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依山尽”一诗出现在当代读者的视野，是与“王之涣《登鹳雀楼》”的署名联系在一起的。这首诗于咫尺之中，吞吐万里之势，大气磅礴，令无数人为之惊叹、折服。清人章燮欣赏此诗说：“言蒲城之高，四远空旷，游目堪驰。仰而视之，日之所至，所不见者，为高山阻隔，故曰依山尽。”（《唐诗三百首注疏》）施蛰存谈及此诗时亦曾想象说：“王之涣登此楼，一眼望去，太阳正靠着中条山背后沉下去，黄河正在滔滔滚滚地奔向大海。”（《唐诗百话》）鹳雀楼西，落日与高山相依的壮奇之景可谓深入人心。今日游人登鹳雀楼，大多会下意识地向西望去，希望看到白日所依的那座“山”。然而抬眼望去，长天茫茫，山在哪里呢？这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是否鹳雀楼西原本有山，因楼几迁后看不见了呢？因为今所见到的鹳雀楼是现代人新建，溯及唐时，鹳雀楼在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南城上，本又作鹳鹊楼。《大清一统志》卷一○一云：“鹳鹊楼在府（河中府）城西南城上……旧志：楼旧在郡城西南，黄河中高阜处，时有鹳鹊栖其上，遂名。”《蒲州府志》卷三曰：“旧在城西河渚之上。”（《蒲州府志》）我们考察唐人众多的“登鹳雀楼”诗时也发现，鹳雀楼从未出现过山。如李益《同崔邠登鹳雀楼》云：“鹳雀楼西百尺樯，汀州云树共茫茫。”很显然，楼向西望，看到的是“汀洲”，是“云树”，而不是山。张乔《鹳雀楼》云：“树隔五陵秋色早，水连三晋夕阳多。”落日没有随着山“尽”，反而是“多”。吴融《登鹳雀楼》亦云：“鸟在林梢脚底看，夕阳无际戍烟残。”夕阳非但没有消散，反而无边无际。畅当《登鹳雀楼》又云：“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登楼看到的是天空笼盖的平阔原野，只有顺着河流东去的方向，才能看到遥远处的“断山”。另唐卢纶《九日奉陪浑侍中登白楼》一诗云：“红霞似绮河如带”，唐耿湋《奉和李观察登河中白楼》云：“黄河曲径流天外，白日轮倾落海西。”二人诗中屡次提及的“白楼”，根据《永济县志》卷三，“在蒲州北城”。《大清一统志》卷一四○又注“或云白楼即鹳鹊也。”无论楼位于城北或是城西，都可证向西望去，白日不是“依山尽”，而是“落”向了如带的河流，以及一眼望不到头的地平线下那边的“海西”。此皆可证明唐时鹳雀楼西没有山。
因诗题是“登鹳雀楼”，而诗中又明明写着“白日依山尽”，因此在诗的诠释系统中，人们一定要找一座山来坐实诗中的景。沈括《梦溪笔谈》云：“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之涣、畅当三篇能状其景。”（《梦溪笔谈》）沈氏没有明言“中条”即王诗白日所依之“山”，然此意在焉。其后黄生便明确地说：“楼在河中府，要知诗中‘山’字，指中条山而言。”（《唐诗评三种》）王尧衢《古唐诗合解》亦云：“楼前所望者，中条之山。其山高大，日为所遮。本未尽而若依山尽者，山高可知。”徐增也说：“鹳雀楼，今在河中府，前瞻中条，下瞰黄河，已极壮观。而之涣此诗，亦遂写煞。”（樊维纲校注《说唐诗》）今之解诗者多如此说。但实地考察发现，中条山在蒲州东南一十五里处，而鹳雀楼旧址则在蒲州城西南城上。登楼只能看见东边远山。那么西南城上所见的落日如何能依城东南之山而“尽”呢？南辕北辙，显然不通。
那么，“白日依山”是否王之涣登楼后虚构之景？李瑛《诗法易简录》卷一三云：“凡登临需写望中之景，又须切定本地形胜不可挪移为佳。”这可谓经验之谈。根据这一理论，虚构之景也只有作者未亲临实景时才能写出。据靳能所撰《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云，王之涣“本家晋阳，徙居绛郡。”（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绛郡，即今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其地距运城市永济之鹳雀楼只有100多公里。加之墓志又称，王之涣去官之后，“优游青山”，“夹河数千里”都在他优游范围之内。其居家长达十五年之久，当地名胜鹳雀楼，必在其登临之列。若登上此楼，实情实景必横亘于胸，其笔下何能写出“白日依山尽”来？
由此推断，此诗非“登鹳雀楼”之作。考此诗，最早见于唐人芮庭章天宝三载所编《国秀集》，诗题为“登楼”，作者为朱斌处士。宋范成大《吴郡志》引大历、贞元间张著所撰的《翰林盛世》云：“天后尝吟诗曰：‘白日依山尽……’问是谁作？李峤对曰：‘御史朱佐日诗也。’”（《吴郡志》）朱斌与朱佐日是否一人，此不赘述。要注意的是这里明确指出：第一，诗的作者不是王之涣；第二，诗题也不是“登鹳雀楼”。时贤刘学锴、陈尚君、佟培基等皆认定此诗作者为“朱斌”，原题为“登楼”，笔者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
这里需要探究的是，作者及诗题如何由朱斌《登楼》变而为王之涣《登鹳雀楼》的？《河中鹳雀楼集序》所云：“前辈畅诸题诗上层，名播前后”，并未提及王之涣及此诗。将此诗与王之涣联系起来，始见于宋人著述中，如李昉《文苑英华》、彭乘《墨客挥犀》、司马光《温公续诗话》等。刘学锴先生说：“《登楼》诗未言所登楼之名，自地理形势言之，所登当为河中府之鹳雀楼。”又引《大清一统志》关于鹳雀楼的记载为说（《唐诗选注评鉴》）。这一探索和推断，代表了古今读者的一般思路。事物越具体越熟悉越容易被人接受，这是普遍规律，也是诗题由“登楼”变为“登鹳雀楼”的主要原因。而著作权的变化通常所遵循的规律是：佳作流向名人。如宋李庚等编《天台续集》卷下录“恐惊天上人”一诗，为孟观“登华顶峰”诗。宋陈耆卿《赤城志·辨误门》中也记此为孟观题天台华顶峰诗（《嘉定赤城志》），并言峰旁有摘星岭，即因孟诗而立名。但今此诗却归到了李白名下（宋本李白集中原无）。又如《哭长孙侍御》（道为诗书重）一诗，本为唐代杜诵所作，唐人高仲武赏其“平调不失，得生人终始之理”（傅璇琮《唐诗选唐诗新编》），故编于《中兴间气集》中，韦庄《又玄集》亦收录此诗。可是到宋代，“杜诵”却变成了“杜甫”，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宋黄希《补注杜诗》，都将此收入杜集中。因为孟观、杜诵名不见经传，而李白、杜则名满天下。此与误朱斌为王之涣是同一道理。
总之，此诗既非王之涣所作，原题也非“登鹳雀楼”。若刻意要寻找此“楼”在现实中的所处，并以“楼”再坐实诗中的“山”，都只是徒劳。古典诗歌中，凡以“登楼”为题、未出现具体地点者，多为虚拟之境，如唐顾况、贾岛，以及宋人宋祁、彭汝砺、赵汝鐩《登楼》诗皆如此。所谓“高阁成长望，江流雁叫哀”（顾况）、“远近涯寥夐，高低中太虚”（贾岛）、“百尺危楼照彩霓，凭高不见羽人归”（宋祁）、“缥缈飞楼倚太清，危栏一瞬尽沧溟”（彭汝砺）、“孰是披襟处，高楼百尺梯”（赵汝鐩）等，人皆难确指其所登为何处之楼，所写为何处之景。“白日依山尽”一诗，原以“登楼”为题，亦当属此类。不提具体之地，是因为诗人意在抒写情怀，而非描写实景，是以“登楼”起兴壮怀，而非登楼览景。与一般的登楼诗不同，此诗没有登高楼处的怀归伤客心，也没有凭轩栏处的忧思眷眷情。《诗法易简录》赞其有“于写景之外更有未写之景”的绝顶格力，其原因正在于诗人并非由目力所及之物触景生情，而只是借此题，写他心中的山川河海，展示了不受外物所拘的无穷想象力、奋发向上的精神追求以及内心深处不歇的冲动。以往对此诗的解释，只局限于以书本知识印证人们经验中的山河伟胜，但是把诗中的“山”还至诗人心中，方知它脱离了现实中的山与河，展现了物理空间之外的心灵宇宙。当然，对于大众熟知的“王之涣《登鹳雀楼》”一事，虽与诗歌的创作事实不符，但也属于诗歌流传史中一段“美丽的误会”了。
（作者：刘宇耘，系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