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关注国家间信任问题，但是相较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学科对信任问题的研究严重迟滞且阻力重重。当前，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信任研究问题之争存在三个鲜明特征：一是对基础性问题缺乏共识，各执己见；二是对信任的理解各持其意，互不承认；三是对信任的研究路径各行其道，难有交集。
信任研究存在多维面向
信任是重要而又较为隐秘、多维的概念。概念的多维性导致意义阐释的多元化，这也是各方争议的源头。信任是一种理性认知，是一种心理感受，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大多数人习惯性地将信任理解为一种纯粹的“心理活动”，但实际上信任也是一种依赖于理性思考、逻辑推理或者数据计算的“大脑活动”。更重要的是，“心理活动”与“大脑活动”二者密不可分，这意味着信任的心理维度和理性维度无法剥离。
“国家之间是否有信任”这个基础性问题关乎研究命题的真伪，但在国际关系学科中这依然是一个缺乏共识的难题。否定论者指出，国家、政党、政府等是一种物化的组织形式，何来信任？国际政治是一个利益博弈、权力争夺、安全竞争的大舞台，何来信任？信任他国无异于将自己柔软的腹部置于他国的利刃之下，何以信任？事实上，将国家拟人化、人格化是许多国际问题研究的前提，因为国际关系的原点是人际关系。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信任问题；信任他国不等于不能怀疑他国，信任与怀疑不是零和关系，而是比例关系，因为不存在完全信任或完全不信任的状态。信任是为了应对国际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如果对外部世界缺乏基本的信任，国家就会陷入本体性安全困境，进而走向孤立主义、封闭主义甚至军国主义和极端主义。不信任是为了防范他国对本国利益的侵犯，以谨慎的态度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国家总是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思考和行事。
即使国家之间存在信任，它又能发挥多大作用？这个问题指向信任的地位问题。不少观点认为，信任充其量是一个次要变量，是其他核心变量的副产品。信任随着利益、权力、制度、观念等核心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因而研究的核心应该是其他变量而非信任，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事实上，信任不仅是因变量，亦是自变量，在权力、制度、观念、身份等主流变量面前丝毫不弱。例如，权力存在于人心，信则有，不信则无；国际制度虽然能促进信任的生成，但离开信任，国际制度的建立和运转便难以维系；观念、身份的内核是信任，因为人们不会坚守一种不信任的观念，更不会认同一种不信任的身份。总之，信任在各个主流变量中就像人体中的“维生素”，或许占比不大，但不可或缺。
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坚称，国际合作不需要信任。只要存在足够的利益，或只要辅之以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实施强有力的威胁，便可展开国际合作。利益替代论存在两个漏洞：一是时间漏洞。信任在时间上要先于合作行为。国际合作产生的一切有利后果是一种将来时，但信任与不信任在合作之前就已产生，计算收益与未来收益之间始终存在一个时间差。在“信任产生—合作展开—利益兑现”的时间链条上，信任处于优先地位。二是风险漏洞。虽然我们通过大数据、计算机能够精密地计算出国际合作带来的巨大收益，但国际合作始终存在风险。除了客观上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国家安全或利益最大化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还要在主观上相信这种利益能够兑现。为了克服这种时间差或风险期，一切国际合作都仰仗于信任的介入。
制度替代论则将制度与信任视为一种替代关系。事实上，在制度保障下的合作中，信任并没有消失，只是发生了转移。A国与B国之间的信任被转移为A国和B国对国际制度C的信任。随着国际制度C的失灵，A国和B国之间的信任缺失问题必将迅速再起。在国内社会，陌生人之间能展开各种合作，是因为人们之间的信任转移到了各种社会制度中。在国际社会，由于国际制度的缺失，信任转移异常困难，国际合作充满风险。诚然，国际制度可以克服信任不足的问题，但毕竟只是一种工具，制度主义者并没有直面信任问题本身。
威胁替代论则是将信任理解为理性或心理的单一维度，即使是枪口下的合作也存在信任作用的空间。例如，在黑船事件中，日本在美国的大舰巨炮威胁下与美国合作并签订《日美亲善条约》。这种被动合作反映了信任的两种作用机制：一是理性上反映了日本认为选择与美国合作比奋起反抗更有利；二是心理上反映了日本不愿意承担与美国对抗而带来的风险。
信任理论构建的三个方向
由于信任是复杂多维的概念，人们采用一种剥离的方式来理解信任的某一面向，并根据某一面向进行理论构建，因此导致信任理论构建不同路径之间的相互掣肘。这些研究路径呈现静态性、碎片化特征。鉴于此，信任理论的构建有三个方向值得关注。
一是动态性的信任研究。信任内涵随着时间、文化、语言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国际关系学者大多将信任界定为一种确定、静止的概念。事实上，信任时刻处于动态的调适过程中。如何采用动态的信任观理解国家间的信任并将它理论化，是未来信任研究不可忽视的方向。若将信任视为一个动态性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存在多个潜在的“输入”因素，最终导致信任行为的“输出”呈现动态性视角。因此，从概念上进一步“解开”信任的内涵仍然是信任研究的重要方面。
二是融合性的信任研究。理性主义、心理学、社会学等主要研究路径相互批判乃至相互贬损，这使信任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版块化的格局。信任多种维度之间不可相互替代，各种研究路径之间并不相互排斥，更多是相互支撑。只不过在不同的情境和发展阶段中，各个维度会随着环境的不同而具有轻重缓急的分野，发挥的作用并不等量齐观而已。如何克服信任多维度特性带来的难题，使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在特定情况下信任的哪一种维度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无休止地争论为什么某些类型的“信任”是信任，而其他类型的却不是信任，这才是信任理论的构建方向。对此，国际关系学者应开辟更多跨学科、融合性的综合研究路径，打破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壁垒，以及理性主义、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研究路径之间的隔阂。
三是可量化的信任研究。由于信任兼具理性与非理性、客观与主观的多维特质，如何将变量指标化异常困难。信任归根结底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没有办法准确地预测别人的想法，也没有办法对任何假设获得绝对的肯定。但概念的量化困境不是信任这一概念的专属，而是整个社会科学的共性，因而不能据此矮化或剥夺信任作为一个重要变量的资格。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分别找出影响信任生成与流失的各个变量的具体指标，构建多个指标体系以弥补定性研究的不足，将会是未来探讨的主要方向。
包广将（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