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1908──1983）逝世已十年了。我与他有着半个世纪的深厚友谊，更是十分怀念他！

冶方是我国经济学家中最有骨气的一位，他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他所走过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曾经受到多次打击。但是他坦然处之，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这一点和他的学术成就一样，令我们肃然起敬。

冶方原名叫薛萼果，也出生在无锡玉祁镇，我比他长4岁，我们是同族兄弟，但是1932年在上海才初次相识。那时我们一起随陈翰笙同志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我们共同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宣传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研究农村经济，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孙冶方这个名字就是那个时候他写文章时使用的笔名。我们一起做经济研究工作，后来又先后去了新四军。

解放后，我们同在国家统计局工作，我是局长，他是副局长。这段时间是他理论成果最丰富的时期，他的几篇论价值和价值规律的名作，都是他在统计局这段时间内写成的。他早年在苏联留学，会俄文，在统计局负责与苏联专家联系。

后来他到苏联去访问，遇到苏联统计局的索波里批评苏联的价格严重背离价值，他很欣赏。回国后，他力主重视价值规律，认为商品价格必须符合价值，而不能违背价值。办法是由国家通过统计部门来计算价值，由物价部门制定价格，这样把计划和统计工作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后来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对发展我国经济科学、培养经济学人才有很大的建树，然而不断地受到不公正批判。批判他重视价值规律，重视利润，说他是搞物质刺激，是利润挂帅。这些在当时都被列为“资本主义思想”，因此他成了“经济领域中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是“反动学术权威”，经常在批斗会上相遇，他是挨斗，我也是挨斗；有一次他对我说，“真奇怪，我是修正主义者还有道理，你怎么也是修正主义者”。其实，我们对价值规律是一样重视的，只是他旗帜更鲜明些。1968年4月，他被投入监牢，长达七年之久。在狱中恶劣的条件下，他仍然不畏强暴、坚持真理毫不动摇，抱着为坚持真理活下来的信念，在狱中继续写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文革”后期，他无罪释放，出来时，他的几位朋友（应为经济研究所工宣队）去接他，见面第一句话，他说：我的观点没有改变！我不是改变了观点才被放出来的。从这件事足以见他的胸怀和精神。对他的这种精神，我十分钦佩！

1977年后，他曾任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后来我还请他担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顾问。他身患绝症，仍坚强不屈，以顽强的毅力同病魔搏斗。冶方一生勤勤恳恳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他的许多学术思想在我国是带有创造性的，值得我们学习；他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不念私利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怀念冶方，重温孙冶方经济思想。我认为，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有两条：第一是论价值规律。冶方对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仍然要起重要作用的论述，是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大贡献。他说过，“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在今天已经成了经济学的第一规律了，但早在50年代，重视价值规律却被某些人认为是异端邪说。我们从苏联学来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按计划生产，按计划分配，按照计划价格互相交换。那时虽然也承认还有商品，但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也承认有价值规律，但仅仅在私营经济成份中发挥作用。当时，我虽然强调利用价值规律的重要性，但又提出了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已受到严重限制。1959年，冶方发表了他的名篇《论价值》，指出价值规律是客观规律，是客观规律就不能加以限制，批评我所说的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到限制的观点。他对价值规律的作用提得比我和其他经济学家都要高，都更有原则性，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

第二是论利润。用最少的劳动消耗来取得最好的经济效果（也就是利润），这是贯穿政治经济学的一条红线。这也是冶方的一句名言。在现在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实行产品经济的当时，显然大逆不道。在这一点上，冶方具有很高的见识和极大的学术勇气。把重视利润比作“牵牛鼻子”，把编制各种生产计划、分配计划等等比作“抬牛腿”，他非常形象地说明：只有牵住利润这一“牛鼻子”才能使牛走起来，才能理顺各种经济关系。

以上两条，可以说是冶方经济思想的核心，也正是如此，他被扣上“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帽子，受了十多年的冤苦。实际上，冶方比我们更早地认识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指出了改革的基本方向。

冶方精通马列著作，忠于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他也受到苏联经济学影响，认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就是计划代替市场。这样冶方所讲的价值规律，有时就被局限在产品经济框架之下，试图根据劳动消耗来确定产品的价格，不受市场供求情况的影响。这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因为价值无法计算，劳动消耗非常复杂，产品也种类繁多，加上地区差价、质量差价、季节差价等，千差万别，即使用最现代化的计算工具也无法准确地计算价值，因此也就无法正确地定价格。实践证明，由国家来制定计划价格，而不由市场供求规律来决定价格，结果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价格体系都遭到严重扭曲，即使名义上是“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实际上也是抛弃价值规律，难免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唯一办法是根据市场供求来确定价格，让价值规律在市场上自发调节。

50年代，我们照搬苏联模式，计划生产，计划分配，按计划价格进行交换，抑制了价值规律所能发挥的作用，使生产的发展停滞成为短缺经济。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产品价格不受供求规律影响这样的观念。我们和冶方一样，都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我说这些，无非是说明，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不能完全超越时代的局限，冶方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观点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化。

冶方在晚年仍然孜孜不倦地调查研究，著书立说。他也已觉察到自己理论体系中价值规律与产品经济之间的矛盾，不突破这一点，就无法继续写下去。但他身患绝症，已没有时间和精力了。如果天假以年，他能多活十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他的研究不断深化，他肯定会仍然站在时代的前列，孙冶方经济思想也会更加光辉的。

在他长期患病期间，我曾多次去探望，见面时他很少谈自己的病情，总是滔滔不绝地谈学术思想问题，这种顽强的精神，使探望的人包括医生、护士都十分钦佩。

现在我也有病在身，但我仍然要向冶方学习，希望今后经济学界的同仁也向冶方学习。在重温他的学术思想的同时，学习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学习他不唯上，不唯书，坚持真理的精神。那样的话，社会主义经济学一定会不断进步，不断发展，冶方地下有知，也就安心了。

我深深怀念我的老朋友孙冶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