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了。整整的五十年，半个世纪！
1956年的春夏之交，我在北京辅仁大学时代的一位学长陈富权先生（印尼华侨，客家人，1937年辅仁大学经济系毕业）把我引进了康同璧老人的家里。
东四十一条东口外的一条胡同叫“何家口”，何家口东口路北二号是一个大院，树木葱茏，紧靠城根。院中繁花似锦，粉黛杂陈，是如此美好的一座幽静院落。
这是一座大四合院。北屋正房是两间进深的勾连搭式建筑，三正两耳。室内空间甚大，可容纳几十人的宴会。原是装修了以供出租给使馆官员用的。
外院原来的南屋，将向北的门窗全部封砌，在南面的后墙上开出一连串的大窗。每间房都是窗明几亮，面向花园。这是康老母女居住的一套住房。
正门过道东墙一门通耳房，住着两位年纪较大的女眷，大家通常都叫她们二姐和林女士。
康老的丈夫罗昌先生于当年的2月6日故世，家中仍存有沉重的居丧气氛。康老和她的女儿罗仪凤小姐接见我们时，两人都是全身重孝，哀毁逾恒。因为是初见面，只能稍事寒暄。我也仅能劝她们节哀顺便，以安保健康为重。
康老询及我的家世，我乃扼要简述：“我是江苏省海州人。海州在江苏省东北角，是一个古老而非常小的县份，是陇海铁路的起点，在海边。我是1939年来北京进辅仁大学生物系就读的，1943年毕业。阿富（陈富权）是我的学长，我们认识许多年了。他与我谈到您府上有许多南海先生的遗稿，需要人协助整理。我对南海先生非常景仰，很有兴趣。我能抽得出时间，我愿意来做这项整理工作。我现在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搞遗传研究工作，同时也在图书馆帮忙。我能在周末到您府上来工作一至两天。”
“你年纪很轻，大学读的又是理科，怎么会对先父南海先生的学术有兴趣的呢？”康老听我说完，有些诧异，便开门见山地问我。
“先父是南海先生的私淑弟子。当初，三十多年以前，先父在松江和宜兴的税务局做文书工作，经常到上海去办事。他有一个朋友是天游学院的弟子，每次他去上海，他的朋友都引他到天游学院去旁听南海先生讲学，有不理解的地方，也常直接向南海先生请益。那时我的年纪尚小，待稍长后，先父教我们读左传国语国策等书籍时，也常常讲及微言大义、新学伪经以及大同学说等。”
“那么，你也本来就可以算是我们康门的再传子弟了。张先生……”
“请不要叫我张先生，叫我沧江好了。”
“你有英文名字没有？”
“我叫Donald。”
“那我就叫你‘阿Donald’吧！”从此，我在康宅的名字就叫“阿Donald”。这一名字被康老叫了十四年，叫到1969年她老人家去世时为止。
“阿Donald，刚才我一见到你，就觉得似乎以前与你见过。你知道我的母亲娘家姓张，我每次见到张家有为的青年，我就由衷地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是我母亲娘家的后人，亲人。现在在我身边的已有两个姓张的青年人，我都视他们为子侄。一位叫张次溪，他是先父弟子张伯桢的儿子，张伯桢字篁溪，所以他的儿子叫次溪，他是研究北京历史的学者。另一位叫张汝良，他是我们家一个好友的儿子，留学美国，在外贸学院当教授。现在加上你，在我身边就有三个子侄了。我的儿子在美国不在我身边，有你们在一样，这也是‘缘’。”由于初次见面，大家还不熟，只是谈了些家庭琐事和读书工作情况。仪凤与我谈了些三四十年代的燕京与辅仁。不到天黑，我门就告辞了，约好下周日上午再来。
整理南海先生的未刊遗稿，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我虽然读过一些南海先生的著作，但不系统、不全面。于是我就从头做起，把他已刊的书整理出一整套来，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读起，同时着手先编一本《南海先生著作编年》（尚未脱稿出版），理出一个头绪来。当时原本是顾颉刚教授在协助康老整理，由于他在历史所和北京大学的研究和讲学任务很重很忙，他就一点点地移交给我，也教导了我许多读经读史和整理遗稿的方法。
罗昌先生故世还只是几个月前的事。康老因骤失亲人大病了一场，尚未复原，很是虚弱。仪凤小姐也是非常消瘦，精力疲痹。康老告诉我：“罗昌先生身体很健壮，他的老太太高寿九十多岁时仍能健步如飞。一生生过十六个孩子，所以说他们家庭是有长寿传统的。想不到他竟会在过七旬不久的年岁，遽而仙逝，舍我而去。我夫妻四十余年，相敬如宾，相濡以沫。我每以为能‘同心自古应同寿，共享百岁乐期颐’……”说到这里，康老长叹道：“这也要怪我文史馆、政协的会议多了一点，比较忙，没有能注意到许多小节，以致铸成此大恨。他一生奔波全世界和全国各地，多危险多困难他都不怕，可是这几年我被政府安排了工作，而他却没有被邀请，他退休了没有工作，自憾不能赚钱养家，很不是滋味。于是每天喝酒，以酒浇愁。终于……”
一天，罗先生一个人出外饮酒，及至晚间康老开会并参加晚会回来，见罗先生醉卧门前，急招呼家人将他救助回屋，俟其酒醒，大家劝他今后不要个人出外饮酒，却终未能杜绝。
自从1951年康老膺中央文史馆之聘为馆员，1953年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底接到全国政协来函，称已经常委会批准，敦请康老为全国政协委员，几年间，罗昌始终是郁郁不乐。
1956年农历新年时接到香港讣闻，称康老的姐夫麦仲华先生在港仙逝。全家闻讯，悲痛异常。罗昌先生更增一番无言的惆怅 。正月初八晚，罗昌先生忽感气短，全身冰冷，面色苍白，当即请医出诊，确定为心脏病、动脉硬化。遂送道济医院（现第六医院）急诊，由于当时没有病床，乃回家调养休息。经四五天卧床休息，逐渐好转，饮食一如往常。
2月6日晚8时许，准备入睡时，罗昌先生突然气喘不停，渐失知觉。待住在西屋的蒯淑萍教授帮忙请来郑河先大夫和陆观仁大夫（心血管病专家），罗先生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时为夜间11点整。次日清晨，即向有关单位及亲友们发出讣闻。下午按照圣公会仪式入殓。2月13日公祭后，葬于白云观旁的圣公会公墓。
每年太平花盛开时，康老都会邀请二三十位好友，在周末下午四至七时来家茶会，诗酒言欢，共庆太平盛世。应邀嘉宾多数为老人，如叶恭绰、载涛、顾颉刚、王季范、孙诵昭、鲜英、蒋恩钿等人。这些人中，有贵族、军阀、官僚、学者、画家、诗人、教授等，都与康老有关，都是爱花人。茶会中有茶，有酒，有点心，有水果。座位设在客厅内，花园中，树下，花旁。随意结合，纵情畅谈。谈天说地，讲文论诗，吟诗填词。直至兴尽而散。
毛主席曾在初次会见康老时说：“康先生，我在青年时代就喜欢读你的诗，‘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康先生，你好大的口气啊，你好大的气魄啊。”毛主席竖起了大拇指，“真真是好伟大的胸襟啊！”
康老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每届会议前，委员们要各自在国内选一地区视察民情，根据所见所闻，提出个人的意见和建议，送交大会讨论。我曾陪同康老视察过北京、青岛和广东、云南等地的十几个城市。康老集中精力视察各地的教育、卫生、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情况，以及其需要改进加强之处。她说：“妇女儿童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教育卫生是培养爱护妇女儿童的条件，使儿童能健康成长。及至长成，枝叶茂盛，树木参天，覆盖大地，这时就可以反馈人天，势能使人类和万物得以共享和平幸福。”这可以说是她老人家的哲理和毕生追求。
1957年春初，有人从青岛来北京告诉康老，南海先生墓地被毁损，且有多人乱葬该地，急需整理。康老乃于4月中旬偕仪凤和我三人同往勘察，住在荣成路三号的市委招待所。
南海先生于1927年在青岛猝死后，康老全家于次日奔丧。当时因战火频仍，乃将南海先生暂厝李村象耳山的山坡上。经过十六年的风雨，尤其是1941年的崂山山洪暴发，墓碑几被冲走，棺木外露，墓园残败凋零。当时康老以道德会的名义发起公葬，联系全国名流学者组成公葬筹备会。
1943年10月20日下午5时，南海先生灵柩正式安葬象耳山圹地。公祭由江亢虎先生主持，参加葬礼仪式者有三千余人之众。这一次公葬之举，也经历过许多斗争。
首先是南海先生的儿子康同，他从上海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给北平万国道德会，一封给伪政权的王克敏，要求禁止他姐姐康同璧主持的迁坟改葬。他谎称迁坟对康家的后人不利，而且南海先生的原配张夫人葬在江苏茅山，康家早已作了今后迁去茅山合葬的计划，所以此次公葬实属荒唐，这都是他二姐的阴谋。
其次是当时的伪驻日大使徐良，从背后进行诽谤和破坏，以期阻止南海先生的安葬。徐良是南海先生弟子徐勤的儿子，据说他曾从康家取走许多南海先生的遗墨、遗稿和遗物，从未归还且不知下落。他想应由他以嫡系门人身份，代表他的父亲徐勤主持，那么很可能再搞到一些遗物。
还有一位夏蒲斋先生到处散布谣言，称康有为是被清朝通缉的人犯，且以保皇反对民国，如果有人出面赞助公葬，将来一定会被牵累。
康老意志坚定，力辟各方的阻挠非议。她认为，坟莹历经风雨破坏，不能再保持浮厝，必须立即下葬；承先人之志，入土为安，毫不动摇。她不发表电报内容，坚持照常进行公葬仪式，并愿承担一切家族中的责任。
1957年4月19日我们到青岛后，稍事休息，于次日通知前万国道德会会长马功臣先生同往李村扫墓。汽车至山下，乃弃车登上弯弯曲曲的山路，荒草没径，凹地均已改成禾田。康老说：“我已不识路了，找不到先父墓地了。”幸有马先生领路，终于到达。
据说康氏墓园昔日松柏甚多，现在皆被毁去，只剩孤坟一座。幸墓碑尚存，使能辨识坟址。墓地左边的界石已被移走，埋进几座新坟，右边的界石也经挪移，有新坟三座。康老见她的九妹同琰的墓仍在，尚感宽慰，但在扫墓献花时仍有一定的伤感，心情沉重异常。康老向青岛当局申明了现况。据悉，后来所有新葬的坟墓都被迁走。
“文化大革命”早期，南海先生的坟被彻底破坏，尸骨暴露，四散抛撒。当地乡人素对南海先生尊敬崇奉，见这样情况，暗暗垂泪，及至晚间“红卫兵”睡觉时，将尸骨捡回，埋回原处。当时我已失去自由，我想，康老周围的人一定不会将南海先生坟墓遭破坏的事告知老人，而老人一定会从人们的言谈举止中，感觉到会有这样的可能。一次，康老与我说：“但愿我们大家都是‘在劫不在数’。”
近年，我才从资料上见到刘海粟大师生前为南海先生修墓并立了新碑，亲撰碑记，并自写碑文。刘海粟大师在“文化大革命”后，曾和我讲过他拜南海先生为师的故事。上个世纪初，刘大师当时只有二十岁左右，曾举行过一次个人画展。南海先生从海外归来，适在上海，慕名前去参观，见到大师的画，颇为欣赏。乃要求陪同参观的一位青年人引见刘海粟，青年人说：“我就是刘海粟。”南海先生大为诧异。问道：“这些画是你画的，不可能吧？我请见你家大人。”刘海粟说：“我是刘海粟，这些画确是我所画。”南海先生乃又重头再看一遍。边看边指点其优处和缺陷，刘海粟唯唯诺诺，恭恭敬敬。南海先生最后说：“你很有天才，画得也很好。我想收你做我的学生。我不会画画，可我会写字。而且我看过许许多多的画，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古代的，有近代的，我能够评你的画。怎么样？”刘海粟深深鞠了三个躬，这就拜进了南海先生的门，跟南海先生学写字、赋诗和题跋。刘海粟大师终生都敬仰南海先生的爽直和学问。
章诒和女士的近作《最后的贵族》，引发了人们对康老母女的真诚关注、无声的饮泣。康老的交往人物中，真正属于清朝皇家贵族的，有载涛、溥侗、溥伟等人。康老与载涛（涛贝勒，光绪之弟，后来晋封郡王）曾经正式结拜为姐弟，这应尚是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
50年代后期，一个秋冬之交的下午，涛七爷到康老家访谈。主要是谈论戊戌变法和变法后“后党”对维新人物的追捕政策。他们激动地叹赏戊戌变法，也颇为惋惜变法的失败。谈到戊戌人物多已故世殆尽，连直接受到戊戌影响的人也多已不在了，两人相对慨叹，直至无言。突然，载涛走到康老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颤抖地喊了一声：“二姐，今后我就叫您二姐吧？您叫我七弟，您叫我一声七弟啊！”载涛在祈求着。康老非常严肃地缓缓站了起来，说：“我可不敢当，我怎么能与皇家论兄弟呢？”载涛眼中含着泪说：“光绪爷最亲近的人，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二姐，您就答应了吧。”康老迟疑了一下，郑重说道：“好吧，我答应了。仪凤，过来，给你七舅鞠躬行礼，今后你就多了一个亲舅舅。”罗仪凤规规矩矩地走过来，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叫了一声“七舅”。从此他们之间，就改口相互称呼二姐、七弟、七舅，构成了一个皇族家庭，一起回忆尘封往事，沉醉在往事中。
当时我在现场，由于他们过度紧张，没有注意到我。当他们从往事中回到现实中时，我给他们道了喜。晚上，我也就留在他们家里共进晚宴。载涛谈了许多他在日本和德国学习骑兵和马政的故事。他认为，“马”对“人”有比人与人之间还深厚的亲情。
他们都已故世了，说出这样一个故事，不会有什么不当吧？
章诒和与章立凡所写的纪念文章中都谈到过罗仪凤爱“花”，尤其是月季花。是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罗仪凤有不少名贵品种的月季花。这些月季花是她非常心爱之物，它们的来源，有一个不平凡的传奇故事。
罗家的月季花绝大部分是蒋恩钿大姐精心培植选赠的。蒋恩钿是老清华的毕业生，与钱钟书、曹禺、袁震（吴晗夫人）、杨绛等同学，她的丈夫是陈衡哲的弟弟陈益，当年是北京中孚银行的经理。恩钿大姐在清华读外国文学，曾翻译出版过不少英文小说，在商务印书馆做过编辑，家住天津，有一个不小的花园，种植了许多名花。她是爱花的人，很仰慕北京吴赉熙老人家的月季花园。1951年，她听说吴老逝世，其后人有将房产处理的消息，乃急托人联系，希望能将全部月季花转让，她计划将这些花移植于自己在天津住宅的花园中。几经折冲，以五千美元成交。在安排启运时，为北京市园林局所阻，不允许她将此园中的花运出北京。
吴赉熙老人是新加坡华侨，祖籍广东潮安，1881年生。幼年时极聪颖，十七岁赴英国入读于剑桥大学，以十七年时间将所有学科几乎读竟，取得医学博士及许多其他学位，三十四岁时经西伯利亚返国回到北京。在东城南小街赵堂子胡同购地建筑住宅及一个三四亩大的花园。老人生前曾创刊北京第一份英文报纸，初名Peiping Daily News，后改名Peking Chronicle，自任社长兼主编。她的大儿子吴炳锺与我在辅仁大学同学，40年代初我经常到花园中徜徉，老人常逐一为我介绍月季花的优良名贵品种，并曾示我以一厚签名册，其中有若干中外名人贵宾的签字留言，她老人家还保持着英国名园的风俗习惯。
蒋恩钿买了吴家的花运不出去，很是懊丧。托了许多人帮忙与政府协商，最后取得协议为：
一、吴家月季花园的花，其老根必须留在北京。
二、园林局在天坛辟一块足够大的土地作为月季园，聘蒋恩钿女士为园林局园艺顾问，并在天坛斋宫选定两间殿堂作为办公室和宿舍。
三、在月季花种株迁至天坛移栽成长稳定后，蒋恩钿女士可以分出小株运去天津。
此后，月季园逐渐扩大，在人民大会堂前和陶然亭公园内又开辟了两个月季花园圃，由蒋恩钿女士统一管理。
恩钿与仪凤是要好姐妹，我们大家都很熟。我当时在先农坛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正在天坛的对面。每周我总有一两次去天坛恩钿的寓所共进午餐。这时候，恩钿常挑拣好品种的插枝或培育的幼株送给仪凤。仪凤对月季花是万分珍爱。及至我在章诒和的文章中，见到叙述仪凤用开水将所有月季花浇死的情况后，忍不住失声大哭。这说明罗仪凤在当时已有必死之心，让她那些心爱之物先行一步，她是如何将血和泪吞下的啊？此后，妈妈死了，心爱的香水、鞋、衣服、书籍、古玩字画等等，都早已在“红卫兵”时代被抄没焚毁，她已一无所有，她可以轻装上路了。1975年，她只生活了六十几个年头，就把她的饱学、智慧、才华、聪明和她对人们的爱，都带进了坟墓。
罗家正房门洞顶上有一棵紫荆，木本，长藤攀援到房顶上，夏秋之交开满紫色小花，其美无比，而且严正之至。前院引路的左侧有一棵樱桃，果实殷红，大如鸽蛋，是从美国带回的樱桃品种，食果后将果核埋入土中，经过几年，居然长成了京城内独一无二的美种小樱桃树，已经几十年了，每年结出几百粒娇红欲滴的鲜美果实。每年，我都能分到几粒。
花园里和前后院都种有丁香花，紫的、白的，每到春天，繁花似锦，香彻全院。我们常常聚在花下，争相寻找五瓣六瓣的变异花朵，欢言嬉笑，那是一种什么心态啊！我们曾经历过怎样一段美好时光啊！它将永远存在于我的记忆中。
康老最爱的宠物是她的爱猫“吉吉”，在康老的自传中载有吉吉出生于1953年7月2日。我见到它时，它已将近三岁，非常惹人爱怜。老人视之如小儿孙，常常抱在膝上，向它倾诉衷怀，而且也常常让它参加招待嘉宾。它能通解人意，它能任人爱抚，它能安静地听你喁喁细语，它会善体人心。1973年我出狱后，向亲友们打听康家情况，据张汝良谈，老人病重入院时，吉吉曾在家中各处寻找老人，及至老人故世，它哀叫数日，不饮不食，终于失踪。这也许是传闻附会，也许是事实。总之是吉吉不见了，吉吉已十六岁了，到另一个世界去陪侍老人了。
康老住在南洋时，曾豢养一只小猩猩，及其死，乃将它制成标本带来北京。先是放置在客厅里，一天，把小孩吓哭了，乃改放在卧室中。后来因为积尘不易清理，遂将之迁置在储藏室内。老人母女，一向是非常喜欢小动物的。
1956年9月中旬，康老曾动议在次年为南海先生筹办百年诞辰纪念会，因为国内外常有许多亲友探询是否有此可能。10月初，老人邀请了顾颉刚、叶恭绰、龙云、张次溪和我等几人在家聚餐，商谈设想和计划，并另增加邀请李济深、张元济、载涛、张钫、章士钊、何遂等人参加为发起人，由顾颉刚、叶恭绰等几位执笔拟稿“发起南海先生百周年纪念书”，并希望能在中央文史馆或文化俱乐部举行公祭。10月15日拟好公告，送请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等人征求意见，并请代呈毛主席及周总理等，期其赞助。
一天，李济深在机场欢迎某外国贵宾时，见到周总理，乃将计划面呈。李济深当时说：“纪念康有为如想像纪念孙中山似的大举，恐怕不易办到，如果以百余人举行家祭并同时纪念戊戌六十周年，举办小型展览，展出有关文献书刊翰墨，似为可行。”康老表示，小举比大办好，且早有此自知之明。后来到1957年7月底才接到李济深先生来信：“举行戊戌政变六十周年纪念会，是有历史意义的。” 终于1958年举办了纪念会，并同时展出了有关文件和历史文物。
由于我追随在老人左右十余年，我与张汝良教授几乎与老人朝夕相伴，并完全投入了她们的生活，似乎已是她们家中的一分子了。我们曾会见过绝大部分她们所往来的亲朋好友和中外客人。
康老出生在一个有七百多年历史底蕴的封建士大夫家庭，是一个世代书香、诗礼传家的家族。康老在幼年饱读诗书之时，受到父亲南海先生的薰陶，逐渐形成非常开阔的胸襟和思想境界。继之是戊戌之变，避难出走，万里侍亲，环游世界，宣讲救国保皇立宪，美国留学，随夫出仕，代表中国出使世界妇女大会，提倡女权，在国内组织妇女会，创办孔教会与道德会，办理慈善事业，救济孤苦贫困灾难之人，奔走和谈，保卫古城；继而接受文史馆和全国政协的邀请和聘任，在全国各地视察卫生保健和教育工作，同时在家中整理南海先生的遗作遗稿，自己还要吟诗、填词、作画、写文章。老人的生活是十分丰富而繁忙的。
康老喜欢热闹，爱交往，也善于交往。我陪侍老人家十几年，接触过许多方面的人。有康罗两家的亲朋好友、康家的门人及后辈、政府的同事同志、诗词唱和的老友、清末民初的遗老遗少，等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康老和她的大姐康同薇常有书信往来。康同薇的子女中，住在北京的有她的第六个女儿麦俸曾和她最小的女儿麦任曾。俸曾和她的丈夫周先生同在芬兰驻华大使馆工作，可惜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便双双弃世。任曾是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毕业生，现在恐仍在北京。
康老与她的两个弟弟康同、康同凝家很少往来，只有一个侄女康保娥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和工作，亦少走动。其他亲人中有往来的便只是她的六妹康同复和她的丈夫潘其璇了。另外，她堂妹的女儿黄子京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没有交往。
康门弟子及其子女中，我见过的有梁启勋（梁启超之弟)、梁思成(梁启超之子)、刘海粟大师、任启圣(天学院弟子)、张次溪(张伯桢之子)、王梅武(王照之子) 等。梁思成夫妻是世界闻名的大师，而思成又是一位非常幽默的学者。一次，我从广州回北京与梁思成同车，我是下铺，他是上铺。我见他身体不方便，上下有困难，乃将下铺让给他，我爬到上铺去，孰料他在睡好之后，竟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问他什么事好笑，他说:“老兄，你真是一个好人，老兄，你真是君子也。” 我未加思索地说:“这不算什么，应该的。” 既而一想，他是在取笑我，说我是“梁上君子”。又一次，在一个朋友的宴会上，他谈老婆和文章的事，说:“人家大多是讲‘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而我却认为‘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记得当时我说:“这是‘梁氏定理’。”康老很喜欢听一些笑谈，我们便也常拿这一类的笑话讲给她老人家听，博得老人开心欢笑。
诗画名家中，经常与康老往来的有叶恭绰、夏仁虎、仇鳌、俞平伯、张效彬、孙诵昭、刘洁园等。 他们每有诗画文字往来。文史馆和全国政协的同道同事中有往来的人较多，如鲜英、王季范、龙云、卢汉、黄绍、黄琪翔、赵君迈等，当然还有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最有名望的人们。记得曾有人当时问过康老：“这时候您怎么还敢与‘大右派’们往来呢?” 康老答: “我们道义相交， 无私才能无畏， 我有什么可怕的？” 又说: “大家都怕与他们往来，而不与他们交往，那他们就更需要我的慰藉了。” 又称: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如无交往，心就更寂寞了，还要朋友干什么？”
康老在国外读书、旅游、生活多年，有很多交往。而在解放后，除在苏联驻华使馆任职的汉学家齐赫文斯基之外，就是她家后院的房客印尼人、瑞典人、芬兰人等。章立凡的回忆录中曾提及在罗家见过一位中年外国女士。不知是谁。我想可能是李欧丽阁太太(Olga Lee) ，原籍大概是瑞士或波兰，多年前嫁给燕京或清华大学的一位李姓教授 (记不起名字了)，是罗仪凤的朋友，现在她是我们中国国籍了。
康老的晚辈中，有三个女孩儿常在节假日时住在她家。一位是吴静姝，芭蕾舞学校毕业，戴爱莲之爱徒。她的母亲是上海永安公司郭家的四小姐—— 郭婉莹，郭是罗仪凤在燕京大学同窗同宿舍的闺中好友。另两位是一对姐妹，方、方珊，她俩是吴静姝在上海时的小学、中学同学。姐姐在钢铁学院，妹妹在某中学读书，现在恐已都退休在家，儿孙满堂了。康老母女家居寂寞，得此三女孩儿在身旁，承欢膝下，得到不少的亲情慰藉。
吴静姝的昵称叫Lollie，我们常以此称呼她。她的父亲是上海Transmarina公司经理，为上海和全中国引进了许多先进的精密仪器和医疗手术器材。Lolly从儿童时期便在上海随一位俄国女教师学习芭蕾舞，后来到北京舞蹈学院进修。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名演员。她天真活泼，清新秀丽，常为我们在客厅里表演美丽的舞姿。她英文水平很高，常在学校里为外籍教师和外国代表团做翻译工作。有一年，她妈妈和弟弟吴中正来北京探亲旅游，老人和仪凤都非常高兴。
此外，康老家还有一位常客欧阳太太。她经常帮助老人抄抄写写，她的英文、日文和西班牙文都很好。据说她的先生生前在南美做外交官，多年侨居海外，中外文水平都很高。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她是我的大学同学欧阳可祥的母亲。可祥在读书时为国捐躯，是一位了不起的青年烈士。
关于仪凤姐的往事，四五十年以前的旧事了，我已记不太清，而且也不连贯，待我慢慢地回想吧。不过她与罗隆基的一段恋情，我曾与焉。仪凤给罗隆基的书信，有一部分是我参与的“杰作”。
康老是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一位康有为学术的传承代表，一位载在史册上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人物。这位将近九十高龄的老人，竟然只因感冒，在1969年的一个夜里，在一个小医院的走廊里，默默无闻地、孤寂地、凄凄惨惨地逝去……
当时，我在山西省永济县的监狱里。待我出狱了解到这些事情时，已尽是传闻的故事了。写到这里，我没有法子再写下去，我已泣不成声。
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于温哥华
后 记
2004年3月返北京探亲访友，在宾馆售书处，见多人围购畅销书《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也买了一本。
离开北京十五年，于国内文坛比较陌生，对出版界也不熟悉。
章诒和小姐是我四十几年前在康同璧家认识的。当时她还是一个女孩子，一个大学生，是章伯钧先生的小女儿。多年不知其消息，忽见她写的书，大喜过望，希望能见她一面，但不知如何找她，乃向三联书店的老朋友沈昌文先生求教。昌文说：“这好办，我能代你找到她。”想不到诒和又为我找到了章立凡先生，这样就引出立凡的《寂寞身前身后事》中所记载我们三人见面的一段故事。回忆往事，不胜唏嘘。
他们希望我也能写点东西，我因年久失忆，许多事写了撕去，撕了又写，反反复复。我既不善为文，也不能成文，谨先以此塞责，今后当继续写下去，希望能在我有生之年，完成先人嘱托和个人的愿望。
张沧江 2007年清明于温哥华
摘自《老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