却批评这个观点。历史学家格特鲁德·海默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批评穆勒鼓吹个人自由的同时却称赞那些为专制唱赞歌的作家比如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穆勒坚信女性应该获得选举权，却担心把选举权延伸到工人阶级。和众多改革者不同，他反对秘密投票。他不是教徒，但是为宗教的道德功能辩护。就像他限于当今哲学的学院派途径的边缘被人遗忘一样，他也不容易归入当今左派还是右派的意识形态阵营。

但是，穆勒的前后不一也再次成为人们欣赏他的原因。当今自由主义拥有普遍遵循的可以应用于当今种族平等和经济正义等议题的原则，但在穆勒写作的时候，自由主义还没有形成，他对自由主义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我们把他看作认识到正处于创造过程中的新世界曙光的高瞻远瞩的思想家。虽然他对待民众非常不客气，对于英国的帝国主义缺乏批评，穆勒的正式工作是帮助管理印度，但他看到了进步，也喜欢这样的进步。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满足现状的心态并没有传染给他。

虽然哲学的分析学派和大陆学派传统的差别可能很大，但它们都非常重视传记。即使像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艾耶尔（A.J. Ayer）这样生活与众不同的分析学派哲学家，我们应该记住的是他们的思想而不是行为。因为大陆学派的主要精力放在消解人类行动的重要性，撰写哲学的实际的代表很少引起人们的兴趣，或许这个传统非常方便的立场是里面的众多领袖人物和法西斯主义打情骂俏。和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形成鲜明对比，我们还是重新阅读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吧，看看像理查德·里弗斯写的这样引人入胜的传记。

译自：“The Forgotten Philosopher”by Alan Wolfe

作者简介：阿兰·沃尔夫（Alan Wolfe）波士顿政治学院教授，布瓦西（Boisi）美国公共生活和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http://chronicle.com/temp/reprint.php?id=dw4rvknzddf3f4p8kygv0m69k36t1jy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