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果赖（过来）！”一句对熊猫的呼唤，让四川方言“出圈”。在网友们看来，四川方言似乎是大熊猫的“标配”，不论是在繁育研究基地还是身处异国他乡，仿佛只要听到四川方言，熊猫们就能感受到“家的味道”。这是当代社会中四川方言之魅力的具象化表现。无独有偶，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到四川求学时，希望在学习汉语普通话之余也能学一些四川方言。四川方言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
其实，现代四川方言形成于明清以降。经历了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战乱与天灾，四川境内人口已不足原有的十分之一，故而有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但是，四川的方言文化并未因此“断档”。原生居民的稀少、移民方言的混杂并未导致四川仅使用民族共同语及后来的普通话作为语言交际工具。四川方言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时至今日已然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民众所熟知且喜爱的方言。四川方言的历史与现状是中华民族口传文化源远流长特点的体现，而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与其背后巴蜀文化的性质有关。
包容性
巴蜀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其中，最为著名的非川菜莫属。川菜百菜百味，既有口味温和的上河帮，著名菜式如开水白菜；也有重口的盐帮菜，如水煮牛肉；还有不拘一格的下河帮，如麻辣火锅。川菜调味讲求味型的复合。
四川方言也未尝不是一种“复合型”方言，其包容性首先体现在能吸纳其他移民方言的成分丰富自身，典型案例即疑问代词“啥子”。“啥子”用于询问事物，例如“夜饭吃啥子”就是询问晚饭吃什么。然而，这个人所皆知的四川方言特色词语其实是外来传入四川的。调查显示，在成都平原的边缘地带，特别是川西南岷江流域，方言特征相对保守，保留着四川方言固有的疑问代词，询问什么的是niang ger（有音无字），源自“哪样”的合音和演变。在贵州、云南很多方言中，询问什么的疑问代词正是“哪样”，可见“哪样”是西南官话的底层。“啥子”是中原地区方言的成分，随移民才进入四川。四川很多地区目前仍兼有“哪样”系疑问代词和“啥子”系疑问代词两套系统，这是不同语言文化的交融结果。
四川方言的包容性其次体现在方言的多样性，这是方言活力的重要表征。四川方言并非想象中那般单纯，内部存在不少分歧。以“月、药、欲”三字为例，眉山方言三字读音皆不同，仅“药”字读yo；洪雅、峨眉、南溪、李庄等地方言“月”和“药”一样读yo；成都、华阳、郫县、都江堰、彭州、射洪、泸州等地方言“欲”和“药”一样读yo；西充、彭山、乐山、青神、宜宾等地方言三个字都读yo。内部差异的重要成因在于巴蜀文化的包容性强，允许分歧的存在；而且，四川方言是一门有活力的方言，各县市的方言都还具有自身演化的动力，因此方言特征并未定于一维。
戏剧性
民族戏曲与汉语方言深刻地相互影响。不仅地方方言能成为地方剧种的背景方言，为戏曲表演所采用；戏剧性因素在语言结构中的投射，也是中华口传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自不例外。
来源于川剧中的概念丰富着四川方言的表达。如“颤翎子”，是四川方言的一个常用词，形容爱出风头、好表现但往往又华而不实的人。这原本是川剧中的一个表演科目，“翎子”指插在头上的类似野雉的羽毛，川剧的表演者能够用手乃至仅用头部的力道来舞动“翎子”，形成各式花样，即所谓“颤翎子”，这也是传统戏曲中的“翎子功”。四川方言借用这一戏曲概念来形容人，舞台上的花样放到生活中，自然显得“华而不实”，所以有了偏贬义的色彩。一些地区的四川方言还有“颤花儿”一词，具有相同的表意功能，“花儿”即“翎子”的另一种表述形态。四川方言的“颤翎子、颤花儿”还继续演化，发展出形容词“颤”，如果说某个人“颤得很”“太颤了”，就是在批评他过于爱出风头了。类似的还有“板眼儿”一词，在四川方言中用来形容人或事情的花样、名目，例如“你的板眼儿多哦”。这也是一个戏曲概念，“板眼”即中国传统戏曲中的节拍。如果没有这些戏剧化的语言，我们的语言文化就少了很多生动性和表现力。
四川方言的戏剧性还在于语言结构与戏剧结构的同构。川剧中最知名的桥段就是“变脸”，这并非仅为炫技，而是为表现人物情绪服务的。脸谱随人物情绪的变化而变化，本质上是抽象情绪的显象化。四川方言也善于将言者情绪显化表达，表达手段即各类语气助词。相比于普通话只有“的、了、呢、吧、吗、啊”几个常用语气助词，四川方言的语气助词异常丰富且功能各异，包括“嗦、哇、哦、啊、喃、噻、哈、嘎、嘚、嘛、吧”等，而且还可复合使用。例如“你是老师嗦”表示领悟，“你们来耍哇”表示弱化的要求，“好漂亮哦”表示感叹，“没电了噻”表示强调的告知，“还是成都安逸嘎”表示求证，“她是孕妇嘚嘛”表示显而易见。如果转换为普通话，这些情感互动有的也许只能作为言外之意，须从语境获知，但四川方言形成了专门的标示手段，具有很强的情感表现力。
主观性
汉语方言的价值不但在于“存古”，留存古汉语的特征；而且在于“创新”，基于传统汉语发展出新的用法，有的甚至能反哺共同语。换言之，汉语方言不仅是“博物馆”，更是“试验田”。一种方言越是在创新演变，越说明地方文化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四川方言对传统汉语的继承、发展与主观性因素联系密切。语言学者张伯江认为，主观性是贯穿于中国语言、绘画、戏剧等不同文化艺术形式的一个标识性概念。相较于西方诸语言，中国语言文化展现出更强的情感付出和交互意愿。
古汉语的“主之谓”结构在四川方言中有主观化的发展。传统认为，古汉语主语、谓语之间的“之”是取消句子的独立性，例如“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秋水》）但在感叹、疑问、祈使等语气下，“主之谓”结构也可以独立成句，因为具备了独立表达言语行为的价值，例如“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论语·阳货》）此句有一个言外之意是，孔子认为宰予（宰我）非常不仁，所以才感叹“予之不仁也！”四川方言将这种言外之意固化下来，使得此类“主之谓”结构成为表达主观大量的专用手段。例如“我之讨厌他那种性格！”就是表示我非常讨厌他那种性格。之所以说是主观的，是因为不能被否定或提问，不能说“我不之讨厌他那种性格！”或“我之讨厌他那种性格嘎？”主观性强的命题是言者自我坚信的，故在语言中不适宜表述为自我否定或自我怀疑。
四川方言词汇语法的主观化案例还有很多。如汉语常用词“该”，普通话中可以表示义务，例如“学生该好好学习”；抑或推测，例如“明天该下雨了吧”。四川方言的“该”除此之外，发展出评价预期的用法，例如“这件衣服该漂亮嘛”，表示自我预期的应验，即言者和听者事前的预期相反，言者预期漂亮，听者预期不漂亮，经由事实验证后确认言者的预期正确。这就是语言的主观化，语言形式越来越多地带上了“自我”的表现成分。语言的演化发端于日常口语，四川方言的主观化显然与巴蜀文化自信、热情的品性是分不开的。
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的包容性是其底色，戏剧性和主观性则是其特色和活力所在。四川方言的戏剧化和主观化，是为抒发情感、表现自我、交际互动服务的，与中国语言文化的特质相契合，这正是四川方言生命力强、富有魅力的深层根据。由此可见，汉语方言文化对于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炼标识性概念具有独特的价值。
（作者：张耕，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