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这是基于过去经济实践尤其是宏观经济调控经验得出的重要方法论，也是助力2025年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保障“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根本遵循，要全面把握这六个关键词的具体内涵、时代背景与操作重点。
深刻把握六个关键词的内涵要求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尽管受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影响，但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为了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应全面把握六个关键词的具体内涵。
坚持“稳中求进”与“以进促稳”。坚持稳中求进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长期方针和总基调。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2024年再次重申，充分表明这是指导我国经济工作的长期原则。从根本上看，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就是要处理好“稳”与“进”的关系，既要实现“稳”，也要不断“进”。
一方面，“稳”是“进”的基础。始终瞄准长期发展目标和中心任务，避免政策的短期变化和频繁波动给各类市场主体带来负面干扰，将宝贵的政策资源集中于破解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是确保我国经济长期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稳”不是“停”，强调“稳”的工作总基调，意在为经济工作提供更加稳定的发展环境，减少经济发展的阻力和波动并最终实现更大的经济进展。另一方面，“进”是“稳”的动力。由于需要同时处理好多个不同领域、不同指标、不同任务的关系，实现“稳”的工作目标并非易事，而是需要长期的系统谋划和周密部署。在此背景下，如果能不断地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成就，就能为政策决策和部署带来连续的正向反馈，进而为“稳”提供更大的动力。
坚持“守正创新”与“先立后破”。近年来，随着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各类新问题、新挑战和新情况不断出现，因此要在坚持守正创新的前提下，处理好“立与破”的关系。
一方面，在政策工具的制定上，要坚持守正创新，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互联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成熟和应用，使得经济与产业形态日益复杂，同时由此带来的诸如企业和居民经济行为的变化也给宏观经济调控提出了新要求。面对这一情形，宏观经济调控要在继续用好传统政策工具的同时，坚持守正创新，针对经济发展新情况、新问题、新现象创新探索符合实际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在政策类型的选择上，要坚持先立后破，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需要不断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也要有序引导传统生产力的转型升级。显然，这两者需要的政策工具类型是截然不同的，前者需要支持和鼓励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发展，而后者则更倾向对传统产业进行区分、淘汰和倒逼升级。因此，协同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必然要更好地处理“立与破”的关系，在选择政策的精准性和推动政策的时序性上下更大功夫，确保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
坚持“系统集成”与“协同配合”。我国拥有非常丰富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坚实支撑。从过去的经济实践看，影响宏观经济调控效果的，除了不同领域专业政策的单独实施外，还与各个领域专业政策的集成性、协同性有直接联系：各类政策之间的集成性和协同性越高，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就越好，实现经济目标就越有保障。因此，坚持“系统集成”与“协同配合”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党中央多次提出要确保宏观政策取向一致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协同配合”是过程层面对不同领域政策实施提出的要求。在经济实践中，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环保、监管等宏观政策对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不同类型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相互产生影响，很多时候这种影响是积极的，但也要看到存在偏离甚至冲突的地方，这显然会严重影响最终宏观经济调控的效率。强调不同领域政策的协同配合，就是要减少它们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冲突，确保政策的实施效率。另一方面，为提高宏观经济调控质量，确保政策的协同配合能够真正产生效果，还要发挥系统集成的整体效应。每一类政策都有各自的调控目标，需要对这些政策的功能、类型、节奏、工具和力度进行全过程、全环节、全周期的深入研究，在增强政策深度协同的基础上，确保政策实施效果的最大化。
准确认识六个关键词的提出背景
在整体逻辑上，对六个关键词的解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发展阶段变化期要求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阶段呈现的复杂变化，坚持“稳”字当头从而实现稳中求进、以进促稳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的最优选择。一方面，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供给制约、需求不足问题交织，包括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在内的多家机构都预测2025年的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降。同时在个别西方国家的影响下，“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明显抬头，美国等西方国家滥用科技、金融和贸易制裁手段，严重破坏了国际贸易体系规则和国际金融信用基础，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从国内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面临较大压力。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除了出口贸易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外，消费与投资的复苏均不及预期。以居民消费为例，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2%，较2022年有大幅上升，但2024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仅3.3%，表明国内需求的可持续增长面临较大压力。此外，企业利润增速下降趋势明显，显示出企业盈利能力较弱，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企业发展信心和居民就业。这些既是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未来宏观政策进一步发力从而实现“以进促稳”的关键抓手。
新旧动能转换期要求坚持“守正创新、先立后破”。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人均GDP已连续三年保持在1.2万美元以上，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也出现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新旧动能正在进行大规模转换。
从产业结构看，发展新质生产力正不断创造新的增长点。得益于长期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发展思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进展顺利。2024年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投资对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贡献率达27.1%，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达24.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创新指数居全球第11位，比上年提升1位，是10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一系列数据都说明我国的产业体系涌现了大量的新业态和新动能，有效支撑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然而也要看到，受国际贸易格局变化和国内发展成本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部分传统优势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外转移，在我国产业升级尚未完全完成的前提下，稳定我国产业结构同样是未来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因此，面对新旧动能转换阶段的产业结构特征，宏观经济政策应坚持守正创新，继续用好过去行之有效的产业发展工具，同时也要针对新旧动能发展的不同需要，科学设计系统化、差异化、多元化的政策体系，确保“立破结合”“先立后破”“能立能破”。
总量质量同增期要求坚持“系统集成、协同配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既表明质量和总量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也揭示当前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需要同时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键阶段。鉴于宏观政策与经济发展的直接联系，同时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也必然要求各项宏观政策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取得更好效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明确了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则。然而，由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涉及多个不同领域的工作，既高度依赖科技、人才、教育等领域工作的质量，也需要财政、货币、产业政策持续发挥作用，这就必然需要重视这些不同领域工作和不同类型政策的深度协同。此外，无论是顺利完成五年规划的中期增长目标，还是推动实现2035年的长期发展目标，都要求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在此情形下，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强化各项宏观政策的协同配合，将是确保经济实现质量提升和总量做大双重目标的根本前提。
全面落实六个关键词的政策建议
“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的科学方法论，对具体经济工作提出了明确的实践要求。
实现“稳中求进、以进促稳”，既要全面部署又要真抓实干。“稳”是整个大局的“稳”，“进”也是整个大局的“进”，实现“稳中求进、以进促稳”，既要求对各个不同领域的工作进行系统性部署，也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真抓实干中推进各项工作。针对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25年要抓好的九项重点任务。为保障这些任务顺利推进，应坚持久久为功的工作理念，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干字当头，增强信心、迎难而上、奋发有为，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与此同时，应强化正向激励，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坚持求真务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
实现“守正创新、先立后破”，既要准度又要力度。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取决于各项政策的实施情况，这与政策的准度和力度具有紧密联系。一方面，宏观经济调控要强调准度，紧抓关键环节完成好2025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针对需求不足的突出症结，着力提振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针对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障碍和外部挑战，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针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制约，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针对企业经营中的关切诉求，加强政策支持和优化监管服务；针对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持续用力推进风险处置。另一方面，宏观经济调控也要重视力度，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为有效提振各市场主体信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财政支出强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重点领域保障，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此外，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确保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应进一步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实现“系统集成、协同配合”，要立足三大环节。实现“系统集成、协同配合”的根本前提是确保宏观政策的取向一致性，这需要从政策实施的全过程出发，立足起点、过程和终点三大环节形成合力。一是在起点上要坚持“统”。要准确把握宏观调控总目标与子目标的关系，始终坚持以总目标引领子目标、以子目标支撑总目标。同时，加快构建不同调控部门间的沟通协调机制，明确不同目标的优先级，对宏观政策相互传递和影响渠道进行深入分析，精准预判不同宏观政策相互影响的程度，确保宏观政策叠加效应与总体目标保持一致。二是在过程中要立足“合”。一方面，要系统梳理政策调控的工具集和资源库，对宏观政策的调控目标与所需政策资源力度之间的关系进行长期跟踪分析，协调不同宏观政策的调控力度，在不断提高政策资源使用效率的前提下，确保宏观调控的力度相匹配。另一方面，要充分宣传，实现不同宏观政策在调控过程中的遥相呼应，加快形成社会共识，减少关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分歧和政策杂音，使调控节奏相呼应。三是在终点上要确保“效”。要对宏观政策的实施过程进行全周期、全环节、全领域的持续监测，按照政策所产生效应的强度和持续长度，科学归类和深入比较分析不同轮次的调控过程，加快建立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资料库，进而提供更加全面的历史和案例参考。同时科学评估每一轮宏观政策调控的效果和不足，在良性的动态反馈过程中，不断提高宏观政策的实施效果。
【蔡之兵，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