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们的思考能力已然萎缩羸弱得惯于把别人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甚至安于、乐于让别人替代自己思想了。

生之已晚，孤陋寡闻。最近，我被一篇关于杨荫榆之死的资料强烈震惊。

资料说，曾经担任过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的杨荫榆，为保护险遭日本鬼子强暴的两名妇女同胞，在苏州死于敌寇乱枪。

震惊之一：如此重要的人物、如此悲壮的事件，为什么我们竟然隔漠冷淡到全然不知？

震惊之二：事隔多年以致时至今日，对于如此重要的人物、如此悲壮的事件为什么依然模糊暧昧、闪烁其辞地写了二三百个字？

过分冗长使人乏味，过分简约使人不安。于是，我便寻觅、求索、思考那个带有神秘意味的名字：杨荫榆。

对于我，杨荫榆是早已死在鲁迅笔下的了。初读《纪念刘和珍君》时也就十来岁，一个本应属于安徒生的年龄，一个相信一切甚至轻信一切——包括文学和作家——的年龄。对于我，《纪念刘和珍君》相当于刑事判决书，它似乎裁决杨荫榆是戕害刘和珍的元凶，而且具有铁案如山、无庸置疑的终审效果。

如今想来，即使鲁迅的散文不也就是散文，为什么一篇散文居然会产生文学之外的效应？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鲁迅是旗手。虽然任命鲁迅为旗手是在鲁迅辞世之后，准确地说是追认。既是追认，乐意不乐意或接受不接受也都由不得他自己了。当然，也未必不乐意或不接受。可是文学一旦推出旗手，就越出文学的范畴。之后的问题便出在思想桎梏上：多年来，我们的思考能力已然萎缩羸弱得惯于把别人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甚至安于、乐于让别人替代自己思想了——何况对于旗手？

于是重读鲁迅，希望通过重读梳理一下杨荫榆和刘和珍、和鲁迅究竟存在着什么不解之缘。

读过文章连同注释，也仅只知道：

一，刘和珍在鲁迅编辑《莽原》，《莽原》“销行甚为寥落”的时候，毅然预定过全年的刊物。其它便是听过先生的课而没有更多地往来。

二，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杨荫榆“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刘和珍、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个学生自治会员。”

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刘和珍和杨德群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遇害。死后“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至于为什么要开除刘和珍等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什么是评议会？作为校长，为何“假借”又如何“假借”评议会的名义？被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和到段政府请愿之间，尤其是刘和珍之遇害和杨荫榆究竟有没有关系或者有着什么关系？等等，等等，依然是迷雾一团。

寻觅和求索收效甚微，仿佛一个民族谨慎而耐心地回避着一个为保卫民族尊严而献身的不祥之物。

蛛丝马迹一般得到一点零散资料，把它们整理起来就是：因为上下老小拖累，抗日战争时的杨荫榆只得隐居苏州而无法西迁。一天路过一座离家不远的小桥，看见两个日本鬼子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企图强暴两个正在桥下洗涤衣物菜蔬的年轻妇女。妇女无力，百姓无奈，杨荫榆立即赶上前去义正词严，痛加呵斥。鬼子为杨荫榆的正气、勇气，和那一口纯正规范的日语所慑，不得不愠然离去。谁知杨荫榆却并不善罢甘休，白发苍苍、孤老一身、愤然毅然、兀自追赶，一直闯进日本鬼子的司令部。指挥官尴尬狼狈。虚与委蛇，表示对属下要严加整肃，对肇事者定严惩不贷云云。几天之后，在桥下作恶的那两个鬼子携带枪支登门造访，说一为道歉，二为交友，他们的长官备好酒宴恭请先生赏光。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莫要说堂堂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就是一介善良忠厚的中国平民，又如何能够料得到，尤其如何能够料得到诸如日本鬼子那样的禽兽心肠呢？依然一身正气，依然一身勇气，杨荫榆跟着两个鬼子前去了。岂料刚刚走上那座小桥，鬼子举枪便打。也是光天化日，也是众目睽睽，杨荫榆身中数弹踉跄落水。百姓纷纷下河相救，也被鬼子居高临下一一击毙。打捞尸体时，河水殷殷地红。捞出尸体则无法入敛，杨荫榆家买不起棺木。她的丧事，是街坊邻里凑钱操办的。

鲁迅死于1936年，杨荫榆死于1938年，晚鲁迅二年。如果不是这样，先生未必不会为逝者写出一篇比如叫做《纪念杨荫榆君》之类的文章的吧？但可以肯定的是，被旗手写过的杨荫榆和未被旗手写过的杨荫榆，就决然不会是同一个杨荫榆的了，虽然死因相同——当然，这也只会是在一个可能相对漫长但终归有限的时间里。因为时间终归是时间。

不该怪罪而该当感谢的倒恰恰是那位仅只二、三百字的资料：如果不是它，我们甚至会忽略寻找那遗失多年而本应属于自己的思想、良知和勇气的呢。

旗手胸前覆盖旗帜。旗曰：民族魂。

杨荫榆胸前却是日本鬼子的弹洞。

那么，鲁迅通过祥林嫂发出的“人死了是有灵魂的吗”那句天问该当如何作答？究竟什么是民族之魂？一个民族又应当怎样珍惜、呵护、强健和绵延自己的民族之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