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得梁寒操先生墨宝有感」在「开放」杂誌发表后，引起其他刊物编辑的兴趣。新出拙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中略略提到的家族歷史人物，除父亲的姨丈梁寒操先生(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外，还提到了我祖父容伯挺和父亲的另一个姨丈徐志道先生(国民党的保密局局长)。不过我总觉得他们都不是什麼重要人物，故去多年，对现今社会已无影响和意义；况且他们都是隔代人物，我对他们所有的认识都仅仅来自父母在生时的片言隻语，以及书籍网络歷史资料。现在忆述他们，无非是向读者介绍一些中国近代史，更重要的是，从他们一生的经歷看到中国近代革命史中的暴力和血腥，或许还有一点现实意义和教训。

小时候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父母亲对所谓「有问题」的亲戚朋友都绝口不提，以免惹祸上身，包括早已逝去的祖父容伯挺。我只记得，大约是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天，伯父一家和我们一家大大小小十几二十人一起到酒楼吃饭，伯父和父亲都显得十分高兴，父亲告诉我说是因为在报纸上看到杀父仇人吴铁城在台湾去世，所以我们一起出来庆祝。其后许多年来，隐约听说祖父早年到日本留学，加入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回国后当过广东省议会的代议长，并且办了一份报纸。后来由於军阀混战，陈烱明背叛孙中山，祖父不及走避，被吴铁城抓去枪毙(我后来查到的资料却说吴铁城藉口我祖父反对孙中山)，吴铁城当时是广州公安局长，后来在国民党里当了大官，做过国民党的中常委和上海特别市市长，最后逃到台湾。祖父死时才衹有三十七岁，而父亲当时只有八岁、伯父十一岁。

对祖父知道得更多一些，是在几十年以后，父母都不在了，2003年８月，在纽约唐人街的一间华人书店里看见一本新出版的书，书名是「近代的广东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作者是日本人深町英夫先生，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是「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文库」丛书之一。我无意中翻阅这本书，却赫然发现书中多处提到我的祖父容伯挺。其后因要写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根据该书中提到的索引，在图书馆、博物馆和网站上才查到了很多祖父容伯挺的资料。祖父去世八十年以后，我在远离他去世的地方，在大洋彼岸从一个日本人的著作里才有机会认识连我父亲都不知道的祖父的歷史，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 中国人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从中国人自己的著作里认识中国的歷史，反而要在别人的国家从外国人的著作里认识中国歷史，这不但是我一个人的悲哀，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解放」后，毛泽东唯我独尊，割断歷史，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被指为「资產阶级民主革命」，和共產党领导的「无產阶级革命」不可同日而语。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和孙中山先生的拥护者，后来又大多站在国民党的一边，在国民党里当了官，最后跟蒋介石去了台湾，成了共產党的敌人。因而，共產党虽然没有彻底否定辛亥革命，但是对它的肯定也衹剩下了一个空壳子；除非为了统战的原因，辛亥革命已不再提起。这个发生在上世纪初推翻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伟大革命，本应在中国歷史上佔有它特殊的地位，可是在它发生短短三十多年后，在大陆就已经早早地被尘封了。在世界歷史上，这种现象可说是绝无仅有，一个民族如果不尊重自己的歷史和文化，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然而，时代毕竟在变化著，社会在进步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文革后又重新开展了辛亥革命的研究。或许是沾了李大釗、杨匏安(1896-1931，广东香山人，留日学生，与李同为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者)的光，近年来不断看到提及我祖父容伯挺和他的「广东中华新报」的研究资料，不少是在拙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出版以后才发现，已来不及写入该书中。学者们提供了很多歷史事件的细节，让我们得以客观全面地了解这场民族民主革命。其中青年学者李坚、广东警官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史学博士沉晓敏先生著作尤丰，为广东辛亥革命史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

综合各方资料：祖父容伯挺(1886-1923)，广东新会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1912年回国，担任同盟会广东分会会计员兼书记员，胡汉民副手。1913年1月26日，同盟会广东分会易名国民党广东支部大会在广州东堤广舞台开幕，到会者近万人，由容伯挺主持，宣布易名理由，胡汉民发表演说。同时，各省议会成立，容伯挺当选广东省议会议员，代理议长。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后，各省议会要求参与总统选举， 广东省议会向各省发出建议成立省议会联合会 通电，每省派两名代表齐集天津开会。4月27日宣布成立「中华民国省议会联合会 」，发表宣言「以联合各省 ，代表民意，求得真正共和，作国会后盾。」在北京袁世凯眼皮下通电反袁，立即受到天津当局冯国璋的迫害，逮捕「联合会紧要人物容伯挺」。国民党机关报「民谊」立即撰文抨击袁世凯，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极力营救，才得以获释，迁至上海继续开会。5月16日，会议推举河北王建中、广东容伯挺为正副会长，再次发表反袁宣言，要求英法等五国政府，不承认袁世凯违法借款……。1915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釗等在东京发起组织反袁祕密团体中华学会，湖南留日学生林伯渠、易象等发起组织反袁团体乙卯学会。同年，容伯挺二次赴日，两个学会於1916年1月合併，改名为神州学会，会员一百餘人，推李大釗为评议长，容伯挺、林伯渠和易象三人为干事。之前，1915年10月10日，政学系谷鐘秀、杨永泰创办机关报「中华新报」，1916年容伯挺回国，被委任为社长兼主笔。是年冬，蔡鍔在云南起义，「中华新报」特闢「护国军纪事」专栏详细报道护国战争消息。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容伯挺担任祕书厅祕书，襄助讨袁军务。袁世凯倒台后，容伯挺任广东省府顾问、省长公署公佈所所长、财政厅参议、印刷局局长，仍兼任政学会机关报「广东中华新报」社长和主笔。林伯渠於1918年5月和12月两次到广州和容伯挺会面，对他及其「广东中华新报」讚誉有加。1920年底，粤军陈烱明回师驱桂系，容伯挺逃亡日本，1923年初潜回广州，被密探发觉，吴铁城将容伯挺拘捕，并於当天将其杀害。

广东军政府期间，祖父主持的政学系「广东中华新报」受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资助，当时孙中山先生也曾倚靠桂系，企图借助南方军阀的力量打倒北方军阀。陈烱明奉孙中山令回师返粤讨伐桂系时，该报已经转向，大幅报道粤军胜利消息，惜陈烱明后来背叛孙中山，连累到我祖父，以致数年后祖父从日本回来，陈乱早以平息，仍然被吴铁城以「通敌」藉口杀害。同期被杀的还有「广东女界联合会」女权活动家、「广东群报」名记者黄璧魂女仕，罪名同是「陈烱明密探」。黄女仕留学英国日本，在上海广州从事妇女运动，1921年陈烱明邀请陈独秀先生来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先生携黄女仕同行，担任他的祕书。衹因竞选中山县长时和吴铁城留下嫌隙，被吴铁城藉词枪杀。

我祖父在日本留学时已经结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亲自来穗主持成立国民党广东支部时，委任我祖父为支部长胡汉民之下的总务部主任，资歷地位均在吴铁城之上。所以，如果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吴铁城或许不敢对我祖父下手，不排除吴铁城趁孙中山先生不在广东的机会公报私仇，滥杀国民党内政敌。陈烱明粤军入广州，接管「广东中华新报」的国民党元老、留日学生夏重民因为在报纸上批评陈烱明军纪鬆懈，骚扰百姓，被陈烱明部下杀害；留日学生东京神州学会干事长和干事四人，除林伯渠一人外，其餘三人李大釗、容伯挺、易象(田汉的舅父)均被杀；容伯挺「广东中华新报」记者，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宣传者杨匏安后也被杀……。与西方的党派议会民主政治相比，中国的政治实在是太残酷和血腥了！特别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刚刚从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资產阶级民主社会新秩序还未能建立，一切都处在混乱之中。这时候，几千年封建统治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杀戮行为，在全体中国人，即使是所谓「革命者」中的影响就充分地表现出来，庄严的政治舞台居然成了杀戮战场，我的祖父不幸就成了这种封建社会仇杀政敌的受害者。杀人者有军阀、国民党；共產党也深受其影响，在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地用肉体消灭的办法对付不同意见者。正如张国燾先生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所说：「……这表现了中国政治人物缺乏民主素养，动輒以枪毙和暗杀手段对付反对者」。直至今天，我们中华民族离开民主政治和文明社会仍很遥远，要实现这个理想，恐怕还得几代人的努力。

令我最感兴趣的是祖父容伯挺办「广东中华新报」的史料，他匯集各方人才，其中又以杨匏安、黄冷观二人最具歷史价值，使该报成为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广东最具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报纸，祖父容伯挺的办报方针、独立思考以及招贤纳士均值得介绍和学习。

李坚先生「五四前后的杨匏安」一文中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知识份子纷纷向海外寻求救国良方，各种政治社会学说都被介绍进来。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广东中华新报”连续１９日登载杨匏安长篇文章“马克思主义”，成为南中国最早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容伯挺看来，办好一家新闻报，“即不啻多一善良完备大学校”。他找杨匏安商量，“用就精神科学、自然科学中，遴选诸家学说二百数十条，请社友杨君抄译而演述之，以嚮吾国志学之士。”容伯挺要求杨匏安译述二百餘篇“世界学说”，对杨潜在能力的迸发，无疑是一股巨大的助力……我们从残存的至1919年12月15日止的“广东中华新报”中找到杨匏安编译的“世界学说”41篇。其中属於哲学范畴，如唯心论、唯物论、一元论、多元论等32篇，属於马克思主义，如共產主义、集產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9篇，尚有大量编目未能找到。」而中共理论界则将杨匏安与李大釗相提并论，称之为「南杨北李」。

有意思的是，共產党早期马克思主义宣扬者杨匏安先生是广雅中学第一届毕业生，如此说来还是我的老学长。他入读的时候学校里还悬掛著张之洞撰写的对联：「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1918年，杨匏安早期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诗选自序」和旧体诗，态度比较消极，但文采极好，如「消夏」：「人閒祇合看云坐，世乱聊为带雨耕，我已无心问哀乐，残蝉何事倚高鸣。」。五四运动以后，杨匏安忧国忧民，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的诗作已经表现出他的献身精神，如「登东望洋山」：「单襦皂帽萧条甚，老却天涯管幼安。自分凿坏归隐去，壮怀收拾嘆汪洋。」

最难能可贵的是我祖父主持的「广东中华新报」和杨匏安先生坚持独立思考，从不随波逐流。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形势起了重大变化。翌年初，巴黎和会召开，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和租界归还中国，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建立国际联盟，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作为战胜国一员，以为从此和列强平起平坐了，北京市民和学生推倒了国耻克林德牌坊，北京政府拆下碑石在中央公园建公理战胜牌坊，举国欢腾，全国放假庆祝。连名流学者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釗都说这是「公理对强权的胜利」、「劳工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杨匏安却不忍坐视举国醺醺，沉迷於世界将永久和平的误区。1919年3月3日至到5日，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题为「永久的和平果可期乎？」的编译文章，提醒国人：「仅除德人一害，假令战争善后之策不得其宜，各种重要问题措施不当，其所貽留之导火线必较前加剧，是则欧洲中东将一变而成第二巴尔干，祸福倚伏，正自难知，高瞻远瞩者未尝不为之寒心也。」论及「国际联盟」，杨匏安更有过人的清晰见解和準确的歷史预见：「襄者固有人揭万国和平以号召，……然此种企图终不过垂诸空文而已。盖国家亦一种有机体，究不脱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原则。盖欲图真正永久的平和，需先泯灭一切种族偏见及破除宗教之人我执，一视同仁……不然，若今日仍以有色人种之名，凌虐亚细亚及非洲诸族，或以异教之故，排斥基督化外之民，如此而慾平等大同，非欺人之语，则亦徒託空想耳。……若夫念及太平洋之将来，则吾人尚难高枕而卧也。」现时中共理论界为此给予「广东中华新报」及杨匏安很高的评价：「他们已开始以歷史唯物主义辩証法观察世界大局，抓住种族和宗教两类主要矛盾，对一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判断，远远超过当时国内名流学者的见识。」(见李坚先生「五四前后的杨匏安」)

「广东中华新报」中另一个才子是黄冷观先生(1888-1938，广东香山人)，广东著名国学家、广雅书院文学分校主任黄绍昌之子；当代著名书法家、诗人黄苗子之父。民国初期，同盟会、国民党人在北京、上海、昆明、广州均办有「中华新报」，互通声气，相互扶持。容伯挺聘请同为留日学生，神州学会会员陈梦生为「广东中华新报」主编，陈先生解放后任职广州文史馆馆长。据李坚先生「黄冷观与广东中华新报」一文载：1917年11月7日起，就有「冷观投稿」字样的白话小说「欧陆邯郸」，连载十餘日，另有小说「侠客軼闻」、「屠龙」等等。1917年12月29日，「广东中华新报」刊登「记者啟事」称：「冷观先生鉴：迭承惠寄佳作，不胜感佩，前月欧陆邯郸一篇，尤为出色，望常赐教。」表明了容伯挺对普通作者投稿的重视和扶持。1918年2月22日，该报刊出「编辑之餘」又称：「冷观君鉴：大作已收，感甚。有閒乞莅敝社一谈，借申景仰。」此后，「冷观投稿」扩至中外人物评价的「东人．西人」栏目。?后，「广东中华新报」为他特闢了「冷庵谈助」专栏，让他以「冷眼观人」笔名不断发表散文佳作。1918年7月起，黄冷观在该报发表的文章，已不再署「投稿」字样，受聘为报社的正式员工。7月15日开始有「冷观编译」之「国际大事记」，每隔两三日一篇。1918年8月10日该报转载「新青年」杂誌胡适「易卜生主义」和袁振英「易卜生传」，文末「冷观附识」称：转载胡袁两文，「以博读者之欢迎，抑亦记者同情於文学改良思想之表示也。」黄冷观先生已负责编辑该报副刊。

1919年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黄冷观先生在该报「谈屑」专栏发表短评称：「曹汝霖、章宗祥等辈卖国成功，弹冠相庆，以为举国莫予毒矣，不图奋起而惩创之者，乃在无权无勇之学生。国事纷紜，国人唯有对之抱悲观，其稍具朝气者，唯学生界而已，求之不得，又安忍摧残之。」不但表明了「广东中华新报」的爱国立场，其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即使在今天还有他的现实意义。

随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北京「时事新报」、上海「民国日报」等大报纷纷拓页改版，竞相介绍西方文化新思潮。「广东中华新报」也於1919年6月24日刊登「本报定期大刷新广告」，宣布定於农历六月初一(阳历6月28日)「大加增拓」：特闢「通俗大学校」一页，专载百科学术思潮常识，每日均署明「欢迎外稿，冷观主任」。主要撰稿人为容伯挺、杨匏安、黄冷观、格非等。刊有容伯挺长文「新闻纸论」、廷光(容伯挺)冷观合编的「世界女俗大观」连登八十餘天；黄冷观「世界大战史」上下篇，连载一百零四天，上篇综合叙述世界大战来龙去脉、下篇分述参战各个概况，为国内最早写成的世界大战史；杨匏安则在该刊发表「美学拾零」，系统介绍西方著名学者的美学思想。尤其重要的是杨匏安先生以「世界学说」为题，发表四十一篇专文，系统介绍西方哲学和各流派社会主义，其中最重要一篇「马克思主义」连续登载十九日已如上述。此外，格菲的四季「家庭卫生常识」连登二百零七天。「广东中华新报」还另闢「读者俱乐部」一页，多刋名家说部、清代軼闻、戏剧评论、游戏文章「以供读者娱乐消遣之用。」因而广受读者欢迎，「成为1919年广东最出色、最先进的报纸。」

窃以为，研究歷史绝对不能用共產党的方法，将人简单地划分成「革命」和「反革命」两类，非黑即白。共產党口口声声自称是歷史唯物主义，其实质却是典型的唯心主义。

比如说，对陈烱明的评价，共產党一向将其一棍子打死，称他为「孙中山的叛徒」、「反动军阀」。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研究有了些许自由，现今中国大陆有些歷史学家发表文章，肯定了陈烱明的「民主宪政」、「联省自治」、「还政於民」是当时中国最接近民主政治的思想。

即使是对於孙中山先生的评价也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过去中共出於政治需要，一是为了统战国民党；二是强调孙中山「联俄联共」以証明中共的伟大，所以一直不允许对他有任何批评。现时海内外已有学者提出孙中山当年的「联俄联共」，奉行列寧「暴力革命和党国体制」路线，正是中华民族走向将近一世纪灾难的源头，并指出孙中山先生后期这样做是背叛了自己早期「三权分立，五权宪法」的民主思想。

如今通过歷史资料追忆祖父，心中仍然不无餘痛。祖父一生的荣辱成败，对他的子孙后代已经毫不重要，唯有他的英年早逝，给我们留下了永久的伤痛。他对中国革命的献身精神以及办报纸独立思考、广纳贤士的作风，仍然有积极的意义。

我认为，毕竟是不同时代的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客观环境，不能用后人的标準去衡量前人所做的事。即使他是李大釗和林伯渠的朋友，甚至有可能和杨匏安先生一起参加了中国共產党成立以前早期的共產党小组，我也不会为此感到自豪。因为我觉得，年青时拥护一个主义，并不说明一生坚信这个主义，为这个主义奋斗一生；其次，即使他这样做了，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也没有什麼好处。因为经歷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証明了共產主义是行不通的，中国也经歷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同样証明共產主义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正如现居纽约的资深中国共產党人戈阳女士所言：「本世纪(指二十世纪——笔者註)人类歷史最大的遗產是共產主义的试验和失败」。

如果祖父不是早死，我想他留在国民党里面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生前就曾是国民党广东省支部的重要人物，加上他的两个连襟梁寒操和徐志道都是国民党的大官。如果真是这样，我也不会为他感到可耻，因为我认为如果不是外敌入侵，内乱不已，有和平的环境让国民党推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今天的中国大陆早已实现民主宪政，人民生活会很自由幸福，台湾就是例証。令我觉得歷史诡弔的是：祖父的连襟梁寒操、徐志道和杀害他的仇人吴铁城后来成了国民党同志，梁寒操和吴铁城作为国民党中常委双双出席许多重要场合；而和他早期的革命同志林伯渠却成了敌人，如果祖父逃过一劫，在他们之间后来会发生什麼事就天知道了。

中国的积弱贫穷唤醒了世代革命知识分子起来为改变祖国的命运而奋斗，其中包括了我的祖父。作为后人，我唯一感到自豪的是我的祖父曾经以他自己的方式，为国家的进步，为民族的復兴出过力，并且为此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我期望他们的理想最终能有实现的一天，在中国建立一个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实现近一个世纪前的「五四运动」所表达的全民族的梦想，实现科学和民主，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