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坛，“纯文学”遭到严峻的挑战，小说越来越被边缘化，甚至“小说已死”的哀叹，总是不绝于耳，愈演愈烈。抛弃故事，不注重叙述和人物描写，一味沉溺在天马行空、虚无缥缈的文字里，红极一时的“先锋文学”，转瞬已成为明日黄花。除了极少数研究者，没有读者还会去读这样的小说。一些作家将小说的衰落，归结为网络的发达和短视频的倍受青睐。大出风头的短视频，抢夺了众多小说读者的眼球，使许多读者不再关注文学、阅读小说。
事实上，小说受到挑战，并非始于当下，而是从它诞生之日就已经开始。唱衰小说，始终是某些悲观论者乐此不疲的事。早在数十年前，有采访者曾问美国作家辛格说：
“有些时评家，特别是马歇尔·麦克鲁汉认为文学按照我们几百年来的样子是一种时代错误，它已趋向没落。他们认为读小说不久将是过去的事了，因为电子娱乐，无线电、电视、电影、唱片、磁带，以及其他尚待发明的通讯工具。您认为这是这样的吗？”
辛格当即回击说：
“如果我们的作家不再是好作家，这便会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作家有能力讲故事，就总会有读者。我认为人性不会改变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大家对想象的作品不再感兴趣了。⋯⋯如果我们有许多蹩脚小说，蹩脚小说家们还在互相模仿，那么他们写的东西就不会令人感兴趣，被人理解。自然，这会扼杀小说，至少有一个时候。但是我认为文学，好的文学，没有什么可以惧怕技术的。恰巧相反。技术越多，对于人类的脑子不用电子的帮助能够产生些什么也就越有人发生兴趣。”（艾萨克·辛格《我的创作方式》）
至于什么叫作好作家？什么才是好小说？毛姆在其《十大长篇小说及其作者》的《前言：小说的艺术》中则说：
“只要一个小说家能通过个性来观察他的人物，只要他的人物个性鲜明，而且鲜明到足以让人错以为他是一个独创的人物，这个小说家就已经是很成功了。”
毛姆进而强调说：“好的小说还应该引人入胜。”
在毛姆看来，故事是小说家为拉住读者，扔出的一根性命攸关的救生索。对于那些鄙视小说故事的观点，毛姆一针见血地驳斥说：
“听故事的欲望在人类身上就像对财富的欲望一样根深蒂固。有史以来，人们就一直聚集在篝火旁或者市井处相互听讲故事。这种欲望始终很强烈，这可以从当今侦探故事的泛滥中得到证明。虽然把小说家仅仅看作故事员是对他的轻视和侮辱，但小说家要讲故事仍是事实。当然，我敢说很少有人是这么看待小说家的。小说家通过自己所讲述的事件、选择的人物以及对他们的态度，为你提供一种生活的评判。”
一度暴得大名的先锋小说，之所以风光不再，走进死胡同，恰恰在于先锋作家们蓄意抛弃故事，邯郸学步地一味模仿西方文学。就像毛姆所说：“假如山鲁佐德只知道刻画人物性格而不讲那些奇妙的故事，她的脑袋早就被砍掉了”。
钟二毛深谙小说写作的秘笈，讲故事可说是他的一门“绝活”。钟二毛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他出生在湖南永州大瑶山，一个偏僻乡村的瑶族家庭。在北京读大学，学的是法律，爱的却是文学。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先后当过警察和报社记者，从事过编剧，做过电影导演，获过诸多奖项；写过畅销书和爆款文章，开过许多专栏，担任过著名文学论坛主持人。其丰富的阅历和敏捷的思维，以及对事物观察之深刻，使他的小说总是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气质。
当打工文学风靡一时，备受文坛关注的时候，钟二毛对打工这个庞大的群体，以及他们的生活和生存，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文学的书写。但他并不像通常的打工作家那样，把自己当作他们的代言人，宣泄式地书写他们在打工生活中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幸，而是用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和深刻的关怀，去书写打工背后所隐藏的种种鲜为人知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比如他的《回家种田》和《死鬼的微笑》。
前者描写了一个天生喜欢种田，但不得不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之下，南下深圳打工的农村青年，以及他在打工生活中所遭受的种种鄙视和内心纠结。在村里人看来，只有外出打工挣钱，才是唯一的出路。殊不知，现实中真有像小说中这样天生亲近土地、喜欢种田的农村青年。这位青年不喜欢流水线，更不喜欢大都市的喧嚣和繁华，当他最终下定决心回到故乡，回到月拢沙这个贫困的小乡村时，却出乎意料地听到了爷爷万般无奈的一声痛骂：
“田包给外地老板搞养猪场了，你这么早回来，搞什么卵子？”
爷爷的这一声痛骂，就像一个巨大的问号和隐喻，许许多多的农村青年，在大城市里根本就待不住，而故乡却再也回不去了。
《死鬼的微笑》，看似有悖常理，却又尽在情理之中。尤其是钟二毛以乐写悲，令人欲哭无泪的荒诞手法，更是凸显出打工者的不幸命运和令人唏嘘的家庭悲剧，乃至社会悲剧。小说讲述了一个农村妇女来到北京奔丧，替因高空作业不幸去世的丈夫完成人生三个愿望的悲情故事。这位大姐在拿到赔偿金之后，不是急于赶回故乡，而是执着地、不惜花费巨资，来到大酒店。因为丈夫生前曾和她说到过，住酒店、吃龙虾、找小姐是城里男人最令人羡慕的三大享受。既然生前没钱，不能满足丈夫的愿望，死后拿到赔偿金，就一定要满足丈夫的这“三大愿望”。这种看似搞笑，具有魔幻色彩的艺术描写，可谓天外来风，匠心独运，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艺术冲击力和阅读享受，从而让人更加深切地关注打工这个异常艰辛的群体。
与早期专注于描写底层人物的命运不同，钟二毛近年的小说创作，主要将目光聚焦于中产阶层。小说集《晚安》，正是其创作的艺术结晶。该书收录了十个中短篇小说，其内容几乎囊括了当代都市，尤其是中产阶层主要的生活形态和所面临的种种生存困境，展现出钟二毛对人生、人性和小说艺术的深刻思考。
1
关于人生、亲情、绝症和死亡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曾有一段撼人心魄的描写：
“我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亡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
在这篇文章中，史铁生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人是怎样出乎意料地来到这个世界，自己与母亲之间的亲情，以及母亲对身患重病的儿子，是怎样割舍不下；为儿子的现在和未来，是如何心力交瘁，痛不欲生。面对孤独、病痛和绝望，甚至常常为种种莫名的烦恼大发脾气的儿子，母亲总是显得那么孤独无助，忧心如焚。但即便如此，母亲还得不断宽慰儿子，鼓励儿子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而史铁生对母亲内心深处的痛苦，却并不完全理解，
“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不宁，兼着痛苦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
“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瘫痪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
在该书的后记中，钟二毛谈到了写作《晚安》的动因：
“小说写一位癌症晚期的母亲，让当警察的儿子给自己实施安乐死；在这之前，这位知识分子母亲会给儿子讲七个关于死亡的故事，每天一个。很多人问我，这篇小说有没有原型。不能说有原型，但我确实有类似体会。2014年，我的母亲查出食管癌，晚期。因为母亲有些岁数了，医生不建议动手术。一阵常规治疗（化疗、放疗）后，母亲被摧残得不成样子。我果断放弃了这个所谓‘放之四海皆真理’的治疗方法。母亲回到家里，过了一段平静日子。
但无法改变的是，这个病的最终结果一定是越来越大的肿瘤堵住食管，导致无法进食，甚至包括一滴水。人被活活饿死。我陪着母亲，每次握着她的手腕。到最后，皮薄如纸，我握住的是一根细细的骨头。时间一点一点地走到终点，既平静又漫长，一如小说里重复写到的‘我’在清晨时分烧开水，水烧开了，然后听水声咕噜咕噜地响。其实根本用不着那么多开水，不过是‘我’想做点什么，打破那平静和漫长而已。”
尽管就像史铁生所说：“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但我们对这个“节日”往往都非常忌讳，避而不谈。透过自己母亲的去世，钟二毛看到了整个人类，以及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面对疾病、迎接死亡，尤其是在突如其来的重大疾病，乃至不治之症到来之时，我们应该怎样打破传统的死亡观，让回天无力的亲人在临终之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痛苦，死得更有尊严，不必耗费巨额的医疗费，将活着的家人，一起带入痛苦的深渊。
真正的好小说，并非仅仅是要向我们讲述一个闻所未闻的好故事，而是要通过故事，呈现出作家对人生的思考，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享受和深入的哲学思考。千百年来，死亡始终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我们常常忌讳谈论和惧怕谁都无法逃避的死亡，更不知道怎样去向死而生，活出精彩，活出人生的意义，内心宁静、坦然地接受必将来临的死亡。当绝症和死亡出人意料地降临的时候，作为患者的亲人，究竟应该怎样来应对这样的生离死别，钟二毛在《晚安》里，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令人揪心，却又格外温馨的死亡故事。
为了帮助母亲完成“死亡”的意愿，减少母亲时刻遭受病痛折磨的痛苦，当警察的“我”，一反常理地把从国外赶回探望母亲，不愿“我”杀死母亲的弟弟小毛，一拳打倒在床上，用一副手铐把弟弟的双手，锁在窗户的栏杆上。这时，小说出现了这样一段令人惊心动魄、令人潸然泪下的描写：
把弟弟铐起后，我出到客厅里。客厅里，只有我和我的七十七岁的老母亲。还有小花猫。小花猫又出现在母亲脚下了。母亲看到我，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一丝笑容，仿佛把过去所有的痛苦都抹掉了。
这一丝笑容，似乎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我把母亲抱在沙发上，坐好。不能再跪着了。坐好。倒上凉开水。母亲努力地张开嘴，等待我的支持。
我把没有任何标签的胶瓶子，倒向母亲黑洞洞的嘴里。那声音，哗啦啦。让人想起一个歇后语的头半句：竹筒倒豆子。
母亲吞咽着，我再给些水。
药丸啊，水啊，你慢点，好吗？这是属于母亲，属于我们母子最后的时光。
致命的药丸，既是在杀死母亲，又是在帮助母亲。从情理上来说，此时的母亲是非常希望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的，但临到儿子为其实施安乐死时，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或许是出于一种本能，忽然不愿意死，产生出一种对于人世的恋恋不舍：
我伸手想扶住母亲的肩膀，让她稳住。但我没抓着。母亲双手突然挥舞起来。她向我扑过来。她的喉咙发出的声音，就像洪水被堵在涵洞里了，横冲直撞。
她用手伸进喉咙里，整个手都吃进去了。她在挖吞进去的药片。她在摇头！
母亲一脚把小猫踢出老远。母亲不愿意！母亲不愿意死！
我赶紧打开小毛的手铐，一起把母亲送进医院。
母亲已经昏迷过去。我心里明白，母亲是累过去了。
我并没有把全部的药片倒进她嘴里。我自己也犹豫了。
求生的本能和在死亡面前的最后挣扎，以及亲情的无法割舍，被钟二毛惟妙惟肖地展现在这段精彩的文字里。
2
关于人性、丧偶老人的生理需求和性服务
“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样浪漫的诗意和我心永恒的海誓山盟，古往今来，寄托着无数人的美好梦想。每一对恩爱的夫妻，在他们燕尔新婚之日，谁不希望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在岁月的流逝中携手相伴，慢慢变老。但残酷的现实，常常会无情地打破人们美好的愿望，粉碎人生最甜蜜的梦想。即使是再恩爱的夫妻，走着走着，他们中总有一个人，必定会提前，甚至早早在人海中不经意地走散。死者长已矣！而活着的一方，生活还得继续。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常所说的老年人的生活，往往指的仅仅是他们的饮食起居，生病吃药，很少有人会考虑到，他们也是活生生的、有着七情六欲的人。尽管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暮年，但同样具有情感需要和生理需求。而这往往又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的。老人最怕遭到别人的嘲笑，甚至儿女们的嫌弃。一些老人的“感情”一旦公开化，常常会遭到他们的子女强烈的反对和百般的阻挠。老人们羞于在儿女面前启齿，儿女们往往更是觉得自己的父母想要再婚的念头尤其丢人。但不管怎样反对和阻拦，都无法改变这些老人向往温馨美好的老年生活、重组家庭、度过余生的坚强信念。
《最佳聊友》从一开篇就是如此引人入胜，充满谜团：
父亲被抓过很多次。我都能背下徐警官的手机号码，尾数是三四七八。那几年，徐警官至少打过我十次电话。电话一来，我就知道父亲又被抓了。我还记得第一次的情形。我在电话里脱口而出，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心想，好歹父亲也是个知识分子。他是高工，高级工程师。徐警官说你父亲是不是叫孔有知，今年七十岁，还念出身份证号码和地址。我赶紧跑去派出所，隔着窗户就看到了坐在长条椅子上的父亲。那是十月，深圳依然炎热，父亲穿一件暗红色T恤，正盯着墙上看。
这样的一幕，对儿子来说，可说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而对执法的徐警官来说，父亲这种老人的特殊案子，又是最令他棘手和头痛的。根据法律规定，像父亲这样七十岁的老人，要处罚，但不用执行。所谓处罚，或许就是缴点罚款，接受一下批评教育。而父亲一旦抱定主意，就会屡教屡犯。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恰恰在于儿子对父亲这样的丧偶老人，缺乏真正的理解和必要的人性关怀。难怪儿子生气地责怪父亲说：
“找人下下棋、打打牌不行吗？非要搞这个。”
对于儿子来说，父亲被抓，不仅关系到他自己的脸面，而且关系到儿子一家人的脸面。这让儿媳和孙子怎么看？左邻右舍，小区的邻居们会怎样想？儿子对父亲的抱怨和责怪，之所以与父亲内心深处的迫切需求南辕北辙，恰恰在于儿子，根本就不了解父亲，即便他是父亲的亲生骨肉，也并不会懂得，下棋和打牌是绝对无法解决老人的情感需要和生理需求的。
其实，饱受委屈的父亲，并非从一开始就不走“正道”，在一大把年龄时，还特别喜欢“搞这个”，而是在所有的“正道”都被儿子堵死，在接下来的阴差阳错中失去良缘，才不得不采取这种铤而走险的极端手段，以“另类”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快乐和“性福”，并且出手大方。钟二毛以独特的眼光，看到了父亲违法背后的真相和深层原因，并用解剖刀一样的笔，为我们揭开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和难题。在一个又一个环环相扣的故事中，揭示出父亲之所以走上“邪路”，成为派出所里“常客”的根本原因。
父亲知书识礼，是一个石油勘探工程师。他早年长期工作在外，并且是在极为枯燥的大海上进行石油勘探。他“在茫茫的海面上一待就是三年。都是男的，寂寞无聊，连拍死只蚊子都要讨论是公的还是母的。”父亲与母亲的相见，也总是聚少离多，常常是大约半年才回来一次。五十多岁后，父亲被国家重用，被派到更远更复杂的海域勘探石油。六十岁退休，好不容易回到广州家中，可以与母亲和家人在一起，不料没三个月，刚退休下来的母亲，不幸被查出鼻咽癌晚期。三轮化疗做下来，很快就离开人世。之后，父亲便被儿子接到深圳照看孙子，安度晚年。
在送孙子上学之余，父亲频频开始相亲。但父亲非常满意的，却总是遭到儿子以各种理由进行阻拦。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张阿姨，气质好，又显得年轻，与父亲非常登对。但却因为被儿媳怀疑是冒牌，网上查不到张阿姨的有关信息，以担心被骗婚为由，棒打鸳鸯，使张阿姨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从而与父亲分道扬镳。父亲不禁万般痛苦地说：
“可惜我们这么聊得来，我们可以一口水不喝聊一个大上午。”
父亲的第二个“相好”，是一位比他小好几岁、也蛮有名的建筑工程师。这位张阿姨的外貌，虽然比前一位张阿姨差了一大截，但却没有结过婚。“父亲再次表达出内心的雀跃。”只是因为之前在建筑工地参观，不慎被钢管砸中过脑袋，做过开颅手术。儿子担心就像自己的大舅当年做过开颅手术之后，出现身体麻木，乃至扯羊痫风，使原本对这位张阿姨心花怒放的父亲，最终望而却步。
第三位陈阿姨与父亲是湖南老乡，更是非常谈得来，她直接被父亲领进了家，但却因为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她的儿子炒股被套牢，儿子和儿媳担心陈阿姨打父亲广州那套房子的主意，便强行拆散了父亲和陈阿姨。在接二连三的阻挠之下，父亲最终只能选择破罐破摔，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情感需求，“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
如果故事仅仅是这样一路讲下去，就会是一篇稀松平常的小说。在钟二毛娓娓道来的故事中，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反转。父亲虽然没有找到美满的婚姻，却在足浴和按摩场中遇到了知音，出乎意料地邂逅到了真爱。直到父亲服用安眠药自杀之后，儿子通过徐警官的一份卖淫女笔录，才终于理解父亲，原谅父亲：
孔有知这个老人，七十了，他找我不是搞那些事，他是要找个人聊天。当然，他也要享受，他要你给他全身按摩，不轻不重，要按舒服。按着按着，他就跟你讲各种事情，有的是他的人生故事，农村的，城市的。有的是他看书看到的故事，古代的，现代的。有的是他做梦梦到的故事，完整的，不完整的。还有，他懂的东西特别多，特别奇怪。⋯⋯
他为什么喜欢找我这种年纪大的说话，因为年纪大的有耐心，不会听了半截就睡过去。加上我是没文化的人，他讲的很多东西我跟听天书一样，数不清的疑问要问他，有时候也跟他争论。问着问着，争着争着，一个半天就过去了。他很讲规矩，按时间给我付费，一小时一百元，不足一小时按一小时算。
在舒服、贴心的按摩中，父亲与这位大龄按摩女互生感情，是非常想结婚的。父亲把她看作是自己的“最佳聊友”。通过与这位“最佳聊友”的聊天，父亲原本犹如一潭死水的枯寂人生，忽然活泛起来，获得了新的意义。
更出人意料的是，通过父亲“阔绰”的付出，使这位贫困的按摩女最终度过了人生难关。当她的钱被骗光，女儿读研究生，每个月上千块钱的生活费接济不上，不得不做按摩女的时候，她幸运地遇到了父亲。两三个月时间，就从父亲那里挣得了将近两万块钱。就像莫泊桑在《羊脂球》里看到了妓女羊脂球的伟大一样，钟二毛的《最佳聊友》可谓一石二鸟，既让我们看到了古稀老人的难言之隐，又让我们看到了按摩女生活的无奈，以及人性的美好与善良。小说跌宕起伏，字里行间散发出迷人的艺术魅力。
3
中产阶级“择校”和“学区房”
钟二毛的小说，几乎囊括了现代都市人形形色色的生活困境，乃至内心的痛苦和欲哭无泪的百般纠结。那些看似不愁吃穿、令人羡慕的中产阶层，在钟二毛的笔下，往往都是有苦说不出，貌似外表光鲜亮丽，实则一地鸡毛，乃至令人同情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心力交瘁，欲哭无泪，恰恰就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大都市里，许许多多都市人的生活常态和无法摆脱的现实处境。这样的处境，甚至就像一个如影随形的噩梦。
《堡垒》这篇小说，让钟二毛的眼光聚焦到了深圳的中产阶层。透过小说的描写，我们看到了那些鲜为人知的中产阶层，在令人羡慕的背后，每天都必须面对、时刻都无法摆脱的痛苦和烦恼。无数家长为了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每天都在早出晚归，拼命折腾。这些中产家长，就像在火线上打仗，没死也快要搞掉半条命。他们想方设法，拼命挣钱，筹措和花费巨资，好不容易在学校周边买上了学区房，最终却又掉进了坑里。殊不知，第一波折腾下来，紧接着又开始了第二波的折腾。旧的伤痛没有解决，新的苦恼和剧痛也接踵而至。在一个特殊的饭局上，一群在深圳混得很好的律师、老板、公务员、工程师等不约而同地谈起了匪夷所思、令他们苦恼不堪的学区房：
他们买学区房跟菜市场买白菜没两样。律师讲，昨天刚刚签的合同，十一万一平，朝向、门户都没看，学位确定在就行了，反正以后也不会真住。老板说，买了就是赚，我那学位一用完，转手一卖，涨了三百万。公务员说，时代真是变了，学历不值钱，学区房值钱。工程师接下话题，买学区房是为了孩子考上清华北大，可是读了清华北大也买不起学区房，干吗还要买学区房？
但这仅仅是钟二毛在小说中对学区房反思的冰山一角。更为吊诡的，是以下这样的描写：
妈的，我们家那臭小子，去年进了一小，天天准时上学，没有迟到过一天，学校安排的活动也没落过一次，但成绩却非常一般，上个学期期末考试，语文92，数学89，英语91，其他我不记得了。这名校出来的学生，成绩怎么这么一点点？我问小孩，他跟我说，班里还有更差的呢。我说有多差？他伸出两个手掌，55分，数学！
看到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场景，想必许多不惜花巨资、耗尽心血往孩子身上拼命砸钱的家长，个个都会欲哭无泪，感觉比窦娥还冤。但即便如此，许多家长还是执迷不悟，大梦难醒，打肿脸充胖子，为自己的孩子考上名校，争先恐后地购买学区房。就像小说中那位小老板所说：
我初中没上完就出来收废品，破烂佬一个，后来门路通了，赚了点钱，但现在这生意也做不了多久了，深圳的工厂都走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高科技，腾讯、华为他们，以后想收破烂也没地方收了，到别的城市又插不进去，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孩子有出息，上个名校，考上好大学，不能再靠收废品发家。
孩子的教育，关系到千家万户，更关系到祖国的未来。在孩子的读书问题上，几乎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有着说不尽的苦恼和难言之隐。这种多年来始终困扰每个家庭的现实难题，很少有像钟二毛这样的作家，在小说中这样进行深刻的思考和剖析。至于怎样才能破解这样的生活谜团，还需要有更多的作家来对孩子的教育和学区房这类人生乱麻，进行鞭辟入里的书写和大声疾呼。
钟二毛有着自己的写作理想和艺术追求。他熟悉小说艺术，却从不炫技，花里胡哨。他对深圳这个既有城中村活色生香的人间烟火，又非常先锋前卫的国际大都市的观察和书写，总是让人想起巴尔扎克笔下，异常鲜活的巴黎社会和形形色色的市井生活，以及栩栩如生的众多人物形象。
“巴尔扎克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也正在于反映整个社会。他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写道：‘法国社会将要做历史学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
巴尔扎克的小说，真实、深刻、鲜活、有血有肉，全面地再现了19世纪的法国社会，从而成为许多作家心慕手追，孜孜以求的创作标杆。
从写作至今，钟二毛广泛吸收，始终对小说艺术进行锲而不舍的刻苦探索，写出了众多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深刻揭示当代人所遭遇的种种物质困境和精神苦恼的优秀小说。钟二毛小说的真实，是比现实的真实还要真实的艺术的“真实”。这些小说，揭示出我们习以为常却不以为病的社会病象，乃至乱象。其写作的目的，就像鲁迅先生的小说，是为了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他的小说集《晚安》，揭示的社会病象是多方面的，比如《你说〈水浒〉是不是硬核小说》中，作为教师的表姐，杀人背后的真问题；《证明》里所反映的，旅游开发和身份认同等问题，都是钟二毛在多年写作中所进行的深层思考和可贵的艺术探索。他用一双敏锐的，小说家独有的眼睛来打量我们这个世界，观察这个世界，从而精湛地书写出我们所身处其中、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世道人心。《晚安》始终充满着一个作家的火热心肠和发自内心的悲悯情怀，读来令人思索，难以忘怀。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