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哲学基础、一般性质和中国特点三个方面的内容。新质生产力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创造是以19世纪的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为经验原型的，但马克思在以他的历史哲学来审视19世纪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过程中，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预示了生产力的未来发展必然是科学技术和精神文化的创造占据主导地位。这些思想构成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与新质生产力的接合点。新质生产力的一般性质及其构成是由数字劳动方式决定的，数字劳动方式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在技术构成上，实现了现代科学与复杂的技术系统和现代生产结构的有机结合；二是在资本的构成上，以科学技术和新思想创造为主体的非物质劳动进入资本构成，与工业、农业等物质劳动的资本共同构成了新的资本结构；三是在思想构成上，把系统哲学和系统技术结合起来，建构了以通信、信息控制研究为核心的思维范式。上述三个特点凸显了科学技术、人的思想创造和文化精神在新质生产力中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一般规定。新质生产力的中国特色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相联系的，它的思想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实践基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发展，就是近40年来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关键词：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数字劳动方式；中国式现代化
何谓新质生产力？这是当前学术界讲得最多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始终没有讲清楚的话题。说它是讲得最多的一个话题，是指新质生产力的讨论已经打破了学科界限，成为各门学科谈论的共同话题；说它是一个始终没有讲清楚的话题，是因为泛泛的讨论已经稀释了新质生产力的边界，进而遮蔽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核。面对这一研究状况，研究新质生产力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和内容作一明晰的说明。鉴于此，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廓清新质生产力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新质生产力的哲学基础；第二个方面是新质生产力的性质及其构成；第三个方面是新质生产力的中国特点。
一、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建构：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性质及其构成
新质生产力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这是学术界公认的观点。但是，要使这一观点站得住脚，就不能简单地采用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中的某个论断、某个公式，而要对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作一整体的研究，发现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与新质生产力的接合点。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包括了宏观历史层面和微观经济层面的内容。在宏观历史层面上，马克思把生产力置于人类历史规律的语境中，考察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揭示了社会形态变革的物质动因；在微观经济层面上，马克思把生产力置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语境中，考察工业的生产力的现实基础，揭示了生产力的内在结构和变化机制。在马克思那里，这两个层面的生产力运动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全部生产力运动的两个彼此作用、相互补充的环节。其中，宏观历史层面的生产力是生产力的一般特性，决定了人类历史必然从低级的社会形态向高级的社会形态演进；微观经济层面的生产力是生产力的特殊，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性质和未来走向。不可否认，人们要认识自己的历史、要把握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首先必须了解生产力的一般特性。但是，人们要真正解决自己时代所提出的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又不能停留在对生产力的一般特性的认识上，还必须进到微观经济层面，去研究现代社会的生产力的物质条件及内部对抗的生成和消亡过程。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P33）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的内在矛盾、找到解决这个内在矛盾的现实路径作为现时代向人类提出的必须解决并且可以解决的任务，而他在微观经济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深刻剖析就是在解决这个时代的任务。只要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完结，马克思为解决这个任务所提出的理论就不会过时。这就是我们今天重新阐释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用它来解决新质生产力问题的根据。
马克思在微观经济层面上研究生产力理论是从他1844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那一刻开始的。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绝不是接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讲，而是接着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讲。
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批判地考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揭示了各个范畴之间的内在矛盾，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见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生产力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及其框架。在恩格斯看来，生产力不应该是一个脱离现存社会的空洞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发展着的、有着复杂的现实内容的概念。这里所说的现实的内容，既不是重商主义经济学家们鼓吹的能够给国家带来盈利的贸易差额，也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鼓吹的自由贸易或理性、人道精神，更不是德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斯特鼓吹的抽象、空洞的生产力理论，而是存在于自由贸易背后的竞争和垄断、欺诈和掠夺等血腥恐怖，存在于人道主义假象背后的图谋私利的种种不道德的、利己的动机。这个现实的内容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2](P445）。在这个体系中，“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土地对土地的斗争，使生产陷于高烧状态，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关系都颠倒过来。要是资本不最大限度地展开自己的活动，它就经不住其他资本的竞争。要是土地的生产力不经常提高，耕种土地就会无利可获。要是工人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工作，他就对付不了自己的竞争者。总之，卷入竞争斗争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弃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就经不住这种斗争。一方的这种过度紧张，其结果必然是另一方的松弛。在竞争的波动不大，需求和供给、消费和生产几乎彼此相等的时候，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力大大过剩，结果，广大人民群众无以为生，人们纯粹由于过剩而饿死。”[2](P463）这是一种荒诞的、极不合理的情况。然而，正是这种情况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生产的剧烈波动必然带来这样的结果：“繁荣和危机、生产过剩和停滞的反复交替”[2](P463）。这个规律就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内容，亦是政治经济学必须面对和解答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在古典经济学的范畴中是得不到科学的解答的。重商主义者把商业贸易冠之以人的充满爱心的活动，宣称“商业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2](P444），不过是用伪善的道德来粉饰资本主义的商业活动，根本没有看到商业贸易背后的血腥恐怖。马尔萨斯是古典经济学家中最敢于面对现实的人，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和不道德行为，提出了人口理论，力图用人口规律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和不道德行为。但是，人口规律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规律，这就注定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对解答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是无效的。亚当·斯密想用自由贸易体系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把资本主义经济说成是理性的，充满了人道精神，但是，他所说的自由贸易不过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片段，他想用这个片段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同样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更不可能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合理性。总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探讨财富的来源，他们的生产力理论不过是抽象地谈论财富增长的问题，从来没有对财富的来源和生产力发展的前提问题——私有制合理性的问题——进行批判的考察，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出这个前提问题，因此，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揭露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带给人类的灾难。据此，恩格斯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直面“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2](P443）。从这一问题出发，恩格斯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与消费、竞争与垄断的对立，考察了这些对立引起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造成的非人性的存在，批判地吸取了当时哲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成果，提出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原则：（1）以竞争和垄断为核心，研究生产力的规律；（2）以商品的生产费用的要素来探讨生产力的结构；（3）以工厂制度为生产力的组织形式，论证生产力的时代性特征；（4）以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供求危机和革命来说明生产力变革的内在动力及未来前景。正是根据这些原则，恩格斯将生产力的构成概括为两大要素：“自然和人”[2](P454）。在考察人的要素时，恩格斯指出：人的要素包括了人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2](P454）。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精神活动，主要指科学的发现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恩格斯强调，这是生产力中的“发明和思想”[2](P453）的精神活动，是生产力中的一个变量，亦是推动生产力变革的最重要的因素。恩格斯认为，随着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变化，“精神要素自然会列入生产要素，并且会在经济学的生产费用项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到那时，我们自然会满意地看到，扶植科学的工作也在物质上得到报偿，会看到，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项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五十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扶植科学所付出的代价还要多”[2](P453-454）。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在微观经济层面上研究生产力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就其把资本主义的竞争和危机作为生产力研究的出发点而言，本质上是批判的；就其把科学的发现和在生产中的应用作为生产力的一个变量而言，是开放的。在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正是因为没有看到生产力的这两个方面，所以，他们没有把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不合理现象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当然也就不可能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不合理现状。
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对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研究生产力理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马克思以恩格斯提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任务为起点，又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审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提出了自己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见解。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能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的交换、竞争和危机这些现象的描述上，而应该深入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之中，以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来规定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性质，揭示资本主义竞争和危机的深层原因。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对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核心观点作了新的阐释。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摘要》中，马克思着重摘录并发挥了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两个要点：第一个是恩格斯在价值与劳动费用关系部分的要点。恩格斯论述价值与劳动费用关系的中心点，是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把“价值”概念定义为商业交换，强调价值概念与劳动费用的关系。应该说，把价值从一个说明商业交换的概念转变为说明劳动费用的概念，是生产力理论研究的重大变革，因为把价值定义为说明商业交换的概念实质上是把生产力看作解决社会财富增长的问题，而把价值定义为说明劳动费用的概念实质上是把生产力看作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问题。马克思特别重视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强调“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3](P3）。这样，马克思就把价值概念与劳动概念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了生产力研究的转向。第二个是恩格斯在论述劳动和资本部分的要点，尤其是恩格斯提出的劳动包括资本的观点。恩格斯论述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旨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性问题。在恩格斯看来，劳动是生产力的主观要素，这个要素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为前提的，由此决定，“劳动本身的分裂”[2](P457）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发挥了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在摘要的结尾处写道：“人的劳动分为劳动和资本。”[3](P4）在这里，马克思把资本归于人的劳动的一个要素，旨在强调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劳动是受资本统治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本质上是资本的劳动。概括起来，这两个要点就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方式为主线，从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这一事实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性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这就是马克思在微观经济层面上研究生产力的基本思路。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人的生产的能力，但这个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受到资本的支配，采取了异化劳动的形式，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本身就是生产力。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在批判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时首先阐发出来的。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马克思反对李斯特撇开交换价值抽象地谈论生产力，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3](P263），而交换价值关心的是物而不是人。因此，以交换价值来讲生产力就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社会条件把人变成了‘物’”[3](P263），即把人的劳动变成了异化劳动。在资本家眼里，异化劳动就是“物”的力量，它与其他的生产力——水力、蒸汽、水、牲畜、机器，等等——没有差别，而且只要能够以牲畜、机器代替人的地方，资本家就会不惜牺牲人的力量而采用自然的、机器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异化劳动定义为生产力。他说：“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等等，等等。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你更有能力从事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3](P261-262）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包含了他的微观经济层面的生产力理论研究的两个核心论题：第一，研究异化劳动与交换价值的深层联系，揭示现代社会的生产力的资本构成；第二，研究异化劳动与生产力的内在结构的关系，揭示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技术构成。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的微观经济层面的生产力理论研究始终是围绕这两个论题展开的。
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与交换价值的深层联系，其实就是资本与劳动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着的货币建立起来的。货币，在古典政治经济中，仅仅被定义为交换的媒介。马克思并不否认货币是交换的媒介，但他认为，这绝非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本质存在于人的劳动之中，存在于颠倒人的劳动，使人的劳动异化的活动中。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指出：穆勒在把货币称为交换的媒介时，“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3](P18）。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一个概念”，不是别的，就是“媒介”。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媒介”，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就是“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3](P18）。这里所说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不是政治经济学家们所理解的物与物的交换，而是人的活动的本质的颠倒。具体地说，“中介”是人的活动的外化，但是，这个外化的东西不是人的活动价值的实现，不表现人性、人的生命存在，而是一种外在于人、统治人的力量，成为人的“真正的上帝”、人的崇拜物，而人却沦为了这个崇拜物的奴隶，成为异化的人、异化的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媒介定义为“异己的媒介”[3](P19），这个“异己的媒介”就是货币的本质。马克思认为，货币的这个本质不会随着货币形式的变化而改变，反而使人的活动陷入更深刻、更广泛的异化。信用业是货币在银行业的表现。信用业的建立是以对人的信任为基础的。这就给人一种假象：“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3](P21）其实不然，在信贷中，信任是买卖的物品，是用人本身来代替金属或纸币。在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3](P22-23）；“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或者是货币和人并为一体”[3](P23）。这足以证明，信用业的出现不过是货币功能的扩大，它不仅没有改变货币的本质，反而进一步把人的劳动异化延伸到人的异化、人的道德的异化。由此可见，作为交换的媒介，无论是在商品交换活动还是在信贷活动中，货币都是与人的劳动相联系的，都是通过把人的劳动资本化，使其成为资本家致富的手段而成为生产力的。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把生产力归于人的劳动领域，揭示了生产力与人们的劳动方式的关系，要求人们联系一定的劳动方式及其变化来说明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以货币的本质来说明交换价值是如何成为生产力的，揭示了异化劳动与生产力的资本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人们能够通过货币形式的变化来探究生产力的资本构成。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说它是复杂的系统，是因为这个系统在结构上有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之分。外部结构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在这个结构中，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即生产力在一定生产关系界限内的变化是生产力的量变，而那种超过一定生产关系界限的变化则是生产力的质变。生产力的内部结构指的是生产力内部的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的关系。在这个结构中，作为生产力的物的要素中的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变化的测量器：一种生产工具系统的性质和特点规定一种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力的性质和特点，也决定了生产力内部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之间的关系，因此，生产工具系统的变革必然引起生产力内部的物质要素和人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改变，使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新的质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4](P142），就是指的一定的生产工具对于生产力的质的决定作用，同时也说明了机器作为一种生产工具，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机器与生产力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马克思认为，机器进入生产过程，成为现代生产力的工具系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因此，它既具有工业时代的普遍性，又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分别从工业时代和资本主义发展这两个向度上考察了机器作为生产工具的特点。
在工业时代的向度上，马克思分析了机器作为生产工具的性质，肯定了机器作为生产工具对于生产力进步、人的解放的意义。马克思指出，机器作为生产工具与手工的生产工具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手工的生产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它的运用要受到人的身体器官的限制，即受到人的自然力的限制，由此决定，手工工具只能依靠简单协作和分工来提高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不过是一种自然力。与之不同，机器的生产工具是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制造出来的工具系统，这个系统由三个部分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或工作机。这三个部分的每一个部分都与科学技术的应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在工业时代，是以蒸汽机、热力机、电磁机等标示的，这些都是技术发明的成果；传动机构调节运动，它的作用是把运动传给工具机，使工具机能够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劳动对象，这个机构的出现是与飞轮理论的创造和应用相联系的；工具机不是人的工具，而是制造出来的机构的工具，这种机构“在取得适当的运动后，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5](P430）。由于这样一个系统，机器就取代了手工工具，成为大工业特有的技术基础。这个技术基础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劳动方式，也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方式的变革。与机器工具之前的生产力的发展方式相比，以机器为生产工具的生产力发展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它把生产力的发展从手工工具时代传统经验的基础移植到科学技术革命的基础之上，使科学技术能够通过机器的改进而进入生产过程，成为生产力的内容；第二，它使生产力的发展突破了人的器官的限制和工场手工业场所的限制，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规模和分工；第三，它使自然力进入生产过程，成为生产过程的社会因素。马克思说：“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在农业中，在其资本主义前的形式中，人类劳动只不过表现为它所不能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助手。）这些自然力本身没有价值。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自然力，而机器是有价值的，它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因此，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6](P201-202）总之，这种以机器作为工具系统的生产力是“制造出来的生产力”[7](P366），也是靠不断地吸收新知识、新思想和新的科学技术而发展的生产力。这种不断被吸收到生产力中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的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技术构成，也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向度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在生产中的应用所引起的科技异化和劳动异化。马克思指出，在资本家眼里，机器不过是用于追加不变资本中的剩余价值，机器的运用就是价值的增值过程，亦是将剩余价值的商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机器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降低可变资本的支出。这样一来，机器的运用、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成为资本，成为使人的劳动发生异化的中介。这种异化，首先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异化，即科学技术从属于资本的生产。马克思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6](P205）。其次是科学技术的生产过程应用的异化。所谓科学技术的生产过程应用的异化，是指科学技术的生产过程应用不是为了解放工人，发展工人的智力和专业，恰恰相反，它是为了“使劳动从属于资本”，是要“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6](P209）。由于这种异化，科学技术的生产应用过程就成为通过发明机器，利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来排挤工人，加剧工人的贫困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具体表现就是，由于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抽掉了个体的个性和智力发展的经验基础，个体的创造也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而使用机器使得“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7](P366），不仅大量地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水平，而且把越来越多的童工和妇女卷入生产过程，造成了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这样，科学技术以异化的方式呈现出了生产力的价值，从而也呈现了科学技术自身的异化。马克思强调，科学技术的这种异化现象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的，因此，扬弃科学技术异化的唯一途径就是否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样，马克思就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所造成的科学技术异化和劳动异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内在危机，指出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危机的路径是代之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马克思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对生产力的上述两个核心论题的论述表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这个复杂的系统是围绕资本主义劳动方式而形成的，其中既包含了生产力内部的资本构成和技术构成，也包含了生产力的人类历史的一般性质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殊性质；既包含了生产力的多层面的结构，也包含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因此，对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我们不能撇开整体，只讲其中的一个定义或一个要素，也不能静态地看待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而要动态地考察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阐发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的时代内容。我们只有按照这种方式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才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也才能对新质生产力作出科学的阐释。
二、数字劳动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及其构成
自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提出后，中国学术界对新质生产力作了广泛的探讨。有的学者从科学技术革新的角度定义新质生产力，把人工智能、数字化平台的建立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有的学者从劳动方式变革的角度定义新质生产力，以信息化、互联网、数字化、智能化等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产业链的形成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有的学者从资本结构的变化来定义新质生产力，以数字资本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标志。应该说，这些定义的确向我们描述了这个时代变化的方方面面。但是，这种片段的研究不足以使我们看清新质生产力的全貌，揭示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我们要全面、准确地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容和内在逻辑，就必须像马克思那样，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去透视这些变化背后的本质的东西，依照马克思在微观经济层面上阐发的生产力理论为学术理路，以劳动方式的变革为主线，去探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及其构成。
从劳动方式变革的角度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是以数字劳动为现实基础的。但是，数字劳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但在那个时代，数字劳动只是与其他工业并行的一个部门，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远没有产生像今天这样大的影响，当然也没有被冠之以数字化经济、数字化资本等这样带有时代特征的定义。数字劳动发展到今天，成为一个时代的生产力，经历了三个层面的变革：第一个层面是科学、技术与生产之间结合方式的变革；第二个层面是资本与劳动关系模式的变革；第三个层面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数字劳动正是在这三个层面的变革中形成了自己的技术构成、资本构成和思想构成，从而成为新质生产力。因此，我们要全面地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容及其变革意义，就需要历史地考察数字劳动在从一个工业部门发展成现代的劳动方式过程所经历的这三个层面的变革。
强调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一个核心思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根本点，就在于资本家在生产中引进和采用了机器。机器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工具系统，这个系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也是科学技术与劳动相结合的中介；科学技术正是通过这个中介不断地进入生产过程，使人们的劳动方式摆脱了对传统经验知识的依赖，转变成对科学技术的依赖。不仅如此，科学技术进入生产过程还是改变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比例的核心要素。为了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需要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这就为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提供了内在动力。因此，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必然会在人的劳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远未达到占据主导地位的程度，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却成了20世纪生产力发展方式的预言。正是这样，西方的社会学家、未来学家们在研究20世纪出现的数字劳动和信息工业时，无不重视和运用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以科学技术与生产结合方式的变化为轴心，分析了工业社会的变化。他指出：“‘工业社会’这个词，如果静止不变地使用的话，就像‘资本主义’一样会使人误解。正如二十世纪的社团资本主义和管理资本主义是和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家庭资本主义有很大不同，所以依靠技术和科学的二十世纪工业社会是和前两个世纪的制造业社会大不相同的。”[8](P2）丹尼尔·贝尔这里用的“工业社会”一词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指的是与前工业社会完全不同的现代社会，而他这里用的“依靠技术和科学的二十世纪工业社会”和“前两个世纪的制造业社会”，指的是广义的工业社会发展中的两个阶段，即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在丹尼尔·贝尔看来，后工业社会与狭义的工业社会之不同，是由科学技术与生产相结合的不同方式决定的。在狭义的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与生产相结合的方式是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由这一结合方式所决定，工业社会的工业体系是由纺织业、钢铁、电报、电话、汽车、航空等制造业构成的，它的意图是“‘同经过加工的自然界竞争’，它以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利用能源来把自然环境改变成为技术环境”[8](P133）。正是依据这一特点，丹尼尔·贝尔将狭义的工业社会定义为“制造业社会”。与之不同，在后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与生产相结合的方式是科学进入生产过程，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作用，由这一结合方式所决定，后工业社会的工业体系是由以计算机、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信息产业构成的，它的意图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那种社会里，以信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同机械技术并驾齐驱”[8](P133-134）。正是依据这一特点，丹尼尔·贝尔将后工业社会定义为“依靠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在这里，丹尼尔·贝尔的确看到了后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各自的特点，尤其是他把信息工业定义为控制和管理工业生产和整个社会的秩序的科学，指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科学的组织以及进行这种工作的大学或研究所等基础机构”[8](P134），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衡量各国力量的标志不再是钢铁生产而是科学能力的观点，更是准确地把握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焦点问题，突出了信息工业在当代生产力的发展和各国竞争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如果从数字劳动在今天的发展以及对于生产力的变革意义看，丹尼尔·贝尔的这种划分实在是过于简单化。正是这种简单地划分，使他难以深入现代社会的深层去揭示以信息工业为核心的生产力的技术构成。因此，历史地考察科学技术与生产结合方式的变化，就成了我们研究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构成的切入点。
的确，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是工业社会与前工业社会的断裂点，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标志。但是，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工业发展不断增长的需要中发生阶段性的变化。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形成的最初阶段，科学和技术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技术的发明通常是借助传统的工艺，即使有对科学的需要，也是旧原理的运用，而不是与新原理的结合。自18世纪开始，有两个原因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结合：一个原因是科学研究转向了对技术发明的关注，科学家们自觉地把技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创造出与工艺技术、工业相联系的科学，证明了科学对于技术发明和工业发展的有用性；一个原因是工业的发展需要弄清楚其中的基本原理，产生了技术对理论科学的要求。由于这两个原因，科学和技术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这一联系中，科学，一方面把工艺学和生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在其研究中摆脱了早期的宗教和幻想成分，获得了理性的力量，成为真正的理论科学，比如最早出现的热力学和电学就是这一时期科学和技术结合的成果，另一方面使自己的新成果通过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要素。这就构成了18世纪和19世纪科学技术和生产相结合的方式。进入20世纪后，随着工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大型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型实验室的相继建立，科学技术与生产结合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首先发生在科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批科学研究和技术研究交叉的新兴学科，微电子学和人工智能就属于这类学科。其次表现在技术发明领域，出现了多技术的融合模式，比如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模型、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多模态融合技术、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这些多技术的整合体系就是新的科学技术在各生产领域运用的平台，数字化劳动就是通过这个平台而获得了普遍性，使之由最初的与其他工业并行的一个工业部门提升为主导工业、农业、服务业变革的劳动形式。最后表现在生产领域，以大型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型实验室为平台研发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形成新的生产领域，使科学技术成了直接的生产力。这三个层面的变化构成了21世纪科学技术与生产相结合的方式，新质生产力就是在这种方式的结合中产生出来的。由此决定，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构成绝不是单一的信息技术，而是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多学科和现代生产结构的有机结合，亦是一个借助现代科学研究平台和技术平台推动科学技术和各种劳动形式相互融合和发展的开放的技术体系。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狭义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特指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在广义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指一定社会的生产形式，存在于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马克思之所以作这种区分，是为了说明现代社会的劳动与资本关系的特点。为此，马克思依据生产方式的特点，对比分析了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形式是简单再生产。在这里，劳动与资本是不分离的，劳动是资本占有者的劳动，资本不具有交换价值，只是用于计算劳动所需要的资金，并且是用实物的形式来计算的，马克思将其称为“等级资本”[4](P106）。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形式是扩大再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劳动与资本相分离为前提的。在这里，劳动是资本家用于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即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资本存在的前提；资本是对劳动的占有，是把劳动变成雇佣劳动，变成生产剩余价值手段的前提，是带来货币的货币。劳动与资本的这种互为前提的关系决定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4](P354）。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形式也是扩大再生产，但它不是以劳动与资本相分离为前提的，而是以把资本从资本家的私人占有变成全社会占有为前提的。在这里，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是一致的，劳动是在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社会所有制下进行的，资本的作用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4](P293）。用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来分析数字劳动，可知数字劳动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数字劳动是指以富士康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数字劳动，这里的数字劳动与马克思定义的工业时代的雇佣劳动具有同质性，而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数字劳动是异质的。对于这种数字劳动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可以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来分析(1)。广义的数字劳动是指后工业社会的劳动，这里的数字劳动是相对于制造业等物质性劳动而言的，这种数字劳动既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它表达的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时代，是研究新质生产力需要解答核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以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来分析。很显然，广义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才是我们研究数字劳动的生产方式的切入点。
从广义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看，数字劳动中的劳动是决定数字劳动中的资本构成的方面。但是，数字劳动本身是发展的，在数字劳动诞生的20世纪50年代，它只是后工业社会诸多劳动类型中的一种，还不足以成为变革生产力的力量，直到第四次科技革命兴起，它才成为一种生产方式，一种足以使生产力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力量，而向人们展示了它的未来前景。因此，我们要了解数字劳动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了解数字劳动的资本构成，就需要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容以及它所引起的资本结构的变化。
第四次科技革命兴起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的头十年，其具体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和工业一体化带来的互联网革命，为数字劳动创造的全新的工具系统，使数字劳动变成了一种全新的劳动方式；第二，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的革新与清洁能源、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和生物技术等连接成一个整体，形成了科学理论与多技术整合的一体化，奠定了数字劳动方式发展的新格局。综合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数字劳动的劳动方式具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生产的信息化，所谓生产的信息化，就是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改造传统的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劳动方式，实现劳动方式的革命；第二个特点是通信和信息将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连接成一个整体，创造了信息经济；第三个特点是生产的信息化和流通的信息化催生了媒体经济、电子商务等新兴行业，进而增强产业链的协同、营销方式的变革、生产模式和管理手段的革新，等等；第四个特点是以互联网的产生及其革命为平台，实现了生产的国际性分工与竞争。这四个特点表明，从数字劳动方式中生长起来的新质生产力是由知识和思想的创造为主导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无论是在生产力的人的构成上还是物的构成上，都不同于工业时代的生产力。首先，在人的构成上，工业时代的生产力的人仅指从事机器操作的工人，而新质生产力的人是由劳动者和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思想的管理人员共同构成的，并且后者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占有主导地位。其次，在物的构成上，生产工具是以科学和技术为核心构成的复杂系统，不仅如此，科学技术还是把生产资料与劳动对象结合起来的中介。生产力这一构成，突出了知识、创造性的思想等非物质劳动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从而使生产力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的人与物的平面结合变成了以科学技术和新思想的创造为中介把人和物有机结合起来的立体结构。由此决定，以科学技术和新思想创造为主体的非物质劳动不能不进入资本构成，成为数字劳动的资本形式，并与工业、农业等物质劳动的资本共同构成了新的资本结构，这就是新质生产力的资本构成。
从数字劳动方式的技术构成和资本构成可见，数字劳动作为21世纪的生产方式，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把马克思所定义的现代生产力中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力量全部释放出来。正是这种理性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释放，使生产力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模式，形成了新的模式。这种新的模式是在20世纪的哲学批判中发展起来的。20世纪的哲学批判的宗旨是终结近代哲学的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发展从18世纪的启蒙思潮中生长出来的历史哲学传统，建构以文化批判为核心的辩证思想方式。霍克海默在《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一文中指出，社会哲学的最终目标是“对人类命运的兴衰作出哲学的解释”[9](P1），这一目标早在康德的批判哲学、黑格尔的现象学和新康德主义、柏格森、叔本华的哲学中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囿于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这些哲学家们只满足于从人的精神上和在思维的领域描述人类的命运，而不能深入社会的劳动活动中说明人类的行为，更没有把理性的批判注入现实的物质活动之中。因此，社会哲学要成为批判理论，不仅要借鉴已有的哲学成果，而且要建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他所说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就是从当下的劳动方式中提取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由此可见，霍克海默建构的哲学思维的新模式，就是后工业社会的劳动方式与现代的辩证思维方式的结合，其中，后工业社会的劳动方式是内容，辩证的思维方式是形式。从20世纪至21世纪，那些最具有生命力的哲学都是按照这种思维模式创造的，系统论就是其中的一种。所谓系统论，就是以“系统”为内核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它的形式是系统的辩证思维方式，它的内容就是以计算机、信息控制构成的数字劳动的劳动方式，因此，它建构的是数字劳动的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个部分是系统哲学，这是数字劳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个部分是系统技术，这是数字劳动的问题域。在系统哲学的部分，系统哲学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批判了传统哲学的机械论世界观，提出了系统哲学的世界观。在系统哲学那里，机械论哲学是以线性的因果关系为思维方法去研究物理世界的运动规律，建构的是机械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系统哲学则是以相互作用、交感作用、组织、目的论、自组织系统为思维方式去研究人与世界之间的价值、符号、文化等中介系统，建构的是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系统哲学的系统技术部分，系统哲学把现代技术和社会提出的计算机、自动化、自调节机构等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模型的方式来解决现代技术和社会提出的问题，计算机化和模拟法、控制论、信息论、网络理论等就是系统论研究的成果。汉肯认为，在现代社会，计算机、自动化、自调节机构不是一个机械化的操作系统，而是制造信息源的系统，而信息源的制造是通过构造一种具有控制性的模型实现的，这就是说，构造模型的工作本身就是制造信息源的活动。他指出：“通信过程是一种可以用来改变人们观点的机制；利用这种手段每个成员都可以对其它人施加影响，由此逐渐改变群体中各个成员的不同意见，这有助于达成群体内普遍的协议。”[10](P96）在这里，无论是要改变人们的观点，还是整合群体成员的意见，以达成普遍的协议，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模型来操作。这就显示了构造模型的意义。汉肯把这种意义概括为三点：第一，它可以整合通信领域获得的许多经验，把这些经验集合成一个整体、一个系统；第二，它作为一种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搭上一道桥梁”[10](P97）；第三，它作为描述性的工具，为一个群体的操作提供“某种变革性的信息”[10](P97）。这三点意义揭示了数字劳动的本质，即数字劳动不是制造芯片、操作计算机的活动，而是制造信息源的活动，是通过信息的整合来指导、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活动。前者是从事工业社会的物质性劳动，后者是从事思想创造的活动。汉肯的这些观点在维纳那里得到了更明确的表达和更充分的论证。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一书中指出，对于计算机、自动化、通信信息，人们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一种是机械论的研究范式；一种是信息论的研究范式。机械论的研究范式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形成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解决机器的动力问题，它带给人类文化的冲击，就是用机器的生产方式取代人力和畜力的生产方式，于是，用机器的观点来看待技术革新就成为一种研究范式，即机械论的研究范式。与机械论的研究范式不同，信息论的研究范式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形成的，它的技术基础是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它的思想基础是为了消除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失业和人性丧失的危机、人的文化和精神的危机而研究人性和人的精神。当然，控制论不像社会学那样通过研究个人的社会生活来研究人性和人的精神，而是通过研究通信和控制来研究人性和人的精神。所以，维纳说，信息论关心的是“利用新技术来为人类造福，减少人的劳动时间，丰富人的精神生活，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得利润和把机器当作新的偶像来崇拜”[11](P132）。维纳提出来的信息论研究的目标在20世纪50年代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在那时，计算机才刚刚兴起，它的功能仅限于模拟和计算，并不具有传播信息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主要是在机械论的研究范式中来认识计算机，把计算机当作计算的机器。信息论的创立为人们重新认识计算机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使人们能够从信息源的创造和传播的高度来认识计算机，这就构成了我们今天对计算机的新认识。从这个角度看，信息论是对数字劳动方式的具有预见性的研究，是数字劳动方式的思想基础。同时，维纳不局限于计算机、人工智能的具体的技术改进问题，而是从思想上，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变革上，提出通信信息研究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打通了系统哲学与系统技术的关系，从而证明系统哲学和系统技术是新质生产力的思想构成。
数字劳动的劳动方式的特点、它的技术构成、资本构成和思想构成，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一般规定。这个一般规定，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新质生产力在各国的发展必然具有民族特色。这种民族特色使新质生产力具体化了，因而是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内容。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开展与新质生产力的中国特点
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是习近平于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来的。习近平提出这个概念，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的总结，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发展的战略规划。这表明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赋予了新质生产力的中国特点。因此，我们要了解新质生产力的中国特点，就需要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精神及其与中国新质生产力形成之间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邓小平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解答中国发展生产力的道路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问题。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12](P137）。他还说：“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12](P138）在这里，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而且提出了如何发展生产力和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的问题。
如何发展生产力是有关生产力发展道路的问题。在解答这个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1983年6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1983年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外籍专家的谈话中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12](P29）在这段话中，邓小平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但中国的市场经济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只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第二层意思是，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要根据中国既有的基础和自己的情况走出一条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而要走出这样一种独特的道路，就需要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创造的实事求是和自力更生传统，这是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传统和内在精神的问题。在这两层意思中，前者着重于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特点，体现了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普遍性的品格；后者是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精神，体现了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点。在邓小平看来，这两点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有机结合。这也就是邓小平在1984年10月26日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的谈话中所说的：“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12](P95）总之，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精神的有机结合。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原则。
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是有关生产力发展的时代问题。在解答这个问题时，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必须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起点。他在听取中共鞍山市委负责同志汇报时的讲话中提出，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3](P129）；“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13](P129-130）；“我们改造企业，为了保证应有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要有合格的管理人员和合格的工人”[13](P130）。邓小平讲这段话的时间是1978年9月18日。这个时间，在国际上，正值第三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原子能、航空航天、遗传工程等科学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在国内，生产力发展总体上还处在机器工业阶段的水平，可以说是落后于世界先进的生产力一个时代。面对中国与世界生产力发展如此巨大的差距，邓小平提出“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引进世界先进的技术设备、借鉴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经营方式来改造中国的企业、实现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全面升级，是对中国应该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的回答。在这里，邓小平虽然没有提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但在内容上已经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规划了在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道路。
在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道路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兴起与发展是一个缩影。中关村是中国著名高校的密集区，这里聚集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4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是中国科学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1983年中国科学院与海淀区政府合作成立了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吸引了大批的科学技术人员。这些科技人员走出科研机构和大学，在这里创办了四通公司、信通公司，成为中国首批高科技开发企业。到1987年，中关村的高科技企业数量高达近百家，被称为“电子一条街”。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软件市场的急速增长，中关村涌现了专门售卖计算机电子产品的商家，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电子产品销售集散地。2009年3月，中关村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同年7月，中关村西区被定位于“创新要素聚焦功能区”，中关村由此开始转型升级，从原来的电子批发市场转型升级为“创新创业一条街”。自2018年以来，硬科技创业与高校院所成果转化成为中关村创新创业的主流，中关村的技术和产品也从“中国制造”跨入“中国创造”。中关村由“电子一条街”转化为“电子科技园”的历史，是一部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起点，开发自己的高科技产品，并将其用于工业改造，创造中国的新质生产力的历史。《我在中关村：亲历者、见证者、追梦者》一书通过亲历者的自述见证了这部历史。这部历史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特点：其一，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与调节在科学技术开发的升级转型和促进科学技术向工业领域的转化和应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二，把学习和引进国际先进科学技术与中国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中使中国的科技产品研发国际化。正是这两个特点，使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生产力发展道路，推动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这条道路被国外学者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
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思想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的真理标准讨论、认识论讨论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讨论，为中国生产力发展模式的转换提供了新思想、新方法；20世纪90年代初的全球化与中国市场经济的讨论，为在科学研究和企业发展中引入市场机制提供了理论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消费社会和文化批判研究，推动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21世纪的生态哲学研究、发展理论研究、数字经济的研究，展示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景。这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展示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中国思想和中国精神。
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始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经过40多年的发展，基本完成了中国工业的升级改造，实现了工业生产的信息化。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又向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把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提升到人工智能的水平，实现中国工业的智能化，是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把积极培养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容，实际上赋予了新质生产力第四次工业革命内涵，提出了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更高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理论上，需要立足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高度对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作出新的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