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窦娥乃元代烈女。3岁亡母，7岁离父，17岁出嫁，婚后两年亡夫。窦姑娘与婆婆双双守寡。一日婆婆出门讨债，债户卢赛医欲杀婆婆赖债。适逢两父子相救，留得性命。谁知这父子俩竟也是无赖，他们赖在婆婆家中逼这可怜的婆媳嫁与他们父子作为回报。窦娥不从。小无赖又节外生枝：他计谋毒死婆婆，不想误毒自己的老爹。为逃避责任，小无赖诬告是窦姑娘毒死他的父亲。窦姑娘吃尽苦刑不肯屈打成招，但不忍婆婆与自己一同受皮肉之苦，屈认诬告，被判死刑。据元代悲剧作家关汉卿在《窦娥冤》中描述，行刑时，刀过人头，一腔热血染红白练，不曾半滴落地；姑娘倒地，三伏天下大雪，雪落三尺遮掩尸首，接着便是楚州三大旱。天人为之呜咽。
美狄亚，古代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科尔喀斯王埃厄忒斯的女儿，精通巫术。当伊阿宋(娶她继而又弃她的那位伊俄尔科斯国王的儿子及阿尔戈英雄的领袖)等阿尔戈英雄来到科尔喀斯后，美狄亚许诺帮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但伊阿宋必须娶她为妻。伊阿宋同意后，美狄亚违背父亲的愿望，利用巫术实现了伊阿宋获取金羊毛的目的，并随伊阿宋等英雄一同逃走。路上又逢她的弟弟阿布绪尔托斯，奉父命率兵追赶，美狄亚又毒死自己的弟弟。后几经曲折终于回到故乡。结婚不久伊阿宋又另有新欢，美狄亚恳求丈夫不要抛弃她，并劝他看在孩子的份上不要另图所爱。伊阿宋拒绝了她的要求。就在那婚典即将举行的时刻，绝望的美狄亚又用巫术毒烧死了新娘，杀死了她和伊阿宋的三个儿子，然后乘龙车腾空而去。伊阿宋闻讯赶到，看着孩子的尸体，举目远去的龙车，愧悲交加，自刎而死。
笔者幻想遨游天国，就东西方妇女解放问题拜访了美狄亚和窦娥，以下是对她俩采访记录：
窦娥：请你解释一下造成东西方女性发展水平的差异的原因。我只觉得，我们东方人的命苦。
美狄亚:绝对不是命的问题。女性的悲剧是父权制及父权文化制造的。在父权制以前的母系社会，我们女子呼风唤雨，男子对我们很敬重。那几位掌管人类命运和正义的姐妹(即正义女神与命运女神)，以及那位尽人皆知的斯芬克司小姐，都是古代男性敬畏的女神。
窦娥：在我们中国也有受人敬仰的女娲。
美狄亚:不，中国的女娲并不是我们女性的原型，有学者认为，她应是《山海经》中西王母的后裔。西王母有个性，主管古华夏人的生死命运，男人很怕她。女娲则不同，她大慈大悲，尽做“好人好事”，没有缺点，也没有个性。其实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存在。
父权制的出现是女性悲剧开始。有了私有财产，人们就要打仗。打仗需要人，为此我们女人要多生孩子，只有让男人们去劳作和争战。既使母系时代晚期，女人们仍可享受到安宁与尊严。可私有制出现后，男人就开始利用手中的财产奴役女人。应当公正地说，男人对女人的奴役并不是从本部落开始的。
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生活一阵以后，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不会忍心相互奴役。男人奴役女人起初是从外部落开始的。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最初纯粹出于情欲。当时原始部落有着严格的禁忌制度。这个制度要求男女不准近亲结婚；男女之间在劳动紧张期间不准接触。在平时男女不能不遵守这个禁忌，不然，性命恐怕难保。有了禁忌便强化了男女间的情思，这种情思，在中国古文献《诗经》中就有反映。孔子看不惯男女情欲，把许多关于这方面的内容都删掉了，十分可惜。
可是，当战争到来时，禁忌制度对在外作战的战土就失去了制约力。战败一方的妇女就成了胜利一方士兵的泄欲的对象或成为一种奖励士兵的“物品”。这对远离家眷的兵士很有吸引刀。比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加门农和阿喀琉斯的矛盾就是为争夺一女俘而引起的。“家庭”(family)最初至少在西方并不是一个温存的概念。家庭，最早指由父权支配的奴隶。这些奴隶多是在战争中抢夺的战俘，当然也有少数债奴，后来的抢婚制，大概就是由原始战争抢夺女俘的风俗派生而来。战争造成了包括女俘在内的财富转移，而女性一旦被异化为财富，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她后来遇到的灾难。在日耳曼人侵罗马世界以前，西方人，具体说地中海沿岸女人的命运比东方人悲惨，不信可重读一下古罗马史。
窦娥:这是整个女性世界的悲剧，我原觉得只有东方女子命苦。那么，为什么东西方女性的命运竟产生如此鲜明的差异？
美狄亚:对此，西方女性着实应感谢中国的汉武帝。汉武帝在世时集中全国的力量打北方匈奴。被击败了的匈奴人在南下无望的情况下被迫西迁，西迁产生连锁反应：匈奴人击败了中国西部敦煌祁连山之间的大月氏人；大月氏人被迫西迁，途中又打败中亚游牧部落塞种人和其他人种。如此类推，便引发了日益汹涌并震荡整个中亚和欧洲的民族迁移大潮。公元374年，西迁浪潮从中亚涌入里海，此时罗马帝国已进入衰落期。来势猛烈的匈奴人在“上帝之鞭”阿提拉率领下与日耳曼人、汪达尔人、哥特人等一起对罗马帝国实行彻底扫荡。这次扫荡对西方世界的两性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如果说，德意志人改革了一夫一妻制古代形式，缓和了男子在家庭中的统治，给了妇女以比古典世界任何使其都更高的地位，那么，使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不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习惯，如果不是他们仍有母权制时代的遗风，又是什么呢?”
“母权制时代的遗风”就是发生在母系社会中的母性崇拜遗风。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上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对母性崇拜的遗风带给后来的欧洲各国。比如欧洲封建社会出现的骑士精神就是母性崇拜遗风在欧洲文化上的折影。正是由于日耳曼人野蛮状态中的原始遗风，才使他们以及他们的后裔都养成了尊重女性的风尚。不管这种风尚是表面还是实质性的。后来的商品社会又把它从经济文化上，而不仅仅从伦理上在西方巩固了下来。商品的第一要素是买卖双方的平等地位。
与此相反，父权制在东方出现后，东方女性则被“三纲”“五常”推入深渊之中，武帝始，中国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开始拧为一体并牢固地把女性缚捆其中。如果说，中国女性在先秦还能享受一点“母权时代的遗风”，从而享有较多的自由 (参见《诗经》)的话，那么，西汉儒学，特别宋明理学出现以后，这仅有的自由已被剥夺干净；只是到了“五四”时期，女性在男性观念中的地位才开始转变。但与西方比，差距仍然很大。
窦娥：那么，可不可以认为，西方不断的女权运动，对于女性命运的改善有一定的作用；在这方面，东方女性是不是做得不够，从而不利于改善自己的地位呢?
美狄亚：我以为，女权运动实质上是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女性的解放，首先是政治解放，没有政治解放，其他都无从谈起。然而，女性的失败，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 还有经济以及自身人格发育水平问题。因此，把一切压迫都归于政治压迫是不妥的。如前所述，两性压迫比阶级压迫具有更为古老的历史渊源。可以这样认为，在一定时期，女性的悲剧是政治制度的产物。比如，你与我的不幸就是这样。我俩不同的是，你不甘受辱，但在无赖面前你却退却了。你是无辜的，你以为你的不白之冤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这样你死时有一种虚幻的精神寄托。我与你不同，我不考虑那不可预测的“以后”，我也不对“以后”寄予幻想。我为他伊阿宋不顾一切：偷了我父亲的金羊毛，害死了我的亲弟弟，我还为了与伊阿宋结合背井离乡。我当时以为，追求就得付出代价。可后来伊阿宋负心于我，另觅新欢。开始我想感化他，可他不听劝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杀死了他的新娘和我的三个孩子。孩子是我心头肉，我心疼。现在回头看来，害死孩子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是无辜的，我为此很内疚。但伊阿宋太屈辱人了，我当果我只想彻底让我与他的一切毁灭；没有毁灭便无新生。西方悲剧少有东方那种“大团圆”式的结局。
窦娥：可女性总应该是温柔，没有温柔，就没有女性美，这可能是我们东方人的审美尺度。在刚强和贤慧之间，女人应做何选择呢？
美狄亚：这是两个互不相关而表面又相互联系的问题:一个是美学问题，另一个是精神学问题。前者讨论的是人的精神表现自身的方式，后者讨论的是人的精神内容。哲人对美有过许多论述，他们把美当作一个高不可及的范畴。其实，美说到底是一种人及其艺术创造物的存在形式。温柔美的形成，是因为女性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社会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承认，尽管这种承认在父权社会中并不完全意味着对女性的尊重。不管怎样，我们必须现实地看待历史：在政治制度没有赋予女性以自主人格之前，女性，特别是个体女性根本不可能以强硬的方式来改变自身。一般而言，在政治环境不利于女性的情况下，对个体女性来说，直接向社会挑战是不现实的。而和顺于父权则是她们得以参与社会的唯一途径。比如，中国的女皇，无一不是利用先帝的宠爱而成功的。这本是一种人格扭曲，但扭曲却使那时的女性得以生存和适当的发展。扭曲的效果是双重的：从过程上看，强制性的人格扭曲给女性造成痛苦，但从历史结果上看，女性获得了一种参与社会的形式。温柔是美的形式之一。开始是男性以私有者的眼光来审视和欣赏女性的温柔，并赋予这种形式以尽管是被扭曲了的美学价值；后来市场经济出现后，女性逐渐从父权压迫下解脱出来并获得自更多的人格解放时，她们也开始把温柔纳入自己的审美视野，并使之转化为女性独享的美学外观，而不再仅仅是一种生存手段——这与男性的阳刚美的演化进程完全一样。大量资料似乎表明，母系时期的男性性格与父系时期的女性一样，也是很温柔的。
今日女性美已与其顺从的被动人格分离，温柔在当今文明世界中已转化为一种女性自我表现的形式而不是内容。既如此，女性解放并不意味着放弃这种为女性独享的美学特征。现实中国“女强人”不为人理解，其原因就在于她们摆脱父权文化对女性的精神压迫的同时，也抛弃了历史中已经形成的女性独享的柔美形式，结果并不理想。
对现代女性来说，不失自信和自尊的温柔才是美丽的，同理，没有个性的“温柔”则失去了美学意义。美需要个性。浅显的女性往往走极端：要么是不修边幅而又刚烈的“女强人”，要么是逆来顺受的贤妻良母，这都是没出息的想法。迄今也没有一个人在极端的路上走通。
窦娥：那么有没有能够说明您的精辟见解的实例呢？
美狄亚：我以为在有作为的女性中，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是女性的杰出代表。她心磐石，前苏联政界有人称她为“铁娘子”；她有坚定的人生信念和极强的思维逻辑力，然而，不管在公众场合还是在家中，她总以温柔女性的形象出现。她与一般女性一样也喜欢时装和珠宝饰物。她对自己的体重和发型很注意，总之，她像一切女人一样喜欢别人说她漂亮，当然这得有合适的场合，只有当她不谈公事时才能这样做。为此，英国传记作家彭尼·朱纳(Penny Junor) 称玛格丽特·撒切尔为“妻子·母亲·政治家”。可见，在当代人眼中玛格丽特首先是女人和母亲，其次才是政治家。
“女性气质”，这就是当代女性解放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的美学价值，它包括女性的温柔形式和自信内涵，在现代社会中，温柔已从父权压迫下解放出来并转化为一种女性专有的美学特征。而东方女性在自我解放进程中的困惑就在于把这种美学特征与自己被压迫的历史内容混为一谈，结果不免要造成观念和实践上的差错。
但我想东方女性的解放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也会达到较高的水平，因为她们本身就蕴藏着生活于母系时代并为当时男子普遍崇拜的人格力量。这种力量曾一度经历了父权的压抑和摧残；但是随着妇女解放的社会经济条件日益成熟，它会如划破暗夜的晨日，迅速解放出自身巨大的潜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