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影响深远。迄今为止，探索秦统一原因的论述很多，均各抒己见，见仁见智。近日，李禹阶教授在《制度效应与资源整合：秦王朝大一统原因再探》中指出，秦国横扫六国，建立统一国家，本质上是秦国在制度重构与资源整合上不断调适的结果，取得凌驾于关东六国之上的巨大优势。王子今教授在《秦统一进程中的文化转型》中指出，对于秦统一进程及秦统一原因的考察，仍可以多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地进行研究，关注技术层面的条件，从文化史视角展开分析，是一个有积极学术意义的新角度（《光明日报》史学版2024年8月19日、10月14日）。的确，历史上任何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不是简单的偶发事件，必有深刻而复杂的原因，秦统一的原因是多方面、深层次的，以下两方面尤其不应忽略。
秦顺应了社会发展所需、诸国百姓所盼的统一大势
战国时期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这一时期，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生产力飞跃发展，铁犁牛耕更为普遍，水利事业进一步发展，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各诸侯国先后确立封建制度。这些都为社会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创造了良好条件。然而，由于诸国分裂割据，各国文字各异，影响了文化交流；各国的道路宽窄不一，影响了交通往来；各国不仅自铸货币，而且内部各个地区也都自铸货币，度量衡制度相当混乱，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各地间经济的交流和发展。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统一。
分裂必然带来征战，割据终将导致壅蔽。由于诸侯割据，“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所造成的破坏十分惨重。各个诸侯国间为了赢得战争，无所不用其极，如用火攻、水淹等，伤及的无辜无算，使得百姓苦不堪言。同时，诸侯割据也给游牧民族入侵提供了机会。雄踞北方的少数民族林胡、楼烦、匈奴等伺机南下，掳掠中原沿边地区的物产、人口，以至“边不得田畜”（《史记·李牧列传》）。“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百姓强烈渴望结束战争，迎来安定和平。
与此同时，尽管诸国并峙、各自独立，各诸侯国民众在思想深处却早已打破了诸国分野，如《荀子·王制篇》主张“四海之内若一家”。许多思想家和游士均称各国为中国。各国之间的人才流动成为常态。各国诸侯也将这些人才和民众，视作自己的臣民，并以各种优抚政策条件加以吸引。《商君书·徕民篇》保存有秦招徕魏、赵、韩之民的资料，称“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杜佑高度评价这一举措，认为这是秦“国富兵强，天下无敌”的根本原因，“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通典》卷一《食货典·田制》）。这些都为统一国家的出现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秦国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并对此进行了论证和引导。《吕氏春秋》为秦统一战争的“正当性”进行了有力辩护，主张“义兵”，反对“偃兵”，宣称“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所谓“义兵”是指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也有矫正秦此前每战必大肆屠戮之失的用意，旨在赢得民心。大梁人尉缭入秦献策，受到赏识，任为国尉，其著作《尉缭子》同样为秦统一战争的合理性进行更为系统的论证：“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受吕不韦、尉缭等人影响，嬴政在统一进程中，尤为重视舆论战，宣扬秦国统一战争的目的、性质和意义，以便争取民心。他四处谴责“六国回避，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的行径，声称秦统一六国的战争是“兴义兵，诛残贼”之举，目的在于“诛乱除害，兴利致富”，以达到“永无战争之患”。通过大力宣扬灭六国的目的和意义，“人人自以为更生”，“莫不虚心而仰上”，为秦一统天下做了舆论上的准备，赢得了群众基础。
秦自商鞅变法后国势日隆、超迈六国，并且采取了有效策略
战国后期，统一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然而由谁来统一，则取决于各诸侯国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强弱以及策略选择。相较东方六国而言，秦国的综合国力更为强大，策略举措也更为有效。
首先，商鞅变法重塑了秦国。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掀起了旨在“图强”的改革变法，如魏国的李悝变法、赵国的赵烈侯改革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楚国的吴起变法、齐国的齐威王改革、韩国的申不害变法、燕国的燕昭王改革等。通过改革、变法，各诸侯国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富国强兵”新气象。但是，这些改革变法既不彻底，又未有良好的延续。随着反对者的抵触，抑或新君登基，改革也就偃旗息鼓，甚至还引来反对者的清算。
秦地厝西陲，“迫近戎狄”，长期落后于东方大国，曾被各国以“夷翟遇之”。秦孝公对此痛心疾首，认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于是求贤变法。商鞅入秦后献以强国之术，被任命为左庶长主持变法，主要内容有：“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变法取得了良好效果，史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公元前350年，商鞅主持第二次变法。“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这次变法再次取得显著成效，史载：“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商鞅变法的精妙之处在于调动各个阶层的积极性，重塑了秦国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思想文化的根基筋骨。“商鞅虽死，秦法未败”，其所开创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举措为后继者所承袭，前后持续130余年，至嬴政时期，秦综合国力已远超其他各国。
其次，秦之尚武与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秦人“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韩非子·初见秦》）。《战国策·韩策》云：“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荀子·议兵》指出：“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齐兵、魏卒均有善战之誉，但难以挡住骁勇的秦兵，可见秦兵战斗力之强悍。
秦兵不仅善战，而且数量优势也日益明显，《战国策·韩策》称：“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秦国将士勇猛善战，东方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虎狼之秦”。秦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威慑”力量加速了东方六国的覆亡。
再次，重视人才，人才优势明显。业以才兴，功以才成。秦国素来重视和吸引各国人才，对此，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有充分论述。《史记·韩非列传》记载，秦王读韩非《孤愤》《五蠹》之书，惊呼：“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不惜强求之，“因急攻韩”。尽管韩非未能直接效命，但其学说却对秦统一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嬴政时期，谋臣辈出，战将如云，如吕不韦、李斯、尉缭、王翦、王龁、王贲、蒙骜、蒙毅、蒙恬、章邯等，不胜枚举。韩国派遣水工郑国入秦，以兴修水利为名，实施“疲秦之计”，意图延缓秦灭韩的步伐。工程进行中，阴谋泄露，郑国申辩说：“臣为韩延数年之命，然渠成，亦秦万世之利也。”秦王听后，让郑国继续主持修建，“卒使渠成”，利国利民。嫪毐作乱覆灭，吕不韦罢相遣国，以及此前郑国实施“疲秦之计”，秦宗室纷纷上书，秦王颁逐客令。李斯在被逐途中上《谏逐客书》，力陈“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嬴政阅后不仅立即收回成命，“除逐客之令”，而且对李斯予以重用。
最后，善于根据形势变化进行政策调整。“远交近攻”是自秦昭王时期就已确立并长期坚持的军事策略。嬴政亲政后，坚定地执行远交近攻的军事外交战略，并根据战事变化及时进行调整。李斯分析：“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嬴政决然采纳建议，“改变过去蚕食缓进之政策，而为急进鲸吞之举”，“起而作并灭六国之战争”。尉缭进言：“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随之强化“用间”策略的运用。这些都加快了秦国伐谋、伐交、伐兵并用的统一步伐。
此外，秦之所以能统一天下，与秦始皇嬴政的个人禀赋及努力也密不可分。嬴政果敢善谋，知人善任，这里仅举一例。秦伐楚关键之战，“择将”是关系成败的“关键”。战前，嬴政问“年少壮勇”的李信需要多少兵？答曰：“不过用二十万人。”他又征询战功赫赫的老将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于是以李信为将，率军伐楚，结果惨败而归。嬴政意识到，伐楚失利很大原因在于自己“择将”不当，于是“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敦请他担任伐楚大将，并“空秦国甲士而专委”。王翦最终不辱使命，而李信虽伐楚失败，但秦王并未加罪，仍然用之不疑，遂定燕、齐之地。秦祚短微，后继者常以“过秦”对秦始皇多有否定和贬损，这种认知自有其立论的依据，但嬴政在统一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则不宜因此而忽略。
（作者：张小锋，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