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7日上午，从网上看到消息：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去世了。我瞬时深感震惊与悲伤。乐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当日凌晨3时4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乐先生近年来身体不是很好，据说已经离不开轮椅了，但精神状态一直很好。每次与张辉兄见面问起乐先生，都说状态还不错，并说前不久见过乐先生，依然思维敏捷、谈兴很高。现在突闻她去世的噩耗，我还是半天缓不过气来。乐先生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中国新时期比较文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她的最杰出贡献是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做出了开拓性的创建和发展，她在比较诗学、中国现代文学、跨文化研究等领域成就卓著。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讣告上写道：“她一生品行高洁，以真诚自信、宽广无私的胸怀与眼光，以及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感召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人。她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堪为北京大学立德树人的一面旗帜。”
论及乐先生的学问人品，学问自有公论，人品更是常人难以企及。她感召和培养的学人，何止是北大学子，简直惠及全国，乃至世界。几乎每一个涉足比较文学学科的学者都会感佩乐先生的人品，都有可能受到乐先生的关注和支持，没有听说过有人抱怨乐先生，更没有怨恨乐先生的。乃至有人质疑：比较文学领域的学者相互之间也是有矛盾的，甚至有难以调和的矛盾，以至于支持了这个就意味着反对那个，为何没有因为乐先生支持或反对这个而引起那个的不满和怨恨呢？即便你不满于乐先生曾经赞扬和支持过的人，但这并不影响乐先生的品行高洁和人格魅力。
我与乐先生的交往起初主要是通过我的两位导师的引荐与介绍，分别是我的硕士导师张铁夫教授和博士导师刘象愚教授。他们与乐先生交往很早，交情颇深，作为他们的学生我自然有了一些与乐先生交往的便利条件，沾了老师的“光”。我与乐先生的交往主要有三件事：第一是乐先生为我的第二本学术专著《东方后现代》作序；第二是乐老师最早在中国大陆招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博士生，这引发了我最初读博的冲动，后来才有机会跟随刘象愚老师攻读博士学位；第三是乐老师将我的博士论文纳入她主编的丛书并得以顺利出版。该书已经成为我最有代表性的成果。这三件事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可以说是我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并开始逐步发展的标志。
先说第一件事，乐先生为拙著作序。这事发生在1996年，那是28年前的事情。此事与我初涉比较文学领域关系密切，说来话长，容我慢慢道来。1984年，我考入湘潭大学文学院攻读世界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导师张铁夫教授虽然主要研究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普希金，但对刚刚兴起的比较文学非常关注和重视。入学不久，张老师就邀请华中师范大学的周伟民教授来湘大专门为研究生开了一门“中西比较文学概论”课程。张老师和周老师是老熟人、老朋友，“文革”中他们曾在华中师范学院英山分院一起劳动过。1979年第2期《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了周伟民的论文《比较文学简说》，“一个熟悉的名字和一个陌生的名词映入眼帘”，张老师马上产生了阅读的冲动。他回忆说，这篇文章“对我有很大启发，使我懂得了在研究中要具备自觉的比较意识和自觉运用比较思维”。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大学举行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之后，1986年9月，张老师就请来周伟民老师给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系统讲授比较文学。也许因为我本科也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应该有一些共同的话题，于是我被安排接待、联络周老师。记得在湘潭大学北山蜿蜒的山路上我请教过周老师许多关于比较文学的问题，我们对有些问题还有过比较深入的讨论。这时我对北京大学的比较文学学科以及乐黛云教授开始有了一些了解。这门课以后，“研究生们感到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后来，在高校工作的研究生都成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骨干”，想来我应该就是张老师说的“骨干”之一吧。1987年8月，张老师出席了在西安举办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会议期间张老师拜访了乐黛云教授。乐老师谈到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大好形势，要求“把湖南省比较文学学会建立起来”。张老师属于那种雷厉风行的人，他立即行动起来。1989年5月，在长沙成立了湖南省比较文学研究会，张老师当选为会长。
1990年7月，张老师出席了在贵阳举办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此次会议决定下次年会在张家界召开，张老师接受了这一任务。1993年7月14—17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在湖南张家界召开，张老师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会议是成功的，但其中的困难也不少，有些状况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会议结束一个星期后，张老师收到乐老师的来信。乐老师在信中写道：“重读你们写来的各次信件，不禁热泪盈眶！真想大哭一场！这些信，每一页都闪耀着你们的一片赤诚，全心全意要把这次会开好。这种无私奉献、不求私利的精神在‘现在，而今，眼目下’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然而，由于湖南省物价高涨、收费失控，到处漫天要价……汽车失灵，张家界归途多次抛锚，引起部分代表不满，这两个问题都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也怨不得任何人……其实，如果说会议有缺点，责任首先在我！坚持大会在张家界开（而不是在大庸开），坚持邀请信先不作控制，都是我的‘决策’，你们大家都够‘义气’，迁就了我的浪漫主义幻想。如果说要作检讨的话，那应该首先是我！我真的深感愧悔，给你们带来了这么多麻烦！”后来，我们敬爱的张铁夫老师于2012年病逝，那些信件不知现在何方？这些信件应该被收集保存下来，它们不仅见证了两位老师当年的勇于担当、深情厚谊，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的重要资料。张老师随后写道：“读了她的这封信，我也真想大哭一场！乐老师是这样善良，这样宽容，这样理解我们，这样体贴我们，在她手下做事，或者为她做事，谁还会计较什么个人得失呢？谁还会不为她卖力甚至为她卖命呢？”原来，张老师和乐老师曾经有过“过命”的交情。
于是，我猛然理解了1996年我的《东方后现代》出版前，请张老师作序，张老师在电话那边有点诡秘地一笑说，我帮你请一位更适合作序的人吧。他说的就是乐黛云教授。张老师语气里充满了欢乐、自信和肯定，我当时并没有领悟到，张老师与乐老师的关系原来是那样地“铁”。我在《后记》里只是简单地记录这一事实：“我的导师、湘潭大学的张铁夫教授一直关心这本书的写作，书稿写成后我请张老师为本书作序，张老师却代我邀请了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教授为本书作序。”乐老师认为，《东方后现代》很合乎法国理论家皮尔·布狄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在《文化生产场》一书中提出的“文化折射”的基本原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布狄厄的理论，于是赶紧去找了《文化生产场》来读。乐老师写道：“曾艳兵同志属于那种平时少露锋芒，做学问锲而不舍类型的年轻人……研究东西方文化的互看，探讨一种文化在另一种文化场中的折射和变形，无疑是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这一学科向前发展的重要关键之一。”乐老师的话，对我而言既是肯定和支持，更是鞭策和鼓励。乐老师的序后来发表在《文艺报》上，随后我在《文艺报》上也发表一篇《东方后现代终结》的长文。自此我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结缘，以后的历次年会我都参加了。至少每次年会上都能目睹乐老师的风采，有机会面对面说几句话。最后一次是2020年在广西大学召开的第13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开幕式上，我通过视频看到了乐老师。时光荏苒，一晃也有30余年了。
《东方后现代》对我的重要性并非一般人都能理解。1993年，我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当我兴致勃勃地拿着刚刚印刷出来的新书送给时任青岛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冯光廉教授时，冯教授笑眯眯地说：“好哇，可是下一部书准备写什么呢？”我顿时愕然，这本书的出版还没有好好庆贺一下，新书出版后还没有好好歇息一下，怎么又想着写下一部书呢？然而，这个问题一旦提出来了，也就挥之不去了。这成了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了。于是便有了这本《东方后现代》。像“东方后现代”这样宏大醒目的题目，若在三四十岁的年龄，学养不深、积累不够、思想不够缜密完善，是难以写成的；而到了五六十岁时则激情消退、顾虑重重，时间和精力又大为不济，因此更加难以完成这样的著作。如此莫非这样宏大的著作就没有人敢写能写了吗？那倒也不一定，反倒因为难写、没人写才有写作的必要。比较而言，还是年轻时激情澎湃、敢作敢为、创造力爆发、勇于通宵熬夜，此时方有可能写成这样的作品。《东方后现代》这本书，如果我当年不写，后面恐怕就永远没有机会写了。现在可能学问增长了许多，眼光也开阔了不少，但面对这样的题目还真的不敢下笔了。所以我说，《东方后现代》是我对自己的馈赠：那时候写了，就永远地有了；那时候如果没有写，也就永远没有了。现在不仅这本书写了，还有了乐先生的序，这就真正值了。乐先生评论说，《东方后现代》一书“积累了丰富的材料，提出了一些很有独创性的论点，虽然也还有不少论点需要进一步商榷，但这本书开辟了新的学术空间，提供了新的思考层面”。观点需要商榷不是不写作的原因，而正是必须写作的理由；有些独创性的思想火花，如果不保存和记录下来，可能就永远地消失了，就当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这本书在1996年出版后，2002年又修订再版了。这里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了张铁夫老师的序。于是，我在后一本书《吃的后现代与后现代的吃》完成后立即请张老师写序，算是弥补了这一遗憾。
第二件事就是考博，虽然最后我没有报考乐先生的博士生，但无疑是因为乐先生我才开启了读博的念头。我1987年硕士毕业，那一届湘潭大学世界文学的硕士毕业生一共三名，比较稀缺，找工作根本无须发愁，可以选择的城市和学校很多。毕业时踌躇满志，觉得有了这个学位找个风景宜人的地方安心生活、工作，做学术和自己喜欢做的事，足矣，无须再读什么学位。1997年，我在青岛大学评上教授，虽然这中间也颇经历了一些坎坷。但评上教授后突然感到眼前失去了前进的目标，努力也失去了动力，而此时高校开始重视学历了，尤其是博士学位。于是我便萌生了找个地方读个学位的想法。因为此前刚请乐老师写过序，算是和乐先生联系上了，张铁夫老师顺口提了一句，何不乘此机会读个博士？想想也是，为什么不呢？此时我在青岛已经蛰伏十年，该出去走走，领略新的学术风尚和空气了。于是立即联系了乐老师。乐老师很快就回信了，大意是欢迎报考，不过北大博导招生名额并不多，通常是一年一个还是隔年一个的，云云，大意如此。所以，如果非常急切想读博的话，也可以选择多报考几所学校试试。后来恰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首次招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我就报考了刘象愚老师。这是后话，后面的故事在后面的文章中再慢慢细说。
第三件事就是我的博士论文的出版。如果没有乐先生热心相助，我的博士论文不可能如此快捷地出版，并产生如此重要反响和影响。我的博士论文最后选择了一个典型的比较文学的题目《卡夫卡与中国文化》，这与我在比较文学领域的长期学习和积累密切相关。2003年，我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导师刘象愚教授说，乐黛云老师正在编一套丛书，名为“东学西渐丛书”，与此前汤一介先生主编“西学东渐丛书”正好相呼应。你的博士论文题目正好与丛书主题一致，可以联系乐老师，看看能否纳入丛书之中。于是我联系了乐老师，乐老师很快通过电子邮件回信：“Dear艳兵，寄来资料都收到，很希望你能加盟我们的丛书。这套书四本已和首都师大出版社签订合同，明年底出书，我一定尽量说服他们再加一本，希望尽快有好消息告诉你。请参阅‘跨文化研究中心网站·研究项目’www.pku.edu.cn/academic/ccs/ ，乐。”这是2003年7月3日的邮件。20多年前的电子邮件，居然还能从网上查找回来，实乃幸事。后面事情进展很顺利，我很快就收到了出版社的合同。2003年前后，可以说是中国学术著作出版最困难的时候。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学术成果的出版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而科研项目、出版补贴此时不仅稀少，且不易申请。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无需支付出版费，且有稿酬（一次性稿酬），实属不易。
乐先生为这套丛书撰写了《总序》。她认为，近年来，“有关中西文化关系研究的著作日益增多，特别是汉学（中国学）研究更是蓬勃发展。新世纪以来，出现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14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15卷，文津出版社）等系统总结性的大型综合丛书，引起了广泛关注，前者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大奖。但总的说来，显然研究西方对中国的影响的著作较多，从反方向研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影响的专著却相对较少，尤其缺少这方面的综合性系统研究。特别是对于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因素，更是几乎付诸阙如！”乐先生敏锐地发现了我们在研究中西文化关系方面的不平衡现象，并立即着手改变这种不平衡，这充分体现了乐先生在比较文化研究中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意识，以及乐先生的远见卓识。
毋庸置疑，西方主流文化“从中国文化汲取了至关重要的灵感和启迪”，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包括误读、改写、吸收和重建，这种研究不是一般通性的汉学研究所能代替的。”总之，“从意识形态到乌托邦构成了一道光谱，显示着西方文化主流学者对中国文化理解和吸收的不同层面。”鉴于此，乐先生主编的这套丛书，“意在对这个充满着误读、盲点和过度诠释，同时又闪耀着创意、灵性和发展的非常复杂的过程进行饶有兴味的探索，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主流的历史现象，对在这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代表性历史人物，进行系统研究” 。这套丛书原来有以下4本：《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白璧德与中国文化》《史耐德与中国文化》《庞德与中国文化》，后来又加入了我的那本《卡夫卡与中国文化》。
现在重读乐先生的这番话，仍然极有意义。我当初写作《卡夫卡与中国文化》虽然并非遵循着乐先生的思路，但其主旨立意其实与她的相同或相近。20世纪，伟大的犹太德语作家卡夫卡特别钟情于中国文化，他甚至说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他阅读了大量经过翻译的中国典籍、诗歌、传说故事，认真研究过西方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及东方的著述，翻阅过许多西方旅行家、神职人员、记者、军人、商人等撰写的旅行记或回忆录。卡夫卡在他的书信、日记或谈话中多次谈及中国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非常崇拜和赞赏。他“从中国文化汲取了至关重要的灵感和启迪”，尽管在世的时候他的思想和创作没有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但在他去世后不久，尤其是在今天已成为绝对的主流，他已从西方文化的边缘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他在作品中经常描绘中国，或以中国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与创作题材，他的作品常常与中国文化思想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卡夫卡的一生大致经历了想象中国、阅读中国、描绘中国和创作中国这一过程，用德语建造一座不朽的“万里长城”，但其中当然也“包括误读、改写、吸收和重建”。《卡夫卡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写作意图就是对卡夫卡充满“误读、盲点”，“同时又闪耀着创意、灵性和发展的非常复杂的过程进行饶有兴味的探索”，进而梳理和探究中国文化经由卡夫卡进入世界主流文化的这一历史现象。大概可以说，乐先生的思想和理念在我的这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和体现。
不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并没有那么顺利，乐先生说预计2004年年底出版，实际上直到2006年才正式出版。这期间我们还有过一次作者座谈会，地点选在一家古色古香的餐厅。当时参会的除了乐老师外，还有孟华教授和钟玲教授。这套丛书出版后在海内外颇有些影响。2007年3月30日首都师范大学举办了“中学西渐”丛书出版座谈会，丛书主编乐黛云和著名学者汤一介等出席了会议。这套丛书策划出版历时5年，与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推出的一套由汤一介先生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交相辉映，形成了学术图书出版历程的一个里程碑。
大约十年后，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策划再版修订这套丛书，乐黛云先生也一直关注并希望这套丛书能修订再版。2019年，这套丛书再版时乐先生补写了一段话：“2006年我们推出了中学西渐丛书第一辑5种，第一辑出版后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又着手推动丛书的后续著作出版事宜，策划了《中国禅与美国文学》《黑塞与中国文化》《伏尔泰与中国文化》《容格与中国文化》《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并根据读者的反馈对第一辑予以修订。”乐先生惦记着这套丛书，当这十种图书一并出齐时，这套丛书也终于有了相当的规模。
关于丛书之一《卡夫卡与中国文化》，赵山奎教授写道：“卡夫卡已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最重要对象之一，但对于卡夫卡这样一个钟情于中国文化、从中国文化汲取意象和创作灵感并将其体现在作品中的作家，（我们）长期以来竟几乎忽略了对卡夫卡与中国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系统探讨。事实上，卡夫卡虽然没有亲历中国，但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所建构的中国想象的背后却无疑渗透着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某些共同性的理解和误读，也包含着更多的创造性因素，其跨文化研究的价值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卡夫卡与中国文化》一书，可以说是在这方面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开拓，这是一部“闪耀着创意和灵性”的著作。近年来，西方汉学家的著作源源不断地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与之相呼应，中国学者研究西学的著作也应该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2018年，《卡夫卡与中国文化》获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该书由李元教授翻译成英文“Franz Kafka and Chinese Culture”，2022年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卡夫卡从欧洲来到中国，又从中国走向世界。
我与乐先生的二三事从1996年开始，迄今已接近30年，如果从我最初接触比较文学开始，那就将近40年了。从这三件事的发展逻辑来看，没有第一件，就没有第二件，也就更没有第三件事了。如果换一种方式生活，那就没有今天的我，可能就是今天的另一个“我”了。过去的事实成为历史，过去的历史没有假设。与这三件事纠缠在一起的40年，可以说也见证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萌生、确立、发展、繁荣，由鼎盛而开始向多元化发展，借用汤用彤先生赠送乐黛云先生的二字，最后也渐渐“沉潜”下去了。乐先生的一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开始与结束。乐先生的逝去，是中国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更是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巨大损失，但乐先生的精神永垂不朽！
（作者为山西大学卡夫卡与中外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