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外交联合是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重要手段 ，为了加强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不对称优势，美国在不同议题领域对盟友和伙伴进行了联合。当前，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仍然是国家科技竞争涉及的主要结构，在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四大结构下的不同领域成为了国家结构性权力的重要来源，而在不同结构下拥有较高结构性权力的国家则是美国进行联盟和拉拢的重点对象。由于美国在金融结构下具有显著的不对称优势，美国更加倾向于在安全、生产和知识结构下挑选具有较高结构性权力的国家，使其成为自身的盟友和伙伴。由于一个国家可能在多个结构下具有较高的结构性权力，美国在安全、生产和知识结构下进行的外交联合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盟伴体系。通过对美国在安全、生产和知识结构中的外交行为进行分析，结构性权力的视角为理解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提供了一个研究思路。

关键词：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结构性权力；盟伴体系；安全结构；生产结构 ；知识结构

科技是国家竞争的核心领域，技术转移推动了国际体系内的权力再分配。近年来，美国在科技领域强化了对中国的竞争，从特朗普政府有针对性的经贸限制与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定点打击，到拜登政府与盟友和伙伴国家进行系统性的技术合作，美国意图在技术领域形成一个“去中国化“的小圈子，通过抓住全球科技发展的辔头以“竞赢”（Outcompete）中国。在特朗普政府打击中国信息通信行业（ICT）的基础上，拜登政府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疗及新能源等多个科技领域进行了复杂的战略布局，并与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开展重点合作，意图以美国为中心，以盟友和伙伴为节点，打造一张产业与科技合作的网络。纵观拜登政府在国际层面的系列战略布局，盟友和伙伴国家在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美国与不同国家进行合作的领域与深度又各不相同。那么，美国在对华科技竞争的过程中，究竟以何种逻辑挑选盟友和伙伴国家进行合作？回答这一问题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当前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总体格局。

本文将对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中构建盟伴体系的逻辑进行探索，并指出不同国家所拥有的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是美国在对华科技竞争中选择盟友和伙伴所参考的重点。在科技发展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在不同结构中的结构性权力，主要由其在不同结构下具体领域的影响力所决定。结构性权力更大的国家在科技竞争的背景下更容易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从而使美国更倾向于对拥有更高结构性权力的国家进行拉拢，以服务于对华科技竞争的战略目标。美国根据自身的战略需要，在安全、生产和知识结构下重点挑选了盟友和伙伴，形成了一个对华科技竞争的盟伴体系。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既有研究如何看待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诸多举措。第二部分从结构性权力这一概念入手，重点阐述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如何成为影响国家科技竞争的关键。第三至第五部分对美国构建的对华科技竞争网络进行分析，分别说明美国在安全、生产和知识结构下与哪些国家开展合作。第六部分为结论。

一  重新审视美国对华科技竞争

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经历了多轮变迁，并呈现出从逐步放松到加强限制的特征。21世纪以来，美国对华战略评估发生了从“接触”到“竞争”的巨大转变，美国国内精英的政策辩论在奥巴马政府后期至特朗普政府初期定调，进而开启了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特朗普政府主要关注中国在贸易和产业领域的“不平等竞争优势”，其认为中国企业在通信技术领域和高新科技产业领域的快速发展是“窃取美国技术”以及“政府不合理补贴”的结果。而要实现对中国ICT行业的打击，不仅需要对诸如华为、中兴等企业的“定点清除”，还需要联合盟友，在供应链和全球分工层次缔造一个新的市场。2020年4月，特朗普政府发起了“清洁网络”（Clean Network）计划，欲联合印太和欧洲盟友重新制定标准，将中国从主流互联网技术和通信领域剥离。这些举措反映了美国通过联盟和制度化的方式对华发起科技竞争的意图，但直到拜登政府上台为止，美国政府对华科技竞争的方式仍然以单边主义为主，且停留在ICT领域。在国际国内综合形势的影响之下，拜登政府将重塑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放到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通过制定系统战略，拜登政府以双边、多边、小多边的方式促进美国在国际事务层面的广泛参与，意图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捍卫美国在数字时代的科技主导权。

既有研究对于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梳理，并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拜登政府科技外交的诸多举措进行了分析。一部分研究较好地描述了当前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的总体特点和详细情况。美国针对中国的排他性技术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对华的“科技脱钩”，通过“小院高墙”的定点打击，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的态势与特朗普政府产生了显著区别。针对当前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快速发展，美国加强对盟友的再保证，并将印太和欧洲两大区域内的盟友整合至一个统一的框架下，以此实现技术研发和产业贸易的协调发展。拜登政府在内政和外交两端同时发力，构建了双边、区域和全球层面的供应链联盟，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制度引导美国与盟友、伙伴的合作。通过国内外的政策协调，拜登政府对可能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产业进行精准控制，围绕研发投入、人才培养、技术标准等多个领域，与盟友和伙伴展开合作，对华进行“统合性压制”。由此，拜登政府在事实上抛弃了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自由贸易立场，转而拥抱了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新华盛顿共识”（New Washington Consensus）。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的具体举措进行了分析，并着重探讨了拜登政府在外交领域展开的布局。通过双边、多边和小多边的制度建构，拜登政府打造了一张对华科技竞争的盟友和伙伴网络，力图捍卫美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另一部分研究从技术权力、国家安全、联盟战略等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技术在当代大国竞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评估了拜登政府如何通过“改制”和“建制”，在对既有联盟框架进行修复的基础上推进对华科技竞争。一方面，部分研究强调了技术具有的非中性，认为一国的科技进步会赋予其技术权力，加剧国家间竞争。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信息科技产业的发展能够在推进技术进步的同时，全方位提升一国与其他国家的技术代差，这使技术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来源。由于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差异在数字化时代逐渐缩小，技术带来的外溢效应将显著影响一国的国家安全，提升了国家控制关键技术的决心。因此，在与中国的竞争过程中，美国积极利用自身的技术权力，在信息技术等优势产业形成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并意图以此为武器打击对手。在“技术多边主义”的指导下争夺新技术权力，成为了美国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重要战略目标。另一方面，部分研究从联盟战略的角度出发，指出拜登政府当前在科技领域的“改制”和“建制”本质上是对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的调整，是对传统安全联盟的扩容。当前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使美国重视通过多边方式协调盟友间合作，并对传统的“毂辐”联盟体系进行了调整。拜登政府通过制度升级、制度构建和制度回归的方式重拾了“印太战略”，并拉拢盟友和伙伴成为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中的战略支点。通过政府间力量的横向耦合和社会力量的纵向耦合，美国构建了一个涉及多领域、多层次的“盟伴体系”，在安全、经济、政治等领域开展对中国的竞争。同时，为了提升联盟的凝聚力，拜登政府将民主价值观作为维系美国与盟友间合作的纽带，并保持了内政和外交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上述研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在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当前美国对华科技竞争，尤其是拜登政府对华技术联盟的特点及内在属性。

对事实与文献的梳理有助于重新审视当前的美国对华科技竞争。围绕拜登政府对华构筑科技联盟的诸多措施，既有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一个共识是，通过外交手段构建排他性的生产网络是美国当前对华科技竞争的主要手段。同时，数字化时代下的技术进步使安全和发展的边界愈发模糊，使科技议题与安全议题紧密挂钩。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由此超越单纯的经济效益，成为拜登政府科技外交的主要考量。此外，当前美国进行的外交联合不止针对传统盟友，还重视部分与美国存在密切联系的伙伴，由此构建了一个差异化的盟伴体系。既有研究强调了科技因素在美国对华竞争中的重要影响力，并更加倾向于对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联盟战略进行宏观解读，但并未对美国挑选盟友和伙伴进行对华科技竞争的逻辑进行解释。因此，要加深对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理解，就需要进一步深入当前美国构建的科技联盟，探寻不同的国际结构及国家在不同结构内具体领域中的影响力如何反映在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挑选成员的逻辑中。

二  结构性权力与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中的盟伴选择

结构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以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代表的学者强调了国际结构在国家间互动过程中的背景性作用。国际结构并非具有唯一性，在系统的排列原则之外，组成结构不同单元的功能差异和单元间能力分配的差异会深刻地影响结构的形式。例如无政府状态下的两极结构往往更趋于稳定；而不同的国家在生产过程中的互动最终形成了等级化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有趣的是，大国间竞争进程的变化往往能推动国际体系的变化，而后者又使不同国家间的互动以结构化的方式得以固定。对于国家而言，在某一特定的国际结构内，国家间的位置差异会使其在物质和信息层面产生不对称的收益，从而使处于某一特殊位置的国家获得优势，此种优势往往是权力的来源。这一分析为从结构出发研究国家权力打开了大门。

结构性权力的分析强调国家间互动所产生的后果，并将对国家权力的考察视野放在全球政治经济的背景下，从而有利于考察多个行为体获取权力的微观基础和权力分布的宏观结构。故与“联系性权力”不同，结构性权力更加强调行为体与结构的互动，说明行为体如何通过结构对其他行为体产生影响。一方面，拥有结构性权力的国家依托其优势位置，能够在获取物质资源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协调和正反馈；另一方面，结构内不同国家之间传递信息的渠道往往受到结构位置的影响，拥有结构性权力的国家在其特殊位置的基础上能够掌握信息的流动，甚至发挥议程设置的权力而决定信息的内容。因此，从结构性权力的视角出发对国家间互动的分析不仅考虑了国家对物质和信息资源的控制，还隐含了国家对国际结构进行改变的可能性。

正如一个国家不可能只拥有一种特定的资源禀赋，国际体系下也不可能只存在一种特定的国际结构。对此，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提出了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当前国际体系存在以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组成的四种主要结构，以及由世界跨国运输体系、贸易体系、能源供应体系、跨国福利和发展体系组成的四种次级结构。四种主要结构构成了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而由此衍生而来的四种次级结构又对主要结构形成了补充。科技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间互动的方式，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特征，国家间互动的主要领域仍然集中于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大结构。在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国家间物质和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使彼此在不同结构中的互动方式发生了变化，从而为传统的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注入了新的内涵。

首先，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地缘政治与军事部署，同时在常规安全、核安全和新兴技术安全领域为国家安全带来了变革。第一，科技的发展会推动国家常规军事装备的革新，并提升国防工业能力，使国家在拥有同等资源的条件下以更高的效率提升军队实力。因此，科技发展将使国家的常规军事实力发生变化，并可能改变既有的安全格局。第二，科技发展将会对国家的战略威慑能力造成影响，使核安全以新的形式在安全结构中发挥作用。“曼哈顿计划”的成功不仅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还使美国拥有超越常规军事领域的战略威慑能力。而核潜艇和战略核武器等新技术的发展使核安全在国家安全议题中产生了更重要与更广泛的影响。第三，新兴技术成为了影响安全结构的重要因素。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提升了人类交互的能力，使人们传播信息和利用信息的方式大大增加，从而扩展了人类智能的边界。这些特性将使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影响。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目的，人工智能对情报收集和即时演算等方面的加持也使其成为了国家间军事竞争的重要舞台。综上，科技发展为军事手段的革新提供了动力，也使安全结构的边界不断扩展。

其次，科技与生产的融合使生产结构发生变化，技术进步延长了从生产到销售的链条，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被从上下游两端加以区分，并体现在原材料和制成品两个方面。从原材料的角度看，全球价值链带来的高度分工化使现代工业高度依赖特定原材料的供给，而国家科技竞争使部分原材料具有更高的战略价值。由此，拥有特定原材料资源禀赋以及掌握关键原材料生产的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了突出的结构性权力。从制成品的角度来看，随着技术发展，国家对特定技术的控制能力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显著，其容易在技术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特定制成品的生产垄断市场，放大自身的技术优势，实现从技术权力到市场权力再到国家权力的累积。因此，在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下，国家的生产活动被放置在一个更加紧密的关系网络中，并凸显了国家间生产权力的差异。依托增加值贸易所形成的等级化网络结构，不同国家通过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获取增加值的差异推动了生产结构权力的生成，而不同国家在价值链中占据的位置反映了其所获得的结构性权力。综上，科技的发展影响了国家生产和分配物质资源的能力，扩大了不同种类产品的差异，延长了同类产品的生产链条，从而使“生产”被置于一个联系更加复杂的结构中。

第三，当前科技的发展更加凸显金融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并在货币和金融基础设施层面对传统的金融结构带来影响。一方面，技术进步推动了货币形式的变化，虚拟货币和数字货币的出现对传统的主权货币带来了新的挑战。虽然以电子支付和数字金融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使国家能够更加高效快捷地控制资本的流动，但数字技术的发展使虚拟货币和区块链等技术对传统的主权货币造成了挑战，国家在此情况下如何对货币进行管理成为了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技术发展对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随着科技的发展，数字化和智能化成为了金融基础设施发展的新方向。在此背景下，国家在制度设计和监管实施方面如何应对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又如何利用新兴技术推动国家对资本流动的管理，都是国家在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但总体而言，相较于技术对安全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影响，虚拟货币和区块链等技术对金融结构的影响仍需要观察。一方面，虚拟货币因其在监管方面的限制，仍难以取代传统的主权货币；另一方面，虽然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衍生出更多可供非国家行为体在金融结构发挥作用的空间，但主权国家仍然是金融结构的主要行为体。

最后，科技发展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带动了知识结构的全面变革。随着互联网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国家获取信息的渠道不断增加，掌握信息主导权的战略意义也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基础科学知识、技术规则标准和意识形态话语成为了国家在知识结构进行竞争的主要领域。第一，基础科学知识对技术研发具有根本的推动作用，掌握这一知识能够使国家在技术研发中获取正反馈，并推动国家科技水平的进步。第二，技术规则标准为国家未来的科技发展提供了路径，并能够使掌握规则制定权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技术发展造成巨大影响。第三，意识形态话语不仅塑造了“我们”和“他者”的身份差异，还使国家的对外行为获得了正当性。随着传播媒介的扩展，上述三大领域的影响力被分散在不同的行为体下。因此，科技发展不仅没有淡化知识结构的重要性，反而使信息对物质世界的影响作用得以凸显。

正如前文所言，在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的内涵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并分别体现在不同的领域（见表1）：在安全结构中，科技发展不仅对常规安全及核安全的形式产生了影响，还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安全成为了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在生产结构中，科技发展分别推动了原材料和制成品领域的变革，并使国家在产业链的上下游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在金融结构中，科技发展从货币和金融基础设施两个方面对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不仅需要应对虚拟货币对主权货币的挑战，还需要提升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从而在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实现有效的监管；在知识结构中，科技发展一方面证明了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国家控制技术规范的必要性，载体的革新也使意识形态宣传成为了国家塑造认同与获取行为正当性的重要手段。因此，科技发展带来的变化不仅突出了不同结构在大国科技竞争中的战略意义，更使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中的不同领域成为了分析结构性权力的重要切口。从不同的具体领域出发，斯特兰奇提出的四种主要结构得以被运用于大国科技竞争的分析中，而国家在不同具体领域中所拥有的影响力，也成为了其在不同结构下权力的重要来源。

事实上，拜登政府在国内外进行的系列政策布局背后存在着共同的逻辑：利用一切手段维持对华不对称的竞争优势。相较其他结构而言，美国在金融结构中的权力优势更加突出，影响力也更加明显。在货币领域，虽然科技发展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改变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技术抓手，但美国凭借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支付、储备以及计价优势，保持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以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为例，尽管受到了欧元、人民币等其他主权货币的挑战而出现份额下滑的情况，但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仍然有近60%。而在金融基础设施领域，美国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2022年的全球前十大银行中，有5家银行属于中国，4家银行属于美国，仅有1家银行属于英国。在金融衍生品、证券交易等领域，美国同样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上述因素都使美国通过联合盟伴开展对华竞争的必要性降低。因此，鉴于美国在全球金融系统中的支配性地位，以及其他国家对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高依赖程度，美国在金融结构下拥有超然的结构性权力，这使其在该领域更加倾向于直接开展对华竞争，而不是重新进行联盟构建。

除金融结构依旧为美国所主导外，科技的发展使安全、生产和知识结构中的行为体更加多元，并塑造了一批在不同结构下具有较高结构性权力的国家。这些国家凭借在不同结构下拥有的物质或信息优势，成为了美国对华科技竞争背景下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间地带”。对于美国而言，如果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将这些拥有较高结构性权力的国家联合起来，就能以更高的效率实现对华科技竞争的目标。而在对华科技竞争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利用全球范围内的盟友和伙伴，无疑能够放大美国的竞争优势。根据在不同领域竞争优势的差异，美国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方式展开对华竞争。例如，权力优势决定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形式，当权力优势明显时，美国更加倾向于采取双边合作；而当权力优势缩小时，美国更加重视多边合作。例如，在具有不对称相互依赖优势时，美国可以通过“清洁网络”计划与中国的通信产业进行解耦，以此打击中国5G产业的发展；而在不对称相互依赖优势不明显时，美国则选择组建基建联盟以抗衡中国在基建领域的优势。从这一逻辑出发，拜登政府在不同结构下的政策布局同样受到美国对华不对称优势的影响。

三  美国在安全结构中的盟伴选择

科技的进步不仅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使常规安全领域在装备层面得到更新，还通过技术本身使安全的内涵得以扩展。从核技术的突破到当前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带来的冲击，技术发展对安全结构带来影响的案例比比皆是。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军费开支的不断上升，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和作战理念等方面的现代化水平逐步提升。同时，中国在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迅速发展也推进了军队在数字化时代作战技术的革新。拜登政府在2022年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指出，中国在印太区域的军事能力正在不断增强，而美国在该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军事联盟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巨大压力。因此，拜登政府在常规安全、核安全以及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安全领域进行了协调，并与不同的盟友及伙伴展开了合作。

在常规安全领域，技术发展推动了国防工业的调整，使其重要性得以凸显。拜登政府与日本、韩国及印度开展了密切的军事协调，并推动这些国家在常规武器方面的更新。一方面，日韩是美国在印太区域遏制中国的核心，两国均是美国“毂辐”联盟体系中的重要盟友，而尹锡悦政府与岸田内阁进一步深化了韩日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因此，在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背景下，美国与日韩两国通过双边和三边机制强化了三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2023年1月，美日“2+2”会议宣布加强两国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的合作，而2023年8月召开的美日韩戴维营峰会则进一步推进了美日韩三国的安全合作，三国宣布将提升在弹道导弹防御方面的合作水平，启动数据共享机制，交换实时预警数据。另一方面，印度因其特殊的地缘位置及其人口规模上的优势，在当前的安全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使印度成为拜登政府当前开展安全合作的重要对象。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不同，印度并未与美国签订正式的联盟条约。但在莫迪执政后，印美防务合作进入快车道，双方加强了关于军队和情报互换方面的合作。不仅如此，美国对印度的国防贸易额自2008年起快速增加，并向印度出售了包括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等在内的高精尖武器，这使得印度在当前的区域安全结构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当前，美国与印度的安全合作注重提升印度的国防工业水平，美国授权在印度生产喷气式航空发动机，并将提供技术支持，双方还将就情报和信息共享进行磋商。综上，日本、韩国以及印度凭借其与美国的传统安全关系以及独特的地缘优势，成为当前美国进行常规安全领域合作的重要对象。

在核安全领域，英国和澳大利亚是美国进行安全合作的重要对象。尽管美国与印度、菲律宾等国均签署了核技术合作协议，但这些协议主要集中在民用领域，并未对区域安全结构造成显著影响。当前，英国和澳大利亚因其在安全结构特别是核安全领域的特殊优势，而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英国与美国在核技术领域的合作早在冷战期间就已开始，双方在核武器以及核潜艇等各项军事领域存在密切的协调。作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合作程度最深、技术交换水平最高的合作盟友，英国在核技术领域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而为了加强美国及其盟友的海上优势，美国与英国共同推动了对澳大利亚的核技术转移，从而使澳大利亚在当前安全结构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2023年3月，美国政府发布了就美英澳协定（AUKUS）合作的情况说明书，详细阐述了美英澳三国在核潜艇领域进行合作的技术细节。美国将不仅向澳大利亚出售三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还将与英国及澳大利亚一同开发新一代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在核潜艇领域的系列技术合作推动了澳大利亚国防工业的发展，同时推进了美英澳三国在核技术领域的协调。此外，澳大利亚政府也调整了介入印太区域的方式，将维护周边安全和塑造战略环境的优先级提升。由此，澳大利亚在当前美国主导的安全结构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成为了美国维护区域安全领导权所依托的重要节点。

在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安全领域，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盟友凭借其在资金投入及技术水平方面的优势成为美国开展外交活动的首要对象。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盟友在人工智能领域影响力较大。除美国和中国外，英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初创企业及科研投资均位于世界前列，这使得美国在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方面与英国等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合作。自2020年以来，英美两国在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协调。2023年1月，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与英国国防科学与技术实验室就人工智能在未来作战中的可能应用进行了合作演习，展示了双方在军事合作中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前景。2023年6月，英国与美国共同签署《大西洋宣言》（Atlantic Declaration），宣布将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多个领域开展广泛的合作。两国在文本中强调了《大西洋宣言》在同类伙伴合作宣言中的“第一性”，昭示了英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紧密协调。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在现代军事中的应用日渐增加，美国与英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盟友之间的安全合作将更加紧密。

综上，由于科技发展对全球安全结构的影响与地缘政治及安全联盟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在对华科技竞争的背景下，美国于安全结构中筛选的盟友及伙伴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联盟成员高度重合。在常规安全领域，出于遏制中国的考量，日本、韩国及印度凭借其自身的地理位置而成为美国安全合作的重要对象。美国与上述国家的军事合作向高精尖武器和情报共享领域倾斜，并着力提升日本、韩国及印度的国防工业能力。在核安全领域，英国因其技术优势而成为美国进行核技术合作的核心盟友。而鉴于澳大利亚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与美国在印太区域的紧密安全关系，英美两国基于“AUKUS”机制强化了澳大利亚的核能力建设。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安全领域，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研发和人才培养上具有优势。美国加强了与英国，以及其他G7国家在人工智能安全方面的合作，从而在新兴技术安全领域建立了以英国为重要支柱的盟友和伙伴网络。

四  美国在生产结构中的盟伴选择

科技发展为生产结构的变迁带来了直接影响，技术进步对产品的区分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层面产生了位置差异，从而带来了生产权力的区别。从融入世界市场到成为世界工厂，技术进步为中国在全球生产中的位置变迁提供了动力。在中国从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的升级过程中，处于核心位置的美国会对中国采取种种手段予以打击。在全球价值链中，研发、生产、组装、销售等各个环节被拆开，不同国家根据其在人才、资本、土地资源等方面的优势而占据生产链条的不同环节。各个国家在生产结构下的定位由此发生变化，一部分国家因其拥有的资源优势而成为关键原材料领域的重要国家；另一部分国家因其在人力、装配工艺等方面拥有的优势而成为制成品领域的重要国家。上述逻辑为美国在生产结构下联合盟伴与中国开展科技竞争提供了外交层面的逻辑基础，始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经贸竞争在拜登政府时期得到全面细化，拜登政府摒弃了大而不精的对华竞争方式，转而采取“小院高墙”等手段，在特定的产业领域联合盟伴开展对华竞争。故美国在生产结构的盟伴选择兼顾产业链的上下游，美国在原材料和制成品两端入手，并意图组建一个包括研发、生产和销售全过程的“供应链联盟”。

在原材料领域，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因其丰富的原料储备，以及与美国密切的联盟关系，成为美国在生产结构中进行联合的重要盟友。随着科技的发展，能源结构转型成为了当前大国在生产领域竞争的主要舞台之一。受能源转型需求推动下光伏、电动汽车等产业发展的需求，以镍、锂、钴等为代表的矿产资源成为了能源结构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材料，掌握这些原料生产的国家由此成为美国外交联合的重点。在能源结构转型的背景下，美国因其供应链中基础性矿产缺失而缺乏整体竞争力，而在大部分离岸产能均由中国控制的背景下，与其他在能源生产结构中拥有优势地位的国家合作成为美国的主要考量。

一方面，美国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建立了与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代表的资源充裕国家的合作，推动在关键原材料领域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盟伴体系。美国和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早在2019年就启动了“关键矿产测绘倡议”（Critical Minerals Mapping Initiative），在关键矿产的勘探等方面进行了密切的合作。2022年6月，美国与欧盟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等9个国家共同建立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ineral Security Partnership，MSP）。这一被称为“金属北约”的组织协调了美国与盟伴在关键矿物领域的政策立场，并为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友岸外包”提供了制度支持。

另一方面，美国又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就原材料议题展开了详细的双边合作。由于澳大利亚拥有的关键矿产与美国发布的关键矿产清单高度重合，而加拿大则是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净进口依赖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唯一既符合“友岸”又符合“近岸”原则的国家，美国加强了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矿产合作，并将其视为美国掌握关键矿物供应链的核心节点。2023年3月，美加两国领导人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了两国在关键矿物方面的合作，并依据《国防生产法》第三章中规定为加拿大实体开发关键矿物提供资金支持。同年5月，美澳联合声明中同样将关键矿产作为双方合作的重点，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将澳大利亚也纳入《国防生产法》第三章的支持名单中。美国进行的上述外交活动均凸显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当前美国主导的清洁能源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制成品领域，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荷兰以及印度等经济体因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不同优势，而成为美国在对华科技竞争中进行外交联合的重要盟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荷兰等经济体在以半导体领域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拥有较高的制造优势，其生产的产品在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中的影响力较大，而印度因其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优势而成为半导体产业下游封装等工序的新兴影响者。

首先，在半导体技术链中，美国拥有较大的研发优势，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半导体技术向全球扩散，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成功承接了从美国向外转移的半导体产能，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半导体生产的重要基地。2022年，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生产的半导体占据了全球半导体市场份额的近40%，对全球半导体市场有重要的影响力。对于拜登政府而言，如果能与上述经济体实现半导体领域的合作，就能控制全球半导体市场，并在研发层面实现对中国的技术限制。2022年3月，美国总统拜登提议在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间建立一个芯片四方联盟（CHIP4），以组建一个更加安全的全球供应链。尽管这一倡议因为韩国政府的迟疑而未能完全建立，但芯片四方联盟体现了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对上述三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同时，荷兰的阿斯麦尔（ASML）在全球光刻机领域不可替代的地位使其连带荷兰一同成为美国科技联盟构建的重要对象。2023年1月，美国、日本与荷兰达成协议，限制包括荷兰阿斯麦尔和日本东京威力科创等企业向中国出售半导体制造的相关设备。在半导体领域，虽然美国拥有较强的技术优势，但生产端仍然为日本、韩国、荷兰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等地区所掌握。在此基础上，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对华竞争将以控制全产业链为出发点，拉拢在生产端具有重要结构性权力的国家和地区，故日本、韩国、荷兰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将成为美国在半导体领域构筑对华科技联盟的重要盟伴。与日本、韩国不同的是，印度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不具有足够强的先发优势，但其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使其成为承接成熟制造业转移的理想目的地。从半导体领域看，印度近年来大力发展计算机产业，其充足的年青劳动力资源和不断扩大的技术人员规模使其在全球计算机和半导体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提升。2023年6月开展的印美战略贸易对话中涉及了双方在半导体领域的技术合作，包括英特尔、美光等战略性企业将加大在印度的投资。美国鼓励发展合资企业，并推进企业间的技术合作，以此推动印度在半导体技术开发和芯片封装方面的发展。

其次，当前能源结构的转型不仅突出了原材料对国家科技竞争的重要性，还推动了以新能源汽车为核心的新兴制造业的崛起。在此背景下，日韩等国同样因其在电池制造领域的先进工艺而成为美国在清洁能源转型背景下推动构建制造业盟伴体系的重要对象。在长时间内，美国的电动汽车动力电池供应都严重依赖于日韩供应，日本的松下公司在2010-2020年期间为美国供应的动力电池总量占所有美国车企动力电池总量的近75%，而这些电池又主要流向了美国车企特斯拉。韩国的SK Innovation和LG两家公司是美国本土的福特汽车以及通用汽车的重要电池供应商，同时也是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重要电池来源之一。据统计，LG能源在2021年的动力电池总装机量约为60.2GWh，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20.3%。2021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双方着重强调了韩美能源投资的相关议题。拜登在会后声明中强调，此次由SK、LG以及三星等战略性企业带来的超过25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有助于美国构建一个富有弹性的供应链网络。而2023年3月，美日签署关键矿产协议，在矿产税收等多方面进行联合合作，此举将强化美日在电池生产方面的合作水平，美国试图以此强化对清洁能源上下游产业的全面掌控。

简言之，在大国科技竞争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出现了分化，并分布在原料和生产两端。大国在生产结构下的竞争正是从上述两端出发，体现为对原材料和制成品的控制。因此，美国在生产结构挑选的联盟节点均在生产结构的不同领域掌握着较高的结构性权力。从原材料领域看，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因其在储量和原料种类层面的优势而拥有重要的影响力，二者也因与美国密切的政治联系而成为美国在原材料领域进行外交联合的重要盟伴。从制成品领域看，由于当前的大国生产竞争主要涉及半导体和清洁能源产业，日本、韩国、荷兰、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印度因其在制造能力方面的优势而成为美国在制成品领域进行外交联合的重要对象。上述国家和地区在原材料和制成品领域的不同优势使其在生产结构中具有一定的结构性权力，从而成为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中通过外交手段予以联合的重要对象。

 五  美国在知识结构中的盟伴选择

知识结构与规则制定和话语传播相关。科技发展不仅没有降低知识的重要性，反而促进了知识权力与物质权力之间的相互转化，使掌握规则与信息的优先级大大提升。首先，基础科学研究是科技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国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往往是其参与国际科技竞争的支柱，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竞争由此也成为大国科技竞争的重要阵地。其次，在数字时代，科技发展的路径受到技术标准的约束，掌握规则制定权的国家往往能够先人一步，对技术发展进行阐释与运用，并在此技术上获得技术发展的优先权。再次，以话语作为载体的身份建构过程为科技发展的大国竞争过程提供了正当性的基础，从而使知识结构中的身份建构过程对其他结构的发展产生了外溢效应。作为霸权的美国在长时间内都掌握了规则制定和阐释的权力，而随着21世纪以来中国对国际事务参与度的提升，中国在国际公共物品提供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美国在对华经贸竞争的同时逐渐在制度和话语层面对中国进行“规锁”，意图削弱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在此过程中，美国从三个方面入手联合盟友及伙伴开展对华竞争：首先，美国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强化了对中国的竞争，在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与盟友及伙伴进行协调；其次，美国也加快了对技术标准和规范制定的争夺，联合盟友和伙伴对中国开展技术规则之争；第三，美国以人权概念为抓手，借助“民主国家”等话语，意图打造一个同质国家的“身份联盟”。在此过程中，欧洲国家及欧盟依托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议题塑造能力，成为了美国在知识结构中的核心盟伴，而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国家则在部分领域发挥了协调作用，成为了知识结构下的关键盟伴。

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印度成为美国当前开展合作的重要对象。自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就将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STEM）等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视为对美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议程。在对华科技竞争的背景下，美国加强了与盟友和伙伴在STEM领域的人才培养，意图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与中国拉开差距。值得注意的是，美韩之间开展了人才合作计划，未来两国将加强人才培养和STEM领域的交流。但凭借庞大的海外留学生数量，印度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中拥有更高的影响力。据统计，在2000年至2017年期间，有29050名印度籍学生在美国获得了科学或工程领域的博士学位，占非美国公民获取博士学位总数的14%，仅次于中国（66690名，32%）。随着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后迅速下滑，印度在美国的留学生人数进一步攀升，并在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中大量就职。印美在基础科学研究和教育领域的密切联系使拜登政府进一步强化了与印度在STEM领域的人才培养合作。一方面，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印度学生的资助力度，并设置专项基金与印度科学家一同开展合作研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于2022年8月为印美学者在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280万美元的基金，这一措施得到了印度科学技术部的支持，后者在5年内提供了近4.3亿美元的配套资金，以支持印度和美国的现有研究合作。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建立了系列配套机制，强化了与印度在人才方面的共同培养。在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nitiativeon Critical and Emergency Technology，iCET）框架下，美国加强了与印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美国大学协会与印度理工学院等大学组成了联合工作组，以扩大美印在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由此，在对华科技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强化了与印度在人才培养和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

在技术规则制定领域，美国着力推进与欧盟及英国的协调，并加强了与印太盟友及伙伴国家的合作。2021年6月，美国与欧盟正式启动了新的贸易与技术协调机制（The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TTC）。在TTC框架内，美国强调了欧盟与其成员国在共同领导、促进及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双方合作将更加重视技术规范、行为准则等有关议程设置层面的协调。2023年5月，美欧双方就TTC的合作内容发表了声明，并梳理了第四次TTC部长级会议达成的主要成果。美欧双方将在一系列领域进行标准和规范制定的合作，包括但并不限于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及其电池、半导体、量子技术等新兴科技领域，以及贸易投资、劳工权益、环境变化等更加广泛的政治经济领域。上述合作体现了美国在技术规则制定方面对欧盟的重视。美欧双方在2023年10月发表的共同声明中再次确认了在技术领域的规则合作，并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的大背景下加强了情报交流方面的协调。此外，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美国也积极推动与欧洲国家的合作。2023年11月由英国主导召开的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后，美英两国均成立了与人工智能安全有关的研究机构，并共同发布了一项由23个盟友及伙伴国家签署的，用于指导人工智能发展和网络安全的开发指南。简言之，美国与欧洲国家的战略合作在具体领域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发展路线的设计，欧洲国家在全球事务中所拥有的话语权使其在知识结构领域拥有出众的影响力，这是美国在知识结构下进行联盟构建时将其作为核心节点的根本逻辑。此外，美国还加强了与日本、韩国等印太盟友及国家的合作。特别是在信息通信方面，美国与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国家均强调了在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OPEN RAN）领域的合作，并将共同探索6G网络等通信规则的未来制定。

在意识形态竞争领域，在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开展高水平的规则合作之外，美国还以“民主”为抓手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布局，意图建立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引导的身份联盟。正如西蒙·赖克（Simon Reich）、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所言，在后霸权时代，欧洲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更加偏向于议程设定，这使得欧洲往往在推动国际话语发展的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在战后国际政治的演进中，欧洲因其对民主自由观念的认同而成为美国在话语层面的天然盟友，这使其成为美国在对华开展科技竞争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美国政府认为，数字技术革命与民主和人权密不可分，这使得技术的发展需要受到来自价值观层面的监督与治理。因此，自2021年起，美国主导召开的两次“民主峰会”均提及价值观与技术的联系，并着重强调了在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对军民两用技术的管控和规则治理。在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书中，包括英国、法国、丹麦等在内的欧洲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等在内的印太区域国家，包括哥斯达黎加等在内的部分发展中国家，还有加拿大这一美洲本土盟友都在人权和监控等领域与美国开展了合作。不难看出，这些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分布较为广泛，且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通过选择多样化的合作对象，美国在推动民主价值观念、塑造共有身份的过程中能够在话语层面获取更高的正当性。

综上，在知识结构内，美国从三重赛道出发开展了对中国的科技竞争。首先，以印度为核心伙伴，美国加强了人才培养和STEM领域研究的国际合作，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展开了对中国的竞争。其次，以欧盟和英国为核心伙伴，美国在技术规则制定方面入手，尝试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技术规则体系。第三，以民主自由价值为抓手，美国与欧洲国家进行了深度合作，意图塑造一个与中国不同的意识形态联盟。在上述三重赛道相互叠加的背景下，英国、印度、欧盟等国家或组织在知识结构内拥有更高的影响力，从而成为美国在知识结构中进行盟伴选择的首要对象。

 六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