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朱云影等人从中日政治、经济、军事、国际环境等方面，论证了日本的侵略战争必然走向失败的观点。英、美等国在珍珠港事件后对日宣战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让国人意识到“日本必败”会马上实现。于是，以龚德柏为代表的学者着重从英美参战、美国国力等方面阐述了“日本必败”的命运。“日本必败论”虽然从学理层面弥补了官方宣传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鼓舞士气的作用，但亦存在低估日本实力、过度依赖英美力量、盲目乐观自信等局限性，其理论高度远不如《论持久战》，其预期目标明显与中国抗战形势不符，脱离了抗战的实际状况。
关 键 词：珍珠港事件 抗日战争 “日本必败论” 《论持久战》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紧接着，中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亦对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与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于中国而言，这不只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首次正式对日本宣战，还因此在1942年1月与美、英、苏等26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成为“反法西斯同盟”中的重要成员，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长期以来，珍珠港事件与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多是集中在中国国民政府和美国的合作与冲突、史迪威事件等方面。①然而，珍珠港事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不只局限于国民政府高层人员的战略决策，还对当时国内盛行的“日本必败”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上，“日本必败论”在“九一八”事变后就见诸报端②，并在此后逐渐成为抗战期间中国官方及民间的重要舆论宣传内容。“日本必败论”的主要内容是从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国土资源、军事力量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比较中日两国的整体实力，力证日本即使在军事上取得一时的胜利，但其整体实力明显弱于中国，再加上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日本的侵华战争必然以失败告终。当前学界关于“日本必败论”的研究，主要蕴含在“论持久战”的研究之中，聚焦于国共两党高层对抗日战争结束时间点的研判。③然而，考察中国十四年抗战期间的舆论宣传，“日本必败论”不仅常刊载于国内主流报刊之上，更是有多部专著问世，其影响力不亚于“论持久战”。而就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该问题仍有较大拓展空间。因此，本文拟以珍珠港事件为历史节点，以朱云影、龚德柏等中国的日本研究者所提出的“日本必败论”为核心，试图阐明这一观点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所发挥的鼓舞人心作用以及其不足之处，以期进一步充实抗日战争的宣传舆论研究。
一、1940-1941年的“日本必败论”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按照中国抗战形势的变化可将“日本必败论”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时期：(1)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2)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下半年抗日战争逐渐进入相持阶段；(3)从1938年下半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若进一步考察，三个时期的学者们阐述“日本必败论”的深度和广度皆不相同，尤其是第三个时期为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日本必败论”的盛行期。据统计，《文摘》《民意(汉口)》《全民抗战》《益华报》《宇宙风》《抗战要讯》《经世》《半月文摘(汉口)》《青年月刊：战时经济》《黄埔季刊》《战时民众》《读书通讯》等重要期刊上皆发表过有关“日本必败论”的文章，这与当时中国官方的舆论宣传密不可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于1939年1月19日发表《告全国士绅及教育界同胞书》，称抗日战争已进入后期，呼吁全国士绅贤达、教育界人士协助国民政府推行兵役和积极开发地方经济，以充实持久抗战的资源，昭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战争结局。④
在中国官方宣传的影响下，中国学者甚至国外学者先后撰写了大量关于“日本必败”的文章，他们从中日政治、经济、军事、国际环境、长期抗战、战略战术、人物比较等方面，论述了日本的侵略战争必然走向失败的命运。⑤同时，亦有李太弗《日本帝国主义必败》(大众出版社，1938年)、杜也牧《中国打得过日本》(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李则芬《以孙子兵法证明日本必败》(生活书店，1939年)、朱云影《日本必败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0年)等著作出版，其中，朱云影的《日本必败论》当为其中的翘楚之作。朱云影(1904-1995)早年曾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官费留学日本，学习东洋史、亚洲史等，1937年京都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理教授。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因带领中国留学生抗议日本侵华，被日本当局强行遣送回国，结束了8年的留日生涯。⑥1937年8月至1938年7月，在杭州“之江文理学院”担任教授。他辞去教职后，1939年2月到1941年4月主编《日本评论》杂志，其主要任务是分析日本国情，让国人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念。他的《日本必败论》正是写于这一时期，脱稿时间为1940年3月30日，后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于同年5月出版。考察中国抗战史，1939-1940年是最为艰苦的阶段，国外国内形势对中国的抗战形势极为不利，尤其是汪精卫等人在日本的扶植下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公开与重庆政府决裂，严重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之前，汪精卫抛出的“和平救国”“和平建国”等方针在国内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一些民众相信了“中国再战必亡”的说法，将希望寄托于“中日停战”而实现中日及东亚和平。⑦显然，这一说法已不同于“抗战悲观论”，后者只是看不到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对抗战走势持消极态度⑧，而前者则是赤裸裸地对日妥协、投降，突出强调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实质是让中国人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汪精卫及其御用文人更是将“汪伪政府”的建立视为“和平救国”理念的成功⑨，并将这一理念推行至整个沦陷区，对中国抗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朱云影《日本必败论》的问世便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在“导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在我英勇战士凭三年间的苦斗造成光荣事实摆在眼前的今日，不料居然还有若干认识不清的人，怀疑‘抗战必胜’的真实性，而表示悲观动摇；因为他们不肯去研究敌情，所以不会明了敌人的弱点，也就无从坚定‘必胜’的信念。”⑩是故，他对敌情即日本国情展开客观而冷静的分析，其侧重点不只局限于军事方面，还包括日本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际关系等内容，从多角度阐述了“日本必败”的命运。
从军事方面探讨“日本必败”的结局是多数学者必然提及的重要因素。林语堂指出，日军固然在武器装备上优于中国军队，但其军队总人数则处于劣势，尤其是在中国战场遭受巨大伤亡后却难以及时补充兵员，因此，即使占领了中国大部分领土也无法固守，全面征服中国更是遥遥无期。(11)王思澄亦称日本兵员和军费的不足已注定其失败的命运。(12)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朱云影亦从军事层面切入，但与其他大多数学者不同的是，他从日本明治至昭和期间的历史脉络中重点对日本发动战争的决策部门——军部进行了分析，指出“日本自明治元年创设军防事务局，废止藩兵……军事机构逐渐现代化，但是人事关系，依然脱不了封建势力的支配”(13)。这种封建势力支配的结果直接体现在长州藩对陆军省、萨摩藩对海军省的控制，而二藩的矛盾又导致他们在“对外政策”上产生了原则性分歧：陆军以大陆政策为主，主张侵占亚洲大陆；海军则倾向进军南方海洋，目标直指东南亚诸国。因此，日本近代以来的对外侵略行动几乎都是“陆海争功”的结果，即甲午战后日本既占领朝鲜，又马上吞并中国台湾；日本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德国的南洋群岛殖民地，不久又出兵西伯利亚；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又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一·二八”事变。
重要的是，“陆海之争”的痕迹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依然较为明显，即便日本陆军、海军内部亦不是铁板一块。日本陆军内有渐进派、急进派、中立派之争，海军有军政派、舰政派之争，不仅造成军部内讧不断、互相倾轧、统治紊乱，还使各派别目光短视，缺乏“大战略”的格局。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发动对外战争完全是从自身团体利益出发，各自为政，互不配合，甚至不乏冒险主义，却都采用“精兵突击”的会战模式，妄想通过几场大规模的会战便彻底击败中国。战事的发展预示了日本这一战略的破产。
对于日本战略失误的问题，李宗仁在抗战结束后亦有所专门述及：“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日本在战争初期的战略失误)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气魄雄伟的战略家，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再则是他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军阀未能随心所欲。”(14)至于其中的原因，李宗仁未做进一步解释，而朱云影则从日本军部的矛盾入手，指出日本的战略失误，从根源上探讨了“日本军事必败”的关键因素。这在当时确属卓见，若无早年留学日本以及后来长期研究日本的经历，他是难以得出如此深入的认识的。
继之，朱云影又从日本的经济情势、政治情势和社会情势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尤其是对于与战争息息相关的日本经济情势，他依据在日本留学期间搜集的日本军费支出、公债、商品贸易、国防产业与非国防产业计划资本、战前战后工业原料输入、农业经济收支等资料，指出日本政府依靠正常发展轻工业来满足民生已属不易，而为扩军备战则不得不支出高额的军费，甚至不惜以“竭泽而渔”的手段通过发行公债、征收租税、发展军工企业等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导致了日本社会的紧张性，击垮了脆弱的日本经济；日本在中国沦陷区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也仅是“权宜之计”，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经济困难问题。(15)除了日本情势，朱云影还从“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情势”两个方面力证“日本必败”。从“国际形势”来看，日本的侵华战争已严重威胁到苏联、美国、英国等国的在华利益，所以这些国家都从不同层面支持中国的抗战，而日本的盟国仅有德国和意大利，陷于孤立的局面。从“中国抗战情势”考察，中国军队在南口之战、平型关之战、台儿庄之战、武汉会战等战役中亦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不只使日军无力发动大规模的会战，更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同时，中国的农业基础稳固，工业、商业、贸易、财政等方面完全能使中国支撑起长期战和消耗战，这是中国能战胜日本的关键因素。
朱云影作为研究日本的中国学者，依据大量的一手日文资料对日本的国力、军力、财力以及战略战术展开分析，从学理上论证“日本必败”，其解读的深度与广度远超其他学者。他的《日本必败论》出版之后，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强烈关注，诚如时人评价道：“我国近年来研究敌情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很少能从各种视角将敌我整个情势综合认识者。从这点说，《日本必败论》实有一读之价值。著者朱云影曾在日本留学十年之久，深通该国语言文字，对于社会科学有广泛的兴趣，所以本书的视野非常广阔；而且能以科学的态度，将敌我整个情势从动态中去把握，不夸张、不粉饰，实可认为抗战以来论坛的有数力作之一。”(16)朱云影是学者不是政治家，故他在《日本必败论》中没有明确预测日本战败的时间节点，只是在“结论”部分将中国抗日战争与苏联1918年反对外国势力干涉及土耳其1920年独立战争相比(17)。他强调，苏联和土耳其面对强敌环伺、国内动乱的局势，也只是用了4—5年的时间就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而中国的国内外形势远强于苏土二国。言外之意，中国军民只要坚持抗战到底，中国抗日战争最迟不会超过4年或5年，即在1941至1942年底结束。
二、珍珠港事件后的“日本必败论”
在朱云影预估的日本战败时段内，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据载，1941年12月8日凌晨4点左右，蒋介石等人便得知了珍珠港遭到日军袭击的消息。蒋介石于当日上午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下午召见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强调中国欲与友邦共同作战，促成日本及同盟轴心国家的崩溃。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本日闻倭袭击英、美后，余对美、英、苏俄三国即提出共同作战之建议；同时即对倭与德、意分别宣战，而且对德、意宣战尤先于美国。此皆可见我政府独立不倚之精神也……我国的政策，可归纳为三点：一、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即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并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二、要求英、美、苏与我国一致实行对德、意、日宣战。三、联盟各国应相互约定：在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之前，不对日本单独媾和。”(18)这意味着，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蒋介石基本上就决定中国国民政府对德意日宣战、成立军事同盟的国策，并意识到中国的军事力量在未来的同盟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经国民政府高层官员的反复磋商，中国于1941年12月9日正式对日本宣战。1942年4月16日，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对沦陷区民众发表了题为“中国必胜”的广播讲话，其中特意强调英美参战的意义：“敌人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之后，英美站在我们的战线上，对敌作战，国际形势更对中国有利了。我们本来就可以自力更生，再加上英美并肩作战，必胜的前途，到这里乃更绝对有把握了。”(19)也就是说，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英国等国对日宣战，首先是让国民政府的高层领导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他们认识到中国将不再是单独同日本作战，而是同盟国的重要成员，击败日本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关键的是，美、英的参战还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更进一步掀起了“日本必败论”的新高潮。(20)其中，龚德柏关于“日本必败论”的论作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
龚德柏1913年留学日本，1922年回国后从事新闻工作，先后担任《国民外交杂志》《东方日报》的主编，1932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五大代表。1928年济南惨案后，他痛感国人对日本侵略中国认识不足，出版了自己翻译的陆奥宗光《蹇蹇录》，并将其书名译为《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他指出，将来中国若与外国(暗指日本)开战必须吸取甲午战败的教训而不可轻易乞和，“则非有委弃十省以上供敌蹂躏，至少支持三年之决心不可。吾敢断言，第一年吾败，第二年相持，第三年全败乞和”(21)。在珍珠港事件之前，龚德柏就对日美战争是否会爆发进行了预测。在他看来，日本在中国战场陷入困境，导致日本难以维持其国内的稳定局势，而兵员、军需、船舶的不足使其很难进攻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英、美的势力范围，故日本对英、美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极小。然而，他凭着长期研究日本的经验考察，认为不能依据理性判断日本的对外政策。从国际背景考察，日本于1940年9月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刺激了日本继续对外扩张的野心。从日本政局来看，日本军阀往往失去理性而不计后果地胡行妄为，很有可能会通过对美、英发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其国内外不利的状况。(22)珍珠港事件的爆发证实了龚德柏预测国际形势的准确性。他在珍珠港事件之后还陆续撰写了系列文章及著作，从多层面、多角度阐述了“日本必败”的因素。
在龚德柏看来，太平洋战争表面上是日本不顾中国战场的被动局面而冒然发动的战争，实际却是日本政府长期对“北进”“南进”方案犹豫不决的结果。事实上，日本高层在“九一八”事变后错失诸多对英、美作战的时机，尤其是在《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仍未决定“北进”或“南进”，最终不得不面对战争物资紧缺的困境而孤注一掷地选择“南进”，从而延误了最佳时机。(23)对于日本高层对外战略分歧的原因，龚德柏并未进行深入的阐述，这明显弱于朱云影的分析。
龚德柏从当时国人最为关注的太平洋战争局势入手，将日本偷袭珍珠港及随后在短期内攻占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视为日本“闪电战”的“战果”。(24)他随后指出，日美战争主要以空战和海战为主，石油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在此之前，日本主要从美国、荷印(印度尼西亚)等地进口石油，但战争爆发后，日本的进口渠道被切断，只能依靠国内储备，最多维持半年左右。(25)石油的缺失预示日本难以维系长期战争。同时，与美国相比，日本不只是石油缺失，钢铁、煤炭等支持战争的物资亦是明显不足，其经济、工业、军事等国力状况更是处于劣势。龚德柏从船舶、钢铁、石油、煤炭、粮食、财政、经济、空军、海军、陆军、工业等方面详细介绍了1942年的日本国力，认为其难以支持长期战争。针对中国国内舆论所强调的“日本占领南洋而获得作战物资”的说法，龚德柏则引用大藏公望、石桥湛山、石滨知行、本位田祥男等日本权威经济学者的观点加以说明。在这些学者看来，日军只是占领了南洋诸国的资源，但将资源开发成战略物资则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这在战时情况下难以实现，故日本不能以南洋物资来解决军事与经济上的困难。(26)
尽管从日本的国力来看，其战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如果不从军事上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是不可能彻底击败日本的。因此，龚德柏提出了三条反攻日本的建议：一是建议中国政府让中国军队全面出击，消灭中国战场上的日军，配合美军作战；二是让中国政府建议美国太平洋舰队进攻新加坡，消灭南洋地区的日军；三是让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手段建议苏联对日宣战。他认为，如果这三条建议能顺利实施，半年之内即可击败日本。(27)同时，他结合苏德战争及欧洲战场的形势，预测美日战争及中国的抗日战争将会在1943年结束。(28)此外，对于日本本土的进攻，龚德柏通过长期对日本地理的研究及对欧战和中日战争的观察，意识到海陆进攻的难度较大，最好的选择是派遣空军轰炸日本本土，甚至建议使用燃烧弹，“日本房屋既是稠密，而又容易燃烧……一架飞机，投一吨燃烧弹，命中率仅百分之三十，就有三百个火头，就可以把东京完全烧毁”(29)。这样，日本在地理上的防御优越性就不复存在。龚德柏的意见是否对后来盟军空袭日本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尚难以直接证明，但这一认识足以证实他的先见之明。然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美、日的太平洋战争并未在1943年结束，其中的国内与国际复杂因素也完全超出了龚德柏的预料，但他仍继续撰写有关“日本必败”的论著，并于1943年末完成《日本之末路》一书。他在该书的开篇即说明写作的目的：“目前战争虽尚未结束，但日本的失败，已绝对确定。日本何时崩溃，固难预测；但为未雨绸缪，对于处置日本政策，尚有预为筹划之必要。因为同盟国处置日本政策适当与否？可以决定日本将来能否再度发动侵略。”(30)
《日本之末路》不仅延续了“日本必败”的思想基调，还提出了“日本改造”的计划。前者一直是龚德柏的核心思想，后者则涉及如何处置日本的问题。他认为，处置日本的首要任务是“废止日本的天皇制”。在他看来，日本宣称“天皇”为“天照大神”的子孙，日本人为“天神”的后裔，无疑是为证明日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为其发动战争及奴役其他民族找到了借口，因此天皇在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是日本军阀发动对外战争的工具。如果不废止“天皇制”，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一定会死灰复燃，还会继续发动侵略战争。废除“天皇制”之后，接下来的任务是改革日本教育和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装。对于前者，不只是清除日本国民教育中的侵略思想，还要把日本一切历史书籍与古物中与“天皇为天神子孙”的相关史事全部剔除，这些全都是伪造的“史实”。对于后者，除了解散日本陆海空军、废止征兵制之外，还必须禁止日本重工业、限制船舶量，从根本上消除日本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同时，剥夺日本全部海外殖民地，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侵占的中国台湾、朝鲜半岛、南库页岛、千岛群岛等，必须无条件归还原有之国；至于南太平洋诸岛，则由国际共管，日本只能保有九州、四国、本州、北海道四岛。最后，战败将使日本财政绝对破产，且日本土地生产力又大减，日本人民的生活会困苦不堪，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应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救济日本人民。对此，龚德柏提出了四个建议：一是贷与日本农民种牛、农具、种子以及若干肥料；二是各国须再使用日本生丝，恢复日本丝在世界的销路；三是须贷与日本资本家巨款，使之恢复轻工业工厂，以便从事民用物品之制造；四是全世界对于日本轻工业制品，须予以平等待遇。(31)最终目的则是将日本改造成民主国家。
笔者认为，龚德柏《日本之末路》的部分观点受到了1943年《开罗宣言》的影响，尤其是“日本归还侵占领土”的说法明显源自于《开罗宣言》。《开罗宣言》称：“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32)也就是说，《开罗宣言》的公布不仅让国人看到了胜利的希望，还使龚德柏更加坚信“日本必败”即将来临，抗日战争将会很快结束。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军队在1944年4—8月“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让龚德柏的“日本必败论”遭受到致命的打击，更让他将击败日本的希望完全放在美国身上，极力反对当时有人提出的“美军登陆中国本土进攻日军”的建议，认为“美国在中国大陆决战，既是错误的战略，那么，如何能迅速战胜日本呢？我以为只有一个战略，即(美军)直接进攻日本领土便是”(33)。
显然，与朱云影的“日本必败论”不同，龚德柏对日本国力的研究与论述已不再局限于中、日国力的比较，而是变为美、日国力的比较，突出美国对日本的绝对优势，尤其是美国空军海军的优势：“美国目前所能使用之飞机，大约在八万架以上，日本有多少呢？据某方面由敌方获得之较可靠资料，作宽大之估计，日本飞机在三个月前，最多还有七千架……不论如何是不能比较的。美国这种压倒性的优势，日本绝对无法抵抗……美国(海军)有日本三倍的实力，这已使日本不能抵抗……”(34)在龚德柏看来，美国国力的优势成为“日本必败”的主要因素。
三、“日本必败论”的局限性
朱云影、龚德柏等学者以中国官方宣传的“日本必败”基调为背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阐述了“日本必败”的结局。他们的论著在中国国内出版发行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发挥了鼓舞中国军民抗战士气的作用，让国人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然而，若从整个抗战史的视域考察珍珠港事件前后的“日本必败论”，便会发现其存在不足，尤其是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相比，朱云影、龚德柏等人的“日本必败论”对抗战的认识则较为逊色。
对于朱云影、龚德柏等人所论述“日本必败”的因素，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有清醒的认识：日本“人力、兵力、财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进攻，反之，尚足以维持其进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激起本国阶级对立与中国民族对立的因素，即战争之退步性与野蛮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碍其进攻的情况。国际孤立的因素也方在变化发展之中，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孤立……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表现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虽在十个月抗战中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不够得很”(35)。也就是说，“日本必败论”所反复强调的日本经济、政治、社会、军事、社会等情势的缺陷，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到日本侵华战争的进程。
朱云影、龚德柏等人过于突出日本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的因素，反而忽视了决定中日战争走向的直接因素——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能否击败日军。对此，毛泽东明确说道：“战争究将经过多少年月则谁也不能预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具体的说，惟有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围，努力于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与发达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与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被压迫民族取得其援助。做了这一切，才能缩短战争的时间，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36)可见，朱云影、龚德柏等人的“日本必败论”对国内抗战形势、中国军民战胜日本的方法手段等问题的认识不足。他们只是片面地强调日本国力的不足，而严重低估日军的战斗力和过高抬升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对中国军队战败的事实则只字不提，未免有失公允，误导了国人对抗战的认识。此外，龚德柏还对中、美间的摩擦与冲突避而不谈。珍珠港事件之后，国民政府积极主动地推进与美国、英国在建立联合军事会议、制订全盘战略计划及出国作战等方面的合作，并认为中国将会得到同盟国的大量援助。但事实上，美、英基于本国的战略计划和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判断，对中国的态度较为冷淡，并不支持中国的抗战计划。
1942年3月，国民政府派遣精心组建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英国和美国，团长为熊式辉。该代表团在美访问一年之久，围绕着“中国参加英美联合参谋团会议”“中国参加英美军械分配委员会”以及大英、美对中国军事援助等问题，同美国总统罗斯福总统以及相关官员进行会谈。当时，中国国内的《新闻报》《前线日报》《益世报(重庆版)》《大公报(重庆)》《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等报纸，较为客观地报道了中国官方公布的熊式辉等人在美国的行程以及相关诉求。但有学者根据相关史料指出，熊式辉等人在美国的军事诉求均未达到目的，甚至可以说是“无功而返”，而熊式辉在美国所遭受到的奚落和屈辱更成为他回国后对美国政府表现出反感的重要原因。(37)
当时学者对中美之间的冲突以及熊式辉代表团在美国受到的冷遇并非一无所知。比如身在纽约的林语堂就发表声明，针对美国冷漠对待熊式辉代表团的行为表示极为愤慨：
美国政府对于以熊式辉为领袖之重庆军事使节团，极为冷待，使存在于渝美两国国民间之友好的感情，大受影响。余之见解，以为美国政府受英国之影响，已改变其方针，目前倾其主力于打倒德国。而在东亚方面，则美军之状态，仅为被利用以恢复英帝国之殖民地而已。余对于熊式辉已至不得已而归国之事，极抱遗憾，而又不欲明言，故请在美国国民之前，提出一个质问。即反轴心国之领袖，现在不稍表示其与重庆共同对日作战之意向，则熊式辉逗留于华盛顿，尚有何种价值乎？(38)
林语堂一针见血地指出，熊式辉在美国受到冷待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制订了“先欧后亚”的战略，其重心集中在欧洲战场。这一见解亦得到当代学者的论证：“受制于美国的战略选择、作战现实压力、在华人员情报，加之熊式辉个人因素，代表团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完成任务。代表团在美国交涉受挫，又意外的增加了两国之间的负面情绪。”(39)林语堂这篇发表在美国的声明后被全文刊载于1943年1月的《申报》上(40)，这无异于将中美间的摩擦直接公布于世，让国人了解到其中的部分内情，让试图依靠美国军事力量而加速“日本必败”的中国官员、学者倍感失望。
熊式辉回国后向蒋介石提出建议：“中国不如退出联合国际关系，回复前五年单独对日作战之本色，以免人民对国际之失望而怨怼政府。”(41)他的建议影响了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高官。在后来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冲突中，他坚决支持蒋介石，对中美联合抗战产生了负面影响。
美、英对日参战并未使抗战立刻出现“日本必败”的结果，反而因中美间对外战略的分歧，加剧了双方的矛盾。这些问题被中国媒体披露，加之国民党军队的战绩乏善可陈、赴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损失惨重，导致国人所期待的“日本必败”与现实状况大相径庭。遗憾的是，龚德柏等人不但对上述负面因素避而不谈，而是反复强调美国军事力量强于日本，将击败日本的希望完全放在美国身上，让国人产生了坐等“日本战败”的心态，脱离了中国抗战的实际状况，反而弱化了“日本必败论”的舆论效果。同时，“日本必败论”并未提及抗战以来中国所遇到的困难，其中最为关键就是，国民政府在领导抗战过程中存在“政治动员”不力的问题。郭沫若在自传中回忆了淞沪抗战期间冯玉祥向他提出的问题：“我看，你应该做一篇文章，他这样对我说，为什么北伐的时候，我们的士兵在前线打仗，后方的民众便送茶、送水、送稀饭，十分殷勤？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前线抗敌，我们战壕里的将士有一两天不见饭的，而后方的民众总老是不管？”郭沫若回答道：“北伐时代，三大政策尚未抛弃。总司令部政治部在出发前受了中央的委托，有到各地开放党部、组织民众的全权。因而军队到的地方便是政治工作到的地方，而且政治工作人员每每比军队先到。民众相信政策，并有了组织，故尔前方和后方的活动能打成一片。目前的民众是效命有心而出力无路，他们并不是冷淡，只是有所期待。在我看来，政策要鲜明，要信赖群众，军中的政治工作应即早恢复，民间组织应即早开放，怕是保证胜利的最切要的事体吧。”(42)郭沫若的观点非常具有典型性，指出国民政府只是单单依靠政府与军队，未能对全体人民做好“政治动员”，造成了很大的失误。
“政治动员”问题正是《论持久战》特别强调的内容。毛泽东认为，“政治动员”是关系着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甚至超过了军事因素：“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43)所以，中国政府首要的任务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告诉中国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然后，通过口说、传单布告、报纸书册、戏剧电影等多种方式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战建国纲领》等普及于军队和人民，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44)而国民党在抗战过程中的“政治动员”仅停留于口号层面，未能广泛而深入地动员民众，只依靠国民政府和正规军队抗击日寇，这明显是中国抗战军事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日本必败论”中提及中国战胜日本的关键因素。然而，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秘密方针之后，不断挑起反共高潮，严重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内耗因素的危害远大于日本的军事侵略，诚如有学者所言：“在相持阶段，中国的抗日力量不能团结一致，打击日军，国军对日作战，始终呈现实力悬殊的状态，而能战的八路军又得不到武器弹药的供应，装备落后，战斗力无法与日军抗衡，加之国民党实行反共政策，将相当大的一部分战力用于防范和攻击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使得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打击和削弱远远达不到应有的程度，从而减轻了日本的压力。”(45)然而，“日本必败论”未述及国民政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动，这明显有失偏颇。
还需要注意的是，朱云影和龚德柏作为长期研究日本的学者，从长时段考察了日本侵略的原因，并指出日本“天皇制”与对外战争的密切关联，这是其研究的优长。但朱云影认为：“日本明治维新诸志士经过无限艰难困苦创造的国家基础，如今竟一点一滴毁灭在一群狂妄军阀的手里，我们实在为日本可惜，也为日本可悲。”(46)可见，他将日本的侵华战争与明治维新割裂考察，忽视了日本在明治维新过程中“对外侵略扩张”这一要素。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久阪玄瑞、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虽然推动了倒幕运动、明治维新等日本重要历史事件的发展，为日本近代国家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时继承了吉田松阴的“对外扩张”论：“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礟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多加摸察加、隩都加，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群岛……”(47)并将之作为日本明治政府的对外方针。
若进一步考察，从明治政府成立到发动甲午战争的二十多年间，尚未摆脱欧美列强压迫的日本便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了周边的国家及地区。1871年，日本借口琉球人被中国台湾原住民杀害之事，出兵中国台湾；1872-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1875年，江华岛事件爆发，日本武力打开了朝鲜的国门；1882-1884年，日本趁朝鲜爆发壬午军乱和甲申事变之机，出兵朝鲜；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清人姚锡光明确指出，“东方兵事”即肇始于日本的明治维新。(48)甲午战争之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更是几乎每隔十年左右便发动一场规模或大或小的对外战争。1904年，围绕中国东北的争端，日本发动了日俄战争；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攻占中国青岛；1918年，日本为干涉苏俄革命而出兵西伯利亚；1928年，日本为阻止国民政府北伐而出兵山东济南；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近代日本发动如此密集而频繁的对外战争与明治维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以来对外扩张的基石。从学理考察，朱云影肯定了明治维新对日本近代化的积极意义，却未能指出东亚近代兵燹的根源之一恰是明治维新。将日本侵略史与明治维新的历史地位区分开对待，凸显出其对日本认识的局限性。
珍珠港事件前后盛行的“日本必败论”与当时中国政府的抗战政策密切相关，但官方的宣传中仅是简单地提到日本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从而造成日本缺乏人力、军力、财力、物力等，至于缺乏到什么程度、为何日本难以进行持久战，则未进一步说明。朱云影、龚德柏等人依据日本、欧美的大量一手数据，从学理层面详细地阐述了日本战时经费不足、工业危机、农业危机、社会矛盾、国内资源匮乏等问题，因此其难以支撑长久的战争。“日本必败论”从舆论层面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但对国内抗战形势、中国军民战胜日本的方法手段等问题的认识有所不足，回避了国民政府政治动员不足、珍珠港事件后中美冲突等重要问题，甚至将战胜日本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因此，审视珍珠港事件前后的“日本必败论”，既要肯定其在抗战期间发挥的积极作用，又指出其一定的局限性，无疑能够更接近历史真相。
注释：
①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姜涛：《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对美英军事合作的构想及交涉》，《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3期；黄金凤：《珍珠港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对策》，《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黄道炫：《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的失败责任》，《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张宁静：《〈史迪威日记〉与胡佛档案馆藏史迪威日记稿的比较研究》，《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2期；陈谦平：《开罗会议与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构》，《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6期：杨天石：《史迪威事件中的蒋宋矛盾——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二》，《世纪》2007年第5期；等。
②秉震：《从经济方面推测日本黩武主义之必败》，《湖南大学期刊》1932年第7期；宏谟：《日本在满洲必败的原因》，《空军》1932年第6期；等。
③桑兵：《抗日战争持久战要多久：社会各界的呼吁与期盼》，《史学月刊》2021年第5期；桑兵：《抗日战争的持久战要多久——国共高层的抗战时长预判》，《学术月刊》2021年第1期；洪富忠：《蒋介石关于抗战胜利时间的估计及其变化》，《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5年第22期。
④《蒋委员长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告全国士绅及教育界同胞书》，《文献》1938年第2卷第5期。
⑤林语堂：《日本必败论》，《中华(上海)》1938年第71期；何春雷：《日本必败之我见》，《益华报》1938年第2卷第5期；Pearl S.Bnek：《译述：日本必败》，吴锡珍译，《大路周刊(金华)》1938年第11-12期；胡适：《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半月文摘(汉口)》1939年第3卷第5期；Hallett Abend：《论日本侵华必败》，一工译，《方面军》1939年第2卷第7期；阿胜：《日本必败》，《战时民众》1940年第4期；夏光：《日本必败之象征：侵略者展览地的成绩》，《抗战画刊》1940年第2卷第1期。
⑥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页。
⑦《一片和平声：“和平才可以救国再战就要亡国了”》，《东亚评论》1939年第2期。
⑧关于抗战的悲观论调，以下对话较有代表性：“军事上我本是一个外行，可是当中国退出南京时，你说：‘从战略上看这一次撤退不是失败’，我当时是相信了你的话；当中国退出武汉时，你仍说：‘从战略上看这一次撤退仍不是失败’，我就不能不怀疑起来了，这种怀疑并不只是我一个单有的……”参见谭屏：《告军事上的悲观与乐观主义者》，《导报》(上海)1938年11月6日，第218号。
⑨《从重庆到南京和平建国运动成功：汪主席奋斗史》，《天津杂志》1940年第1卷第3期。
⑩朱云影：《日本必败论》，台北：兰台出版社，2015年，第1页。
(11)林语堂：《日本必败论》，广州：宇宙风社，1939年，第4-8页。
(12)王思澄：《抗战两年确定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抗战要讯》1939年第2卷第15期。
(13)朱云影：《日本必败论》，台北：兰台出版社，2015年，第4页。
(14)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李宗仁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78-580页。
(15)朱云影：《日本必败论》，台北：兰台出版社，2015年，第33页。
(16)李季谷：《评朱著日本必败论》，《读书通讯》1940年第12期。
(17)朱云影：《日本必败论》，台北：兰台出版社，2015年，第165页。
(18)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第652页。
(19)何应钦：《中国必胜(四月十六日对沦陷区民众广播)》，《兵役月刊》1942年第4期。
(20)袁秉钧：《日本必败之我见》，《前锋儿童》1942年第9期；博我：《时事评论：日本必败》，《青年空军》1942年第4卷第2期；Fritz Sternbery：《日本何以始胜而终必败？》，邓莲溪译，《妇女工作》1942年第4卷第4期；钱基博：《从孙子兵法论日本必败》，《大中国(重庆)》1942年第1卷第2期；延龄：《论战争中日本文学的衰落：“日本必败”的一面镜子》，《战时政治》1942年第3卷第10期；杨格：《日本为何必败？》，《文汇周报》1943年第1卷第10期；等。
(21)陆奥宗光：《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龚德柏泽，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7页。
(22)龚德柏：《美日战争论》，《军事与政治》1941年第2期；龚德柏：《对日本南进冒险的观察》，《半月文摘(梅县)》1941年第11期
(23)龚德柏：《政略被动已注定日本的失败》，《日本评论》1942年第15卷第2期。
(24)龚德柏：《日本必败的局势已定》，《学思》1942年第1卷第8期。
(25)龚德柏：《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必然失败》，《军事与政治》1942年第2卷第4期
(26)龚德柏：《一九四二年的日本国力》，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157页。
(27)龚德柏：《向民主集团提供三项反攻的建议》，《国防周报》1942年第4卷第5/6期
(28)龚德柏：《解决日本已迫近眉睫了》，《军事与政治》1943年第4卷第3期。
(29)龚德柏：《空军足以摧毁日本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22-23页。
(30)龚德柏：《日本之末路》，重庆：青年书店，1944年，叙言第1页。
(31)龚德柏：《日本之末路》，重庆：青年书店，1944年，第144-159、172-177页。
(32)张海鹏主编：《台湾光复史料汇编》第1编，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年，第40-41页。
(33)龚德柏：《如何方能迅速击溃日本》，《战斗中国》1945年第1卷第2-3期，第27页。
(34)龚德柏：《解决日本已不要很久时间》，《复苏》1944年第2卷第1期，第8页。
(35)毛泽东：《论持久战》，《解放》1938年第43-44期，第14页。
(36)毛泽东：《论持久战》，《解放》1938年第43-44期，第18页。
(37)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9页。
(38)郑锦怀：《林语堂学术年谱》，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49页。
(39)肖晓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42-1943年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的历史考察》，《民国档案》2020年第1期
(40)《渝美间的矛盾熊式辉遭受白眼林语堂冷笑热嘲》，《申报》1943年1月11日，第3版。
(41)《熊式辉呈分析对中美外交军事关系应采取方针及日本进攻苏俄时机中国在外交资源上运用对策等情》，“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分类数据/外交”，台北“国史馆”藏，002-080106-00002-011。
(42)郭沫若：《沫若自传·革命春秋·归去来·前线归来》，载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49页。
(43)毛泽东：《论持久战》，《解放》1938年第43-44期，第24页。
(44)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张卫波：《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传播与影响》，《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刘琦：《〈论持久战〉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年第2期；等。
(45)桑兵：《抗日战争的持久战要多久——国共高层的抗战时长预判》，《学术月刊》2021年第1期。
(46)朱云影：《日本必败论》，台北：兰台出版社，2015年，第164页。
(47)吉田松陰「幽囚録」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1巻、東京：岩波書店、1940、350-351頁。
(48)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