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罗新璋（1936—2022），浙江上虞人。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译审。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63年进入中国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从事中译法工作，198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转攻法译中。译有《红与黑》《列那狐的故事》《巴黎公社公告选》等，编选《翻译论集》《古文大略》等，著有《译艺发端》《罗新璋译文自选集》，校读《傅雷译文集》。
“忠廉，车来了！”话音未落，年过六旬的罗新璋先生，三步并作两步，矫健地奔向公交车站。待我上车时，他说：“我担心车走了！”这一幕永远清晰地印在我的脑际。那是1999年，我刚30岁出头，出国经北京拜望先生，他出门相送。
我们，或许还包括读者您，都是受益于罗新璋的人。罗新璋享誉学界内外，于学界，他凭学识受人敬重；于读者，他凭佳译赢得令名。师承翻译大家傅雷的他，被誉为“傅译传人”，甚至是“傅雷传人”。
抄录傅译255万字
翻译家施康强曾说，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批法国文学翻译家，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其中，罗新璋尤为特别，是最为突出的“这一个”。他由读傅、抄傅、肖傅、编傅、传傅，直至护傅、胜傅。
读傅、抄傅，是罗新璋接触傅译之始。学生时代，他就以傅雷为师，虽不曾面见，却孜孜不倦读傅。1957年他从北大毕业，阴错阳差被分配至国际书店工作，多少有点怀才不遇，“工余发愤读傅译，读到能背诵的程度”。当时，他白天在国际书店处理订单，夜里抄书，以细小娟秀的钢笔字，一字一句地将傅译抄在法文原版的行间，抄完了《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两篇梅里美和五本巴尔扎克，近255万字。法汉双语字字详校，对照比读，边抄边读边品，于字里行间体悟妙处，“化傅为我”。他曾自嘲：法译中小本领，就是如此“笨”学而得的。他以此为傲，“天下读傅译的人何其多也，能读到敝人这种地步的，恐无第二人”，却又语带谦虚，“唯有非凡的努力才能做出非凡的成绩，可惜自己的努力还不够”。这种苦功与硬功，使其译文整体上与傅译相似，罗新璋也终成一代翻译名家。长沙理工大学郑延国教授感慨：“谁又曾料到，就在这一吟一抄的运作流程中，一位精熟傅译笔法、前景看好的青年翻译家正在呼之欲出呢！”香港翻译学会会长、翻译家金圣华则评价：“观千剑则晓剑，读千赋则善赋，说‘傅译传人’，世界上不作第二人想，唯有罗新璋才当得起。”
罗新璋是傅译传人，也是傅雷传人，可谓“肖傅”。傅译传人，指他的译作肖傅，他对傅译的特色与神髓，深有体悟，当今傅译专家，可以说无人出其右。傅雷传人，指为人肖傅，他多少习得傅雷的狂狷之气。不过，罗氏更温和一些，批评话语不多，常常一针见血。触及不良学风，他对友人也是直言不讳。某年某校翻译院系举办的一次会议，办成了礼赞会，误了罗氏专程与会的光阴，他自然不快；幸好，遇上华东师大的潘文国教授，引以为同道，罗氏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
面对外界的批评，罗氏接受得也不失儒雅。文化学者、作家卫建民于《红与黑》众多译本中识出罗译独具特色，罗氏送他自己其他译作，他认真读过，当面对罗说：“翻译外国小说，还是要让读者能感受到异国情调，读您的翻译，好像是读典雅的中国小说，外国味全蒸发了。”罗一笑而过，之后仍送他书，二人成了莫逆之交。
身为傅雷传人，罗新璋曾经“编傅”，为傅译出版尽心尽力。20世纪80年代，安徽人民出版社推出洋洋500余万言的15卷本《傅雷译文集》，促成了“我国译坛上史无前例的伟构”。译文集篇幅浩繁，出版家范用提出请罗新璋任专责编辑，傅雷次子傅敏深为赞同。在征询钱锺书与杨绛的意见时，他们也极力推荐罗新璋。于是，罗氏担起了通校《傅雷译文集》的重任。
因为“编傅”与“传傅”，罗新璋与傅家第二代续上了缘。金圣华编著《傅雷与他的世界》，大部分资料由傅敏及罗新璋提供。她后来又主编《江声浩荡话傅雷》，其中的《傅雷年谱》《傅雷主要译著年表》又由傅敏和罗新璋重新修订，内容更为详备，是傅雷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后来，傅敏将父亲的一些遗物（如精美的原版书）赠送给罗新璋，二人交情之深可见一斑。
傅雷年谱，罗氏从1982年开始参与编写，1985年改定，1991年8月增补修订，前后近10年。罗新璋为《傅雷全集》作序，开篇就标举“妙笔传神 典范长存”，前四字点明傅氏译风，后四字为傅氏定位，分明是为傅雷的立言、立德而立碑。
罗新璋编傅、传傅，是出于对傅雷的尊敬与推崇。在翻译家、出版人罗国林看来，“他对傅雷的推崇似乎有点绝对，容不得人家批评傅雷的不足，更容不得人家重译傅雷译过的作品”。尊傅以至护傅，其间分寸难以把握；过度，难免把对象神圣化。名译不怕批，也不怕重译，傅译也是如此。其实，罗氏“护傅”，不经意间也在“胜傅”。有学者评价，较之傅译，罗译“已有某些超胜之处”。
“每天只合得五百字”
在国际书店工作数年后，罗新璋调到了《中国文学》杂志社，从事汉法翻译与编辑工作17年，在兹念兹的却仍是法译汉。198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遂了心愿，他如鱼得水，读傅、抄傅之功愈加发酵。法译汉因有傅译在前，罗氏便译得更为谨慎，向慢工求精品。
《红与黑》为其生平第一部长篇译著，“朝译夕改，孜孜两年，才勉强交卷”。全书40万字，罗氏日译千字，历时年余完成初译；又用一年时间修改、抄写，总量未变。两年算下来，“每天只合得五百字”。他自谦：“本书译者愧非名家；只在同行中，薄有虚名。”“性好读书，懒于动笔，只译得《特利斯当与伊瑟》《列那狐的故事》及《栗树下的晚餐》等中短篇。”
文学作品的开篇是一门艺术，开篇翻译则是关乎两种语言的艺术。《红与黑》的首句“La petite ville de Verrières peut passer pour l'une des plus jolies de la Franche-Comté”，倘若直译成汉语，可译作“维璃叶这座小城可算得上是弗朗什-孔泰地区风光秀美的城镇之一”。这样翻译虽然不错，却略带欧化，“意味大减”。罗新璋一遍一遍读原文，仿效傅译，于严谨中求灵活，凭着“模糊思维”，跳出原文，将长句巧妙切分，精心调整语序，终于译出“弗朗什-孔泰地区有不少城镇，风光秀美，维璃叶这座小城可算得是其中之一”这样“纯粹之中文”。
罗新璋常自称是“没有翻译作品的翻译家”。他早年的工作是法译中国文学，办刊17年，译非所好，也便不曾译得几本。他又信奉“译事三非”原则：外译中，非外译“外”；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精确，非精彩之谓。前者追求“纯粹之中文”；中者防止文学翻译滑向非文学翻译，“于言达时尤需注意语工”；后者执念于“艺贵精”，认定翻译“精确未必精彩”。
文学之译也是文化之译，中外文化交流因“异”而译。比如《红与黑》所写的en regardant sa femme d'un air diplomatique，如若直译为“以外交的眼神看着他的妻子”，会令读者感觉不太好懂。罗新璋“抄”傅译《欧也妮·葛朗台》的高明译法，吃透原文，用“精彩而精确的汉语”，将其绘声绘色地译成“瑞那先生一副老谋深算的神情，瞟了他夫人一眼”，不但译出了字里行间的意思，还能照顾到上下文，使文气顺畅，瑞那精明算计的形象也在汉译中得以生动再现。
罗新璋的译作总是精益求精，改了又改，而且改得理直气壮：“译者后于作者：借后知之明求超越之胜；译而优则存，译而劣则亡。”他译《红与黑》，一再求精，精至苛求的程度。1991年，罗新璋应浙江文艺出版社之邀开始翻译此书，1994年推出初译，2003年燕山出版社版作了大改，重在解决理解中的问题。2009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译本重在表达，修改多多，如大删“的”字，以免“的的不休”。18年间，他前前后后将译稿对照原文看了二十多遍，从来谈不上很满意，总觉得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罗氏译风与傅译酷似。傅译初期稚嫩生疏，后来才成熟老练。罗氏译笔则呈跨越式成熟之势。傅雷翻译名家名作，逐渐铸就“傅译体”——行文流畅，用词丰富，色彩多样。可以说，罗新璋继承了傅雷的衣钵，将傅译体“续航”几十年。读后期傅译与罗译，若去其异域人名、地名、机构名等专名，与本土汉语名作还真难辨中西。
傅译征服国人凭的是“雅”，也就是“规范”——并非时人所解的“美”。罗新璋紧随傅译，经过“抄”学，其汉译行文流畅，用字精当，遣词造句力求合乎汉语语法，善用成语而绝少病句。末了，罗氏也成为翻译大家，曾因“雅”而受质疑，有人当面问他：某一句译成“他仿佛站在高高的岬角上，浩魄雄襟，评断穷通，甚至凌驾于贫富之上”，其中“浩魄雄襟，评断穷通”未免过分雕琢，答曰：“那是为了避免与以前的译本雷同。”重译名作，这种刻意避重是否应该提倡，可以商榷，但如此苦心孤诣，无法不让人敬佩。以此精神去翻译，确实难以速译。
曾有专家比较多个《红与黑》中译本，发现罗译不拘泥于原文词句，不受原文束缚，译文纯粹精彩，自成一体，别具一格；而郝运、郭宏安等人所译，文字更质朴，不如罗译讲究。
译坛经典《翻译论集》
傅雷1963年的一封来信，罗新璋一直保存着。那封信不长，却思想精辟，弥足珍贵，特别是“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一句可视作傅译的宗旨。1979年，此信由罗新璋推荐给《读书》杂志发表，傅译理念才广为天下知。以此信为基，罗氏一口气写下多篇妙文，如《读傅雷译品随感》《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似”与“等”》等，反响热烈，赢得普遍赞誉；傅译思想也因此广泛传播，得以弘扬。如果说，当年他留下那封信纯属偶然，那么商务印书馆陈应年阅其《读傅雷译品随感》而邀编《翻译论集》，则更属偶然。忆起种种偶然，多年后他一再感慨：“最硬的凭证是傅雷谈文学翻译的这封信犹存。”
受命编纂《翻译论集》之后，罗新璋再发“抄”功，泡中国社科院图书馆：早上开馆即到，细查深读，笔耕不辍，有疑必问；下午四五点离馆前，按图书馆规定的最高限额借三本古籍，满载而归。如此下来，整整4个月，汉魏唐宋、明末清初、近代直至当代的译话，他一一过目，无大遗漏。辑录、整理、作序等等，旁人至少需要三五载，他仅用了半年。
作为翻译史料集，《翻译论集》收录了汉末至20世纪80年代的翻译文论180余篇，洋洋80万字，可谓鸿篇巨制。支谦、道安、鸠摩罗什等古代佛经译家的论述均系首次汇编发表。更为用心的是，文集的封面题字采自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翻译”二字极为独特：“翻”字少一撇，“译”字多一撇，罗新璋巧解其意，无意间道破了译之天机——翻译“有得有失”。
《翻译论集》1984年甫出，一时洛阳纸贵，迅速售空，在翻译界掀起了一股深入研习中国传统译论的热潮。“偶然”编得的《翻译论集》给罗氏带来机遇多多，不仅促其学术面貌愈发明晰，还被众多高校列为必读书目，为他赢得了一代代忠实读者。海内外高校纷纷邀他演讲，日本邀他传播中国译论，台湾师大聘他跨海讲学。知名翻译理论家刘宓庆教授曾说《翻译论集》使自己“得益良多”；浙江大学许钧教授将其列为“研究中国传统译论的必读书目之一”；香港三联书店资深编辑黄邦杰则说，无论是“翻译新手”，还是“已具相当经验的译家”，都可从中“获得教益”。2009年受邀参加苏州大学翻译高层研讨会，罗新璋得赠方华文著《二十世纪中国翻译史》，该书辟专章探讨罗氏的译论研究。许多与会学者感慨，当年正是受《翻译论集》熏陶，才得以茁壮成长。迄今为止，《翻译论集》在译学界仍备受推崇，更被专攻译学的研究生奉为经典。
光大中国翻译理论
傅雷认为自己“intellectually（理智上）是纯粹的东方人，emotionally and instinctively（感情上及天性方面）又是极像西方人”。精通翻译的傅雷，对译论的撰写与发表却极为审慎，甚至称得上吝惜笔墨。罗新璋是评论傅译的先行者，其《读傅雷译品随感》与《〈罗丹艺术论〉读后记》揭示了傅译的精髓。罗氏前学傅雷笔法，后得翻译之道，理论、实践皆出色，还能将二者巧妙融合。后因编纂《翻译论集》一书，罗氏又多专注于翻译理论之发幽阐微。在给许钧的一封信中，他强调，不应仅满足于就事论事，而应就理说理，“要尽可能概括、提炼、升华到理论层次”。
2011年5月，罗新璋出席上海傅雷纪念馆开馆仪式，并应复旦大学之邀为其法国研究中心做了题为《超以像外 得其环中——傅雷先生的翻译艺术》的演讲，再次宣扬了傅雷的翻译理念，即“翻译乃艺术，艺术为目的，技巧为手段”。
罗新璋不仅致力于弘扬傅译及其思想，也一直不懈地传承与光大中国传统译论。40年前，西方译论在国内渐受热捧，中国传统译论却遭冷落，面对这种窘境，他细读历来的翻译文章，编成《翻译论集》，欲为中国传统译论重开一片天地，增强中西译论平等对话的底气与信心。按照当时书前作序的习惯，罗氏结合阅读、手抄的心得与笔记，为《翻译论集》撰序——《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不承想，写出了中国译论的名篇。
长久以来，西方学者持论，中国历史上虽有深邃的译思，却未形成系统的译论。编纂《翻译论集》时，罗新璋惊喜地发现，中国传统译论源远流长、自有特色，已有相当精辟的见解。他精心梳理之后，依照法国作家莫洛亚“一句成书”观，将中国传统译论体系归纳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具言之，第一，在佛经翻译阶段，因对佛教经典怀有虔诚之心，译经要求“案本而传”，即使“依实出华”，也应“趣不乖本”。第二，严复“继往开来”，“承袭古代译论”，“开近代翻译学说之先河”，“求其信”，“兼具达、雅的内容”。第三，朱光潜认为“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译文只能“得其近似”，傅雷以其为起点，生发出“形似”与“神似”，“标举神似”，“获致原作的精神”。第四，钱锺书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化境”，“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达至“出‘神’入‘化’”之境。
追本溯源，阐述逻辑，描绘特色，罗新璋建构了中国传统译论体系，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的翻译理论遗产和翻译理论研究绝非贫乏，也非落后，国人不必妄自菲薄，而应在全面总结自身经验、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建立卓然独立的翻译理论体系。该文彰显了罗氏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卓越的文化涵养以及广博的学识积累，同时展现出极高的前瞻视野。
时隔40年，罗新璋对中国翻译理论应奋力挣扎以求立足的见解，在当下中国译坛依然非同凡响。复旦大学何刚强教授评价这篇文章“开启了眼睛向内，从中华传统文学、文化遗产中发掘中国译学之本源的研究范式”。南开大学王秉钦教授盛赞罗文自成体系，成一家之言，在中国翻译思想发展史上自有其理论价值。郑延国赞其“足可与德国人本杰明的《译者的任务》比肩”。
罗新璋曾自谦，浮生须臾，一辈子于“‘过’与‘不及’之间做人、做事、做文章”。然而，正是与傅译的邂逅，正是始终如一地守持根本，铸就了他在译坛的非凡成就与难以替代的地位。
（作者：黄忠廉，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教授；胡艳系，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