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假设一个公司的老总需要决定是否上马一个新工程。该工程将增加利润，而且可以帮助改善生态环境。老总说“我不在乎是否能帮助改善环境，我只想尽可能多地赚钱。我们就开始新工程吧。”那么，你说这个老总是有意要帮助改善环境吗？

好吧，再看另一个情形。不过这次，该工程将危害环境。公司老总仍然不在乎环境影响，确定上马该工程仍然是要获得利润。正如预料之中的，盈亏结算报告中利润上升，可环境质量下降。你会说老总是有意破坏环境吗？

我不知道你的结论是什么，但是在一个调查里，只有23%的人说老总在第一种情况下是有意帮助环境改善。但是当他们必须思考第二种情况时，有82%的人认为老总是有意识地要危害环境。关于这些有趣的非对称结果，有很多话可以说。但是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这项研究是一个哲学家做的。作为哲学家，他想得到一种哲学。

这是最近被称为“实验哲学”的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极大地挑战了传统哲学家喜欢看待自己的方式。哲学家不仅不习惯收集数据，而且其中许多人几乎是以他们对数据的厌恶来确定自己身份的。哲学家保留的专业职责范围是纯粹思想的苍穹。搞生物学的同事有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P.C.R.）机器可以使用，需要显微镜切片染色；政治科学家需要研究人口变化趋势；心理学家有他们的小白鼠和迷宫。我们哲学家用友好的眼神把它们都抛开。我们知道实验科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更喜欢的角色是天主教神甫在婚礼上的讲话，非常自信他对这个活动的支持携带了比纯粹理论内容更多的重量。哲学家不观察，不实验，不测量，不计算。我们要思考，除了“思想实验”外什么都不喜欢。但这里的关键词是“思想”。正如哲学界非常著名的专业组织“亚里士多德协会”的主席之一几年前说的“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坐在躺椅上获得，那就是哲学”。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群体中一个焦躁不安的先遣队相信可以通过走出去收集人们对我们的思想试验的想法和观点的方式为传统的哲学问题带来新曙光。这个新运动（对于年轻的实践者来说是“未知哲学”（x-phi）已经随着博客的出现而到来，更不要提网站、专业特刊议题和美国哲学家协会年会的讨论会了。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亚利桑那大学，学生和老师已经建立起实验哲学实验室，而且神经病科学也已经加盟进来。你听说哲学系研究生在自学如何阅读核磁共振成象（M.R.I.）大脑扫描图，以便搞清楚人们在思考道德困境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吗？（什么样的决定是来自冷静地算计？什么样的决定是来自与扁桃体有关的感情呢？）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已经创办了新刊物《神经伦理学》直截了当地指出不仅是关于伦理学能够对于神经病学说些什么，而且也要探讨神经病学能够对于伦理学说些什么。（你注意到了没有神经“neuro-”已经变成了新微小“new nano-”）在网络上的讨论组中，研究生们交流什么哲学项目是“实验友好型的”方式，在1970年代，他们或许会交流哪个项目欢迎同性恋者，或者海德格尔信徒。啊，今年秋天早些时候，一个关于“实验哲学颂歌”的音乐影碟粘贴在（YouTube）上。它显示一把被点燃椅子当作火炬。

你真能用带弹簧夹的写字板和问卷调查搞哲学吗？好像可以。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约叔华·诺布（Joshua Knobe）是研究人们如何回应公司老总两个故事的哲学家。（详细的情况：我研究了他的论文）你或许觉得我们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值得谴责取决于我们是否认为它是有意的。有意识的行为的本质是哲学家常常热烈争论的话题。但是让人奇怪的是，所谓的诺布效应（Knobe effect）显示它或许对我们来说只有当我们判断了它是好事还是坏事之后，我们才明白这个行为是不是有意的。

哲学家们是爱争吵的群体，对于研究结果，他们会提供许多相互对立的解释，这又导致进行新的实验，实验显示的结果又会产生新一轮的争论。先在索邦大学（the Sorbonne）后到匹兹堡大学的科学哲学家爱德华·玛歇利（Edouard Machery）告诉实验对象说一个名叫乔的人到当地一家思慕雪（smoothie）饮料店，想买一大瓶饮料。乔被告知特大号的思慕雪是用有纪念意义的特殊杯子盛的。他不在乎什么杯子，他只想要特大号的思慕雪。他是有意识地得到纪念杯子的吗？许多人说不是。但是如果他被告知特大号思慕雪的价格已经提高，他得额外为这种杯子多付一美元，又如何呢？乔不在乎多付一美元，他只想要得到特大号思慕雪。他是有意识地得到纪念杯子吗？多数人说他是的。玛歇利得出结论说当我们把它们看作为了得到好处而隐含的成本的话，行为被预见到的副作用就被认为是有意识的。在公司老总是否应该受到谴责的故事里，更多的污染被看作是为了得到更多利润而产生的危害。犹他州大学哲学家认为未必如此，他用另一个系列现场思想实验来支持他的观点。

但是尽管实验论者争论他们显示的到底是什么（实验哲学毕竟还是哲学），他们的工作提供了一些让人谨慎的教训。维特根斯坦曾宣称“我们确实说‘今天的天气难道不好么？’是个问题，虽然它被用来作为一个陈述”。如果你实际上建议要做一些实验来确定，他可能已经认为你发疯了，或者荒谬可笑。哲学家们总是非常自信他们有能力说“很自然可以说的是”。实验显示，这样的信心有时候让我们误入歧途。

在关于战后哲学语言的最著名的争论之一里，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提出了一个长期以来困扰哲学家的问题：名称是如何指代人或物的？（更大的问题是：语言是如何和现实结合起来的？）在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神圣化的理论中，名称基本上是确定这个人或者物的特征描述的捷径。克里普克对此表示怀疑。他提出名称指代某些东西的方式和洗礼相似：从前，有人或者有群体把名称赋予在某个东西上，通过历史的因果锁链，我们借用了那个最初的标示。

为了支持他的观点，克里普克提供了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他让我们想像歌德尔原理（Gödel）实际上是一个名叫施密特（Schmidt）的人的成果，歌德尔不知从什么途径搞到了这个手稿，然后人们就错误地把他当成了作者。当那些只是通过原理作者听说了“歌德尔”的人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指代的是谁呢？按照罗素的指代观点，我们实际上指的是施密特。“歌德尔”不过是发明了这个著名原理的人的捷径，施密特是回答那个描述的人。克里普克宣称“但在我看来不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对此，实验论者回答说，你说的“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忠实的朋友（kemo sabe）？[印第安土著语]最近，由玛歇利率领的哲学家小组遇到了与克里普克形式相同的情形，并把它们展现给两组本科生，一个在新泽西，一个在香港。结果美国人给予克里普克认为明显的反应的概率更大，而中国学生则本能地符合更传统的指代理论。或许这个结果与西方人所谓的个人主义有关，或许西方人一定要搞清楚施密特的名字正确的这个思想并不被据说更关注群体性的东亚人分享。不管如何解释，这是一个让人担忧的结果。“实际上并非如此”，当然，或许在普林斯顿或者罗格斯（Rutgers）大学是一样的。在地球的另一边，或许如此。那么，哲学家们该怎么解释呢？

我不敢肯定。因为这是指代理论的内容：两种观点的版本克里普克的和他要挑战的观点在哲学家中都有很多的支持者。两种本能都有自己的支持者，如果有正确答案的话，这个正确答案不一定是要通过数人头来确定的。实验哲学的最后工作将是有价值的和有启发意义的，即使人们跳过实际的实验。( 诺布本来可能会写到“很自然可以说明的是在一种情形下的老总有意识地危害了环境，但是)“未知哲学”（X-phi）有助于让我们保持诚实，迫使我们在看重个人想法的时候保持有用的谦虚，即使你的观点隔壁办公室的同事也赞成。但就我个人的现实观察而言，虽然实验能够说明哲学争论，但它们并不能解决争论。

比如，我们用现有的方式让人怀疑地谈论意图性是好事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诺布效应是癖好还是特征呢？)你可以进行更多的研究试图弄清这些问题，但是你最后还得解释研究的结果，因为结果不能自己解释自己。总有一个时候写字板和问卷调查以及核磁共振成象扫描图要放到一边去。为了说明问题，或许需要另外一个强大的工具。让我们看看，那边拐角处就有一个。虽然弹簧已经下垂，坐垫已经磨损，不过不要紧。那把躺椅还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译自：“The New New Philosophy” By KWAME ANTHONY APPIAH

作者简介：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家，著有《伦理学实验》（Experiments in Ethics）即将于下个月出版。他在杂志上的最新一篇文章是关于大英帝国奴隶的解放。

http://www.nytimes.com/2007/12/09/magazine/09wwln-idealab-t.html?_r=2&oref=slogin&ref=magazine&pagewanted=all&oref=slo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