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胡学文的长篇小说《有生》，具有鲜明的叙事学特征，从“半死者”叙述主体、“伞形”叙述结构、裂变性空间等角度，可以见出其叙述形式的创新之处。但在繁复的叙述形式中，也反映出21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在解构与建构、继承与批判、日常叙事与史诗诉求等方面的冲突。《有生》熔铸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民间叙述于一体的文化史诗探索，为新时代长篇小说书写提供了有益的范本。

关键词：胡学文《有生》伞形叙述长篇小说

作者房伟，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苏州215123）。

胡学文的长篇小说《有生》出版后，评论界好评如潮。该作品被认为是近些年来最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批评家何同彬指出：“胡学文和《有生》在长篇小说写作浮躁、喧嚣的当下，成功地捍卫了长篇小说这一伟大文体的尊严。”也有学者认为，《有生》描述了中国“百年生育史”，“将祖奶的生命历程与由祖奶接生的五位青年人的生存际遇交织缠绕，书写了一部生育视域下的百年中国史”。从长篇小说的历史底蕴、时空容量、人物架构、主题设置、叙事难度等方面，我们能清晰辨认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史诗型创作”的“遗传基因”，并欣喜地看到，在这块集难度与高度于一体的创作领域，胡学文以极大的毅力和耐性，发展了长篇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当然，任何文学作品的“形式”，都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心灵问题”，在此意义上，本文更愿将《有生》看作“症候性”文本，它表现出21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的“反思与创新”，也蕴含着时代与文学之间“尴尬错位”的焦虑。

半死者之伞

小说开端写道：“我已是半死之人，但我的耳朵依然好使。我能听见夏虫勾引配偶的啁啾，能听见冬日飞过天空的沙鸡扇动翅膀的鸣响，能听见村庄的呓语，也能听见暗夜的叹息。是的，如今我这残老的身躯不能说不会动，双目无神，如风撕扯过的枯木，但我仍有感觉，我的耳朵和鼻子没有遗弃我。”“半死者”充当长篇小说叙事主体，是中国长篇小说叙事独特的表现。对这类特殊叙述者，徐刚称之为“特异性”叙述者：“通过特异的叙事人来完成故事的叙述，是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的流行手法。”《尘埃落定》的傻子土司，《秦腔》的疯子引生，《第七天》的亡灵叙事者杨飞，都属于这类情况。

特异性叙事者又分两类，一类是介入性叙述者，另一类是旁观性叙述者。贾平凹《秦腔》的疯子引生，如同《古炉》的叙述者狗尿苔，都是限制性叙述者。阿来《尘埃落定》的傻子土司，如同君特·格拉斯《铁皮鼓》的奥斯卡，则是介入性叙述者。两者效果截然不同。介入性叙述者，大多是“超验”叙述者，具有叙述主体性，有“伪上帝视角”，能深入别人内心，洞悉隐秘，且有着神奇“异能力”，对故事形成强有力介入。例如，《尘埃落定》的傻子土司，虽被看作傻子，但大智若愚，打败了聪明强壮的哥哥，成了康巴高地最有权势的土司。《铁皮鼓》叙述者小奥斯卡，虽是侏儒，但有唱破玻璃的能力。他被“撒灰者”团伙奉为“耶稣”，“撒灰者”被纳粹镇压，他却安然逃脱。非主体性叙事者，以低于人物与读者的能力，形成“陌生化间离效果”。《秦腔》的引生与《古炉》的狗尿苔，叙述者不仅平庸，且是“低能”弱者，他们弱势、破碎的“非主体性叙述”，不仅能反思主体的错误，且能形成“非理性对于理性”的道德质疑。

热奈特将叙事问题归为时间、语式和语态范畴。视角问题被归结于叙事语式，即叙述与故事或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介入性特异性叙述者，视角为零聚焦（叙述者视角＞人物视角），强调叙述者、作者与人物合一的强势地位；非介入性特异性叙述者，是外聚焦（叙述者视角＜人物视角），以显示叙述者的弱者地位。《有生》的叙述者“祖奶”，与这两类特异性叙述者有差异性，也有联系性。对“半死者”的设计，胡学文说：“若由祖奶坐在椅子上，一边喝茶一边回忆又太简单太偷懒了。省劲是好，只是可能会使叙述的激情和乐趣完全丧失。小说家多半有自虐倾向，并非故意和自己过不去，而是对自己的折磨会爆发动力。这样，我让祖奶不会说，不会动——请她原谅，但她有一双灵敏的耳朵。小说写她的一个白日和一个夜晚，在短短时间内，讲述自己的百年人生。”“不能说不会动”，即丧失参与能力，“听力凸显”赋予祖奶超验视角感受世界。祖奶还靠“嗅觉”，吸取食物香气。知觉强化祖奶的感知，让其观察到不可知的世界；而行动能力丧失，特别是失去了“视觉”，则不能完成人物视角对环境与人物的观察，也不能干预世界，完全限于个人化的“半感官”状态（祖奶甚至不能描述困住她的小屋真实的样貌）。在“死”与“生”之间，“清醒而无能”的半死者与鬼魂类似，但从叙事效果而言，半死者比鬼魂多了“现实体验感”，却又少了部分认知能力，少了几分“异质性批判”。

同时，“祖奶”在“死”的非介入与“活”的介入性之间徘徊，还与小说奇特的“伞”形叙述结构有关。“回忆世界”中祖奶的命运与历史相连，“现实世界”中祖奶却无从介入。有评论者引用托卡尔丘克的概念，称这种融合经验与超验、理性与非理性的叙述者为“第四人称叙述者”，其实两者还有一定差异性。亚里士多德谈到“史诗结构”，应像荷马虽然特洛伊战争有始有讫，但荷马并没有企图写整个战争，而是选择其中一部分，把其余的作为穿插，使故事不致单调。独特的叙述结构，对于长篇小说成败，有重要的作用。尽管亚里士多德承认，史诗的长度允许其容纳更复杂的线索结构，但还是说：“构思精良的情节必然是单线的，而不是像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双线的。”单一线索结构，能表现情节因果逻辑清晰性，负载严肃的道德一致性，《奥德赛》那样包容两条线索的结构，则是“第二等结构”。对于现代小说而言，自从巴赫金发现小说内部“多声部对话”，复杂精妙的叙述结构几乎成了现代作家长篇创作时不可回避的挑战。以喧哗的人物声音，构成长篇小说结构，这并不罕见，胡学文的创新性在于，通过“伞状”叙事，形成新长篇小说史诗性结构。仔细研究这个结构，我们会发现，它是“阴阳”之伞，以奇数和偶数形成叙事对称。祖奶叙事为伞骨，其他五人为伞叶，“伞”者“散”也，也寓意这些人是祖奶开枝散叶的结果。虽然，胡学文将这两者解释为“伞柄与伞布”，但笔者更倾向认为，这是“伞柄与伞骨”的关系。

《有生》上部为10章，奇数章（1/3/5/7/9）讲述祖奶故事，偶数章分别讲述5个人的故事，即如花（第2章）、毛根（第4章）、罗包（第6章）、北风（第8章）、喜鹊（第10章）。“祖奶”的章节，又分了小节，奇数小节1/3/5/7讲述现实，偶数小节2/4/6讲述回忆的故事，例如，第2小节祖奶讲述自己的出生：“故事发生在一个八月的黄昏”。下部为与之对称，也分为10章，偶数章（12/14/16/18/20）讲述祖奶的故事，奇数章分别讲述如花（第11章）、毛根（第13章）、罗包（第15章）、北风（第17章）、喜鹊（第19章）。有关祖奶的章节，在回忆部分，叙述者祖奶是“活跃的”，是超验“介入性特异叙述者”。比如，祖奶超脱世界之外观察自己，看到自己出生时发生的故事，也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形成当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对应；再如，祖奶对于未能阻止李春成为德王侍卫的悔恨。现实部分，祖奶则是“半死的”，“一天一夜”的叙述时间内，祖奶被困于小屋，宋品、麦香、如花、宋慧、乔石头等人，轮流争夺祖奶的解释权。叙述全靠祖奶的听觉与嗅觉，祖奶变成“非介入性特异叙述者”，限于低于其他人的能力，不能了解事态全貌，也不能了解环境。其他五人的章节，叙述变成以人物视角出发的，限制性第三人称叙述，比如毛根对宋慧的复杂情感：“毛根会狠狠诅咒自己，你就不该痴心妄想，活该被射杀，那是你应有的报应！有时，毛根愤然于胸，老天惩罚他够多了，胖女离开他，毛小根嗜吃嗜睡，现在又用宋慧来剐割他。”

奇妙的是，限制性人物叙事，与半自由的祖奶叙事，不仅形成叙述变化性，且引申到形式的时代心灵层面，即将“伞柄与伞骨”的关系，赋予“拯救欲望时代”的道德训诫与历史反思。“伞柄”壮大，而“伞骨”枯萎，“历史”繁盛，而“现实”萎靡，“半死者”之伞，也是“半死”的。由此，叙述者的设计与叙述的结构，也在繁复的美学试验背后，隐含着悖论式的时代理解。

芥子世界的裂变

这个奇特的叙述结构中，“祖奶”的现实时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这个空间（小屋）中，祖奶以感知应对事物，不能看清真实面貌，但“能听见夏虫勾引配偶的啁啾”，但具体叙述中，胡学文显然没有将祖奶的知觉，形成更多超验介入，仅停留在感官层面，更多着重“半死”祖奶受制于众人的困窘。无论麦香利用祖奶谋财，还是宋慧等人的无知，抑或乔石头龌龊的内心秘密，祖奶都无能为力。小屋之外发生的事，祖奶无法知晓，只能借助猜测或暗示。小说结尾，祖奶不知死神要带走乔石头还是喜鹊。小屋不完全属于历史与现实意义的宋庄，是抽象的“符号之地”，祖奶无法标记具体季节，也没有时间流逝明显印记（大约一天一夜），王春林曾分析，这种“一天一夜”叙述时间，其实是相隔二十天的两个部分。这种时空的“模糊性”，无疑在暗示，这是一个时间与空间都失去效果的悬空之地。

整体叙述空间内，另设一个“芥子世界”，在网络类型文学常出现，可看到对游戏多重时空的模仿痕迹。莫言长篇小说《四十一炮》也出现过，兰大和尚和罗小通在五通神庙里，进行一天一夜的对话，罗小通的记忆，穿透了双城市的历史、数十年的父辈记忆和自己成为肉神的经历。“芥子世界”非常小，往往更单纯集中，与现实世界有联系，又相对封闭。祖奶的小屋，同时与祖奶的回忆时空以及五个叙述人的故事形成对照。一方面，超验介入性特异叙述者，以祖奶的回忆，造成历史宏大叙事与叙述主体的同构性；另一方面，非介入性特异叙述者，又以小屋封闭世界，消解祖奶的生育神话与超验性，将之恢复到“普通人”境地——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表现了胡学文在建构民族国家史诗与解构神话的日常叙事之间的某种游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萨满老祖母不存在这样一个分裂的叙述时空。她的百年个人际遇，已与鄂温克人的百年历史沧桑融为一体，互为印证。《白鹿原》中连娶六个女人、善于预言的族长白嘉轩，也不存在分裂时空，他的个人荣辱，成为“白鹿精魂”的民族苦难史与儒家复活史。

其次，如同芥子世界的内在矛盾，祖奶与五个其他叙述人的含混关系，也值得考察。有论述者认为，祖奶和五个叙述人之间是“接引”和“被接引”的关系：“这五个来自不同故事的人物，有一个共同的审美特征，他们都面临着人生的困境、都经历了跌落生命湍流的过程。这个特点清楚地表明，小说的‘当下呈现’，其实并非当下的现实生活，并非现实关系全面的、整体性真实呈现， 而是一种基于生命视角的文学叙事。”然而，五人的当下生活被抽象化，所谓“生命视角”仅局限于个体在情欲中的困境，仅是反衬祖奶的“真正的生命视角”。五人的现实故事，更像是抽象的“芥子世界”裂变而来的，现代主义化的“伪现实时空”。“半死者之伞”又是“隔绝之伞”，呈现出传统小说“缀段式”特征。小说主体故事是祖奶乔大梅的百年回忆。在“介入性特异性叙述人”讲述中，叙述者、作者与人物视线重合，具有某种神奇超验魔力。这部分写法，类似传统民族国家叙事史诗，表现为个人主义与民族国家命运的张力效应。乔大梅的接生史，被熔铸于“民族秘史”。她对于生命的信仰，成为民族生生不息的韧性的一部分。营盘镇宋庄，有张家口一带浓郁北方文化特征，种种民俗书写缝合其中，比如“口外”文化婚丧嫁娶习俗、饮食起居特色等。同时，宋庄也因乔大梅与三任丈夫、九个子女的悲欢离合，成为民族国家苦难史的“个体的象征物”。新时期以来，以叙述者与民族国家相对照，形成叙述张力的写法屡见不鲜。从《长恨歌》的王琦瑶，到《尘埃落定》的傻子土司，再到《白鹿原》的白嘉轩，无论叙述人是“超人”，还是非主体性“畸人”，个人的命运总嵌入大时代，成为宿命般暗示。柄谷行人分析黑格尔的民族国家审美意识时指出：“黑格尔一方面暗示民族要植根于家族、部族等感情性基础，另一个方面，指出民族只有超越家族、共同体的市民社会之上实现的更高层次即国家中呈现出来，黑格尔所谓感性阶段中包含着理性萌芽，并认为理性将得到全面实现，这时联系着感性和理性的想象力消失了，也就是说，它仅是想象物的这一状况被遗忘了，总之，黑格尔的国家被美学化了。”长篇小说作品之中，这种美学化民族国家意识，通过个人主义与民族国家群体思维的对立展开。无论个人主义是否失败，都会对民族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形成一种内在化冲击。

胡学文的矛盾在于，祖奶的“芥子世界”，不是乌托邦，而是打破了生育神话的时空，是有限感知的现实，也是祖奶受到欺骗与利用的地方。五个人的叙述时空，更游离于祖奶之外，各自形成封闭故事体系，拒绝参与历史构建。五人叙述的每个章节，都可构成独立中短篇小说，比如，第二章“如花”，可概括为“如花与钱玉的爱情故事”。他们虽都处于宋庄，故事时间大约几十年，涵盖20世纪70年代末到改革开放发展，但宋庄五人故事中叙述时间非常缓慢，甚至停滞化，意义不明朗。这五人的爱恨情仇，也被抽干了社会与历史的张力效应，表现为极端个人化限制性叙述——尽管其间也涉及社会问题，比如，钱玉死于矿难，乔石头强购垴包山，罗包豆腐坊的资本积累，黄板的盗墓发财梦，等等，但只是作为背景被简略带过。“祖奶”的章节，物理时间速度快，囊括历史变迁与众多人物命运——特别是出生与死亡。例如，第18章，故事时间从1939年到1950年，其间黄师傅的儿子抽大烟而死，李二妮病死，李桃自杀，李春随德王出逃被杀，李夏被乱军杀死，于宝山被公安镇压，乔秋、乔冬和乔枝出生等情节。现实空间以人物情绪主宰，叙事速度缓慢，密度小，小说人物死亡，均被一笔带过，如胖女因生育早逝，钱玉死于煤矿塌陷，花丰收杀死白凤娥，杨铁匠的儿子淹死，卤煮店老马死于车祸，等等。作者的关注点，在于叙述者的“性格偏执”及情绪自洽性。比如，第19章“喜鹊”，写了喜鹊与乔石头、黄板的恩怨，叙事内容跨度在20年以上， 但因以喜鹊的限制性视角展开，反而有了叙事节奏慢的感受。

同时，五人的命运被缩略为“性格悲剧”，带有“单面性”偏执，不仅与祖奶畏天悯人的信仰相去甚远，且被抽空社会因素与历史背景，成为现代主义模式的悲剧。如花是“痴爱”成狂，她生在农村，却不务稼穑，只爱花草。她与钱玉结为夫妻，钱玉葬身煤矿后，她认为钱玉化身乌鸦，又被毛根射杀。毛根是“求而不得”的象征，妻子胖女早亡，儿子小根患有怪病，他痴恋宋慧，无法实现爱的结合。罗包是理性的奴隶。他娶妻麦香，因性格不合，要离婚娶安敏，却因性格懦弱，将三人放置痛苦枷锁之下，不得解脱。北风具有现代主义焦虑症，面临“诗人北风”与“县长杨一凡”的人格分裂。他痴迷养蜂女按摩治疗，与之发生关系，在养蜂女死于大火之后，陷入内心恐慌。喜鹊是崇拜力量的女性偏执狂。她“所爱非人”，喜欢乔石头却被其强暴，钟情硬朗的黄板，却导致他成为盗墓贼。

进而言之，《有生》中，除了主角乔大梅，很多人物都有“单向度”性格悲剧。李二妮嫉妒成癖，收养乔大梅孩子不成，一生嫉恨祖奶。即便祖奶从人贩子手中将李二妮赎出，她还是恨着祖奶。赶毡客白礼成，与祖奶成婚，育有多个子女，因喜欢游荡，无故出走，不知所踪。李春偏执逞强，跟随德王成为汉奸，死在流亡路上。乔枝与机井队员钟青相恋，殉情而死。李桃生不出孩子，绝望自杀。乔秋有“狂言”幻想症，吹牛撒谎，贪吃土豆被撑死。乔冬有“道德完美”症，追求道德自律，不惜娶毁容的扁女，最终死于矿山。

由此，《有生》的“半死者”设计与伞状叙事结构，在带来中国长篇小说叙述艺术创新的同时，也带来某些深层次疑问。“半死者”的叙述视角游动，是否会发生叙述混乱？“三重叙述时空”，是否存在冲突？史诗风格与现代主义个人叙述，能否达成统一？抑或说，分裂并置本身就是“形式的象征”，既表现作者处理主题时的价值游移，也再现了写实与现代主义的尴尬错位，更显示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某些延续性问题。

时代的心灵形式

作为重量级文体，现代长篇小说一直担负着塑造宏大叙事、建立民族国家史诗的重任。黑格尔谈到史诗与小说的关系时说，“关于现代民族生活和社会生活，在史诗领域有最广阔天地的要算长短程度不同的各种小说”。别林斯基则进一步提出：“时代的史诗是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包括史诗的类别和本质的一切征象。”晚清以来，长篇小说不断变化，真正现代意义的长篇小说，开始于叶圣陶的《倪焕之》，而成熟于茅盾。茅盾吸收了中国旧小说因素，在《虹》《子夜》等系列长篇小说之中，塑造具有“远景意义”的阶级革命因果逻辑叙事，将个体时间融入集体之内，形成了现实主义“时代性的心灵形式”。新中国成立后长篇小说演变为长篇革命历史小说为主。进入新时期，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等，形成“家族叙述”现代文化史诗模式；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作品，则形成“边地神话”民族文化史诗模式。与此相对，李洱的《花腔》，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在个人主义审美基础上，将现代主义先锋一脉发扬光大，甚至出现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系列新历史主义小说。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柳建伟的《北方城郭》等作品，则延续了现实主义在长篇小说领域的创作活力。可以说，目前21世纪的中国长篇小说形态，依然深受这几种类型的影响。

由此而言，“影响焦虑”之下的胡学文，要走入一条创新之路，也有着相当的难度。胡学文擅长日常生活题材写作，中篇《婚姻穴位》写底层小人物啼笑皆非的再婚故事，在黑色幽默之中，给人以启迪。他更擅长乡土题材写作，有长篇《旋涡》《私人档案》等。《有生》也与中篇《宋庄史拾遗》有密切关联。胡学文对来自民间传统的道德感，有超乎寻常的敏感：“如果停留在技艺层面，这个形象就单薄了。我用较大的笔墨书写她的德，不为挣钱糊口而接生，视接生为天道。态度的背后是胸怀，胸怀的背后是品德。祖奶个人遭遇可谓不幸，九个儿女先后离开，但她依然坚韧。”这也是《有生》打动人的底色之一，即来自北方大地宽广的乡土生命情怀。他对百年宋庄文学地理空间的营造，受到文化史诗的影响，也有来自河北现实主义传统的熏陶，既有刘绍棠的朴实大方，又有孙犁般的柔和简约。同时，从写作代际与成长路径而言，“60后”的胡学文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体制培养的优秀作家，有着当代文学演变的烙印，比如，对于现代主义的认知，注重对生活荒诞性和悲剧性的发掘，这在长篇小说《红月亮》、中篇小说《命案高悬》都有表现。《宋庄史拾遗》则在复杂结构中，讲述老条与父亲的两种话语方式，由此可窥见胡学文对先锋文学血脉的自觉继承。

然而，21世纪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面临的一大时代主题在于，如何在“本土经验”基础之上，形成对西方现代文学传统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传统的“继承性”超越。中国作家的难处在于，必须在同时具备“建构性”与 “解构性”的双向维度中展开故事（李锐称之为“双向煎熬”）。小说的叙述形式，也天然地链接着作者的价值立场，更联系着“时代的心灵问题”。生命伦理与传统文化的弘扬，日常生活审美的肯定，既要建立在对中国百年来现代史的反思之中，也要建立在对这种“反思”的反思之上。现代主义对世界分裂性与人性异化的警惕，必须有现实的经验作为支撑，也必须有卢卡奇所谓“远景”意义的介入，才能获得真正价值主体性，重建与社会文化生活的联系性；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也必须建立在传统对个人的压抑的警惕之上，才能有真正现代性的意义。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历史主义”介入中国长篇写作，给文学界留下的宝贵反思财富。

《有生》的祖奶回忆部分，主要继承现实主义笔法与民族文化史诗方式，以特异性主体人物祖奶，介入历史沧桑巨变，形成“民族秘史”风格，背后推崇的是“生命信仰”。祖奶见证了死的偶然和必然，也见证了生的艰难与伟大。她的韧性生命力，消解了个人主义反抗，将之变成民间意志的“忍耐”。现实层面，无论祖奶被困小屋一天一夜发生的故事，还是五个叙述者的故事，都充满现代主义意味，成了“丢失生命信仰”的反证。胡学文写出了当代人内心的煎熬和人性的分裂。现代人的欲望焦虑，是核心因素之一，胡学文借助小说人物杨一凡与方老先生的对话，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未来可以，现在只好用调节器，虽不能彻底改变，但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欲望控制适度，困扰自然就少些。”方老先生又指出，调节器就是心理或灵魂的调节器——信仰。这种调和论信仰观，有着中国传统文化意味，也不局限于某种形式的宗教，而是泛民间化的信仰，如同祖奶的生命信仰。

然而，生命信仰的史诗故事与现实宋庄的五人故事，出现了历史判断与现实批判之间的“叙事裂痕”。胡学文将当下故事抽象化为性格悲剧，显现出叙事时间停滞、缩短的空间化倾向。其实是胡学文的策略，造成当下人物的非理性印象和非整体性状态，形成“当下/历史”对照性，凸显祖奶生命信仰的意义，可过多限制性视角和叙述省略的使用，破坏了建构与解构的价值平衡感。任何价值生活必须被包裹在时间生活之中，必须以它为支撑点，否则会变得不可理解——价值生活也只有在时间生活的波峰浪谷之中不断前进，才能保持它的新鲜活力。价值生活与时间生活的统一性，表现在故事能有助于保持一种心理平衡。《有生》中，现实部分叙述时间过于简略，诸多人物生命悲剧，无从展开与社会环境对抗张力，就被归结于某种性格因素，一笔带过。祖奶回忆中的故事时间，主要从晚清至新时期以前，被处理成“大历史”叙事状态；五个叙述者故事时间，包括改革开放以来诸多历史，被断裂性地处理为“微历史”。同时，小说中对历史处理过于简约，还表现为日常化叙事与史诗观念的冲突。这也是王安忆的《长恨歌》、迟子建的《伪满洲国》都出现过的问题。胡学文刻意回避大事件，以民间化立场，从日常生活入手，将“接生”这个职业，纳入边缘化记忆，进而以日常化历史形成史诗诉求。比如，小说对重大历史事件和有鲜明时代气息的事物，都是一笔带过，唯一出场的革命者李贵，被设计成“幽灵”般的存在，不禁让我们想起茅盾的《虹》中的革命者梁刚夫。李贵因为弄丢地主的羊，才当了革命者，小说只简短地让其出场三次，除了刺杀德王，我们很难看到他的具体行动与内心展示。

因此，简化的历史叙述与繁复的艺术结构，建构史诗的努力与解构大历史的冲动，就有了“失衡”的问题。既然“有生”讲述祖奶百年接生史，以民间日常生活逻辑，形成对大历史的质疑，为何现实时空层面，“生育”问题反而让位于“情欲”问题，成为贯穿五人命运悲剧的线索？生育与情欲之间，要如何建立复杂逻辑联系？祖奶的历史中，“西医接生者”钟玉兰与“民间接生者”祖奶的价值冲突，也没有很好展开，更遑论“计划生育”这样涉及生命伦理的话题。这种失衡还在于，五人的现实故事，反衬了祖奶的伟大，但麦香等人没有在祖奶故事之中找到拯救的“远景”意义，或者说有别于祖奶的其他价值方式。朱先生的话，仅止于预言。王金胜敏锐地发现《有生》在史诗小说与新历史小说之间“暧昧不明”的状态：“对于《有生》来说，新历史小说及其反叛对象是一个坐标，却不是唯一的坐标。从建构性维度上看，《有生》具有传统／正统历史小说的基因；从解构性取向上看，亦不乏新历史小说的遗传。”他也表达了对历史总体观与个人化审美割裂的忧虑：“《有生》循此脉络，打破历史元叙事，凸显曾被总体性历史话语遮蔽和遗忘的微小叙事——昆德拉以简洁方式处理存在的复杂性，胡学文以繁复的形式处理‘简洁’的历史。”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神话，也割裂了历史体验与现实经验的审美联系，以无序的解构消解了重构小说心灵形式的可能性：“极端历史主义把作品禁锢在作品的历史语境里，新历史主义把作品禁锢在我们自己的历史语境里。”这方面的得失成败，值得我们思考。

其实，无论多维叙事结构的价值抵牾，特异性叙述者的能力退行，还是建构与解构的冲突，日常叙事与史诗诉求的矛盾，都是中国长篇小说的“症候性”问题。比如，李锐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无风之树》中人物、鬼魂、疯子、黑驴，都试图用口语发出叙述声音，造成一种反宏大叙事的“小叙述组合”。然而，“从实际叙事效果看，‘叙事平等’不过是一种策略。李锐众声喧哗的叙事声音，明显存在叙事等级与内在冲突。”长篇小说天生有着宏大叙事精神，也天然追求历史经验与当下体验的联系。它以厚重的历史反思和鲜活的现实经验，支撑小说的审美冲动。无论怎样激进的文体试验，长篇小说都不能从形式上消除由历史所给定的生活广度和深度，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取消历史的意义性、丰富性、复杂性与秩序性。杨庆祥曾反思21世纪长篇小说历史叙事“过度审美文体化”问题：“长篇历史叙事不仅要还原历史现场和细节（如果有所谓的现场和细节），更需要从当下生活的情势出发，去重构历史各种细部的关系，将历史理解为一种结构而不是一种过去的事实，发现其内部逻辑与当下现实之间的隐秘关联——它应该有一种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由叙述者的道德臧否、价值取向和审美喜好所构成。”长篇小说的症候性问题，既是中国文化现实中价值冲突的反映，也蕴含着“新时代心灵形式”，在复杂晦暗中包孕着新文体创新冲动。后发现代中国社会，百余年的现代发展史，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史，积累了大量丰富复杂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感受。胡学文的《有生》塑造的“百年祖奶”形象，熔铸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民间叙述于一体的文化史诗探索，无疑为“中国体验”与“中国故事”为基础的新时代长篇小说建构，提供了有益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