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7日，我有幸在无锡市新吴区参加了“百年柏仲双星闪耀，纪念钱临照院士诞辰110周年、钱令希院士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两位院士都是我心中十分敬仰的人。钱临照院士是我国金属晶体范性形变和晶体缺陷研究、电子显微学及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是我国物理学界的巨匠。

钱令希院士是我国计算力学工程结构设计的开拓者，在我国创建了“计算力学"学科，倡导研究最优化设计理论与方法，为我国各项重大工程设计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还是国际计算力学协会的发起人之一，国际计算力学学会常务理事，兼任国际计算力学权威杂志的编委，在国际计算力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非常荣幸，我家和两位兄弟院士家是非常亲密的宗亲，我们同是钱氏吴越始祖武肃王钱镠第十八世兄弟钱种德、钱顺德的直系后裔。我父亲钱俊瑞就读的鸿声小学，是两位兄弟院士的父亲钱伯圭所创建。钱伯圭也是我父亲的启蒙老师，他的爱国民主思想，对我父亲有深远影响。

1955年我父亲钱俊瑞和钱临照、钱令希同时被选为以郭沫若为院长的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院士)，我们三家，既是同乡院士，又是亲密的朋友。1982年，我去大连小平岛参加我国第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首次水下发射试验时，我父亲特别嘱咐我要到大连工学院去看望钱令希院士，并转达我父亲对他和夫人的问候。

我在钱令希家，受到非常热情的接待，院士在百忙之中抽空陪我们聊天，询问我家的情况及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招待我吃午饭。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非常随和、平易近人的长者，没有一点院士的架子。但我深知，就是在这位平易近人的钱令希院士的带领下，他的学生钟万勰院士等人组成的大连工学院的计算力学团队为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特别是弹道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弹道导弹核潜艇，是我国的战略武器，是第二次核反击的厉器，它可隐蔽在水下，游弋在广阔的海洋深处，能在国家遭受核攻击的情况下，保存自己，并接受命令，在水下发射弹道导弹，对敌国实行核反击，是遏制敌人发动核战争的重要手段，是大国的战略重器。早在1958年6月聂荣臻元帅就召开了会议，探讨我国研制核动力导弹潜艇的可能性，并随后向中央打了研制核动力导弹潜艇的报告。1958年7月，毛主席签署命令，授权组成以罗舜初为首的四人领导小组来落实这项工程。工程代号为0七工程(后改为0九工程)。

但是核潜艇，特别是弹道导弹核潜艇的研制，牵涉到舰用核动力装置，潜用导弹和水下武器系统，现代化的通讯，探测设备和复杂的机械装置，大量的高性能新材料等，其研制的技术难度和复杂性可想而知。那时核潜艇只有美、苏是独自研制的，英、法两国是借助美国的技术发展起来的，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还没有能力建造核潜艇。当时我国政府也曾请苏联在技术上进行帮助，但是苏联拒绝了。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第三次访中国时，我国又一次要求苏联对我国研制核潜艇给予技术帮助，但赫鲁晓夫说:“我认为你们没有能力研制核潜艇所需的种种复杂技术。你们不需要花许多钱去开发这个项目。苏联有了核潜艇，等于你们也有了，我们可以建立一支联合的潜艇部队。”他想以此来控制中国的海军。

对此，毛主席气愤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样，我国唯一的道路是自力更生来研制自己的核潜艇。我是1954年被国家派往原苏联列宁格勒造船学院(现俄罗斯圣彼得堡海洋工程技术大学)造船系学习潜艇设计与制造。1960年2月以优秀生的成绩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海军科研部造船技术研究室，从此一直从事我国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当时由于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经济极端困难，中央对战略武器的研制提出了“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1963年初中央专委正式确定0九工程暂时下马，保留少而精的骨干，继续研究一些关键项目，为以后0九重新上马做准备。我是被留下来的少数人之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给我国的国防科研事业带来了强劲的春风。1965年春节，海军科研部部长、七院副院长于笑虹将军请黄旭华(后来的第二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和我两人到他家商讨向中央打报告，申请核潜艇重新上马事。1965年二月底，一份关于研制核潜艇的请示报告送到了六机部方强部长和刘华清副部长的手中。紧接着，3月13日第二、六机部党组联合向周总理为主任的中央专委提交了关于研制核潜艇及分工的报告。

周恩来总理两次召开中央专委会议讨论此事，并于8月15日召开的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批准了二、六机部的报告，形成决议分别向有关部门发出通知。这就宣告了0九工程重新上马，紧接着我们就进行我国第一艘核潜艇091的方案论证工作，我负责核潜艇总体和总体性能方面的工作。正如前面所述，在核潜艇的研制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的技术困难。由于此前我国只是按照苏联的设计资料和提供的设备，仿制了几型苏联转让的常规潜艇，没有自己设计过潜艇，更别说核潜艇了。当时缺乏潜艇设计的标准和规范，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解决。

潜艇耐压壳体的设计，特别是潜艇耐压壳体锥柱结合壳的稳定性设计计算也没有标准和规范，也就是说无法判断所设计的耐压壳体在潜艇下潜到极限深度时是否能保证艇的安全，如果锥柱结合壳体失去稳定性，将会造成艇毁人亡的重大事故。这问题对弹道导弹核潜艇更为重要，因导弹舱的耐压壳直径要比其它舱室大很多，其过渡段的锥柱结合壳体的角度更大，对稳定性的影响更大。这是涉及潜艇下潜安全的大问题。

这时钱令希院士带领的大连工学院计算力学团队勇敢的接受了解决这一难题的任务(听说是周总理安排的。编者注，详见参考文献[1])。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钱令希院士亲自从大连来到锦西葫芦岛望海寺七一九研究所，从锦西到望海寺有30多里路程，钱令希院士穿着一件棉大衣，搭乘一辆大卡车来到我所，他一点架子也没有，平易近人，向潜艇结构设计人员详细了解设计情况和遇到的困难，探讨了耐压壳体直径变化可能的范围。

我所的一位结构设计人员还向钱令希请教了潜艇主机基座设计中遇到的共振问题。他在计算主机基座的自振频率时恰好和主机的某一转速相同，害怕将来主机转动时会产生共振，影响主机的安全并产生过大的噪音。钱令希院士经分析后，认为问题不大，因为这一转速不是主机的主要转速，是过渡性的，因此不会影响主机的安全。后来经过在实艇上的测试，证明钱令希院士的判断完全正确。

为解决关系到核潜艇安全的这一重大问题，钱令希院士和钟万勰院士等大连工学院(现 大连理工大学)力学团队的同志们一起讨论解决方案。钱令希院士决定成立攻关小组，任命钟万勰为理论和计算组组长，并指示要用变分法探讨，而实验组由王希智负责。

钟万勰首先在理论与计算方面实现了突破，找到了锥柱壳结合体失稳的不利形式，实验组也验证了该理论的结果，奠定了此项研究的基础。但是，当时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暂时中断了研究。后来在钱令希的努力下，带领邓可顺、陈浩然等同志继续完成了此项工作，并编制了我国自主的潜艇耐压壳体锥柱结合壳体在静水压力下的稳定性设计规范。

正是由于钱令希院士、钟万勰院士等所做的开创性和突破性的研究，保证了我国设计的第一代核潜艇的耐压壳体锥柱结合体的稳定性，确保了潜艇下潜到极限深度时的安全性。后来在我们进行的核潜艇深潜试验(下潜到潜艇设计的极限深度)完全证明了这一结论是正确的，潜艇是安全可靠的。钱令希院士带领的大连工学院的力学团队，为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注:钱凌白是钱俊瑞长子。钱俊瑞(1908-1985)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世界经济学科的勇敢开拓者、中科院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

参考文献：

[1]王细荣.钱令希院士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11 Vol.41(11).

(作者简介：钱凌白 1932年12月-2023年4月28日，研究员，原七一九研究所(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总体研究室主任，曾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船舶总公司的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并荣获船舶总公司二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