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谣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葛天氏的“八阙”、伊耆氏的《蜡辞》以及《吴越春秋》的《弹歌》等，都是上古歌谣的代表，而《诗经》的十五国风则是西周至春秋民间歌谣的集萃。此后的每个朝代都留下了大量歌谣，汉代还专设采编歌谣的乐府。但这一民间口头文艺并不符合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旨趣，因此始终处于文学秩序的底层边缘位置。然而，在百余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一境况得到了彻底颠覆，歌谣研究被视为“国学”，歌谣本身也被看作“民族的诗”和“新文学的范本”，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重要资源。推动这一转变的关键，便是发轫于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
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布了蔡元培号召征集歌谣的《校长启事》和刘半农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主流学界发起的大规模搜集、整理、研究歌谣的学术运动拉开了序幕。这场运动由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联合发起，吸引了大批知名学者参与，他们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并创办了《歌谣》周刊，一系列歌谣研究专著也相继问世，如朱自清的《中国歌谣》、常惠的《北京歌谣》、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刘经庵的《歌谣与妇女》、台静农的《淮南民歌》、董作宾的《看见她》等。此外，一批诗人如刘半农、刘大白、俞平伯等开始尝试模仿歌谣的新诗创作，20世纪30年代左联领导的中国诗歌会继承了歌谣运动的口号，主张创作大众化的歌谣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也开始大量编唱红色歌谣。1938年西南联大师生在南迁过程中，沿途采集歌谣并编成《西南采风录》。可以说，歌谣运动不仅促成了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术发端，还推动了歌谣在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中的传播与扩散。
值得注意的是，歌谣研究在登上历史舞台之后，被作为“国学”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这是中国大学最早建立的人文研究和教育的综合性学术机构。“国学门”下设编辑室、考古学研究室、歌谣研究会、明清档案整理会四个部门。1925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创办，《歌谣》周刊也被并入其中。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将歌谣研究作为“国学”实际上面临着来自传统学术观念的巨大压力。例如，美国学者洪长泰便提到，大多教授学者视《歌谣》周刊为“蓄意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出版物”，“‘学衡派’是完全站到对立面上的中坚。”（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可见在部分学者看来，歌谣研究不仅很难与“国学”挂钩，甚至是对这一领域的冒犯和玷污。那么，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们将歌谣研究作为“国学”，其用意和着力点何在呢？
首先，歌谣研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与重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彼时除了仍然固守传统的学衡、甲寅派之外，一部分新知识分子倾向于全盘西化，主张通过现代西方思想和人文精神彻底革新中国文化，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主张通过新的理念和方法整理国故、推陈出新。在他们看来，传统文化根基不可抛弃，但对传统文化内容和价值观的更新同样势在必行。传统文化并非铁板一块，当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部分被质疑，居于底层和边缘部分的价值便显现出来，歌谣研究正顺应了这一思想。西方的民俗学提倡从本国本民族的人民生活中寻找传统、发掘价值，这为歌谣研究在西学和国学之间找到了恰当的结合点。一方面，研究者借助了现代西学的新方法和思路，却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民间的心情”；另一方面，研究者还能紧贴中国文学传统，为歌谣这一历史悠长又被埋没的民间资源的重要价值找到理论依据，从而确保了歌谣研究赖以立足的文化身份不是“西学”而是“国学”。可以说，北大歌谣运动虽然是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影响下产生的，但却始终坚守中国的和民族的传统立场，当然这一“传统”并不是“正统”，而是从正统文化秩序下解放出来的底层民间传统。
其次，歌谣研究的着力点，在于为国学注入“民”的现代价值观。《诗经·魏风·园有桃》言：“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传》释：“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合乐而歌有公共性色彩，常用于表演、节庆或仪式等场合；不合乐而徒歌的谣，则更贴近个人真实的情感表达。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歌谣”在汉代已经出现，经常被提到的是《汉书·艺文志》的“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以及《淮南子·主术训》的“陈之以礼乐，风之以歌谣”等说法。明人冯梦龙的《山歌序》写道：“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农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显然，“歌谣”是来自乡野民间的“性情之响”，这一代表“民”的文艺符号是诗人和传统知识分子不屑于关注的。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催生的民族主义、启蒙运动的民主观、苏俄的民粹主义等思想，都推动着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转向“民间”。此时应运而生的歌谣运动，正好实现了传统歌谣之“民”与现代的民族、民主、民粹等思想的价值对接。在当时研究者看来，歌谣既是了解民间心情和民众精神的民俗学资源，也是丝毫不逊于经典文学的“平民文学的极好的材料”和“新文学的范本”，更能够为现代意义上的以民众为主体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情感依据。因此，歌谣研究通过中国古典传统中底层民间资源的现代转化和价值重塑，为国学研究注入了顺应时代需求的“民”的价值内涵。
再者，歌谣研究体现出中西互鉴视野下的国学创新。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遭遇空前危机的时代，也是“国学”自觉的时代。此时的国学运动有一个突出特点——并不是框定某一家学说作为国学之正统，也不是为国学划定范畴疆界，而是在中西互鉴的视野下，反思中国思想和学术传统的民族性特质。梁启超便提出：“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可见国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通过对西学的传播吸收和转化，为文化自信和民族复兴注入新的力量。自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以来，在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下，西方许多国家都发生过搜集整理民间歌谣的文化学术运动。北大歌谣运动也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当时的学者们积极引介德国、英国、日本的民俗学研究方法，以不加甄别的客观采集为基础，同时将调查统计、比较研究、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方法用于歌谣研究，使得五四以来的歌谣研究与传统经学或诗学的文本批评有了显著区别，正如钟敬文所指出的，此时的歌谣学“是现代科学的产物”（钟敬文：《“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可以说歌谣学是中西互鉴基础上诞生的新国学，体现出北大“国学门”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宗旨和学术现代化的追求。
诞生于北大歌谣运动的歌谣学，凭借其民族特色和丰硕成果而获得了国际学界的认可，日本学者称其为民间文艺学的“中国学派”。这一成功离不开其对于“国学”的身份坚守和改造创新。然而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及学科规划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后，歌谣学被纳入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范围，与“国学”不再相关。但歌谣研究作为“国学”在传统文化转型及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仍然值得我们回顾和反思。在当代，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还是文艺的“人民立场”以及“民族特性”等重要理论命题，都能够在20世纪早期的歌谣运动及歌谣学研究中，找到探索与实践的印记。
（作者：曹成竹，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