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和学者就国际关系理论发表了相当多的论述，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有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和翻译。就大部分研究者而言，国际关系理论探讨的主要意义在于为中国外交政策提供指导思想。因此，观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状况，就是从一个侧面研究中国外交的过去和未来。

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外交时，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分析框架；但是他们却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用于分析美国外交政策时有效的模式，套到中国外交政策上却解释不通，预测失灵。于是一部分西方学者强调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殊性，主张对中国外交（以至作为整体的中国政治）的理论性研究应该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另起炉灶，创立有别于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另一部分学者却把上述看法贬义地称为“华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 认为并非西方理论的“经”不对，而是理论素养不够的“和尚”念歪了，研究民族文化传统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没有多大意义。

中国学者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探讨，更自然地会以中国外交为出发点和归宿，并且应在这方面借鉴西方学者的经验教训。其中之困难是可以想见的。首先，关于研究客体即中国外交，尤其是其决策过程及运作过程，原始资料匮乏，学者知之甚少，难以对其建立理论框架，这与对西方国家外交政策进行研究的条件不可同日而语。其次，中国学者在研究本国外交时难以超脱，往往主客体不分，感情色彩强烈。此外，我们所介绍和翻译的西方理论著作极少涉及中国，而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外交的专门论著很少为我们所知，更难将它们与现实情况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加以比较。

囿于上述因素，本文仅就下列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比，中国的理论有什么特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有什么关系？西方学者对中国外交的研究有什么贡献和理论缺陷？

一、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和目标

凡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思想，包括移植过来的思想，无一不具有中国特色。问题仅仅在于中国特色是什么。请先看“理论”这一概念的中西对比。

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著作给“理论”下了无数个定义。[2] 这些形形色色的定义大多有一个共同点，即一项政治学理论应是试图解释社会现实的一个或一组命题。[3] 一部分西方学者提出，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的所谓“政策科学”也应纳入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针对现实的政策性研究虽然能从科学理论中吸取营养，但政策研究毕竟不能成为理论的一部分。总的来看，西方的某项国际关系理论未必需要为外交政策提供指导思想或理论依据，或者提出某种旨在改造国际现实的政治主张；但任何在学术界得到承认的理论，都必须能够有力地解释国际政治的现实。

在中国，对于一切与社会科学有关的理论都提出了同一个要求，即为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服务。在为制订政策服务的应用理论和仅仅具备描述、预测和解释功能的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之间，没有什么人划出过一条界线。“理论”的一个标准定义是：“指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科学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理论。”[4]

共产党人特别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5]

在中国的政治词汇里，“理论”指的是意识形态或指导行动的思想原则。在诸如“理论界”、“理论务虚会”、“理论工作”等提法里，“理论”都是指意识形态导向。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更多注意的是理论能否指导实践或为现行政策服务，而不是能否解释实际。与制订政策或执行政策不能直接挂钩的理论，往往被视为空洞无用。

具体谈到国际关系理论，宦乡说过一句有代表性的话：“国际关系理论的正确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用国际关系理论来指导我们的行动。”[6] 可见在中国所说的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理论在内涵上有很大区别。前者重在为外交实践服务，后者重在解释国际关系现实。前者的评价标准是功能性、功利性的，主要在于是否符合既定政策要求和意识形态，因此有“正确理论”、“错误理论”、“革命的理论”、“空洞的理论”等等说法。后者的主要评价标准是学理性、逻辑性方面的，很难想象一位西方理论家会以某项理论“不符合本国外交思想”或“无法指导外交行为”为由，对其予以否定。

中国学者讨论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时大都相信，经过讨论和意见的集中，最终能够“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用以反映新的国际政治现实，特别是为外交政策提供思想依据。由于在一个时期内的外交政策只能有一个，国际关系理论也只能有一套是正确的、适用的，不能设想理论即指导思想真正出现多元化、多样化的局面。同时，多数中国学者也把西方理论看成为西方外交实践服务的“一套”理论体系。

对外关系历来属于中国政治中最为敏感、控制最严的领域（“外交无小事”、“外交官是不穿军装的士兵”等说法就是最好的说明）。在中国出版的著作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回顾说明，中国对外政策从指导思想到实践活动，从各个历史时期的外交总战略到处理所有的国别关系，都是一贯正确、不谋求任何私利的。唯一的例外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年多里，“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干扰”。即使是这种局部错误，也很快被毛泽东和周恩来所纠正。[7] 这种宣传，同中国共产党对1949年以来国内政策的经验教训总结，形成了鲜明对照，用中国许多学者常说的“对外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的道理，很难加以解释。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可探究问题的范围，就相当有限了。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难以形成不同学派的另一个原因，是诸如国际战略学、外交决策学、比较外交政策、国际政治经济学之类的分支学科领域尚未形成。此外，有关国际问题的教学与研究人员同外交人员之间缺乏相互沟通，造成教学和研究人员不大了解外交运作，而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对理论研究又不大感兴趣的局面。

二、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思维框架

中国外交部审定的《当代中国外交》对1949年以来中国外交史的分期，同一些西方著作中的分期方法不谋而合。[8] 同这本著作所划分的中国外交四个阶段相对应，可以看到有过四种不同的外交指导思想。

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两大阵营”理论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外交的基本倾向是和苏联结盟，认为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毛泽东1949年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评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的五篇文章，为“两大阵营”理论定下了基调。

“世界革命”理论为60年代的中国外交提供了思想依据。在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系列论战性文章中，极“左”思想已得到发挥，然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打倒一切帝修反”的口号声中达到顶峰。

从70年代初开始，中国外交思想逐步过渡到“三个世界”理论，其基本点是结成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来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安全。在南北关系中，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1977年《红旗》杂志发表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一文，集中阐述了这一理论。

有人把1982年中国外交调整后的指导思想称为“和平与发展”理论。这一思想强调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以服务于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任务。与国内问题上的思想解放相适应，外交思想上有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首先，过去一直强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外交总原则，已改变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其次，中国不再把某一特定国家指为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因此，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某国的战略，也不再适用。第三，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判断某国外交政策性质的想法已经受到挑战，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会发生战争。用国际阶级斗争的框架去解释国际政治现实，已不大常见。第四，关于国际经济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虽然很多著述仍然坚持把资本主义的国际剥削说成是第三世界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在这一点上与“依附论”有共同之处），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只有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才能搞好国内经济建设，过去中国贫困落后的原因，恰恰是没有搞对外开放。邓小平说：“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9]

四十多年来的中国外交思想虽然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是理性思维的基本框架没有变，具有一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涉及不到的概念，反映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特色。

1．强调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应据此而调整外交思想及政策

中国领导人在任何时候描绘“当前国际形势”，都要用“动荡不安”这个概念。例如，邓小平在1974年时说：“国际关系激烈变化。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这种状况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天下大乱’。这个‘乱’是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表现。”[10] 再比较李鹏1990年讲的话：“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各种力量在错综复杂的利害矛盾中正在重新分化和组合。世界更加动荡不安。”[11] 中共十四大报告再次指出：“目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12]

任何时期都要提到的另一个概念，是“世界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至于“过渡”的具体含义，“过渡时期”有多长，很少有明确说法。上一次“过渡”是否已经结束，则从未有人提起。冷战结束后，世界又一次处在“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13]

习惯性地把世界看成是在“动荡”中“过渡”，意味着中国人研究国际关系的侧重点在于观察动态变化，以求在调整中适应形势。有三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是做出形势判断和调整政策的基础。第一个是关于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概念。直到今天，世界的基本矛盾是哪些，主要矛盾是什么，仍然是国际关系研究者讨论的主要理论问题之一。正如何方所说：“及时用全力抓住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不但是研究国际问题的重要方法，也是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14] 至于“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之间微妙而重要的区别和联系，只有研究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的专家，才能解释清楚。

第二个是“时代”的概念。同对“主要矛盾”的探讨一样，热衷于讨论“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人，都认为这是理论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问题。“研究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各种问题，无疑都离不开对时代的认识与了解”。[15] 实际上，“时代”问题之源，出自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著名论断。斯大林提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60年代中共领导人认定时代特征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都为当时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近年来中国学者有关“时代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对列宁的论断提出直接的挑战，但论者大都否认仍然处于革命时代，所提出的关于“时代”的各种提法，反映了对外交政策的不同设想。[16]

第三个是“世界格局”和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以及力量对比的概念。“格局”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里所说的“结构”(structure)含义近似，但似乎运用得更为宽泛。国际战略格局到底是两极还是多极，还是“一超多强”等等，都曾经是中国学者的热门话题。

“力量对比”与西方理论中的“实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类似，但受到列宁主义关于“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哲学判断影响，强调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而不是强调平衡。力量对比变化和各种力量的分化组合，会带来格局的变化。80年代初期，中国国际问题专家们有关美国与苏联实力发展趋势的讨论，以及它们的战略态势是“美攻苏守”、“苏攻美守”，还是“美苏互有攻守”的辩论，讲的都是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同样具有强烈的政策含义。在70年代末，关于“苏攻美守”的判断，导致了接近美国以牵制苏联的政策。当认识到美苏战略力量基本持平后，80年代的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如果同任何超级大国结盟，都可能影响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17] “美攻苏守”的看法，出现在近年的报刊中。[18]

2．形象化的比喻和高度概括

毛泽东善于运用“东风压倒西风”、“纸老虎”、“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两把刀子”（指列宁和斯大林）等形象化的比喻来说明国际问题和现象，至今在中国理论界仍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化传统推崇“高度概括”问题的能力和“一针见血”、“一言以蔽之”的分析判断方式。领导人如能将复杂的政治问题用简单的语言和口号加以表述，往往受到赞颂。毛泽东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19] 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20] 这样的简单通俗概括，成为中国学者阐述国际问题的出发点。

于此对照，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将看似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追求概念的精确，讲究不同层次的分析(levels of analysis)，慎于做价值判断，常常被中国学者视为过于抽象，“繁琐哲学”。

3．以“关系”为研究对象，以国家行为体为中心

政治在中国一般被视为一整套权力关系，包括领导人、官员、派别、社会集团、阶级之间的关系。由于中国历史上法制不健全，法制观念薄弱，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关系学”一直都比西方发达。中国人观察国际政治，很容易理解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家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较善于分清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的“敌我友”，利用矛盾，争取多数。

正因为在中国政治斗争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往往比斗争的实际内容更为重要，中国人在国际政治中比西方人更注意“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强调自己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站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一边。从70年代开始，中国则声明：“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永远属于第三世界”。[21] 当用“站在哪一边”的标准去衡量别的国家时，往往以它们对待自己主要敌国的态度去处理同它们的关系，于是出现过外交上“以美划线”和“以苏划线”的局面。从这一意义上说，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是在对外关系中最少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

由于中国外交的这一特点，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比西方更偏重于国家（政府）间关系而不是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趋势，偏重于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国家而不是国家的内部结构和变化。

4．强烈的道义色彩

中国外交声明和有关论述反复宣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持的公正立场和高尚的道义准则，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永远不称霸”等等。这和西方国家主要突出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原则形成了对照。

中国外交的道义色彩也是国内政治传统的一种折射。在中国国内政治中，道德和政治一向难以区分，政治统治靠的是道德感召和集权制的结合，主张仁政而非权力制衡。正像许多中国人相信通过学雷锋、思想教育、政治学习能够制止腐败、纠正不正之风一样，中国人真诚地认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是解决国际冲突的唯一途径。

西方人习惯于通过法律约定和制衡机制来解决利益调解和政治经济纠纷问题，对于国际组织、多边机制和国际法规十分重视。对比起来，中国人更多强调的是国家间的友好关系、讲信义、尊重彼此间的感情、民族尊严、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之类的道义原则。

三、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态度

中国外交理论的特点及中国专家和学者对理论定义的理解，已经决定了其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态度。首先，由于认为理论的意义仅仅在于指导实践，因而对西方理论的兴趣，主要在于其对西方外交的实用价值，以及判断其是否对中国外交和具体国际问题的研究有借用的价值。中国人对学问的态度，毕竟是“学以致用”。

在过去的十来年内，在国际问题刊物上发表的评介和翻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累计不下一二百篇，已出版的译著不下十几种，还有不少译著正待出版。[22] 建立了国际关系学科的高等学府，大多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这足以说明学术界对西方理论的求知欲望。比较之下，中国学者自己的理论著述要少得多。

同时，在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中，也借用了一些西方的概念和方法，例如有人用量化方法对各国的综合国力进行比较分析。对中国的部分外交史学者来说，西方学者在认知(perception)和危机处理方面的理论框架是有实用意义的。

然而就大部分从事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的中国学者而言，目前学习西方理论的必要性和吸引力似乎十分有限。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西方理论一般来说与外交政策或国际关系中现实问题的距离很远。即使是曾经对西方理论做过一些了解和介绍的中国学者，也可能发现西方理论（特别是行为主义理论）对实际研究工作帮助很小。如果试图借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对外关系，其适用性尤其有限。

因此，有些资深的中国学者认为，与其让中国学生和青年学者花费大量精力去系统地研读当代西方的理论著作，还不如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学习世界历史和西方文化。否则，青年学人可能在摆脱了曾经束缚老一代学者的教条的同时，不知不觉地被另一种教条——当代西方理论模式——所困扰。

无可否认，中国的中青年学者对西方理论的兴趣要大得多，所做的翻译、评介工作也多于老一辈学者。但是，真正理解西方理论有很多困难。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脱胎于西方传统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割断历史来学显然行不通，而在国内从头系统地学，时间又不允许，更何况缺乏合格的师资和教材。更重要的是，如果要“学以致用”，西方理论决不是适当的学习对象。不要说理论，就是对国际现实问题的学术研讨，在今天的中国也被许多人视为“空谈”，理由是“既无经济效益，又不能影响决策”。

从政治和道义方面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学者的又一种基本态度。宦乡写道：“资产阶级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所谓‘现实主义’和‘行为主义’出发，采取简单枯燥的历史叙述方式，从事鼓吹权力政治、势力均衡、国家利益等等，甚至提倡‘一个国家只有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总的来说，它是为维护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的利益服务的。当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但是在维护帝国主义利益这一根本点上并无任何变化。”[23]

这是在有关国际政治的中国教科书里及课堂上的典型说法。依照这种观点，国际关系理论服务于外交是天经地义的，西方理论服务于帝国主义利益，中国理论服务于社会主义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二者的出发点是对立的，内容也应根本不同。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利用均势(balance of power)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可取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外交中的均势原则“起到了为列强谋求优势和霸权开辟道路的作用”。[24] 另一方面，包括宦乡在内的中国学者又都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不够满意，因此也同意借鉴西方理论的某些（未加指明的）方法。

如果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有什么影响的话，迄今为止只有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比较为人所知，并被认为是代表着西方理论的主流，即“主张强权政治、弱肉强食那一套”。实际上，客观地说，传统现实主义的基本思路，与今天中国人对国际政治的观察有几点重要的相通之处。第一，传统现实主义以国家行为体为中心、国家间权力关系为研究对象，这正是中国学者研究国际关系的主要着眼点。[25] 第二，传统现实主义认为武力是外交政策的有力工具或最后手段。第三，一些西方学者把国家安全称为国际关系中的“高度政治”(high politics)，把国际经济关系、世界生态环境等问题称为“低度政治”(low politics)，指出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以前者压倒后者，相互依存理论则突出后者。中国学者虽未必都知道这种划分，但一般认为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是外交的首要目标，其他方面的目标是次要的。

但是，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和海外来华投资所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相当可观，中国在外交中的经济利益考虑已开始冲击政治和战略考虑。可以预见，国际经济政治学将越来越引起中国专家学者的注意，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的许多思想观点，已经受到介绍和重视。

四、中国外交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既然中国外交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既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影响不大，那么，有关外交政策研究的西方理论框架，能否适用于中国外交研究呢？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即使不了解中国外交思想的独特性，也能够理解和预测中国国际行为的大方向。肯尼思·沃尔兹通过严密的理论推导后指出，研究国际政治中的结构与系统的稳定性和变化，作为互动单位的国家的行为及其结果是可解释、可预见的。[26] 有的西方学者也认为，同其他因素相比，中国同全球政治系统的关系是了解中国外交行为的关键。[27] 其实，我们在考察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时，也往往并不注重它们的外交思想及其文化基础，而是侧重于它们的实力地位和实际行为。但是，包括西方学者在内，谁也不能肯定地说，仅仅研究国际体系及结构对某国外交的影响和制约，就能够提供对该国外交政策的完整解释。

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要理解任何特定时期的中国国际行为，应该同时考察中国必须对其做出反应的国际形势和在中国领导人里占主导地位的对外部世界的态度。”[28] 也就是说，除外部环境外，研究者需要找出中国外交的多重内部根源。他们包括意识形态倾向、对中国国家利益的认识、对自身实力的估计、历史经验、国内政治结构特点、政治气候变化、最高领导层的组成和个人素养等等，也包括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

因此，有的西方学者把研究中国外交特色称为“华夏中心主义”，并且贬低其学术意义，是不恰当的。当然，仅仅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中国外交不可能提供一种综合、全面的解释，但它同国际关系理论分析未必相互排斥，而是应当相互取长补短。哈里·哈丁曾希望：“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将逐渐同比较政治学的其它部分更好地融合起来。”[29] 那么同样，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也应比照他国外交，为“比较外交政策”这一学科分支做出贡献。

一个难以逾越的制约因素，是西方整个政治学科是建立在欧美政治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在西方政治学界被视为“非主流”，甚至“眼界狭隘”。似乎只有削足适履，依照西方政治学理论的现成框架将其他国家的现实加以裁制，才能叫做有理论深度，否则就是“华夏中心主义”或“没有理论”。于是出现了中国外交研究和世界政治研究脱节的情况。“许多关于中国外交的著述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而企图把中国包含在其研究范围内的关于世界政治的论著，在谈到能从中国的个例中得到什么结论时，又给人以简单化并每每不知所云的感觉。”[30] 这是对西方政治学界的批评，也应该引起中国学人的思考。

另一方面，试图从民族传统文化或民族性角度对中国外交政策做出理论解释，也容易产生片面性。对于这一点，美籍学者金淳基有过深刻的评论。[31] 中国外交的许多行为同民族性并无直接关系，而是中国的实力地位使然。处于类似于中国地位的其他国家如印度，其外交行为也同中国由许多共同点。然而西方学者从文化角度去解释中国为外交不大成功，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入的感性和理性认识，许多分析在中国人看来总有隔靴搔痒之感。

但是，中国学者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亲身体验并不能代替对有关政治文化的理论学习，而且只有了解其他文化，做跨文化的研究，才能深刻领会本民族文化的特色究竟是什么。梁启超、鲁迅等人对中国国民性鞭辟入里，正是因为他们较多地参照了外国。坐井观天，是没有资格谈中国特色的。遗憾的是，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历史传统对外交政策影响的一些力作，[32] 尚未被中国学者所熟知，而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33] 亦似未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重视。

将文化因素引入国际关系理论是件难度很大的工作。西方学者现有的出色成果不多。[34] 但是国际关系理论若不涉及文化，对不同文化的国家间关系的解释便缺乏深度。上文提到的中国外交的特色，其根源只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而不能主要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解释。例如，中国官方和学者一贯强调中国外交调整是基于国际形势变化；美国人在谈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时，习惯突出的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需要、社会思潮的变化、领导人的个人特点等等。这种对比使人联想起关于中美文化比较的论著。一位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指出，中美两大民族生活方式的主要不同点在于，中国人强调个人在社会环境中应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即“以环境（形势）为中心”。而美国人突出个人特质及偏好，即“以个人为中心”。[35] 白鲁洵等美国学者也发现，中国人在讨论政治问题时的文化特征是强调客观条件，而很少揭示主观心理活动。[36]

又如，中国提倡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像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反映。中国人相信，个人道德行为端正和私心的自我约束，对整个社会秩序稳定具有重大意义，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反霸道行王道。而西方人受自身文化的影响，更为重视的是权力制衡、国际组织、国际法、国际仲裁等等在承认各国私利基础上的协调机制，以至出现用中文难以表达的international regimes等概念。

中国领导人和战略家善于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形成独特的外交风格和战略学。人们提到，周恩来“善于从我国传统哲学中吸取精华，恰到好处地运用到外交理论的创造和实践中，从而使其外交思想和风格富有中华民族的特色，大大增强了感染力和吸引力。”[37] 中国外交中意识形态和务实精神的结合，也是引人注目的。基辛格在回顾他1973年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时评论道：“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父，曾经为了保持学说的纯洁性一再折腾他的人民，现在竟然不厌其烦的表明，中国的每堵墙上刷写的标语口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外交上国际利益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之上。意识形态的口号掩盖着均势的考虑。预料各方将坚持自己的原则，但各方都有义务不使那些原则妨碍国家利益攸关的大事——这简直可以说是现代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古典定义。”[38]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现实主义绝对不是受到马基雅维里的影响，而是中国文化的产物。

重视中国文化对外交思想的影响并不意味着贬低意识形态的作用，因为文化同意识形态本来就密不可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已引起了西方中国问题专家的许多讨论。[39] 但是，西方政治学中对民族主义的理论研究，真正涉及中国的不多。中国民族主义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文化不是静止不变的。前几年中国知识界“文化热”所反映出的对外部世界挑战和对策的不同认识，当今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西方和亚太其他国家、地区对中国的文化冲击，都将对中国未来的对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主权原则和人权原则、独立自主和相互依存、民族主义和全球意识、国家间经济竞争和地区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等等，这些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争论不休的一对对矛盾，逐渐地都会摆在我们面前。

因此，了解中国文化特点和社会发展趋势，对于解释和预测中国外交是必不可少的。这正是西方学者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研究中国外交的薄弱环节之所在，也是中国学者可以充分发挥潜力的领域。不言而喻，对思维方式的研究无论如何代替不了对行为及其客观环境的分析。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其他领域耕耘，包括借鉴决策理论和行为主义的方法论，同样是重要的。

“基本科学的研究不以实用为最高目的，而是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40] 这种西方精神，尚未被中国人所理解，更难以接受。然而只有通过跨国、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熟悉国际通用的社会科学标准，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和有力地表述自身特点，做出国际公认的理论探索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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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英文（”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中文稿首次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第一卷，总第二期，1993年2月，后收入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317页。

[2] 例如，霍夫曼的“国际关系理论”定义是：“对可观察现象的一种研究，它试图发现主要的变量，解释行为，解释国家单位之间的典型关系。”(Stanley Hoffmann,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mes N.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p. 30.) 沃尔兹在其代表作《国际政治理论》中，用一整章的篇幅讨论“理论”与“规律”的关系问题，指出理论必须解释规律。(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p. 1-17.) 辛格提出的定义较为狭窄：“理论具有描述、预测和解释能力，是一套有内在连续性的、先验的一般性概括。”(J. David Singer, “Inter-Nations Influence: A Formal Model,” in Rosenau, op. cit., p.380.)

[3] Joseph Dunner,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64, p. 521.

[4]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13页。

[5]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6]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7] 参阅薛谋洪、裴坚章等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8] 参阅 Thomas W. Robinson, “Restructur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1949-76: Three Episodes”, in K. J. Holsti, Why Nations Realign: Foreign Policy Restructuring in the Postwar World,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1982, pp. 134-155; Michael Yahuda, Towards the End of Isolationism: China’s Foreign Policy After Mao, London: MacMillan, 1983, pp. 25-43.

[9]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10] 邓小平在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

[11] 李鹏：《为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稳定发展而奋斗——政府工作报告（1990年3月20日）》，《人民日报》1990年4月6日。

[12]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

[13] 何方：《过渡时期国际形势的若干问题》，《国际展望》1992年，第2期，第4页。

[14] 同上，第5页。何方认为，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现在已取代东西方矛盾，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与这种“西西矛盾说”相对立的，还有将南北矛盾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视为冷战后世界主要矛盾的看法，政策含义也十分不同。

[15] 梁守德、叶宗奎、冯特君主编：《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16] 有关“时代”的讨论，可参阅《世界知识》1988年，第3期的一组文章。

[17] 《当代中国外交》，第340页。

[18] 施鲁佳：《怎样看当前美苏关系》，《半月谈》1990年9月，第18期，第17—19页。

[19] 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1963年8月8日。

[20] 见注8，第105页。

[21] 同上，第43页；《当代中国外交》，第341页。

[22] 最早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可能是陈乐民的《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简介》，载《国际问题研究》1981年，第2期，第55—64页。最早出版并且发行量最大的著作（据说已售10万册），应推陈汉文编著的《在国际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在翻译、介绍西方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还有倪世雄、邓正来、宋新宁等人。

[23] 宦乡：《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文译序，《世界知识》1988年，第8期，第12页。

[24] 宁骚：《论国际关系中的均势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第38页。

[25]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许多中国学者，也离不开这一思路。参阅郝雨凡、宦国仓主编的著作：Yufan Hao and Guocang Huan (eds.), The Chinese View of the Worl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9.

[26]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79-101.

[27] 参阅 Jonathan D. Pollack, “China and the Global Strategic Balance”, in Harry Harding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46; Michael Ng-Quinn “International Systemic Constraints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Mao Era,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4; and Ng-Quinn, “The Analytical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7, No.2, June 1983.

[28] Carol Lee Hamrin, “Domestic Components and China’s Evolving Three Worlds Theory”, in Lillian Harris and Robert Worden,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Dover, Mass.: Auburn House, 1986, pp. 50-51.

[29] Harry Hard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 No. 36, January 1984, p. 305.

[30] Jonathan D. Pollack, “Interpret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29, July-August 1980, p. 84.

[31] Samuel Kim, “New Directions and Old Puzzle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Kim, op. cit., p. 16; and Samuel Kim, “China’s Place in World Politics”,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1, March-April 1982, p. 64.

[32] 例如，Benjamin I. Schwartz,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 Past and Present”, in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a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76-288.

[33] 例如，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国近代史大夫与西方挑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4] 这方面不大成功的论著有：Jongsuk Chay (ed.),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raeger Press, 1990, and Martin W. Sampson III, “Cultural Influences on Foreign Policy”, in Charles F. Hermann,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James N. Rosenau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Boston: Allen Unwin, 1987, pp. 384-405. 有启发的论著包括：Mario D. Zamora (ed.), Culture and Diplomacy in the Third World, Williamsberg, Va.: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1980; Morell Heald and Lawrence S. Kaplan, Culture and Diplomac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7; Akira Iriye, “Culture and P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No. 2, 1979, pp. 110-125.

[35] Francis L. K. Hsu, Americans and Chinese: Passage to Differences,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1, pp.3-20.

[36] Lucian W. Pye and Nathan Leites, “Nuances i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sian Survey, Vol. 22, No. 12, December 1982, pp. 1162-63.

[37]裴坚章、樊赤：《新中国外交的思想丰碑——<周恩来外交文选>》，《人民日报》1990年10月11日。

[38] 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册，第86页。

[39] 参阅Allen S, Whiting, “Assertive Nationalism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sian Survey, Vol.24, No.6, June 1984, pp. 913-931; Michel Oksenberg, “China’s Confident 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Vol. 65, 1986, pp. 501-523.

[40] 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编：《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