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汤重南是中国日本史研究的重要学者，是中国特色日本史研究的先行者、参与者和贡献者。其学术轨迹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日本史研究发展的缩影，大致以200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学术研究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对科学性的执着追求，以及与时俱进的显著特征。汤重南对中国日本史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为中国日本史研究定向把舵；二是为中国日本史学科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三是聚众人之智、成非常之功。
【关键词】汤重南；日本史研究；学术轨迹；学术特色；学术贡献
汤重南（1940—2023年）是中国日本史研究的重要学者。他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史学大家周一良。毕业后，他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以下简称“世界史所”）工作。纵览汤重南的学术历程，其日本史研究大致以改革开放为起点。45年来，他辛勤耕耘，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成就斐然。2019年，线装书局出版的《汤重南自选集》收录了其主要学术成果。他在该书的前言和后记中回顾了自己坎坷的求学、治学经历。他去世不久，世界史所日本与东亚史研究室、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汤重南先生的学术人生与世界史研究”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日本史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回顾和总结了其为人为学之道。2023年5月5日，南开大学杨栋梁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力主献身社会，方能问心无愧——汤重南印象》，深情回顾了汤重南与南开大学的不解之缘，总结了其学术特点、重要贡献、高尚人格。本文拟在相关议论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和汤重南的交往，参考其笔记、书信、手稿等资料，进一步探讨其日本史研究的若干精神内核，总结其中的一些珍贵遗产，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助力。
一、日本史研究的学术轨迹
汤重南学术研究的启蒙，始自北京大学。1959年9月，他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日本史专业学习。求学期间，周一良严谨的学术态度、求新的学术精神，对他影响很大。在研究日俄战争的过程中，他发现老师罗列的参考书有误，甚为惶恐。对此，周一良坦承自己的错误，还鼓励他大胆调查研究，不要迷信名人名家，凡事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撰写论文时，他追求字字句句有出处，收集了不少材料，加了很多注解。对此，周一良批评说：“我看了你的论文只能知道你的确看了不少书，可是我想问你的是，你的看法呢，你在这些资料文献的基础上，你是怎么样考虑呢？”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无言以对，出了一身的冷汗。”也正是在周一良的言传身教下，他初步奠定了自己严谨的学风及追求创新的精神，在学术研究上不唯上、不唯书，坚持实事求是，追求推陈出新，致力于提出自己的见解。
“文化大革命”时期，汤重南蒙受不白之冤，但他以顽强的意志力，经受住了“考验”。笔者多次听他以淡定、平和的口气讲述自己经历的种种磨难和身心煎熬，以及遇到的人间百态与“趣闻轶事”。其间，他一度对生命绝望，所幸在好友的鼓励下，又重新振作起来。这些经历成就了他对人生的感悟，铸就了他对生命的执着、对真理的坚守，也构成了他从事学术事业的人格根基。
改革开放是中国日本史研究大踏步发展的开端，汤重南的日本史研究也是如此。他在1987年总结说：“从1978年恢复业务工作以来，我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在组织和领导的关怀培养下，开始有了一些研究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至该世纪末是他从事日本史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其间，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理论、专业和外语，一边从事相关研究并参与多个学会的工作。
早在1976年，汤重南就参加了北京大学举办的、日本史学家井上清主讲的日本近现代史研究班。该研究班成员二十多人，来自“世界史所、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南开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研究室以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河北大学、天津民航学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第二代学者或青年教师，均为所在单位日本史教学科研的骨干”，“预示了中国日本史研究高潮的到来”。研究班班长沈仁安回忆说，汤重南当时“非常活跃”。1980年4—6月，井上清在南开大学讲学，“内容是关于日本明治维新问题，探讨明治维新的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及明治政权的性质等，分五个专题，以研究班的形式进行”。汤重南参加了相关学习和研讨。其间，汤重南和学界同人多有书信往来。万峰在给他的信中说：“这次研究班一定能有收获，主要不在明治维新这一课题本身（当然也重要），而在于掌握井上及其一派学者的体系演变及治学特点，以后有用处。现在日本史学界对这一课题已没有多少人热心钻研了，争论似乎也没有新东西，但对明治以来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等社会经济史问题研究还是有些专家的。”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学界的关注点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与此同时，汤重南参加了多个研究日本问题的学术团体，并承担重要工作和职务。1980年7月，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立即开展了各种学术活动和组织、推动日本史资料搜集、学术著作的编写和出版工作”。汤重南因“参加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的筹备工作及成立后的一些日常工作”，获得学界同人的肯定。时任秘书长的万峰在信中说：“这次日本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你多代劳，辛苦了……秘书长一职落在我头上，担子重，并将给你们增加担子。”副会长吴杰也在信中称赞道：“这次听到您几次发言，稳重得体，而且勇于承担为难之处，解决问题，非常钦佩。” 1982年，汤重南增补为学会副秘书长兼任常务理事；1988年，当选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此外，他于1980年9月、1984年9月、1990年2月先后加入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中日关系史学会、中华日本学会。在这些学术团体中，他或作为学会领导，或作为骨干成员，活跃在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第一线。
1989年11月至1990年11月，汤重南接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赴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担任客座研究员，指导教师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原朗。这次研修大大开拓了汤重南的视野，也进一步拓展了他与日本学界交流的渠道，是一次重要的学术经历。后来，他还多次赴日访学或交流。
这一阶段，汤重南主要从事日本明治维新、日本文化和日本近代化的研究。其研究体现了中国日本史学界的研究主流，也与国家建设、国家需要同频共振，试图为中国现代化寻找经验和灵感。对于中日传统文化在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他提出五点主张。一是中日传统文化高度发展，孕育了两国的现代化因素，也就是说，“东方传统文化的高度发达才为中日两国的现代化提上日程，作好了历史准备”。二是东方传统文明因素在两国现代化进程中，始终起着特殊作用。三是中日两国的传统文化因素是构成两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否正确对待和处理好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对现代化的成败及发展速度影响颇大。五是东方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或因素是未来世界人类社会新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这样的分析和总结，对于推进当前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也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关于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他提出“五次高潮说”。一般来说，学界认为中日文化交流有三次高潮，即隋唐时期、近代甲午战后到日本全面侵华之前、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汤重南则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并论述还有两次高潮。其一是“从公元前3世纪起……直至公元3世纪弥生时代结束的五六百年间，中日文化交流出现了空前的第一次高潮”。他强调，这次高潮主要是中国单向传播战国、秦汉、魏晋时期先进文化到日本，传播途径是通过为躲避战乱而经过朝鲜半岛到日本的中国移民。其二是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其特征是：民间贸易频繁，宗教界交流频繁，思想文化交流频繁。汤重南对中日文化交流“五次高潮”的论述和总结，是在相关领域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颇具创新色彩的观点。
2000—2023年，可以视为汤重南日本史研究的第二个阶段。2000—2012年，汤重南担任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推动学会与中国日本史研究的长足发展。此后，他以名誉会长的身份，继续发挥作用。同时，他还担任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这一时期是其学术能力充分发挥、学术水平充分展现的时期。从个人来说，其学术研究经过学习、沉淀、交流，达到新的高度，获得质的提升。他此时的重要研究大多与现实问题息息相关，正如他自己所言，要“尽力与当前学术状况及问题相结合，为现实服务”。从国内国际环境来说，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趋势日益明显，中日关系各种深层次矛盾更加凸显，社会上对如何认识这种现象的学术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他义无反顾地加入批驳日本右翼谬论的学术斗争中，撰写大量著述。
汤重南一直重视日本通史的研究，且身体力行。他与人合作撰写的《日本史》，篇幅适中，结构灵活，叙述了日本从史前时代到21世纪的历史，兼具知识性和可读性，集中展示了其日本史研究的深度与厚度。对于一些现实问题，他重视结合历史进行分析、评论，重视历史规律的总结和历史事实的考证，言之成理，言之有据。其相关研究包括：日本军国主义问题、钓鱼岛主权的国际法根据问题；对安倍政府错误言论和行动的批判；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抗战胜利纪念日、中国十四年抗战概念、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及80周年的评论和阐释；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抗日“神剧”的批判等。这些成果产生了非常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
除了研究，汤重南还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致力基础性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为学界的相关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其中，《日本侵华密电·九一八事变》整理、编辑日本侵华秘密电报57册，都是“日本侵略者的亲言亲历、自述自供，更具有真实、确凿的说服力。也是日本侵略阴谋、罪行无法抵赖、不容狡辩的铁证。”《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共51册，“批驳日本右翼赤裸裸的公然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同时，也为澄清模糊的七七事变的‘偶发论’提供了事实依据，正本清源，以充分的事实，证实七七事变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而采取的有预谋、有计划的重要步骤，是日本长期推行对外扩张‘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日本侵华军事密档·侵占台湾》共64册，“揭示了日本侵占台湾的罪恶历史，并为学界、学者同人及有关单位、人员深入开展日本侵华史中侵占台湾史研究、中国抗战史研究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提供原始的第一手资料。”《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共45册，“对认清日本右翼政客及日本右翼势力，以至对现在还流行于日本社会、日本学界的一些荒谬、错误观点（对我国学界也颇有影响）的失实、荒谬和欺骗性，也具有拨乱反正的资料价值”。汤重南晚年的这项工作正是他深切认识到史料重要性的产物。
此外，他以历史学者的使命与担当，积极发声、建言献策。鉴于其学术影响力和号召力，他频频受邀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北京电视台等媒体上，就日本历史、中日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表意见。他说：“通过各种方式，在媒体报刊、多个网站发出自己的声音，尽力正确引导，发挥正能量作用，并有一定社会影响并获得好评。”与此同时，他还为国内知名的纪念馆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四军纪念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侵华日军东宁要塞遗址等的正常运作和学术水平的提升作出贡献。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对他的工作高度评价：“长期以来汤先生肩负抗战馆学术委员会资深委员及首席学术顾问的重任，极大地推动了抗战馆的学术研究水平，促进了抗战馆和国内外同行的交流。”2014年7月7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一起，隆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汤重南作为专家进行了讲解。抗日战争纪念馆事后专门发去感谢信，称：“在此次纪念仪式中，您作为抗战史中日关系史方面的特邀专家，陪同中央领导参观伟大胜利主题展览，睿智解读各种问题，确保参观顺利圆满。”
这一阶段汤重南的日本史研究，既保持了和前一个时期的连续性，又呈现新时期的一些特征。这就是学术研究和时代课题紧紧结合，充满了对日本右翼的斗争精神；在注重研究的学术性同时，也注重研究的现实意义、注重对舆论的引导和宣传，将学术研究深度融入国家建设大局之中。
二、日本史研究的个人特色
汤重南的日本史研究，既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也表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其个人特色，概括而言，有以下三点。
（一）强烈的主体意识
对作为外国史的日本史，国内学者重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研究动向，这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国内学者的研究不能止步于此，更不能将日本学者的研究视为金科玉律。如何使日本学者的研究为我所用，并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应该是中国学者的责任。汤重南在自己的研究生涯中，一直在思考和实践着这样的宏大课题。
汤重南继承了国内老一辈学者的优良传统，即强烈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以及作为中国学者的独立精神。他非常尊重老一辈学者，例如周一良、吴廷璆、万峰等，对他们的日本史研究作出很高的评价。汤重南撰写了多篇研究周一良的论文，字里行间，流露出其心向往之的情怀。他推崇并实践着周一良的观点：“不能妄自菲薄，看见人家五花八门的学说观点，就目迷心眩，丢掉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道理。”汤重南非常重视日本学者对中国学者的评价，如万峰“屡次提出了令人震惊的见解”，而这些“正是日本学者往往欠缺的研究视角和正在丧失的问题意识”。于此，他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国学者应该坚持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在日本学界后面亦步亦趋。与以上诸学者的交往、交流，耳濡目染，加上好学、好思，汤重南的日本史研究体现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自信和独立精神。
汤重南重视中国学界的日本史研究，全面、深入、细致地把握着相关的学术动向。他主编或者撰写了大量的有关日本史研究状况和进展的著述。杨栋梁说，“这些综述和评论性文章，涉及日本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特色、成果、动态、课题等方方面面，从不同角度总结了各时期我国日本史研究的进展，可谓纵览全局、洞察细微、评论有度，对深化日本史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汤重南参与主编的《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对国内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和分析，总结了成绩，提出了问题，指出了方向。可以说，他是中国日本学界相关研究的“活地图”，各种动态、动向都了然于胸。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胡澎回忆：“每次北大聚会的时候，汤老师的发言总能给人以新的启发。他总能知道日本新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中日关系有一些什么样的动向。”其实，中国学界的最新动态，更是汤重南发言的重要内容。哪个机构在研究什么课题，哪个学者提出了什么观点，哪方面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突破，哪个地方发现了重要史料等，他都能信手拈来，侃侃而谈，为听众呈现一片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需要强调的是，汤重南不仅熟悉中国学者的研究状况，更能正确认识和评价几乎每一位中国学者的学术成就。在一次座谈会上，几乎所有学者都在盛赞日本学者的学术水平、学术成果，同时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忽视甚至贬低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对此，汤重南据理力争，指出日本学者的不足和局限，畅言中国学者的成绩和进步，实事求是地为国内学界辩护。这也正如他评价自己的学术研究时所言：“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不用讳言我们这一代人，绝不是一无是处，也有其独特的经历和某些独具的优势，应该有必要的学术自信。”他一贯认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作出了突出成绩，取得了长足进步。
汤重南之所以被视为中国学者的代表，皆因其文章、言论中体现出来的中国立场、中国观点、中国方法。这些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继承中国学者的优良传统、熟悉中国学者的研究状况、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汲取中国学者的学术营养的基础之上的。
（二）对科学性的执着追求
汤重南坚持爱国情怀与学术客观性、科学性的统一。他的日本史研究是有感情和温度的，充满了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他强调，研究外国史，特别是日本史，是需要带着感情去做的。对于青年学者，他谆谆教诲，“研究历史应该本着探求真相和热爱祖国的热忱，一定要投入自己的感情，要区分正义和非正义的思想与行为，不能丧失应有的立场。”汤重南所谓的感情，有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对日本学者贬低中国学界耿耿于怀，决心在学术水平上赶上去。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日本学者看不起中国学界的日本史研究水平，认为仅是“小学水平”，这深深刺痛了以汤重南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的自尊心。“为摆脱被蔑视、被侮辱的阴影，建立中国的日本史学、尽快地追上日本学者研究水平的强烈愿望，一直鞭策着我们克服艰难，勇往直前。”二是对日本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的义愤。三是对国家的热爱，愿意为国家建设分忧解难，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样的感情是具体的、真实的，也意味着对错误言行的斗争和批判。有人以所谓“学术中立性”“学术客观性”为幌子发表一些奇谈怪论，一度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此，汤重南坚定地认为，“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绝对不能因为我们的某些所谓的‘研究’和‘成果’影响、损害我们国家、民族的利益、尊严和安全。我们坚持和确信：科学真理是与我们国家、民族的利益、尊严和安全相一致的，是统一的！”在这里，汤重南专门将这些所谓“研究”“成果”加上引号，流露出对这些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目的不纯的文字的不屑，也表明了他对此类文字的学术价值的质疑。在他看来，真正的学术研究，其中的学术良知和爱国情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并行不悖；二者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而是融合的、统一的，互相成就的。
汤重南明确指出感情表达不是学术研究。他高度警惕、强烈反对以感情表达代替学术研究，非常清晰地划定了感情表达的边界，避免以所谓情怀、好恶简单立论代替学术上的艰辛探索。他在学术研究上强调清醒和理智，“决不做媚日派、也不做仇日派，而是做知日派”。也就是说，作为学者，忌讳情绪化，忌讳不能理性、客观地看待日本。鉴于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复杂纠葛，两国人民难免会被一些情绪化的认识所裹挟。但是，学者应该冷静，应该看到事物的本质，应该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一方面，日本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不能因此美化日本而轻视自己；另一方面，日本也有不少可憎之处，但不能因此妖魔化日本，认为它一无是处。只有通过正确认识日本，采取妥善的对策，才能和日本正确相处，也才能将中国的利益最大化，为中国的现实利益、长远利益服务。他在现实政治中强调国家实力强弱的意义。他在笔记中写道：“尊严源自实力：没有实力的爱国是一句空话；没有实力的义愤，亦是无用的表达；没有实力的抗争，终是白白的牺牲！”其冷静的思考体现了学者所应该具有的认识高度。
汤重南留意汲取历史研究上的前车之鉴。他在强调史学要为现实服务的同时，呼吁要避免史学背离客观、科学的原则。他曾对中国日本史研究发表评论称，“研究的专题考虑紧密联系实际较多，强调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一方面注意了与现实相结合，为现实服务；另一方面易于出现‘影射史学’等现象，背离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汤重南总结历史教训，为日本史研究可能出现的不良倾向设置护栏，可谓未雨绸缪。
汤重南重视学术研究的开放性、国际性。他的研究扎根中国学界这片沃土，但他没有坐井观天、固步自封，而是开放进取、面向世界。他重视周一良所说的：“我们在学术上要放眼世界，不能闭关自守，盲目自大，不能再满足于过去那样夸夸其谈，只谈规律、意义等抽象的大问题，而不去脚踏实地从具体问题具体史料搞起。”他对日本乃至国际上的日本史研究状况十分关注，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尤其是他担任《世界历史》编辑部副主任、负责《世界史研究动态》杂志的编辑和发行期间，不仅及时追踪日本学界乃至世界学界的相关研究，而且在《世界史研究动态》发表大量介绍国际学界有关日本史研究动态的文章，以推动国内学界的讨论，引领国内学界的发展。2003年，他撰写的《历史科学研究现状》一文，就日本的相关研究作了介绍和评论。此外，他与日本学界保持紧密联系，经常去日本访学、交流，也邀请日本学者来中国讲学、考察。正因为如此，汤重南的研究能够站在世界学术的前沿，展现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以上几个方面，集中体现了汤重南在日本史研究中对科学性的执着和追求，从而保证了其相关言论的正确性、有效性和穿透力。
（三）与时俱进的学术品格
在学术研究上，汤重南从来不固步自封，也从未执于一念，而是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反思进步、不断开拓新的局面。
从研究内容看，汤重南紧紧围绕时代课题，回应时代的要求，力图在解决重大问题上有所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口号下，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经验，改变国家落后面貌，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汤重南抓住这个主题，进行日本史研究，并积极建言献策。21世纪前后，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关系的一个焦点。为了保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果实，为了东亚的持久和平，他投身日本侵略历史、军国主义等方面的研究，澄清并宣传历史事实，在学术上夯实基础，以支持国家层面的舆论斗争。
从研究视角看，随着对日本史研究的深入，他认识到仅从日本的角度研究日本史存在局限性，产生了从更宽视野研究日本史的想法，并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他积极尝试从世界、东亚的视角来研究日本和中日关系。他说，“我们看中日关系，如果能把它放到东北亚、东亚和亚洲来看，放到世界来看，就能够看得更清楚、更准确。”于是，他“力倡从世界（或者全球）视角观察、认识、研究日本和日本问题，并践行、撰写了近十篇论文”。早在2001年，为了寻求中日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他开始探索“东亚区域意识”问题，并与北京大学宋成有共同主编《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该书聚焦东北亚区域化举步维艰的问题，尝试从东亚区域意识的视角寻找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办法。
汤重南在东亚视角、世界视角下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关于抗日战争研究。他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倡导超越国内范围，以更加广阔的视角研究抗日战争。他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地位，是世界历史中的重要篇章。”他提出，研究抗日战争，“视角非常重要，我们不仅要有中国、东亚，而且应该有世界的视角”，“日本侵略者是世界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我们却长期重视不够。所以，扩大视角很有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视角下，他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抗日战争的世界性。第一，中国抗日战场的开辟和全民族抗战，打乱了日本的侵略计划，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赢得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时间。第二，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为苏联军队抗击德国法西斯提供了有力的、巨大的支援。第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盟军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战胜日本作出了极大贡献。第四，中国主张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积极倡导和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结成。第五，中国参与构筑、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创建。这些论述对于拓展抗日战争研究的视野，意义重大。其二是关于中日关系的现状和未来。他指出中日关系健康稳定的重要性，认为在21世纪“两国均负有为东亚、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彼此合作的历史使命”。针对中日关系可能出现的问题，他强调：“企图把一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强加于另一方，甚至为此使用政治、经济压力，则只会恶化两国关系。可以说，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国家关系能够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世界中的中日关系亦是如此。”他的这些认识都是在长期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被后来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2019年，世界史所成立日本和东亚史研究室。该研究室的宗旨之一就是要从东亚视角认识和研究日本。当前，从东亚视角、全球视角研究日本问题、中日关系问题渐成风气，方兴未艾。汤重南作为先行者，引领时代之风气，为开拓相关研究大力呼吁，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汤重南的主体意识是民族性的反映、科学性是普遍性的反映、与时俱进则是创新性的反映。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学术研究事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其内在的、本质的要求，就是在立足国情的同时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也就是要做到民族性、普遍性和创新性的统一，这并非一项容易的工作。汤重南满怀对国家的热爱、对学术的热爱，既扎根脚下又仰望星空，既借鉴历史又放眼未来，既继承传统又开拓创新，有力阐释了时代的精神和追求，反映了中国学人的风貌和抱负。
三、对中国日本史研究的贡献
汤重南对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要贡献，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自身的研究和言论，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把舵定向
汤重南长期担任多个国家级学术团体的负责人，在学界有很大影响力。他以自身的言论和研究，引领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方向，并保证其一直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首先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旗帜鲜明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在一个历史时期，有许多针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怀疑论调，影响恶劣。对此，汤重南从多个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他将其归纳为：一是最早举起中国抗日战争的旗帜，组建和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抗战；二是积极倡导、推动建立并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制定、提出了全面抗战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四是明确提出、充分论证了持久战是唯一正确的军事战略总方针；五是领导开展了游击战、开辟了敌后战场、建立了抗战根据地；六是组织、推动、领导抗战，始终奋战在第一线。他尤其注重日方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客观评价，有力地批驳了舆论场上流传的一些谬论。鉴于有人对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乃至美化侵略历史有着糊涂甚至错误认识，他给予了毫不留情的驳斥和批判。他的许多论著，都是针对日本右翼歪曲历史的现实，揭露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主义的罪恶行径的。在这些重要敏感问题上，汤重南坚持正确立场，展开深入研究，进行大力宣传，有力地抵制了错误历史观、历史虚无主义逆流，传递了正确的历史认识，作出了超越一般学术研究的重大贡献。
其次是对日本史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认识。汤重南通过长时间的思考、观察、研究，提出了关于日本问题的几个重要判断。例如，“日本否认侵略历史的谎言，重复千遍，依然是谎言”。这是他长期和日本右翼斗争过程中得到的深刻体会，也是他在学术研究中一贯的主张和理念。对中国人来说，这有助于我们坚守原则，不被一些奇谈怪论迷惑了双眼；对日本右翼来说，这直指其各种宣传、“学术”的要害，犹如“镇妖塔”一样，防止他们浑水摸鱼、兴风作浪。再如，“永远不要轻视日本”。这也是他长期研究日本、长期和日本人打交道之后形成的一个重要认识。无论从正面的意义上来理解日本发挥的某些作用，还是从负面的意义上来理解日本所构成的破坏性，日本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国家。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吃过轻视日本的亏，这样的教训值得汲取。同时，应该看到，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日本扮演了重要角色，或者成为促进因素，或者成为阻碍因素，但都不容忽视。
最后是提倡为国家做学问，并身体力行。汤重南的相关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配合国家外交斗争，在学术上予以强有力的支持。2010年、2012年，日本接连在钓鱼岛问题上发难，中日关系一时风高浪急，波诡云谲。对此，汤重南撰写《从国际条约视角论钓鱼岛主权归属中国》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旧金山和约》《冲绳归还协定》对中国来说，是非法的、无效的，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美国无权将冲绳的所谓“施政权”“归还”给日本；搬出《旧金山和约》《冲绳归还协定》等没有中国参加的非法文件，终究是徒劳的。他以笔为武器，以扎实的学术功底，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有理有据，不卑不亢，打击了日本右翼的嚣张气焰。其二，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政策咨询，并从学术上对相关决策进行深度阐释。关于“十四年抗战”，他提出：“东北抗日战争，特别是东北抗联的抗战史，是中国‘十四年抗战’的重要根据。”并强调“提出和肯定中国是‘十四年抗战’的概念，具有科学性、准确性。这是对中国抗战历史的尊重，是对抗战历史原来面貌的真实还原；也是能够真实、全面的揭示、反映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重要观点。”他还撰写文章，全面、深入地论述了国家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确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客观必要性，以及其重大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世界意义。其三，心怀东亚和平。他长期关注日本军国主义问题。他强调军国主义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产物，并在历史发展中灭亡。但是，“如果认识仅止于此，只知将一切罪恶归咎于历史，心神专注于为‘历史规律’做出更多的注释，而不知如何将研究历史规律与建立未来发展规律相结合，以扼制一切罪恶再度发生，则也有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之嫌。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必须避免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要辨清历史事物，总结历史教训，努力为现实服务，为创造和平未来服务。”可以看出，他对历史的深入研究，有着极强的现实关怀，试图解决当代的一些重大问题。
（二）为中国日本史学科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作出巨大贡献
汤重南长期担任日本史学会的领导职务，也担任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特聘教授，与国内各地方、各单位的相关学者保持频繁交流。对于各地日本史研究机构的成立和发展，他都大力支持，甚至倾囊相助。他热心助人，大力提携后进，为国内相关研究著作撰写前言、后记，撰写各种书评，同时作为日本史研究领域的大家，为各种研究成果撰写评审意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不辞辛劳，主持了一大批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论文答辩，褒贬有度，点评有力，有效地推动了本学科学位论文质量的提高。汤重南有言，称自己“审阅评审了百多位北大历史系、国际关系学院、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外语学院日本学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主持、参加了百多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会”。杨栋梁谈及汤重南和南开的关系时说：“数十年来，汤先生作为南开大学客座教授，经常来我校讲学、出席学术会议和指导工作，特别是长期担任南开日本研究方向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校外评审专家，并连续多年主持南开日本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当然，北京大学日本史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也称汤重南为“永远的主席”，因为他常年担任研究生答辩委员会的主席。笔者硕士研究生毕业那年，一位同门腿部骨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无法在历史系办公室参加答辩。其他学生答辩结束，汤重南等答辩委员会的老师专程前往医院，在医院的病床前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答辩会。现在依然记得，那位同学打着厚厚石膏的小腿搭在床头，而汤重南等几位老师不以介怀，认真提问、评论，并就一些学术问题展开了略显激烈的争辩。
汤重南对全国各地的日本史研究者大力提携。在“汤重南先生的学术人生与世界史研究”座谈会上，王金林通过王海燕特别强调，汤重南在“担任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期间，非常重视地方院校和京津等研究单位的合作关系，致力于发展提高地方的日本史研究水平”，并认为这是他特别重要的功绩之一。贵州师范大学娄贵书长期从事日本武士、武士道研究，苦心孤诣，无怨无悔。汤重南推荐其参加各种重要课题，并将他的研究成果推介给国内史学界。他盛赞娄贵书《日本武士兴亡史》一书“用‘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言之，亦不为过”，直言作者“在对日本武士、武士道的研究上，你就是能人、尊者！”在汤重南的鼓励之下，娄贵书又有诸多成果问世，成为国内研究武士、武士道的知名学者。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一位日本史研究者，仰慕汤重南的学问和人格，希望他为自己的专著作序。他在给笔者的邮件中写道，汤重南对学问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令人感动。当时，汤重南刚刚做了一个大手术，但依旧慨然应允了这位素昧平生的后辈学者的请求。
汤重南长期致力于世界史所日本史研究的发展和进步。2016年11月29日，他以“世界史学者的历史责任”为题，指明了日本史的发展方向。他提出要准确、科学地认识中日关系史，为我国正确、妥善处理好当前和未来的中日关系出谋划策，提出可供有关部门参考、借鉴的意见、建议；要总结、比较中日两国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为提高我国世界史研究水平、繁荣世界史论坛服务，为满足我国的现实发展需要服务；要研究应对中日关系的五大问题（历史认识、台湾问题、领土争端、东海油气田、日本搅局南海），充分论证我国的正义性，批驳日方谬论，使我们的对日工作，有的放矢，立于不败之地；探求破解良方，维护中日关系大局，为东亚、世界的和平、发展，尽心尽力。这些意见，对于世界史所日本史研究人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笔者自进入世界史所，就与汤重南共处一室，耳濡目染，获益良多。在他退休的时候，笔者曾评价他的学问和人品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是与他相处多年的真切感受。2022年，南开大学举办学术研讨会，希望笔者对万峰的日本史研究进行梳理。汤重南长期和万峰共事，笔者就此事请教于他。他了解情况后，非常慷慨地将其未刊稿《我国著名日本史学家万峰教授》一文发给笔者。其提携后进、无私无我的崇高品格令笔者深深感动。
（三）聚众人之智、成非常之功
汤重南在自己的笔记中强调：“欲善其事，尽己之力是下策；尽众人之力是中策；尽众人之智才是上策。”他善于团结人，更善于团结一群学者进行学术攻关，将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汤重南的很多学术成果是合作出版的。杨栋梁认为汤重南“注重协作攻关……他优先考虑的是如何集中优质研究资源，时不我待地阐明重要学术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他就实际上负责大百科全书日本部分的编辑和写作，这需要团结国内日本史研究方方面面的力量，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和协调工作。本人曾看到他对一些作者文稿的批注和修改意见，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斟酌再三，非常仔细，一丝不苟。另外，其《日本帝国的兴亡》《日本史》《中日近代化的比较》等，都是与他人合作攻关的范例。
汤重南之所以能够团结一批人，共同致力于学术公关，与其学术成就、学术号召力息息相关，更与他试图改善学术环境的努力息息相关。他多次大声疾呼：“不要文人相轻，而要文人相亲。”对于学界同人的每一篇论文，他都是认真阅读，善于发现其中的长处，不吝指出其中的问题。他还为国内重大选题出谋划策、问诊把脉，在各方面把关，从各方面协调，努力使课题申请成功，努力使课题高质量完成。日本史相关的许多重要课题，汤重南都在幕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不计较名利，不在乎得失，愿意为了日本史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尽一份力量。
汤重南的人格魅力也是他能够凝聚日本史研究力量的重要原因。他为人谦和，待人接物既诚恳又圆熟，使人如沐春风。对于学术同人的各种诉求，他不厌其烦，有求必应，从不敷衍。20世纪八九十年代，汤重南的家成了国内日本史学者的“驿站”，各地学者在他的家里中转、歇脚，高谈阔论，点评文章。一位日本史学者，因家中遭遇变故，生活困窘。汤重南心中不忍，将自己刚刚得到的讲课报酬全部捐出，而别人不知道的是，他当时刚买了房子，外面还欠着不少债务。这是他去世后我从其家属口中了解的信息。一位学者拜托他购买录音机，因为当时录音机非常紧俏，市面上稀缺。汤重南费尽周折，抢到了一台。没想到的是，那位学者对录音机不满意，干脆不要了。即便如此，汤重南没有一句怨言，反而说自己家里还没有录音机，刚好留着自己用。这也是他去世后我了解到的情况。但是，对于自己家里的事，他从不麻烦别人，他说自己张不开口。他就是这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正是这种无私、无我的精神，使他能够将性格不同、秉性迥异的各种人才聚拢在自己周围，共同成就了中国日本史研究事业的蒸蒸日上。
结语
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自近代以来，历经坎坷却不断发展。改革开放后，研究事业步入正轨，大量科研人员以空前的热情，投入日本史研究。这段历史，汤重南是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是贡献者、领导者。他亲身践行的日本史研究，具有中国特色，凸显中国风格，在学术界树立了典范。在国别史研究领域，中国日本史研究多年来一直蓬勃发展，其中汤重南功不可没。
汤重南为人平和、谦逊，做事灵活，善于沟通，但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绝不退让，体现了一个正人君子的铮铮铁骨。汤重南为学目标坚定，始终如一，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尽心尽力，同时在学术问题上坚持科学性的标准，严谨、客观，持中守正，思想开放，胸怀世界。汤重南热爱日本史研究事业，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他的学术风采、儒雅气度，将永远留在日本史学人的记忆中；他的学术理想、家国情怀，也将永远激励着后辈研究者砥砺奋进、不懈追求。
张跃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