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制度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制度竞争力由制度硬实力和制度软实力构成。制度硬实力衡量制度在实践层面上的实用性和功效性，制度软实力衡量制度在观念层面上的正义性和吸引力。国家制度竞争力的形成过程，是国家制度体系经由内蕴的若干制度竞争力形成机制的作用，激发各种优势因子，进而推动国家发展、实现社会治理、增强制度认同并扩大制度国际影响的过程。因此，国家制度竞争力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国家能否经由制度体系的完善，形成相对较为完备和系统化的竞争力机制体系。新时代国家制度竞争力的建设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抓住重点难点。
关键词：国家制度 制度硬实力 制度软实力 制度竞争力
一、国家制度竞争力的议题缘起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相较他国而言，一些国家为何能具备更强大的国家竞争力？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基础或决定因素是什么？对于国家竞争力的基础与主要源泉的研究探索，大体可以分为综合因素说与主要因素说两类学术观点。综合因素论者往往认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由经济、人才、科技、政府、社会凝聚力、金融、文化、环境等因素共同决定和构成，“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和制度等各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所体现出来的总体竞争实力”。主要因素说则包括“软实力”理论、科技决定论等多种主张。因为无论是国家软实力还是科技创新能力，都与更深层次的国家制度密切相关，所以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基础与决定因素只能从国家制度中去寻找。比如，亚当·斯密从政治制度角度认为，中国自明朝中叶起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帝制中国的法律制度难辞其咎；诺思从经济制度（产权制度）创新的角度解释了西方世界为什么兴起；阿西莫格鲁则从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两个维度，基于对制度包容性或攫取性的判断与分析来说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综上，可以看出，与其他一切问题相比，制度问题是更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制度对现代国家成长和国家治理起着决定性作用，制度是国家最根本的“基础设施”。
不过，虽然制度对国家兴衰命运影响深远，但到底是制度的什么因素决定了国家竞争力并进而决定国家命运，制度又是通过何种机制，如何决定了国家的竞争力进而决定国家兴衰命运，人们却没有具有说服力的答案。因此，当下要务就应是，深入审视那些在更长的、不同历史时期内更具连贯性的特征和运作方式（即体制在“长时段”存在的结构性力量），搞清政治体制中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起到重要作用的那些部分。
“国与国的竞争日益激烈，归根结底是国家制度的竞争。”实际上，从终极看来，正是国家制度竞争力，使得该国在诸多方面取得了相较于他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国家制度及其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基础与主要源泉。21世纪已成为制度竞争的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直接转化为制度及其质量的竞争。另外，“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而人类发展史表明，一种发展方案，总是体现为一定的制度安排。所以，为使中国式现代化方案赢得国际广泛支持与认可，也要求成熟定型的中国制度具备强大的竞争力。
那么到底什么是国家制度竞争力，说一个国家的制度具有竞争力，是说其制度有何特性？制度竞争力如何形成？又应如何进行国家制度建设，以提升制度竞争力？
制度竞争力一直是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战略管理学等学科的核心概念与研究主题。制度经济学聚焦于制度对经济人与企业行为发挥影响的机制与程度，新制度经济学则更是直指经由交易成本函数，制度如何对经济人与企业的行为选择集合或行为选择函数进行约束。基于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前述制度理解与理论关怀，制度竞争力的研究肇始于制度经济学领域，但自始至终都没能脱离制度作为一种自变量对交易成本函数和市场行为产生影响的思想窠臼，没能突破经济学的学科视野与思维边界。换言之，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见到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领域对制度竞争力有份量的专门研究。
第一，古典经济学派的制度竞争力研究。制度竞争力研究发端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已初见制度竞争的理论萌芽，他模糊、笼统地注意到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但对这种制度影响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机制均无深究。
第二，当代制度距离研究。科斯托娃开启了对国家之间制度距离（institutional distance）的研究先河，此后有大量的研究聚焦于一国的制度质量对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行为的影响。
第三，基于战略管理的制度竞争力研究。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波特关于竞争理论的系列研究成果。他分别聚焦于制度对企业、产业和国家竞争力的影响，并且他的制度竞争力思想还曾被作为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核心指标设计指导思想。在他的制度竞争力思想之强大引领和辐射下，涌现了一大批研究制度质量对企业或一个地区产生影响的成果。
综上，在上述学科中，制度竞争力或是指作为改善营商环境和吸引外资手段而形成的相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制度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即政府竞争流动资本意义上的作为吸引资源流动手段的制度竞争力；或是指深受波特竞争理论影响的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中的制度维度的竞争力；或指制度距离理论中的制度距离。而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国家制度竞争力，是指作为国家竞争力基础的、摆脱了制度经济学等狭隘学科视野和思想窠臼的、决定国家兴衰命运的国家制度竞争力和作为制度方案吸引力基础的制度竞争力，其立意要远远高于且根本上有别于优化营商环境视野下的制度竞争力，是一国国家制度体系（即一个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总和）相较于另一国国家制度体系的整体竞争力。
二、国家制度竞争力的结构
为了认识一个对象，人们必须知道其所有内在性质。要知道如何提升国家制度竞争力，务必准确认识国家制度竞争力的性质，即认清什么能力对于制度最为重要以及这些能力的生成机制是什么。
衡量国家制度竞争力，应侧重从制度的功能角度进行。国家的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是一国在国家竞争中永立不败之地的根本所系，也是国家制度体系的两大首要目标。因此作为国家竞争力基础的制度竞争力，主要来自该国制度在促进国家发展和实现社会治理上所具有的实用性和功效性。杜佑曾把编纂《通典》的宗旨凝结为“将施有政，用乂邦家”(《通典·进通典表》)，这即表明制度要旨首在管用，而衡量制度是否管用，又应根据制度能否实现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两大目标。因此，可将制度在发展与治理两个实践层面上的实用性和功效性视为制度的硬实力。制度硬实力是国家制度竞争力的基石，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
与之对应，软实力依靠的是一种塑造人们喜好的能力，依靠的是共同价值观所产生的吸引力，它来自能产生吸引力的资产。在国家制度竞争中，要使制度具有竞争力，还必须在观念层面的制度伦理上，既能为国家政权提供合法性所需的制度正义基础，又能对现代化方案的潜在借鉴国家产生充分的吸引力和导向力。这种基于制度伦理的制度正义性、制度吸引力和导向力可统称为制度伦理能力。而一种制度要为世人充分了解，并对制度需求国产生吸引力和导向力，需要经由制度话语的有效国际传播，从而在观念上塑造本国制度在他人心中的制度形象。制度话语的这种传播能力可称为制度话语能力。相对于促进国家发展与实现社会治理之制度首要目标，制度伦理能力和制度话语能力指向制度伦理与制度话语对人们价值观的塑造，因此可将这两种能力统称为制度软实力。它是国家制度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总之，无论是作为国家竞争力的基础，还是作为现代化方案吸引力的条件，都可把制度竞争力理解为国家制度的促进发展能力、社会治理能力、制度伦理能力和制度话语能力的总和。
（一）制度硬实力
1.制度的促进发展能力
“中国从来讲政治，从《论语》《孟子》一路下来，无不以经济为政治最先第一项。”因之，衡量制度是否有效管用，又应首先依据制度是否能够大力促进国家发展。“八政”中有言：“一曰食，二曰货”（《尚书·周书·洪范》），食货为先。杜佑亦云：“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行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通典》卷第一）。因此国家的职责使命，首重以稳定有效的制度、高瞻远瞩的计划和科学严谨的方法，积极推进国家发展和公共福祉。发展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但其他所有维度的发展，都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因此促进经济发展是制度促进发展能力的核心。国家主要是通过建立和完善关键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能否建立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将关系到其能否持久繁荣昌盛。在促进发展能力方面，国家就像是一个重要的企业家，发挥着领导和发展国家这一“企业”的企业家角色，通过建立和完善自己的“企业”（即国家）制度，做大做强“国家”这个大企业。而列宁也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古今中外哲人的上述观点充分说明，能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评价制度是否有效管用的首要标准。我们党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可谓牢牢把握住了国家长治久安之本，深得治国理政之要。
2.制度的社会治理能力
“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尚书·周官》），制度的第二大功能是充当国家治理之具，衡量制度是否有效管用，还要侧重看其是否能够实现有效社会治理。“以国史而论，历代治乱兴亡，造因固多，而人民生活与社会治安恒居于首要之地位。此则地方行政所直接影响者”。由此可见，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关系政权安危。影响社会治理成效的制度因素众多。若仅就治理人才的选拔而论，国家组织人事制度能否有助于大量优秀治理人才不断脱颖而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治理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国家治理能力取决于国家能否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人事管理制度以使治得其人。
自周以降，历朝均试图通过完善中央和地方官吏的择人、考绩、监察等环节来提升制度体系的治理能力。于择人论，比如唐代就高度重视优选中央政府要员，规定“凡官，不历州县者不拟台省”，坚持“宰相必起于州部”的原则（《新唐书·选举志》卷四十五）；而汉代则更为重视优选地方主政官员，认为职在亲民的刺史、县令是治理之本。如董仲舒在应汉武帝召对时就说，“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汉书·董仲舒传》卷五十六）。这些先进的选人制度均收到了显著治理成效，以致汉宣帝就常感叹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汉书·循吏传》卷八十九）。
总之，制度体系的促进发展能力与社会治理能力，共同构成制度硬实力。
（二）制度软实力
1.制度伦理能力
（1）制度伦理
“一般说来，国家知道自己的目的。”国家是通过制度体系的设计与建立来实现其目的的，国家的目的决定了制度的目的。因此，国家首先直观地体现为制度化现实，“国家的机体是政治制度”。要认识和评价一个国家及其根本制度，最根本问题就是要搞清国家的目的以及由其所决定的制度的目的是什么，这就自然涉及制度伦理问题，伦理属性是制度的内在根本属性。
制度伦理指向并揭示“什么是好的制度”，“是对于制度的价值审视”。制度伦理近似于中国古代哲学概念“道”。在传统文化中，“道”涵摄个人、组织乃至国家等主体所应秉持的精神理念和当行之义。个体有道，国家亦应有道，是故制度亦必有道。于国家之道即政道而言，就是指“关于政权的道理”。我国早在西周以来就逐步发展了一种思想，即认为在现行的政治秩序之后还有一个道德法，政治运行必须合于某些基本道德要求，否则就必然导致失败。国家制度的根本差别在于“道法”之殊。
那么应据何标准来评价一套制度体系的制度伦理呢？马克思对黑格尔抽象的国家哲学与制度伦理观进行了深刻批判，他指出：“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就国家是政治制度来说，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是“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制度伦理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所以我们在审察国家制度时，不能只是关心制度之应用，还应关心制度之原则；不能只关注制度条文，还应关注制度所服务的目的。因为，判断一种制度性质和优劣的根本性方向性问题是为谁立命、为谁谋利。
（2）制度伦理能力
制度伦理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政治理念与政治道德。一套国家制度为谁立命、为谁谋利，往往会决定该国制度体系得到社会认可与支持的程度。因此，制度伦理能力就是指国家基本制度框架在道德评价意义上实际获得该共同体内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可与支持的能力。换言之，统治阶级对制度目的与目标的确立，以及其对制度正义、制度善的官方界定与诠释，越是能获得该共同体内大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越是能成为大多数人的集体性与权威性的确认，该制度体系就具有越强的制度伦理能力。
道德判断蕴含着应得和正义的概念，几乎每个人都有做道德判断的倾向。道德判断会展现出“加强合作动机”的实践影响力，所以坚守制度道德比坚持社会习俗的效果更好。因此，“凡能成功地形成这样一种普遍信念，即认为某种政府形式，或任何一种社会事实，值得选择的人，就朝着纠集社会力量到它一边迈出了可能采取的几乎是最重要的一步”。所以说，一套被认为善的制度体系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导向力，制度伦理能力深远影响制度体系的执行力乃至决定该政权的合法性与稳定性。
2.制度话语能力
（1）话语体系与制度话语
话语是一种社会建构的方式，用以认识某些必须被描绘的基本现实。话语体系是由历史观和方法论、基本理论假设、关注的主要问题以及基本范畴有机组成的一种话语整体结构。制度话语体系由一套逻辑自洽的制度核心概念与制度基本理论构成。从功能上划分，制度话语体系包括描述性制度话语（对现实国家制度的分类与描述）、批判性制度话语（对某种制度类型的否定性评价，目的是要向人们表明这些制度如何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福祉）、积极性制度话语（对某类国家制度的理想憧憬，是需要制造、建构或发明出来的制度类型，是建构出来的制度理想）。
话语是意识形态的符号，一个国家的主流话语集中表达了该国的基本利益主张与价值诉求，因而话语体系的核心功能是向海内外宣传国家的这些主张和诉求，以寻求国内外舆论的认可与支持。话语体系越是结构严整、逻辑自洽，在道德伦理上越是能够打动人，其话语力就越强，舆论宣传的直接效果也就越显著。
（2）制度话语能力
话语能力聚焦于话语传播功能的履行，是履行其传播功能的能力。因此，制度话语能力可理解为：第一，制度话语直接说服受众、引领和塑造制度舆论、占领制度舆论舞台的能力。第二，制度话语为国际国内社会主体提供制度认知、评价的参考框架，充当制度分析评判之概念工具、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的能力。可根据制度话语的能见度或显示度来衡量一国的制度话语能力。在社会交往中，当大多数人已掌握和运用一种新的制度概念与术语，并且只有通过它才能阐明和讨论不同制度现象，就可以说，这套新的制度话语已经具备相应层级的能见度和显示度，因而也就具备了相应层级的制度话语能力。
一国的制度话语能力深受国际博弈的影响。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以强大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以由其控制的舆论机制为依托，以西方制度为尺度和标准，批评、否定甚至打压其他制度类型，阻断新生制度话语体系和新兴制度文明形态的理论滋养渠道，窒息其宣传平台，挤压甚至剥夺其生存发展空间，而这就导致在国际舆论阵地上，其他制度文明类型严重失语，其国家制度形象处于被塑造与被妖魔化的不利境地。
三、国家制度竞争力的形成机制
要言之，国家制度竞争力的形成过程，是国家制度体系经由内蕴的若干制度竞争力形成机制的作用，激发各种优势因子，进而推动国家发展、实现社会治理、增强制度认同并扩大制度国际影响的过程。国家制度竞争力的核心问题是国家能否经由各自差异巨大的制度体系，形成相对较为完备和系统化的竞争力机制体系。
（一）优势因子
制度要促进国家优效发展与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等，需要制度体系中蕴含多种制度竞争力形成机制，经由这些机制，该国制度体系能比其他国家制度体系形成更多有利于国家发展、社会治理、制度认同与制度国际影响的因子，从而使该国在发展、治理、伦理、话语等方面获得更大的比较制度优势。笔者将这些因子统称为优势因子，分别命名为发展因子、治理因子、伦理因子与话语因子。四类优势因子分别释放出发展能量、治理能量、伦理能量和话语能量，推动国家发展、强化社会治理、增强制度认同并扩大制度国际影响，充分展示出制度体系的发展能力、治理能力、伦理能力和话语能力，形成总体制度优势效应，进而最终提升国家制度的竞争力。
比较不同国家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就可发现，美国自由市场机制的突出制度优势在于其能激发出企业的突破创新能力，为需要创新和快速研发的生物技术、半导体以及软件开发等产业在美国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德国协调市场经济机制的显著制度优势在于其能激发出企业的渐进创新能力。激发能力的协调市场经济机制，则为德国在机床、引擎、成套设备等需要渐进创新的产业之成长发展上准备了制度条件。两国不同的比较经济优势（即不同制度体系的经济效应）源自经由不同市场机制类型形成的比较制度优势（即不同制度机制分别产生了美国的突破创新能力优势因子与德国渐进创新能力的优势因子）。
因此，特定政治经济的制度结构会给企业带来进行特定活动的优势，从而导致公司战略的系统性差异，并且由于不同国家制度体系中内蕴的制度竞争力机制类型各不相同，因而激发优势因子的类型也各不相同，所以不同国家制度体系为国家发展、社会治理、制度认同和制度国际影响力奠定的制度基础也各不相同。如果一种制度体系相较其他制度体系而言，内在地先天就蕴含着品类更全、数量更多、更为系统化的制度竞争力形成机制（比如同时蕴涵激励相容机制与领导力形成机制），从而能够激发出国家优效发展、社会有效治理、制度伦理认同与制度国际影响所需的更多类型的优势因子，就可以说该制度体系更具制度优势和制度竞争力。
（二）机制
机制是由相互作用产生某种整体效应的各组成部分构成的，且其中每一部分对整体都不可或缺而仅凭其中任一部分又都无法产生这一效应的要素聚合，一个机制就像是一组产生联动效应的齿轮。机制是指各类系统（机体）重复运行的内在逻辑，机制通过系统内部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化学反应来重复实现其各类特定功能，它聚焦于效应如何产生。
从常识上讲，一国要获得更多优势因子，要么制度体系蕴含形成这种优势因子的优质“原材料”，比如洋溢着制度正义的制度理念，要么制度体系蕴含更加高效的优势因子“生产机器”，比如资源动员机制。要判断一个制度体系是否蕴含某种制度竞争力机制，要么审视制度体系内是否蕴含“生产”该种优势因子的优质原材料，要么审视其是否内含“生产”该种优势因子的功能强大的生产机器，即生成该种优势因子的可行制度体制渠道。
我们知道，“以政治制度为基础的制度结构决定了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制度安排”。在实践中，各国制度体系正是经由若干稳定的机制途径，即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中的制度安排，才激发各种优势因子，使得制度与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等发生关联，产生制度效应。而那些能长期稳定激发各种优势因子并使其释放巨大能量的制度机制或途径，正是国家制度竞争力的关键性解释变量。因此，从结构主义角度来理解制度竞争力形成机制，就是要搞清国家政治结构与总体制度体系中，是否蕴含能激发优势因子的稳定可靠途径和长期制度基础。
（三）制度竞争力形成机制
1.制度硬实力形成机制
在特定意义上，国家就是致力于促进国家发展与实现社会治理之系统工程的大团队。从结构主义视角来看，一个团队要取得成功，必然需要一个结构体系完整、基础构件齐全、结构功能对应、逻辑严谨自洽的完整工具包。换言之，国家必须具备能有效实施该系统工程的一套体系完备、结构合理、功能齐全的制度与组织体系。所以站在系统论角度，为完成一项系统工程，国家团队至少需要制度体系为其创造出五种基础构件或基础优势因子：坚强有力的团队领导者、负责任的执行者、必备的知识与信息、充分聚集的物质资源、日常的密切协调与共识。正是这些基础优势因子引发了发展与治理方面的制度效应。因此，可从五类构件或基础优势因子的维度来提炼制度硬实力的对应形成机制。
（1）国家领导机制——坚强有力的团队领导者
国家领导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该机制的意义在于，它能产生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所需的战略前瞻性、整体协同性、长期稳定性、可预期性等优势因子。国家领导力系于国家政治领导体系一身，在国家制度体系中是否存在一个始终能确保国家处于正确航向和科学谋划国家发展大局的政治领导体系，尤其是否具备一个强大的中央领导集体，将深远影响一国的繁荣昌盛与长治久安。
国家体系的正式制度特征对国家领导力具有决定性影响。一国主要政党是政治领导体系的核心力量。国家根本制度尤其是政党制度，深刻塑造了政治领导体系的结构和国家领导力。政党制度及其主要政党，在组织特点上是否有利于确立问责机制，是否有利于长期战略谋划，是否具备解决重大问题的协调能力，都深远影响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我国最大制度优势。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辉煌成就的奥秘在于，党在组织体系、思想引领、政治动员、资源凝聚和决策实施等各个方面，牢牢掌握着领导权和核心决策权，使党始终能总揽全局，高效发挥战略领导和决策中枢作用，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一些重要领域设立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进一步加强了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使党中央更好发挥团队领导者的坚强领导作用。反观苏联共产党，不仅在发展中逐渐丧失理想、失去信仰，还出现组织领导弱化、队伍钝化与领导力迅速下降等严重情况，以致诺思认为：“事实上，正是对作为政治工具的党的破坏才是苏联终结的直接原因。”
不惟苏联的解体肇因于政治领导体系的衰败，即便在当今西方文明的衰退中，领导制度的衰落亦难辞其咎。“美国参议院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当多数人都准备好要行动时不能采取行动的机关”。西方制度的最大缺陷集中体现为制度在形成领导力上的能力严重不足。因此，若要遏制西方社会的衰落势头，只能寄希望于强大领导力的恢复。
（2）竞争压力与激励机制——负责任的执行者
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各级官员尤其是主政官员的责任感，攸关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成效。适当的制度性压力与激励是官员的重要力量源泉。衡量制度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其能否对治理主体形成制度性的压力与激励。西方竞争性选举制度框架下的责任制，是一种局限于特定届别、特定任期政府的所谓责任制，它规避了主体责任、消解了整体责任且缺乏代际责任。反之，我国的政府责任制是一种长期的、连续的、非间断的整体责任制，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
压力机制推动发展和治理的事例史不绝书。如明仁宗洪熙元年，大学士杨士奇为使治得其人，代拟敕谕申明荐举之制，并辅以荐举连坐责任制，明令“后犯贓罪，并罚举者”，故“以后凡所保者，多得其人……所以百姓得安”，为“仁宣之治”奠定制度机制基础。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局面，也与制度体系中蕴含的竞争压力和激励机制密切相关。该机制的第一种政策表现形式是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锦标赛。政治锦标赛在地方政府之间引入竞争机制，它是企业产权得到保护、政策环境得以优化的行政基础，并且该模式还内生出一种维持这种激励制度的积极因素，较好地解决了关于改革开放承诺的可置信问题。完全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四十余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得益于县域政府间的激烈竞争。
该机制的第二种政策表现形式是目标责任制。这是一种旨在获得最佳行政效能的综合管理办法，它以指标体系为核心、以责任体系为基础、以考核体系为动力。在这一机制作用下，上级政府既实际上为下级政府创造出一种政府间全面竞争的局面，又通过其中内含的政治引导和行政压力的双重作用，在各级政府间形成较高的政府目标函数耦合，从而帮助上级政府有效实现发展与稳定两大基本目标。
（3）知识与信息整合机制——必要的整合化的知识与信息
制度的高效运行需以必要的系统信息与整体知识作基础，因此，信息能力和知识系统能力（知识形成、动员与运用能力）也就成为衡量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各级系统要获得系统信息与整体知识，需要在本级系统中具备高效的、全域性的信息与知识整合机制。
完备信息是限制人类进行理性决策的因素之一，而日益加剧的劳动分工又使得知识更具专业性。这就意味着，随着经济变得日趋复杂，信息与知识整合的成败成了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同时，社会矛盾之间加剧的关联性也要求更加综合、系统地应对社会问题并进行整体治理，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则成为整体治理概念产生和发展的催化剂。虽然计算科学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整体信息的获取能力大幅提高，但对于某些为特定社会组织垄断的关键信息，如果没有国家信息整合机制的支持，地方治理主体就无法有效进行信息与知识整合。为了解决政府运行和社会治理中的信息碎片化问题，整体治理需要立足于高效的信息和知识整合。在数字政府的大环境下，信息资源的跨界整合、政企间的决策共享、不同层级政府的同步行动等是成功实现整体治理的关键。
所以，在今天这个数字社会与知识经济交织、社会高度分工但矛盾却相互关联的时代，整合化的系统信息与整体知识，已成为影响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制度结构在分散信息和零散知识的整合上发挥关键作用。制度体系如果内蕴高效的信息与知识整合机制，就能使各级治理主体及时整合各种信息与知识，为实现整体治理目标奠定坚实的信息与知识基础。
（4）资源动员与聚集机制——充分聚集的物质资源
通常情况下，资源处于分散分布状态。为了建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坚实物质基础，需要对分散状态下的资源进行动员与集中。
首先，经济发展“取决于出于发展目的而唤起和聚集那些隐匿、分散和未好好利用的资源和能力”。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发展依赖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的积累聚集，而这些要素又深受国家制度体系质量、政府效能、生产部门的组织和运行特征之影响。有研究表明，财政集中与经济增长之间、政治集中与公共物品及发展结果之间，均存在强烈而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反之，分权制衡却会因在公共决策中制造一个麻烦问题池而使公众的生活变得更糟。比如，我国明代中叶虽有资本主义萌芽却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根源在于，一是以家户制为核心的小农经济难以聚集足够资本和资源形成规模效应；二是名商巨贾，通过奢侈消费、官场消费、科举消费和购置田产等畸形消费消耗了积蓄经年的巨额利润，不能将之汇聚起来用于资本的扩大再生产。
战后日本在国家重新发展的道路上，成功聚集起了迅速发展所需的各种经济资源。比如，1949年的《外资法》就是一部关于控制外汇与外贸的法律。根据该法，日本政府有权集中所有来自出口创收的外汇，为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等准备了资源条件。此外，一些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初始阶段为工业化起步和发展提供必要资源积累和集中基本建设力量的普遍做法，亦是基于资源聚集对于国家迅速发展重要性之认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为了增加基本建设费用，必须尽力把可能聚集的资金都积累起来，并首先满足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建设的需要。因此在制定和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就采取了适当集中使用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办法。
另一方面，国家治理能力也依赖于组织、物质、价值等多种治理资源以及国家结构的聚合机制。这些治理资源的动员与聚集，建立在有效的聚合机制基础上。我们的国家制度是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结合的制度。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正是我国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
（5）协调与共识凝聚机制——日常的密切协调与共识
现代工业发展需要中央信息协调机构能够快速作出调整以应对经济变化。“在工业繁荣的国家里，总有一些比较大的政治/制度结构将整个体系联成一体，并协调应变……当涉及整个行业、工业甚至整个国家经济时，成功的转型往往需要中央信息协调机构的帮助——无论是分配调整成本还是突出与它的需要和优势有关的经济机构。”因为要改善比较劣势需要另一套社会逻辑，需要一种能够管制与中和市场自发活动的中央力量。
主流西方学者因长期受分权制衡思想窠臼之束缚而偏执地认为，建立在对目标和中央协调者之间共识基础上的中央协调机制是现代政府求而不得的“魔方石”。与之相反，通过历代先贤的制度探索和实践，中国人民已经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由中央统一指挥协调、各级政府上下联动、群策群力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整体协调机制和办法。周朝设置“官联，以会官治”（《十三经注疏·周礼·卷二》）的官府制度设计足堪证明，三千多年前的最高统治者就已高度重视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设计师和建设者们，不断完善制度协调和共识凝聚体系，通过归口管理等组织措施以及领导小组等协调机制，高效统一各级政府和各政府部门的行动。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更是大力强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职能作用，强化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建立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决策协调机制”，“目的就是加强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而在政府体系内部的互动过程中，中央又运用重大政策声明来设定一个要求下级支持的总体基调和方向，寻求不同层级政府尤其是中央和基层政府之间以及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目标和行为的一致性，并通过民主恳谈会、座谈会、征求意见会、专家论证会等全过程人民民主形式，凝聚多方共识，这样既实现了政府目标函数的耦合，又形成政府和社会的联动机制，使得政府和社会能够像一个有机整体在行动，把凝聚社会共识基础上的政府分工协作与社会统一行动的中华制度文化及治国理念发扬光大，为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与机制基础。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深受中华制度文化与治理理念影响的东亚、东南亚发展型国家恰因注重政府协调而创造了经济奇迹。战后韩日两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建立起了一个精心编织的经济协调网，来对企业生产方和供应方的投资决定进行协调，支持企业技术升级，鼓励企业进入与国家远景发展目标相契合的领域。比如，被称为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发动机的通商产业省（MITI），在战后即大力推行扶持经济的政策，并且采取各种具体措施以形成一个制度体系。而当这些制度处于自然分散状态不集中统一加以推行时，它们各自并不起多大作用。与日本的经济腾飞得益于有效的中央协调相反，英美两国的经济衰退却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央政府协调经济的失效。
总之，从基础构件角度看，要实现国家优效发展和社会有效治理，至少需要具备上述五方面的机制条件。
2.制度软实力形成机制
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制度体系均具有区分彼此的特征，即具备作为内隐特征的制度伦理差异和作为外显特征的制度话语差异。一种制度要为更多人认同，就必须使它有别于其他制度形态的制度伦理和制度话语更能赢得人们认可。因此，要准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国家制度的软实力，需要同时基于制度伦理与制度话语的属性差异来进行。
制度软实力问题是一个关于制度认知、评价、情感、认同乃至于制度吸引力渐进发生的问题。分别以形成稳固制度认同和扩大制度国际影响力为指向的制度伦理能力与制度话语能力，均来源于主体对制度的总体认知。对社会认知的心理发生的研究是认识论中的重要问题。无论是主体对事物的评价还是情感，既离不开对事实的认识，也离不开认知参考框架即话语框架的辅助引导作用。
认识起因于有效、不断的建构。鉴于此，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看，制度软实力形成机制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那些作为对制度现实复杂反映的制度认知—制度评价—制度情感—制度认同—制度感召，是怎样在主体的意识中渐进产生的问题，即制度伦理与制度话语是如何分别影响到这一心理发展过程的；而制度伦理事实如何对国内社会主体的“制度认知—制度认同”心理过程施加影响，以及制度话语事实如何通过型构社会主体的制度认知参考框架，引发框架效应，并对“制度认知—制度感召”施加影响的问题，也就成为制度软实力形成机制的核心问题。换言之，需要搞清，作为优势因子之生产原材料的制度伦理事实与制度话语事实，是如何影响社会制度心理的渐进发生过程的。
（1）制度伦理事实及其基础上的制度认同：制度伦理认知—制度伦理评价—制度伦理情感—制度认同生成机制
制度认同是关于制度的特殊社会心理现象。制度功效事实与制度伦理事实既是社会制度心理形成的事实基础，亦是社会主体制度认同赖以确立的基本依据。针对并基于这两种制度事实，社会主体经历制度认知、评价、情感的完整心理递进发展过程，而制度认同的形成正是这一心理过程的结果。
制度伦理事实是生产伦理优势因子的原材料。与制度功效事实的作用相比，它对社会制度心理的影响更为持久深远。所以，如果生产伦理因子的原材料材质不同，即塑造他人制度正义感的制度伦理事实不同，国家制度体系激发伦理因子、释放制度伦理能量的能力也就大为不同。
第一，制度认知环节—认识制度伦理事实。作为社会认知，完整的制度认知会经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感性制度认识是指社会主体基于视觉、听觉而对作为社会客体的制度伦理事实的直观感知，以及以表象形式留存于记忆中的关于制度伦理事实的总体形象。理性制度认识是指社会主体基于自己的制度认知参考框架，对感性制度认识成果进行深入理性分析之后得出的理性认知与判断。
制度伦理事实由制度物、制度人、制度事件中伦理维度的事实构成，它的指涉对象是实然维度的国家制度伦理，即一国制度伦理“是何”的问题，体现为制度伦理上“是与否”的事实分析与判断。
第二，制度评价环节—评价制度伦理事实。主体的自我意识过程是在评价中实现的，要形成制度认同，还需经历制度伦理评价。伦理评价是一种价值评价。价值观念的内容为“应何”，表现为“对与否”的价值理解与追求。在人们“面前时时都有一个绝对的理想，而事物的价值就在于它合乎这一理想。”对于某一事物的理想，就构成评价这一事物的标准。因此，每一种评价都是评价对象与作为评价对象尺度（即理想）的等价物所进行的比较。进而论之，应然维度的国家制度伦理，即我们应追求何种制度伦理，与实然维度的制度伦理事实，即现有国家制度伦理是什么，就分别是制度伦理评价的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
有意识地在国家中找到满足的人，自然会对国家及其制度抱有伦理期望。在制度伦理评价过程中，社会主体对自己认知到的制度伦理事实做出肯定或否定、积极或消极的总体评价，最终得出国家制度总体上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符合制度正义的评价结论。
第三，制度情感环节—情感上接纳或排斥制度伦理事实。认知通过评价引发情感，一个人做出认知评价，然后情感才被激发。情感建立在认知与评价基础上。社会主体多是纯粹的制度功利主义者，他们的根本制度立场往往是，最好的政治、法律或社会制度，是那些能够创造最大限度的总体安康的制度。如果在制度伦理评价中得出的结论与制度理想总体相符，那么他们就会对相应国家制度产生接纳感甚至自豪感，反之，就会产生排斥感甚至羞耻感。马克思说得好：“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事实，如当年的奴隶制或徭役制，是不公正的，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经过时，其他经济事实已经出现，因而原来的事实已经变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维持了。”
第四，制度认同环节—行动上支持或反对制度伦理事实。在评价过程中，主体对本国与他国制度体系进行比较，当发现制度比较的结果具有难以接受的否定性，他们就会采取否定性行为，寻找替代制度方案，并为此采取政治对抗性行动。反之，就会衷心拥护和大力捍卫自己引以为傲的国家制度体系。所以主体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自己的制度需要以及现有制度条件下满足这些需要的能力，才最终产生以何种最佳方式来满足自己所感受到的需要的理想条件之观念，进而确定下一步行动方向。因此，正是主体在评价中得出的观点和随后被唤醒的制度情感，调节和引领他们的制度实践活动。
总之，制度伦理具有强大的教化与引领作用。如果制度体系缺乏道德力量，任何政权都将举步维艰。作为生产伦理优势因子的原材料，现行国家制度伦理事实对于制度伦理能力的形成发挥了巨大作用。
（2）制度话语事实及其基础上的制度感召：制度话语选择—制度参考框架确立—制度认同生成—制度感召力激发机制
要想更有效地理解社会行为，应从人们对自己世界的认识入手。然而，世界本身是在话语中得到表现的，不同话语体系下表现出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人们需要通过话语去把握世界的存在。所以，人们社会认知的形成和变化与话语交际密切相关，社会认知在话语交际过程中获得。因此，为了搞清人们的制度认知是如何形成和变化的，就需聚焦制度认知中的制度话语因素及其作用，了解制度话语塑造社会制度认知与社会制度心理的具体机制和过程。
制度话语是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制度。使用一套制度话语，即意味着选择一种制度认知参考框架。制度话语以社会制度记忆和社会制度表征之载体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关于社会制度信仰的共同基础，所以制度话语体系的差异导致人们制度认知框架的根本差异，进而导致人们经验到的和作为知识存储下来的制度图景也存在根本差异。因此在形成对制度事实的认知过程中，认知参考框架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它深度参与制度认知与制度评价的过程。
第一，何谓参考框架。建构或选择一个框架，就是指从可知的现实中选取一些要素或方面，在一个传播文本或话语体系中凸显它们，以此方式促成某种特别的理解，并形成对该问题的一种特定的问题界定、原因分析、道德评判以及处理建议之过程。因此，框架是一种用以捕捉、提取、厘清、组织、理解信息的基础性的认知结构，是一连串建构社会受众对社会进行认知的规则，是人们在认知社会时，进行选择、理解、判断、强调并做出改进的原则，框架引导人们想什么、如何想以及如何做。
第二，制度话语体系何以能提供制度认知参考框架。话语象征一种秩序，能够通过限定事物被讨论的方式以及特定语境中哪些称得上是“知识”来施加社会控制。作为话语形态之一，制度话语是制度思维的先决条件和理解社会制度的方式。人们对关于制度世界的概念或类别知识由人们使用的制度话语提供，并且通过制度话语获得。制度话语体系以共享知识的形式承载着特定历史时代与特定政治文化中的制度记忆与制度表征，从而使人们能从不同制度话语体系中获得使用这些话语的国家在制度方面的切实可靠的基本情报或信息。
社会制度认知则是一种关于制度的心智结构，它要解决的是制度心理表征的获得、运用与结构等问题。在形成制度认知的过程中，认知框架发挥两种作用：一是作为图景的框架,即人们认知世界的镜头和看到世界的部分，二是作为意义建构的框架,即人们用来诠释意义的核心原则。制度话语体系正是因其内部结构中存在的制度方法论与基本理论假设等要素与制度认知的心智结构存在高度同构性，才使制度话语能够为受众提供观察制度世界的镜头和思考制度问题的视点与基础之框架的功能。
第三，制度话语如何提供参考框架并影响制度心理。社会制度表征是社会集体成员所共有的关于制度的观点、思想、形象和知识，是社会的制度知识库存，人们通过制度话语体系的代际传承与更新，以继承常识与叠加新的制度知识沉积层的形式，共享和不断更新、发展、扩充这一知识库存。正是通过制度传统和制度话语的代代传承，后人自然而然从前代的制度知识总库中获得了用以进行制度认知、比较、评价与完善的参考框架。
经由认知框架的继承或改变，主体的主观现实也会发生继承或转变。而实现主观现实成功更替离不开概念条件的创造。制度话语以心智模型的方式传达社会制度表征的具体内容与意义，并为主观现实的转变创造概念条件。主体在继承或选择一套制度话语后，必将在交流、宣传、研究等话语行为中使用这套话语。主体的制度话语行为，可理解为渐次实施了话语施事行为与话语施效行为，从而实现塑造受众制度认知、评价、情感乃至认同之目的。
总之，通过为主体提供参考框架，制度话语对社会制度认知与社会制度心理的形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一种制度话语如能成为大多数人的话语，就将对大多数人的制度心理产生深刻持久的影响，甚至在国际上激发出制度感召力。
3.制度软、硬实力形成机制的关联性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制度硬实力形成机制与制度软实力形成机制并非彼此完全独立、毫无关系。硬实力形成机制及其效应会作用于软实力形成机制及其效应，而软实力形成机制及其效应也会反过来作用于硬实力的形成机制。建基于行政管理体系上的行政效能会强化制度认同，而良好的制度认同也会反哺政治领导力、资源集中力和协调以及共识凝聚力。因此，在分析两种形成机制时，应有分有总，总分结合。
四、新时代的国家制度竞争力建设
国家制度竞争力的提升问题说到底是如何通过制度的不断革新与完善，实现制度公共产品的迭代升级乃至整体性制度跃迁，以获得和保持制度比较优势的问题。因此，在谋划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制度竞争力的建设方略中，要坚持以下原则。
（一）新时代国家制度竞争力建设的方法论原则
第一，坚持制度建设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原则。文章可以学古，制度则必从时（《文史通义·内篇五·妇学》）。要本着服务于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对照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点任务，搞清哪些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急需的制度，哪些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制度，盘点制度库存，查摆制度问题，形成一本制度建设总台账。
第二，坚持系统观念和整体思维。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在政治域的国家形态与市场交换域和社会治理域的制度形式之间、在制度单元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性和互补性，深度的制度关联甚至可以表现为某个制度单元的功能释放以另一制度单元为条件（例如，一个制度单元能够强化或弱化另一领域的制度激励）。因此，为了改变一项帕累托低劣的制度安排，需要同时改变互补性制度。鉴于此，必须通盘考量各方制度要求，一体统筹谋划国家制度建设。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要增强制度的问题意识，基于制度竞争力形成机制，既着力查摆制度短板和弱项（比如搞清最大制度短板是制度伦理事实、制度话语事实还是制度功效事实），又注意找准不同领域制度体系之间、不同制度单元之间的制度堵点和痛点，深刻剖析影响制度竞争力形成的深层制度问题。
第四，坚持国际性、战略性、前瞻性原则。国家制度设计与建设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浩大工程。在谋划和完善国家制度体系时，要站在战略高度，基于开阔的国际视野，坚持比较思维，精准发现国家间的制度差距，合理借鉴其他制度文明成果；同时还要有前瞻视野，基于世界和国家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前进行制度谋划与布局。
（二）新时代国家制度竞争力建设的重点难点
第一，完善国家制度体系，畅通制度硬实力的形成机制。制度硬实力来源于国家制度体系中蕴含的五种基础优势因子的对应生成机制。虽然总体上有利于形成五种基础优势因子是我国的制度优势，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制度体系同时具备五种优势因子的生产优势，所以在制度建设中就应巩固根基，强化优势，补齐短板，做强弱项，以确立、巩固和扩大我国在五种优势因子生产机制方面的全面比较优势。只要存在某种无法克服的制度障碍，国家的高效优质发展就难以实现，所以确保体制机制的畅通是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必要条件。因此要全面查摆体制机制问题，精准清除堵点痛点，做好减法，破除弊端，畅通硬实力形成体制机制。总之，通过制度加法强本固基，又通过制度减法疏堵去痛，最终收到健全和强化五种基础优势因子生成机制之功效。
第二，坚持人民至上的制度伦理，厚植制度软实力形成的伦理基础。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根本出发点。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制度伦理体系建设，强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伦理之维。制度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制度。由于制度有法权力量的庇护，栖身于制度之中的道德可以凭借制度的强制力实现价值能量的有效释放。因此，要将制度道德融入制度建设，实现道德从观念形态向制度形态的转化，极大提升制度道德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抗干扰能力，提升国家制度伦理的国际影响力。为此，要坚持制度的道德考量。道德的制度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幸福为目标的制度。如果政府在制度和政策制定时优先考虑群众利益，注重其服务于民的能力，那么通过制度设计本身即可让自己站在道德至高点，成为民众的道德楷模。因此,制度伦理建设应致力于推动制度政策的道德考量，任何一项具体制度政策的出台，都要对其引申出的道德后果进行评估，保证其以“道德的制度”形象呈现于公众之前。
第三，加快制度话语体系建设，强化制度软实力的话语支撑。制度话语能力是我国制度竞争力的最大短板。鉴于当前国际舆论场的制度话语生态与语言生态，我国尤其要迅速补强制度话语体系短板。
首先，要提炼标识性制度概念，提升制度话语的话语资源供给力。要充分认识制度话语在塑造国内国际社会制度心理上的巨大作用，着眼话语资源供给侧能力的提升，聚焦制度关键词的集中打造与系统集成，以其为支点，建构以描述性话语、批判性话语与积极性话语为骨架的点面结合、立体丰满的制度话语体系。要找出与西方制度话语体系间的语力差距，着力提升话语体系的语言表现力、关注认可度和国际使用率。
其次，要打造制度领域的学术话语体系，加强制度话语体系的学理支撑，提升理论说服力和学术影响力。学科是一套控制话语生产的原则，它通过同一性的活动来限制话语。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我国制度话语在国际传播中受制于人、影响有限，除与主动传播的力度不足有关，更与在相关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中没能获得充分表达有关。
现今国际通行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均以西方政治体系及其政治文明为基石在其文明框架内构筑而成，并通过侵略战争、敕令、国际学术会议等途径在全世界逐渐确立起来。因此，就如孟德尔发现的遗传规律及其开创的遗传学研究并不在当时生物学话语的“真理之中”一样，中国制度体系与政治文明新形态也并不在以西方政治文明为基准的西方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真理之中”，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孕育而生的中国政治核心概念和相关理论，自然无法成为受西方接受的国际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与主流理论。不过诚如此后的生物学科发展史所展示的，孟德尔发现的遗传规律最终成为生物学界普遍认可的普遍真理，同样，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深入与伟大成就的不断取得，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以及作为其产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制度文明成果，也必将赢得世界的普遍认可，并逐渐进入国际主流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获得与其制度文明成就相匹配的学术话语地位。而这就需要国内学界加强学术研究与话语构建中的主体性、原创性，坚持做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而以中国作为方法，就是要基于现有西方学术体系和理论成果未能成功提炼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主要动因之事实，迈向政治基本原理的新的创造；就是要提高中国制度话语体系的学理支撑，使之成为学术共同体中具有较强竞争力与生命力的话语。
五、结语
国家制度竞争是制度综合实力的全方位竞争，将伴随国家竞争过程的始终。因此，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常从四个角度来检讨国家制度建设及其成效，即：分别作为一种发展模式、治理模式、道德模式、话语模式的制度体系，其促进发展能力、治理能力、伦理能力、话语能力分别如何。
人类的终极目标是要达到最完美的国家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方案，英美国家尚存无几的制度竞争力，主要得益于并且一直在吃其作为资本主义制度范式开创者所形成的制度引领效应和先发优势的老本。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脱胎于欧洲封建专制主义末期的资本主义制度范式，是服务于狭隘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年代的产物，已基本耗竭其内在动力和发展潜能。与时俱进、因时而变是制度永葆生机活力的必由之路。而这一陈旧制度范式，却因囿于和受制于狭隘资产阶级利益无法做到因时而变，故必将衰弱凋亡走向穷途末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又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既脱胎于中国人民反抗三座大山的光辉斗争历史，又服务于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且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它既创造了人类制度文明的新形态，又始终能够与时俱进，具有广阔的光明前景。我们坚信，只要坚持从提升国家制度硬实力和软实力出发，不断健全和完善国家制度，就一定能把我国制度体系建设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美好、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制度体系。（注释略）
注：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制度竞争力的形成机理与提升路径”（20ZDA007）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国基层政权回应型政策的法治化研究”（19BZZ050）的阶段性成果。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