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解”作为中古时期产生的新注体，学界对它的体式、产生时间及渊源的理解仍存在不少误区，现尝试为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解释。
一
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向来被认为是“集解”体的滥觞。该书之所以称为“集解”，盖因何氏序言中称“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即谓汇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八家之说而解之。凡何晏注首言“包曰”“马曰”之类者，皆一一标明氏姓，示不剿说。东晋范宁作《春秋穀梁传集解》，序言亦云“今撰诸子之言，各记其姓名”，即谓汇集范宁与从弟邵及三子泰、雍、凯之论而解之，凡范宁注首言“邵曰”“泰曰”“雍曰”“凯曰”者即是。此为“汇集众说式”之“集解”。西晋杜预撰《春秋经传集解》，序云“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陆德明称“旧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卷，杜氏合而释之，故曰《集解》”，是将原《春秋》《左氏》经传别行进行合编，此为“分经比传式”之“集解”。
今人所讲“集解”体式不外乎以上两大类，这种认识当源于唐儒的总结。孔颖达指出：“杜（预）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杨士勋也认为：“《春秋穀梁传集解》者，撰集诸子之言以为解，故曰‘集解’。杜预云‘集解’者，谓集解经传，与此异也。”
二
“集解”尚有另一种体式，今称之为“广集元典、传注式”，与前述“汇集众说式”“分经比传式”鼎足而三。所谓“元典”，博涉经、史、子、集四部；所谓“传注”，泛指元典的各种注释。“汇集众说式”之“集解”实有赖于某书多家旧注产生之后始能为之，而“广集元典、传注式”则不受某书旧注数量的限制，甚至首次作注之人即可为之，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南朝梁刘昭注《后汉书》、刘肜注《晋纪》、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均属此类。
裴松之追述自己如何注释《三国志》时说：“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刘知几《史通·补注篇》亦云：“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裴松之字世期，避唐太宗李世民讳作少期。承祚，陈寿字）与其类似者尚有刘昭、刘肜，《梁书·刘昭传》称“昭伯父肜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至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集注后汉》一百八十卷，《幼童传》十卷、《文集》十卷”。后汉史、三国史、晋史，各有多家史书专载其事，互有简繁、异同，但并无旧注可依傍。因此裴松之、刘昭和刘肜采多家史书之异同，广引元典、传注，分别注释《三国志》《后汉书》和《晋纪》，三人均为首次为这些书作注。与之性质相同的还有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史通·补注篇》曾同举四人注体而云“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庶凭骥尾，千里绝群”。实则，四人注体同为“广集元典、传注式”之“集解”体。此类“集解”体的主旨，正如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所说，即补缺、备异、惩妄、论辩。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明显也是承袭了裴松之的做法。其《序》云：“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今以徐为本，号曰《集解》。”张守节申述道：“或取传、说，采诸子百家，兼取先儒之义。先儒，谓孔安国、郑玄、服虔、贾逵等是也。言百家，广其非一。”裴骃之前，《史记》旧注仅徐广一家，故裴骃以徐氏为主，同时“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可见裴氏《史记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即是补缺、备异，而他所谓的“集解”，是因其所汇集者乃各类元典、传注，而非汇集《史记》旧注。
明乎此，我们可以澄清前人的某些误解。如南朝梁沈旋曾为其父沈约所撰《迩言》作注。《南史·沈约传》称：“子旋，字士规，袭爵，位司徒右长史。《集注迩言》行于世。”子注父书，当首次为《迩言》作注，但冠以“集注”二字，引起了后人的困惑，如清人胡元玉即对此事大为不解：“子注父书，固情理之常，独不思父作之、子注之，有何旧注可集而以‘集注’名哉？”并进而认为《集注迩言》当是《集注尔雅》之讹，即因其不知“集解”尚有“广集元典、传注式”之体式，若皆以何晏、范宁书的体式为准绳，则极易引发误解。又如应劭是否集解过《汉书》，乃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后汉书·应劭传》称：“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汉书》，皆传于时。”《隋书·经籍志》载：“《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汉护军班固撰，太山太守应劭集解。《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应劭撰。”颜师古始疑二十四卷书的作者当为西晋人臣瓒，后世如钱大昕、姚振宗、王先谦、吴承仕皆承其说，并进而认为一百一十五卷书的作者亦当为东晋人蔡谟。如此一来，《隋志》所录两书均与应劭无关。但南朝齐王俭《七志》、梁阮孝绪《七录》均将其归之于应劭（见颜师古《汉书叙例》），与《隋志》同，当无可争议。实际上，应劭之所以称其书为“集解”，正是因该书采用了“广集元典、传注式”集解方式，注释体式与裴骃书同，而与何晏、范宁书迥异。若以何晏、范宁书体式为准绳，则又误入歧途。颜师古辩称“《汉书》旧无注解，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云云，其有误解，根源在此。应劭集解《汉书》时，《汉书》旧注唯服虔一家；裴骃集解《史记》时，《史记》旧注亦唯徐广一家。后人怀疑应书者极多，却极少怀疑裴书，因裴书尚存，不容置疑，而应书早佚，无从质证，又昧于“集解”体式，遂酿成千年疑案。一百一十五卷者为应劭原书，二十四卷者乃世人从应劭原书中又单独析出“音义”内容而成，析出之人极可能是臣瓒。今所见应劭注，出自二十四卷本，远非应氏注全貌。司马贞曾说：“（裴骃）作《集解》注本，合为八十卷，见行于代。仍云亦有《音义》，前代久已散亡。”《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载：“《汉书音义》十三卷，颜师古。”均是世人从裴骃、颜师古原书中单独析出“音义”内容而成，应书当与两者的情况相同。
三
汉代今文博士经学发达，一经而有数家，同一家法经说相同，家法不同则经说多异。经生自亦重视家法，多存异说则被视为破坏家法。古文经学在东汉炽盛，习古文经学者多能突破家法的束缚，崇尚今、古文经学融通，尤其以贾逵、马融、许慎、郑玄为代表。马融《春秋三传异同说》、许慎《五经异义》，一一胪列古、今文经说，贾逵“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郑玄更是“括囊大典，网罗众家”，这种经学兼综风气，本质上是对今文博士一家之学的反动，而“集解”体的产生，正是这种经学兼综风气的衍变。“广集元典、传注式”的注释体式重视征引各类元典、传注，类似于经学兼综者重视古、今文经众家兼采，冲破一家之学的藩篱，而各类元典、传注势必有同、有异，若能在相异处予以征引，兼采众长，正是此体的精髓所在。
可见“集解”之为注体，其产生时间应从三国中期提前到东汉末期，最先出现的是“广集元典、传注式”之“集解”，以应劭《汉书集解》为代表。因其失于宽泛，故生活时代稍后的何晏加以限定，将体式局限为汇集一书之旧注，遂成“汇集众说式”。但“广集元典、传注式”之“集解”后世仍有用例，三国时期甚至出现了兼具两类“集解”体式的著作，如吴韦昭《国语解》。韦氏序称：“因贾君（贾逵）之精实，采虞（虞翻）、唐（唐固）之信善，亦以所觉增润补缀。参之以《五经》，检之以《内传》，以《世本》考其流，以《尔雅》齐其训，去非要，存事实。凡所发正，三百七事。”“因贾君之精实”云云，是“汇集众说式”；而“参之以《五经》”云云，则为“广集元典、传注式”。然随着何晏《论语集解》的盛行，“汇集众说式”日渐成为集解的主流体式，“广集元典、传注式”之“集解”则日益变得隐晦难明，甚至引起了后人的诸多误解。
（作者：孙晓磊，系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