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威慑理论的早期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以翻译、引进和介绍美国的威慑理论为主，并形成了一系列教材和综述性研究成果。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相关研究逐步细化且与国际形势密切关联，出现了一批聚焦威慑与美国核战略、导弹防御以及防扩散机制的论著。但对于威慑理论本身的探索较为有限，仍然处于跟随美国经典威慑理论的状态。近年来，美国提出“重返大国竞争”，凸显威慑战略对国家安全和大国博弈的重大意义。现实环境促使中国学界加快威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具体体现为在研究概念上变异求同，正本清源；在研究方法上变换视角，推陈出新；在研究议题上补齐短板，厚积薄发。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威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还应在祛魅经典、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向上不断取得突破，为回答好中美战略博弈向何处去贡献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威慑理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美关系；战略安全
威慑理论被誉为战略研究皇冠上的明珠，对于国家安全和大国博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受到冷战时期美苏争霸以及“核恐怖平衡”的影响，很长一段时期国际学界的威慑理论主要以美国的核威慑理论为代表。由于中美两国在战略目标和战略文化上的根本性差异，中国学界直到冷战结束前后才开始系统性探讨美国的威慑理论。中国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引进、翻译并介绍美国冷战时期的经典威慑理论。然而，随着国际体系从两极格局走向更加复杂和脆弱的多极化结构，大国、中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纷纷参与其中，网络、太空、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使得威慑理论的研究主体和手段类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年来，美国更是提出“重返大国竞争”和“一体化威慑”战略，给传统威慑理论研究和相关能力建设带来新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中共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的战略目标，关于中国威慑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其中应有之义。在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理论界对威慑理论的探讨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由于中美两国在此问题上存在一定的话语隔阂和交流不畅，还要对美国过去的威慑理论特别是冷战后大量涌现并仍然作为焦点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和反思；另一方面，需要勇立潮头，改变既往对美国威慑理论被动回应的局面，主动参与并引导威慑理论的创新，积极构建中国关于威慑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
一 中国学者早期对威慑理论的研究
总体上看，中国学者早期对威慑理论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之末，主要是引介国外经典理论；21世纪初期开始聚焦核威慑理论和防扩散议题。
（一）引介国外经典理论
中国学界对威慑理论早期的翻译、引进和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美两国核战略专家的接触，并在此后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形成了一批以介绍美国威慑理论及其战略实践为主的研究成果。1987年，徐光裕所著的《核战略纵横》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介绍了核武器以及美国核威慑战略的基本知识，是国内最早的核战略专著。1989年，陈崇北等人撰写的《威慑战略》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威慑战略的专著。《威慑战略》从威慑战略的思想历史轨迹切入，深入讨论了当时国际环境下的战争观和战略观，叙事宏大，视野开阔；在理论部分不仅全面分析了威慑的机制和原理，而且还对核威慑、常规威慑、太空威慑进行了分类讨论，具有开创性意义。1990年，张曙光在《美国研究》上发文，对二战以来美国的威慑理论及其发展脉络进行了综述，并提出威慑是美国国际战略考虑的中心和国际战略学研究的理论核心，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1995年，王仲春和夏立平合著的《美国核力量与核战略》出版，成为当时国内战略学界的教科书。该书对美国核军备力量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翔实的介绍，对从“大规模报复”战略到“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政策制定与运用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美国的核军控政策进行了总结。1998年，姚云竹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关于美国威慑理论的研究著作《战后美国威慑理论与政策》。该书不仅对威慑理论的基本概念以及理性假设和博弈论模型等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性介绍，而且对以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等美国重要核战略理论创建者的思想和观点进行了深入剖析。书中对保守派和自由派战略思想家围绕美国核威慑战略开展辩论的总结对理解今天的美国核政策仍有指导意义。与此同时，国内学界还涌现了一批或从历史研究，或从技术分析的角度出发，对与威慑战略密切关联的军备控制和防扩散问题进行分析的论著。这些研究从科学技术和国际制度规范的角度为准确理解威慑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奠定了国内对于威慑理论研究的基础。
（二）聚焦核威慑与防扩散议题
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议题更加细化且与国际形势变化紧密结合。例如，美国小布什政府发布《核态势评估》报告之后，国内学界很快围绕美国的核威慑战略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进行了评析。相关研究敏锐地提出，美国的核战略正由“威慑”走向“实战”，甚至主张采取“先发制人”，对国际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再如，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之后，国内出现了一批关于威慑和导弹防御方面的研究。朱锋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一书通过分析美国的核威慑思想以及冷战时期的军事战略，揭示了导弹防御计划的根源以及美国国内在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问题上的争论。吴莼思是国内学界较早讨论报复威慑与拒止威慑的区别和联系，并对核威慑提出批评的学者。其所著的《威慑理论与导弹防御》从影响威慑理论演变的主要因素入手，分析了美国在冷战后发展导弹防御的意图及其对国际安全与战略稳定的影响。随后，朱明权、吴莼思和苏长和共同出版了《威慑与稳定——中美核关系》一书。该书从理论层面对威慑的理性假设和有效性问题，以及权力和规范对威慑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此基础上，三位学者提出核武器的作用应当被淡化，中美两国应通过构建共同安全机制和共同安全文化为战略稳定提供新动力。
2010年前后，随着朝核、伊核等地区性核扩散问题持续发酵，国内学界对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以及美国防扩散战略调整的关注日益增多。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冷战后核扩散接连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存在失衡，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也存在固有缺陷，这使得特定国家面临安全利益与合法性的冲突，进而对地区乃至全球安全与稳定带来持续挑战。在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和美俄步入“新冷战”的背景下，国内又涌现了一批通过重新发现冷战史并对美国核战略和防扩散政策进行解读的研究成果。这些作品大多史料翔实，论述严谨。但无论是此前关于防扩散机制的研究还是后来对于冷战史的挖掘，其研究重心主要集中于防扩散机制面临的矛盾以及美国防扩散政策调整的动因及其影响，对于威慑理论本身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在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学界对威慑理论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三波浪潮”的经典著作中，对于冷战后的“第四波”威慑理论关注较少，与国际学界对威慑理论的创新和前沿动态的对话也较为有限。
二 中国学者对威慑理论的不同理解
随着大国博弈竞争加剧，威慑理论的重要性显著提升。近年来，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都取得了创新性的突破，在反思经典威慑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也为当代威慑理论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一）变异求同与正本清源
一般而言，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国内学界通过对既有概念的重新界定推进学术创新，其中至少包括变异求同和正本清源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在国内近年来关于威慑理论的研究过程中都有很好的体现。比如，围绕威慑这一核心概念本身，随着中美战略对话的逐步加深，双方很快发现各自在一些关键概念的理解上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出现“鸡同鸭讲”的局面。这一差异的背后并不是简单的术语翻译问题，而是有着深刻的战略文化根源。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2001年编写的《战略学》一书提到，威慑包含两种基本作用：一是通过威慑遏止对方不要干什么，二是通过威慑胁迫对方必须干什么。但根据西方学术界的定义，只有第一种才称为威慑，第二种则是威逼或驱使。这一概念上的混淆最早由钱春泰在2005年提出。直到2014年，李彬发表的《中美对“核威慑”理解的差异》才通过变异求同彻底解决核心概念的问题。李彬指出，中国战略文化中的威慑最接近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区分是迫使对手放弃进攻性的行动还是采取退让性的行动。因此，中国学者在讨论核威慑时并不在意区分是阻止还是驱使（威逼）对手行动，但美国学者会强调核威慑是阻止对手的行动。在威慑和驱使（威逼）难以区分时，用强制（coerce）来统称这类作用更加准确。
关于正本清源，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属杨原的《超越“确保摧毁”：核武器数量、承诺可信度与核威慑原理》一文。杨原在其论文摘要中就明确指出：“现有几乎所有关于核威慑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都认为，核武器数量是否达到确保摧毁门槛对核威慑有效性有决定性影响。这种‘确保摧毁’原则对学界的影响已达到范式级程度，以至于学者们在争论中国核武器数量够不够这个政策问题时，均自发地从该原则出发论证各自的主张。”杨原进一步提出，现有研究普遍将“确保摧毁”作为判断核威慑有效与否的唯一标准，然而“确保摧毁”既不是核威慑有效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其必要条件。尽管文中的个别论断值得商榷，比如，“如果核武器数量尚未达到确保摧毁门槛，那么维持这种数量水平同样甚至更加有可能实现有效核威慑”显然需要增加前提条件，至少要明确核武器数量的下限而不是无限趋近于零，还要考虑是否有导弹防御等抵消报复能力技术的影响，否则可能根本起不到威慑效果。但总体上，该文的发表意味着中国学界已经迈出从理论层面对西方经典威慑理论进行批判和超越的第一步。
事实上，这一批判与近年来美国学界自身的反思是一致的。比如，以基尔·利伯（Keir A. Lieber）和达里尔·普雷斯（Daryl G. Press）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主义者认为，“相互确保摧毁”理论过于僵化，技术的进步很可能颠覆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从而打破原有的战略平衡。杨原的批判运用了原创的博弈论思维，与美国学术界的探讨还有进一步互相学习和借鉴的空间。除此之外，李享和高衡也通过对美国有限核战争理论的再挖掘，从另一个角度对“相互确保摧毁”理论进行反思。这一研究基本同步了美国冷战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出美国的有限核战争理论主要通过弥补常规力量劣势、强制核升级以及限制损伤这三种主要机制发挥作用，理论与战略演变互为促进、相辅相成。在美国看来，有限核战争理论通过提高核武器的可用性缓解了“相互确保摧毁”状态下美国核威慑面临的可信度困境，也通过限制冲突水平的方式避免了全面核战争。此外，美国还可以借助打有限核战争提升对盟友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并通过机会主义式的限制损伤打击解除中小型核国家的武装。纵观历史和现实政策的发展，美国确实不甘于接受“相互确保摧毁”的局面，而是追求更加危险的有限核战争策略。结合此前历史修正主义的观点，美国和苏联都不认为“相互确保摧毁”是一个稳定的结构，而美国极力摆脱这一状态的努力反而还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这对当前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中国威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二）变换视角与推陈出新
除了对威慑理论概念进行变异求同、正本清源以外，变换研究视角也成为国内学界相关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比如，早期关于中国战略威慑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讲好中国的核战略哲学以及威慑的东方思维，而近年来一些学者敏锐地捕捉到威慑的有效性实际存在于对手的眼中，从而开始研究美国对中国威慑有效性的看法。这一转向与国际学界威慑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向是一致的，即威慑是由对手的信仰和感知而不是行为者的信仰和认知决定的，威慑的可信度像国际声望一样存在于他者的眼中。美国学界的新近研究成果也纷纷把重点投向苏联领导人如何认识美国发出的威慑信号和博弈态势。
顺着这一研究视角，李彬和胡高辰发表了《美国视阈中的中国核威慑有效性》一文并指出，美国国内对中国核报复能力存在不同看法，有的承认中美之间存在战略稳定性，而有的则认为中国核报复能力并不显著，美国应该维持战略核优势。总体上，美国学界的研究认为，中国对美战略威慑能力处于一个中间地位，即低于能够给美国带来不可忍受的损失的水平，但又因为中国精干有效的核武器发展战略而具备起码的核报复能力。胡高辰进一步作出解释，“中国起码的核报复能力维持了中美核关系的不对称稳定，但同样是这一起码的核报复能力又有不足，给了美国否认或回避中国核报复能力、破坏中美核关系、打破核稳定的空间”。中国根据自己的核战略哲学所建立的核力量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缺乏冗余，没有达到促使美国完全接受的水平。美国因此采取机会主义的做法，不仅回避或不承认中国战略威慑能力的有效性，而且试图通过限制损伤策略削弱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李彬和胡高辰就此提出美国对华采取“核机会主义”的创新性观点，在有力批驳美方实施霸凌行为的同时，呼应了国际学界围绕威慑理论研究的新发现，只不过美国学者的“核机会主义”研究大多聚焦其他国家，而并未反思美国自身的核霸凌行径。美国的“核机会主义”对中美战略稳定关系构成巨大挑战，或将持续恶化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增加两军直接对抗和冲突升级的风险。
除了变换研究中国核威慑的视角以外，国内学者还跳出核大国的角度，关注威慑理论对中小国家的适用问题，以求得出与西方学界不一样的解释。比如，左希迎指出，朝鲜正是通过虚张声势策略，一方面夸大了自身能力和意图并隐藏了自身的弱点，另一方面展示了拥有核武器的战略决心，从而增加了美国的战略成本和进行战略评估的难度。由于这种虚张声势策略对于刚跨过核门槛国家的特殊意义在现有研究中被忽视，导致相关国家难以准确判断朝鲜的真实意图。杨原和曹玮则通过观察朝鲜发现了另一个反常识的现象，即朝鲜在面对实力远强于自己的美国的军事威胁时，有时会疏远而非强化同中国的关系。朝鲜这种“自我孤立”的现象是既有联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杨原和曹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我孤立”原理，即拥核小国在面临威胁时通过公开疏远唯一潜在的盟友这种反常行为来提升迫使敌国退让的概率。“自我孤立”原理揭示了联盟理论长期未能关注到的负面威慑功能，即“联盟的存在，使得国家可以通过故意破坏与盟国关系这种信号释放策略，同样实现慑止联盟外敌人进攻的效果”。这为威慑理论研究的持续创新提供了新的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祁昊天选择有别于传统线性思维的量子思维和多元方法，从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切入美国战略力量的演化逻辑，通过博弈建模的方式探讨信息机制动因以及基于狭义理性应对不确定性的动机，最终得出美国战略力量发展以力量冗余和灵活使用降低不确定性的特征。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弥补了既有研究从外部威胁、技术影响与认知定位三个层面出发所面临的解释力不足，而且体现了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新的量子思维转向和研究方法创新。
（三）补齐短板与厚积薄发
最后一类进展主要体现为对既有研究中的弱项进行完善，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炼新的理论概念。第一块短板是关于拒止性威慑的研究。拒止性威慑相比惩罚性威慑原本在国际学界受到的关注度就小很多，国内关于拒止性威慑的研究更是有限。但随着美国近年来强调对华采取拒止性威慑，国内学界也涌现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其中，左希迎认为，美国重视对华拒止性威慑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美国冷战时期惯用的惩罚性威慑在新的技术和地缘政治变化面前难以满足实际需要；二是中国相对实力的提升使得美国惩罚性威慑的效果大打折扣；三是美国战略界主张以拒止性威慑让中国“知难而退”，甚至错误地将所谓俄乌冲突的经验和教训移植到台湾问题上。张业亮认为，在拒止性威慑战略的指导下，美军的实力和全球布建态势、作战概念和方式、联盟战略或发生变化，可能加剧地区安全形势的紧张以及大国间围绕拒止和反拒止能力之间的军备竞赛。陈曦和葛腾飞则对美国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的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进行了系统性梳理，跟踪研判了拜登政府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实践：在“一体化威慑”框架下发展拒止性威慑能力，推进新中导计划，寻求提升防御能力，突出无人机载定向能项目等新技术的应用，夯实盟友及伙伴协作基础以联合拒止中国。
另一块短板是关于战略新兴领域方面的威慑理论研究。包括网络、太空、人工智能等在内的战略新兴领域目前是大国竞争的焦点，但由于新技术层出不穷且缺乏国际公认的规则和实证案例，围绕威慑理论究竟是否适用于相关新兴领域众说纷纭。因此，中美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其中，美国网络威慑理论和战略在中国学界得到的关注较多。2013年前后，国内学界掀起了第一波讨论美国网络威慑的热潮。何奇松最早对美国网络威慑理论涉及的“归因问题”、如何传递威慑意志与决心、如何进行拒止性威慑和惩罚性威慑等问题进行了评述。董青岭等则分析了网络威慑不同于常规威慑与核威慑的内在逻辑，尤其就报复型网络威慑究竟是否可行构建了分析模型，指出美国战略界照搬传统威慑理论可能导致的风险，特别是美国战略界忽视了网络空间中一种难以避免的情况，即第三方卷入。2015年，《中国信息安全》第11期以专栏的形式集中刊发了多篇关于网络威慑的论文，在分析美国网络威慑战略特点的基础上，多位学者提出要有针对性地加强中国的网络威慑力量建设和制衡能力，构建中国网络威慑战略。此后，《中国信息安全》和《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等网络安全领域的杂志定期对美国网络威慑战略的新动向进行研判，直至2020年美国提出最新的“分层网络威慑”战略。该战略是“美近年来网络理念和网络战略的集大成者”，覆盖全社会领域，整合国内外资源，应对全频谱的网络行动，对中国网络安全战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太空威慑方面，何奇松最早对美国的太空威慑战略进行了全面梳理，并提出美国对太空资产的依赖性和脆弱性造就了其太空威慑的根本性困境。徐能武进一步指出，美国以反卫星武器、导弹防御系统、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加强太空威慑的做法会降低全球战略稳定性，应当维护太空、反导和核武系统的互动稳定。高杨予兮则通过比较太空威慑与传统威慑的差异，提出由于太空领域具有各方脆弱性不平衡、太空攻击难以归因、容易引发其他领域对抗和战争升级的特点，在目前太空国际规则尚不清晰的情况下，美国的太空威慑战略只会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引发战略误判。
总体上，无论是拒止性威慑还是战略新兴领域威慑都是目前国际学界关注的理论前沿，也是大国战略竞争的焦点所在。国内学界密切关注了相关理论转向，也对传统威慑理论在新兴领域面临的矛盾和不适配情况进行了反思，从而为持续丰富中国威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
三 关于构建中国威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
“话语体系是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走向成熟的标志与核心内容。”近年来在战略威慑理论方面，中国学者的话语创新意识显著提升，涌现了一批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单向度研究、“鸡同鸭讲”，抑或是亦步亦趋、被动挨骂的局面。然而，随着中美战略博弈进一步加剧，中国外部安全形势持续面临风高浪急的考验，中国的战略威慑理论既要凸显敢于斗争、指导战略实践的作用，又要善于斗争，把握好和平发展的主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提出的战略威慑理论往往直面国际斗争第一线，经常遭到美西方智库和学者的挑战。这就要求中国威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在未来需着眼于三个主要方向：一是祛魅经典，在理论创新方面不是被动地反击来自美西方的批评，或是简单套用美西方的理论进行解释，而是在反思与重构的基础上提出系列原创性概念和理论；二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既要讲好中国故事，比如中国核战略哲学的独到之处，又要寻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最大化理论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战略领域的解释力；三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极回应中国崛起的迫切需要。
（一）祛魅经典
中国此前的威慑理论大体上是从美国政治学知识体系中引进的舶来品。美国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将本土化知识、区域性经验抽象后得出一般理论，借助美国霸权进行传播。这种知识体系一旦未经充分检验就进入另一个平行体系，势必引发知识冲突的三种情况：一是把外来知识视为洪水猛兽，二是“削足适履”，三是“中体西用”但可能带来对理论概念的误用、滥用。前两种情况在国内关于战略威慑理论的讨论中尚不多见，而第三种情况则确实存在。前文探讨的关于威慑概念的辨析以及对“相互确保摧毁”的滥用就是例证。也难怪杨原在文中发出警示，“在当今时代，核威慑大概是最需战略家深‘察’细‘察’的‘国之大事’之一。但令人不安的是，当前战略界对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仍然有所‘不察’，这种‘不察’集中体现在对‘确保摧毁’原则的无批判接受”。因此，中国威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第一步即要对既有的知识体系“祛魅”，并在“祛魅”的基础上进行重构，以一种理性、客观和科学的态度，对已有概念、理论和知识体系进行切实的检省和反思。
胡高辰和李彬就试图对“稳定—不稳定悖论”进行祛魅并在更加宏观的层次上反思美国的安全理论。他们指出，美国安全研究范式的重点是对手的能力和意图，而这两者的认定都是基于美国自身的考量，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此外，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有明确的敌人，从而使得美国的安全战略带有较强的针对性。这种思维模式也使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军事能力发展变得异常敏感，难以容忍军事现代化和武器数量落后于对手，并基于自身利益构建所谓的安全理论和军事策略。因此，美国的战略思维和安全理论范式具有较强的对抗性，缺少平等性和包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反复讨论的“相互确保摧毁”其实是美国战略理论中的异类，美国无时无刻不想摆脱这一脆弱性对其带来的限制。
反观中美战略博弈，美国始终怀疑中国信奉“相互确保摧毁”理论，认为中国一旦具备足够的实力就会寻求与美国的核对等地位。而美国国内的强硬派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再次陷入这一核僵局，因此主张不承认中国的核报复能力，甚至要在中国积攒起足够的实力之前就通过限制损伤和抵消战略来瓦解其现有能力。由此看来，接受“相互确保摧毁”理论的普遍性其实是中国学界面临的一个思维陷阱。中国的核战略哲学从来就不寻求类似美苏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而美国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也不愿意接受“相互确保摧毁”。中国学界应当正本清源，即“相互确保摧毁”并不具有普遍性，“相互确保摧毁”不等同于威慑有效性，也不必然带来战略稳定。它只是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状态，在未来的国际社会中也不应该被复制。
（二）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
中国传统威慑战略思维讲究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美国的战略思维是以“对战”和“赢战”的方式来实现“止战”和“慑战”。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如果套用美国的思维来理解中国的战略，往往会出现把脉不准的情况。因此，中国学界首先要全面、清晰地阐述中国战略哲学的特殊意义，从而打破西方对中国威慑战略的垄断性解读，消除误解和误判。比如在核战略领域，中国始终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与其他核大国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是因为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相信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一两种“新式武器”，而取决于人民的意志。核武器是“纸老虎”，不能轻易使用，但如果其他国家有核武器而中国没有，那么原子弹又是“真老虎、铁老虎，吃人的老虎”。所以在中国看来，核武器是政治工具而非军事武器，核威慑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其他国家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美西方学界时常怀疑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真实性，在国内学界近年来对中国战略文化和思维理念的不断解释和广泛传播后，这类情况有所改善。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威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还要对更加广泛的国别和地区的案例作出解释，对各大战略新兴领域的实践进行有益的探索，从而总结普遍规律和构建一般性的理论。这就要求国内的威慑理论学者与国别区域研究、新兴技术领域的专业团队进行学科交叉研究。通过田野调查，深入考察对象国的战略文化和思维方式，总结和比较不同国家在威慑的认知、信号的传递以及如何学习转化既有威慑经验等方面的异同点。通过文理交叉、实验与推演相结合，辨析不同战略新兴领域的技术特点，从而为威慑理论能否适用以及如何改进求得技术共识和一致预期。尤其在网络、人工智能等民用领域，中国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已经大幅领先，数据安全问题已迈入无人区、深水区，绝非依赖传统的美西方网络安全理论和技术工具可以解决。这就要求国内学界将中国实践进一步提炼总结，为战略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徐进指出，“解释现实问题、回应现实需求，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最强大的内生动力”。威慑理论作为战略研究皇冠上的明珠，天然地与中国崛起的战略环境塑造、中美战略博弈的突围密切相关。面对美国的战略压力，既有研究大多聚焦如何从战略战术和力量建设层面破解美国的核机会主义，确保中国战略威慑的有效性。例如，进一步提高中国核武器的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发展中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太空、网络、人工智能和高超声速武器等战略力量，弥补海基核力量的短板，加强战略对话和增加透明度等。还有一批新生代学者提出了更为进取的建议，包括适当增加威慑能力和足够有效的信号传递。但对于如何从战略思维的高度破局，仍然缺乏必要的威慑理论创新支撑。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学术界与战略界虚实相济的互动特点为中国学界理论创新和服务国家战略提供了启示。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纯威慑与实战威慑的长期辩论中，哪一方占据上风与当时美国的战略实力和美苏间的战略态势有很大关系。第一波威慑理论更加强调核武器的纯威慑作用。这既是因为最早的核战略研究者多是具有和平主义倾向的科学家，也是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尚不具备有效威胁美国本土的核能力。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随着美苏战略核力量达成大体上的平衡，美国官方开始接受以“相互确保摧毁”“二次打击”“战略稳定”等概念为核心的纯威慑理论，并以此说服苏联参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LAT I）和《反弹道导弹条约》（ABM）的谈判；另一方面，围绕威慑“可信度”的研究开始盛行，美国威慑研究进入“黄金时代”。当“相互确保摧毁”成为美苏的共识后，使用核武器的可信度又受到质疑，于是美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开始炮制“有限核战争”理论，提出使用“分级威慑”“强制升级”和“限制损伤”（limited damage）等核实战路径，直至“高边疆”战略和“确保生存”战略的推出标志着核实战思想的登峰造极。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里，美国在非核军事领域占据绝对优势，因而重视使用非核手段的实战威慑派兴起。
美国学术界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灵活转变立场，配合官方战略。第一，直接为官方政策的制定提供智力支持。在威慑理论发展早期，核武器的革命性、核战争的假设性和战略技术的专业性使得大学和智库中的学者在研究威慑战略时比官员和军人具有更大的优势，这造就了威慑理论研究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以亨利·基辛格、托马斯·谢林和赫尔曼·卡恩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对美国官方的威慑战略造成了显著影响，一些学者后来也进入官方部门任职。这种学界与政界的“旋转门”延续至今，代表人物包括老一代的基辛格、后来的阿什顿·卡特（Ashton B. Carter）以及最新一代的维平·纳兰（Viping Narang）等人。
第二，学术界出面说服对手接受美国官方的观点。在核领域，苏联习惯性地对美国官方提出的观点保持警惕和抵触，所以美国常利用民间机构向对手传达一些观点。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该组织以《罗素—爱因斯坦宣言》（Russell–Einstein Manifesto）为旗帜，成员包括东西方具有和平主义倾向的科学家。最初，这些持反战立场的科学家并不受西方政府待见。但在美国决定开展战略军控活动后，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开始得到美国认可，并利用非官方身份穿梭于东西方之间，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核不扩散条约》和《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缔结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还因此获得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
第三，学界发声增强了国家的信号博弈能力。威慑的心理博弈离不开真假难辨的信号传递。官方言论为了保持严肃性和一致性，在信号博弈中的灵活性显然不如民间。一方面，民间机构可夸大己方实力，吓唬对手。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就是经典案例。当时美国的高边疆组织（High Frontier Organization）致力于吹捧天基导弹防御系统的价值，一定程度上消耗了苏联情报系统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民间机构可以方便地公开和放大对手弱点，造成“恫吓”。过去十多年，美国一些学者经常发文，从核武器数量、核武器生存能力、民事损失承受力等角度质疑中国的核威慑效力。参与上述两种信号博弈的美国学者一般有科学家、工程师或军人的职业经历，这种专业性使其观点看似客观和科学；而对手出于各种原因，又不便直接回应。
第四，学术界为政策界提供情报支援。在威慑的心理博弈中，官方有时无法近距离接触对手，或者因为保密的原因不便直接披露对手的弱点，这时学界就能发挥特殊作用。学者直接参与情报工作的一个案例，是美国核科学家西格弗里德·赫克（Siegfried Hecker）在美朝关系破裂后的 2004—2010 年7次受邀率团访问朝鲜核设施，他根据这7次亲身经历所写的报告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现在，由于私营部门在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中领先于官方机构的普遍情况，民间力量对官方的情报支援作用越来越重要。最近一个事例是2021年美国詹姆斯·马丁防扩散中心（James Martin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FAS）等智库，借助开源情报炒作所谓中国在本国西北部大规模建设导弹发射井一事。时任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的查尔斯·理查德（Charles Richard）对民间机构在该事件中的作为表示称赞，并公开鼓励后者加大此类工作的力度。
在美国威慑战略发展的历史中，纯威慑与实战威慑间的灵活转换离不开学术界与政策界的默契互动。虽然美国学术界崇尚所谓“学术独立”之精神，有时也会出现与官方政策相违背的观点，但在特定时期发挥重要影响的学术观点大多是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这种虚实相济的打法尤其为中国学界构建理论创新和服务中国崛起的宏大命题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路。
结 语
中国学界直到冷战结束前后才开始探讨美国威慑理论，此后的介绍和引用集中在“三波浪潮”的经典著作中，对于冷战后的“第四波”以及当前威慑理论最新的进展研究较少。随着大国博弈竞争加剧，威慑理论的重要性提升。近年来，中国学界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都取得了创新性的突破，涌现出一批兼具本土创新意识并能够与国际学界对话的威慑理论研究成果，为威慑理论由“第四波”向“第五波”的推进提供了中国思维和视角。其中第一类研究关注中国自身的威慑战略理论与实践，尤其以核威慑为主；第二类主要研究美国的威慑战略，聚焦美国威慑理论的发展以及对华威慑战略调整；第三类则侧重于对威慑理论本身的创造性演绎以及对部分经典理论的批判。这三类成果共同支撑起中国威慑理论从早期的强调特殊性逐步向寻求普遍性转变，通过对经典威慑理论进行反思，对早些年约定俗成的概念进行祛魅，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威慑理论体系，为大国竞争背景下的战略安全理论的持续创新注入活力。
在今后一段时期，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战略博弈风高浪急。构建中国威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意义重大，使命艰巨。国内学界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仍需持续努力：一是祛魅经典，包括对“相互确保摧毁”的反思，对威慑概念泛化的批判，对威慑在战略新兴领域应用的辨析以及对威慑三要素模型的优化等，借助当前交叉学科的发展势头，为概念移植和创新寻找更多机会。二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既要创造性转化中国战略哲学和传统智慧，又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成果，立足全人类共同价值，打破西方话语主导和对中国军事力量发展、战略威慑政策的垄断性解释，在核、网络、太空等多领域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三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尽快形成大兵团、大平台作战。由于各方面原因，中国早期的战略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军事单位。而在美国，除政府部门和军事院校外，还有大量的民间高校和智库积极参与，一大批优秀学者通过“旋转门”机制直接将威慑理论的研究成果服务于政府决策。理论学者和决策者之间既有观点的碰撞，又有密切的沟通和协调，用理论研究牵引战略实践、掩护真实战略意图、塑造对手的认知，在虚实相济之中对美国扩大战略优势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为确保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赢得主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建立中国战略威慑界的“旋转门”机制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