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电视上看到了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回顾“厦门远华走私案”的专题节目。谈到七年前轰动一时的走私大案，主持人用了“触目惊心”、“惊心动魄”等形容词。不过，真正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其实并不是赖昌星闻讯带了三千万进京活动这样的细节，也不是走私集团放言要将中央派来的老公安“摆平”这样的威胁，而是牟先生在节目最后一部分告诉观众的事情。

牟先生说，“当真相渐渐浮出水面的时候，一些在海关工作了几十年的老人，找到我，跟我说了一番心里话。”这番话“在我的心里掀起了波澜”。为什么呢？因为这番话给这位远华案查办总指挥指出了两条路：“一条是把案件彻查到底，挖出所有的案中人；而另一条路则是接受海关老人的劝告，手下留情。”那么，后来到底是走的哪条路呢？

仔细听电视访谈里牟新生透露的细节，牟新生说到了一个给他谈“心里话”的老人。这个老人说：“我觉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这种情况，是不是中央可以采取网开一面的办法，不一定都这么翻腾，这得多大的精力啊，再一个效果怎么样也很难说。”

最后的处理结果，可以套一句以前的话：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别看南方六大海关关长两个死刑，一个死缓，两个无期，一个15年，反腐力度举世瞩目，其实很多涉案者是“教育为主”了。牟新生显然想告诉观众这一历史性的处理决定，他后来还出版了两本书回顾此案。

如今，这是已经过去七八年的陈年旧案，我丝毫不怀疑当初牟新生面对两条道路“考验智慧的难题”，作出这个“出乎不少人预料的抉择”的时候，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考虑。可是，在经历过海关“沿海沿边的这十多个大官在前些年可以说没有一个干净的”这样一种现象以后，要记取历史教训，防止未来的腐败，仅仅把干部的教育搞得“有声有色”是不够的，必须找到制度上的症结，在修补和改善制度方面下一番工夫。

在制度层面上，有几个明摆着的“为什么”，牟新生没有告诉电视观众。

第一个问题是，谁最终拍板“网开一面的办法”，谁有权作出这个决定？

这个问题，就是制度内“权力配置”问题，也是宪政和法治最重要的问题。在有宪政和法治的国家，权力配置的根本依据是宪法。体制内的每一个官员，上至总统议长大法官，下至警察门卫办事员，手里有什么权，谁给你这个权，你怎么用这个权，谁有权撸掉你这个权，都有法律的依据。远华走私案是一起刑事大案，对此案的处理，照理已经超出了海关总署和公安部的权力范围，应是检察机构的职责；而对此案的判决，则是法院的职责。海关、公安、检察、法院，职权分明，既不可以联手，也不可以越位。远华案最后“网开一面”的办法，是谁家做的决定？

第二个问题是，在有合法权力的前提下，这个决定是按照什么程序作出的？

权力配置不仅回答权力的归属，也回答权力运行的规则。权力结构内任何人做事情都要按照一定的程序，所谓“正当程序”原则是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对远华走私案这样一个大案作出处理决定，不论是谁有这个权，都不可以一拍脑袋计上心来，也不可以沉思良久就斟酌出一个权宜之计，你必须看法律给了你什么样的途径，规定了什么程序性的约束。最初提出这个“网开一面办法”的老人是谁，他的理由是什么，这一建议经过了哪些部门哪些人的讨论和批准，根据又是什么？这些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的官员对自己的决定都必须回答的问题，这是人治和法治的区分所在。

第三个问题是，远华走私案的调查，有没有发现制度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什么，此案的处理又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怎样的修补和改善。牟新生说，处理以后“那些犯错误的同志很激动”，“我说你们应该感谢党中央，但是必须得下定决心不能再干坏事了，必须总结教训，立地成佛，要不然法律不会饶恕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很不错的，因为教育了大多数。”可这样做是不够的。远华走私案的出现，不是干部教育不够的问题，而是权力配置和运作失去制约的制度性问题。以后防止海关官员监守自盗参与走私之类犯罪活动，也不是加强教育就够的问题，必须在制度上找到症结，对症下药，立法修补。

在远华走私案过去七年之后，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民众一无所知。不管你做了什么决定，你只有回答了上面的问题，这决定才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才经得起质疑，才能在历史上站住脚。请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告诉民众，民众有权知道。民众知道了，才可能信任政府。否则，不管杀了多少，关了多少，你怎么让底层民众不怀疑，最终不过是当官的在处理自己内部的事情，没老百姓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