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7年一个冬天的早上，母亲带我穿过雪后泥泞的胡同，来到刚建成的红砖楼房前。这土路丈余宽，坑洼不平，一小窝棚横在路中，冒出浓烟，带着一股烤白薯的糊味。当医生的母亲不断提醒我：脏，走这边。
那烤白薯的糊味，让我像狗一样记住了新家：三不老胡同1号。由此出发，我走了很多年，穿过童年的幻影穿过青春的迷惘穿过爱情穿过个人与历史记忆……
那个冬天的早上，我抬头望去，沿排水管沿窗户阳台向上，直到屋檐后北京的天空。这里原是郑和的宅邸，雕栏玉砌今何在，惟有假山，如瞎眼证人。而这仿俄式建筑，仿佛是郑和经现代化改装的大船，生火待发。
郑和本姓马，小名三保，明成祖朱棣赐姓郑，三保老爹胡同因此得名，到了晚清，大概被囫囵吞枣的北京话，外加噎人的西北风篡改成了谐音，倒也吉利。说起郑和周游世界至今还是个谜，既不为了炫耀武力，又非贸易经商，动机何在？还有个寻找失踪的建文帝的说法，就更离谱了。最近看到许倬云先生的另一种解释：为了防御蒙古人，朱棣派郑和通过亲善外交，以水路包抄敌人后方。
调到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以前，父亲在保险总公司工作，我们住阜外保险公司宿舍（如今二环路边），推窗就是田野。我在阜外小学正背“九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搬家转到弘善寺小学，接茬背，正好与时俱进：“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待家安顿，春天也到了：“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搬家对孩子来说，兴奋多于恋旧。我们原来在一层，与另一家合住，共用厨房厕所；而新家在四层，独门独户。淡淡的油漆味，玻璃的反光，院墙和假山，特别是阳台。从这儿望去，四合院青灰色瓦顶层层叠叠，有如排浪，涌向北京城低低的天际线。鸽群闪烁而过，哨音反衬出天空的寂寥。枣树招来八面来风，青枣渐红，让路过的孩子不禁踮起脚。
我结识了曹一凡，他家住三层，正在我们脚下。一凡只比我大一个月，却早熟得多：我还停留在小人书阶段，人家早躲进被窝用手电筒读《红楼梦》了。他发育也早，比我高半头，中学时就敢冒充另一同学的舅舅。我们在不同的小学就读，初中同校不同班，考上四中才成了同班同学。若无“文革”，他铁定是我的入团介绍人。
（二）
搬家前不久，同公寓另一户人家的男主人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好像是个猜不出的灯谜。他身后留下寡妇，还有个小我几岁的男孩，叫俞梅荪。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又有谁能听见？多年后得知俞梅荪为民请命的故事，看来比他父亲有出息。
谁承想郑和这大船自重建之日起，就注定要穿过一场大风暴，搭船的人灰头土脸，惶惶不可终日。可孩子们乘的是另一只船，梦想之船，与现实世界基本无关。
那天晚上我已上床，发现父亲表情阴郁，抽着烟在屋里踱步，忽然冲出去，敲隔壁郑叔叔的门。只听见父亲的嗓门越来越高，我为他感到羞愧。他半夜才归来，跟母亲在卧室窃窃私语。一连几个晚上如此，我被噩梦魇住。在楼道碰见郑叔叔，他缩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谛。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意义：他犯了严重错误，父亲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若工作调令早几个月，肯定犯错误在先，说不定正好与郑叔叔对换角色。
1958年那一年，我们大院可热闹了，每天都像过节。先是在大院办起了食堂，我家保姆钱阿姨改去食堂上班，我们兄妹仨跟着入伙。在8号楼前的空场搭起小高炉，父亲跟叔叔们从早忙到晚，烟熏火燎，镜片闪闪。最后炼出一堆炉渣般的铁疙瘩，敲锣打鼓——让我好生羡慕：人家大人就是比我们会玩。
要说打麻雀才是那一年的高潮：全北京都疯了，三天三夜，鼓号齐鸣，喊声震天。我在阳台敲打空饼干筒，胳膊酸疼，嗓子嘶哑。对孩子来说，这是最伟大的狂欢。多年后，我才从旧纪录片上看到当年的战果：麻雀纷纷坠地而死。据统计，仅在北京地区就歼灭了40多万只麻雀。
随后流年不利，是先从阳台上那堆白薯变质开始的。我坐小板凳啃烂白薯，正赶上收音机不断播放《春节序曲》。这乐曲在记忆中扎了根。再听那曲子，我嘴里就有股烂白薯味。
烂白薯味很快转换成一个词儿：浮肿。大人见面改了问候语，先问浮肿了没有，再互比浮肿程度，捏捏按按，用硬币按进小腿肚不掉者，即三级浮肿，好像是特殊荣誉。母亲把口粮省给我们，达标三级，众人啧啧称奇。
最令人伤心的是，假山拆走了。只见太湖石被吊起，装上卡车，一冒烟就消失了。那可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去处。这郑和家的最后证人，据说成了军事博物馆（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战利品。推土机忙活了好几天，夷为平地，再种上一排排小杨树，生长速度惊人，没几年工夫即可与楼比肩。
我和一凡常出门远足，用脚丈量北京。赤贫与行走相结合的好处是，让想象无边无际。他大讲《80天环游地球》，我们坚信有一天会走遍世界。对，还要把楼里几个女孩子也带上，洗衣做饭。
出德胜门到齐家豁子，眼前是大片菜地。此行是为了逮蛐蛐，但饥肠辘辘，比蛐蛐叫得还欢。于是钻进菜地，刚摘了几个青辣椒，就被乡下孩子发现，石头土块飞泻过来，我们抱头鼠窜。
我跟弟弟在阳台养兔子。父亲把旧木箱改成兔舍，分隔成上下层，有楼梯相连。兔子食量大，我们到处打草挖野菜，供不应求。一天下午，我和同伴翻遍全楼的垃圾箱，捡到146个白菜头，平分后带回家喂兔子。父母大喜，认为在食物链中人在先。清煮白菜头蘸酱油，乃人间美味。
母兔生下五只小兔崽。我们忍不住用手去摸，此后母兔拒绝喂奶。只好把它们放进垫好棉花的纸盒，用吸管喂牛奶。当夜一只只死去。第二窝的小兔崽，尚未睁眼就出笼觅食，结果从围堵阳台的砖头之间钻出去，摔死了。
有一天，父亲要杀兔果腹，抗议无效，我和弟弟很难过，在外溜达了大半天，回家后宣布绝食。
（三）
三不老胡同1号由两栋楼组成，大门居中，传达室带有过渡时期的典型特征——慵懒嗜睡。看大门的伍大爷也传呼电话。电话铃响，他撂下饭碗，几步窜到当街，用手拢成喇叭形高喊：“443电话——”
443是我家门牌号码。4号楼紧挨大门，共4层每层4单元。本楼基本是“民进”的住户，仅少数例外。
先从左邻右舍说起。441由单身的郑芳龙叔叔与寡居的田阿姨合住。郑叔叔摘了右派帽子后成家，搬到8号楼去了。田阿姨郁郁寡欢，而上大学的儿子爱唱歌，给沉闷的生活带来亮色。我们私下叫他“百灵鸟”。他每天上下楼高歌一曲，楼道的共鸣，大概能解决他高音区的问题。
442伍家。伍禅伯伯是广东海丰人，早年留日，后来成为马来西亚爱国侨领，回国后加入致公党，荣升副主席。致公党由归侨组成，是八个民主党派中的小兄弟。在我看来，伍禅就是该党的化身——寡言含笑，与祖国分享富强的秘密。他有两个文静的女儿。奇怪的是，从未听见隔墙有人高声说话。轮到我收水电费，得以窥视其生活一角，可看了也白看。
441张家。张家奶奶和蔼可亲，总用上海话唤我“大少爷”。为躲避这称呼，我踮脚上楼，可她从楼道拐角悄然转出来，深鞠一躬：“大少爷回来了。”张守平叔叔人如其名，夫人在外国使馆当保姆，有儿女各二。小女儿和我上同一小学，比我低一级。我四年级时对她产生过爱慕之情。有一天在上学路上，她转身跟我打招呼。幸福如电流灌顶，我勇敢地迎上去，才发现她打招呼的不是我，而是我背后的女生。这是个殷实和睦的家庭，用客套与外人保持距离，用沉默抵抗风暴——一个暴虐时代的生存之道。
433曹家。一凡的父亲曹葆章伯伯，内心急躁但表面随和，有相貌为证：从耳鼻眉梢长出浓毛，有如愤怒升起。他40年代在四川做过县长及国大代表，1949年后自然不得烟抽。除了一凡与我，小妹一平和我妹妹珊珊也同岁。两家的孩子来往频繁，推门就进。一凡上有两个异母同父的姐姐，她们发育早，特别是少遮拦的夏天，让我晕眩。
434庞家。庞安民伯伯原是武汉交通银行经理，有一种见过钱的镇定；夫人在义利食品厂当会计，等于掌管天堂的钥匙（特别是困难时期），要不他家孩子个个人高马大。大哥邦本是画家，五七年右派，留在劳改汽车厂搞外形设计。他设计的卡车有如未来世界的战车。大嫂当年可是大美人。她因病长年卧床，善于密谈，指点路径，成了我们这帮愤青的人生导师。而居委会则不以为然，认为她是“青少年教唆犯”（我另辟章节写她）。二姐邦选是师大女附中高才生，心高气傲，不屑与我们为伍，直到插队时才屈就，跟我们混混。小弟邦殿内心疯狂，后成数学家，看来数学有安神定心之功效。
从三层再往下，记忆变得模糊，如坠雾中。
241马家。马德成大夫是孙中山侍卫官马湘之子。据说孙中山临终前嘱孙夫人：“马湘一生追随我，必须保障他的生活费用，把他的子女都培养成才。”想当年，马湘几乎每年都来小住，散步时腰板挺直，一派军人气概。他两个孙子大胖二胖后来都成了名医，未辱没国父的期盼。
243刘家。刘鹗业叔叔为人敦厚，苦心躲过历次运动，提早谢顶。他夫人是中学老师，家有二女。我们两家交情深厚，说来话长：由于紧急分娩，他家的小女儿是我母亲在家接生的。
244葛家。葛志成是“民进’秘书长，乃本楼最高行政长官，有专车接送。他原是上海小学教员，地下工作出身，四九年后进京城在教育部当官。他平日深居简出，神秘莫测，好像在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他夫人华锦是八中党支部书记。独子与我们初识时百问不答，得名“葛不说”。
141沐家。沐三握伯伯的名字取自“一沐三握发”，指周公勤政，连洗澡都不踏实。沐伯伯大概既无朝政可理又无洗澡的条件，故脾气很坏。记忆中他已是个老先生了，常卧床不起，很早过世。而方阿姨年轻得多，温和内敛，独自把两个儿子养大。小京与我交情甚深，尤其70年代初。是他把池小宁和赵一凡介绍给我。与他们相识，乃一生中大事也，特别是后者，既为挚友，又兼任我由沉睡到醒悟的人生向导之一。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