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福建事变是观察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关系的重要窗口。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政权，与以陈济棠为代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既有对立冲突的一面，又有合作妥协的一面。双方在政治上共尊政统、党统，经济、文化、行政联系密切，但西南地方政治、军事又相对独立于中央。十九路军入闽后，与西南方面声气相求，寓于西南半独立政局之中，其后易帜独立，又超乎西南半统一政局之外。探讨福建事变的起落兴衰，也能更为深入地理解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局军与政、内与外、中央与地方等诸多问题。

关 键 词：福建事变  蒋介石  西南  十九路军

 

中央与地方政争频仍，央地关系不睦，是民国难以疗愈的政治顽疾。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并未根本解决问题。国民革命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地方实力派却继之而起。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共同形塑兼具统一与独立表象的复杂政治格局。中央与地方共尊国民党党统，共奉民国正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有合作；同时在行政、军事等关键领域，地方又有相当的独立性。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央与西南①的关系，最为引人注目，而1933年底爆发的福建事变则突出反映两者矛盾。福建政变局势与西南政局、民国时局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政权与西南方面的政治互动，与福建事变的兴衰起落有莫大关联。深入研究福建事变，是管窥民国政治结构的重要途径，而理解福建事变，也必须将其放置于中央与西南复杂互动的框架中。

既有对于福建事变的研究，多依托十九路军和西南方面的材料，侧重描述地方实力派反蒋的过程。②专题论文则从不同侧面推进福建事变的研究。肖自立从时局、派系以及个人的角度，分析十九路军从拥蒋到反蒋的转变历程，指出抗日、“剿共”与反蒋势力的助推是十九路军转变态度的重要因素。③陈红民、罗敏则以胡汉民方面的材料为基础，考察西南方面在事变前后的应对及中央与西南关系。④王宏松利用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材料，考察蒋介石对福建事变的军事部署和政治应对，但对蒋介石拉拢地方实力派的行为有所回护，且没有进一步思考福建事变的深层意义。⑤黄镔重点关注日方对福建事变的介入，以及国民政府的应对。⑥以上研究均对本文有所启发。不过蒋介石处理事变的路径选择，以及事变速溃的结构性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从政治格局和政治机制的角度，讨论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势力的复杂互动以及中央地方关系，尚有一定的开拓空间。⑦

本文拟以台北“国史馆”相关档案，蒋介石日记，日本、英国、美国外交文件及各方相关材料为基础，梳理福建事变的缘起、酝酿、爆发与收束各阶段，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与各地方实力派的往来互动，以宁粤关系为切入，探讨中央与西南关系对福建事变的影响，进而深化对央地关系的认识，反思1930年代初的民国政局。

一 十九路军入闽与西南势力整合

1932年十九路军入闽，成长为地方势力，是福建事变的远因。围绕入闽问题，蒋介石与十九路军、西南等势力所展开的政治较量，恰与此后事态的发展相照应。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与十九路军隔阂日深。⑧蒋介石对十九路军不服帅令大为不满，批评十九路军的领袖陈铭枢“愚庸”“奸鬼”，称其接近第三党之举为“陈炯明第二”，后悔自己识人无方。⑨陈铭枢也曾对陈公博坦言，担心蒋会把十九路军一夜间全部解决。陈公博安慰道：“十九路军是有功于国家的，蒋先生敢冒这大不韪吗?”陈铭枢反问，“蒋先生什么做不到?”⑩陈与蒋互信已失，不安其位。(11)蒋介石调集嫡系部队卫戍京沪，包围十九路军，迫使十九路军自寻出路。

受当事人回忆影响，十九路军调闽问题一度众说纷纭。李宗仁的“一石二鸟”说是其中典型：“蒋先生把握济棠铭枢之间的矛盾，故意将陈铭枢的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使其垂涎广东，互相火并，以达一石击两鸟的目的”，“中央如真为防止十九路军闹事，则大可将蒋、蔡等调往河南、安徽等无日本通商口岸的省份，岂不更为保险?蒋先生不此之图，而调兵入闽，实系一阴谋”。(12)实际上，调闽动议出自十九路军，而非蒋介石。蔡廷锴回忆，1932年5月间，蒋想将十九路军分派到皖、鄂、赣三地，经陈铭枢等力争，改为调闽。(13)蒋介石把陈济棠撤换张惠长航空署之职，与十九路军请求调闽相联系，认为系陈铭枢“急求赴闽报复”陈济棠之举，“此等小孩作法，何能成事，可笑亦可痛也”。(14)可见，十九路军调闽实为蒋方与十九路军妥协结果。

陈铭枢与陈济棠同属粤系，但关系紧张。蒋介石担心十九路军入闽后，“恐广东方面从此多事”，(15)所以暂未应允。当时，蒋介石已有“统北缓南”之策，又以“剿共”为南方之重，故对陈济棠极力拉拢，促其合作。(16)蒋介石坦承顾虑：“一、是否引起广东内部冲突，二、是否阻碍‘剿匪’进行。此二点皆于中央与地方有大不利也。如果无此顾虑，倘真如能晓此义，则可准予下令使彼赴闽也。”(17)

另一方面，十九路军与西南实际上早已暗通款曲。蒋介石观察，粤系陈济棠和桂系李宗仁、黄绍竑“急欲十九路赴闽，其势似不可阻止”。蒋已有意“听其自决”，但担心陈铭枢反叛，故电询陈诚、何应钦意见。(18)陈诚判断，陈铭枢离开中央，“决无能为也”。(19)蒋仍不安心，再次征求陈济棠意见，得到“但求中央有强力部队来闽会剿”，“若能派十九路军更佳”的回应。(20)得各方满意答复后，蒋介石乃于1932年5月18日召见陈铭枢等人，允十九路军赴闽。(21)蒋介石并非无意牵制粤闽，但这不是调十九路军入闽的初衷。实际情况与“一石二鸟”的阴谋说相去甚远。

蒋介石对入闽后的十九路军做人事调整，有意在蔡廷锴、蒋光鼐与陈铭枢之间制造矛盾，化被动为主动。他的策略是扶持蒋光鼐、蔡廷锴，孤立陈铭枢，使蒋、蔡成为亲中央的地方势力。1932年8月14日，蒋介石拟定对粤闽方略：“对粤陈(指陈济棠——引者注)则怀柔之；对憬然(蒋光鼐字憬然——引者注)可扶翼之。”(22)蒋介石以蒋光鼐主政，以蔡廷锴主军，升蒋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以蔡为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十九路军军长。之后蒋又派宋子文迫使陈铭枢脱离十九路军，并以金钱笼络蔡廷锴，令蔡到南京详商。(23)此时西南联合的谣言甚嚣尘上。据陈立夫报告，蔡廷锴赴沪入京之举，令粤、桂方面认为“与其所商不利”，“电蔡请求对西南两机关勿破坏”。(24)蒋介石颇为得意，令宋子文每月给蔡廷锴加10万元，“以此小数，必有大效也。贤初(蔡廷锴字贤初——引者注)此次来沪后，影响甚好，请兄优待”。(25)1933年1月，蒋介石调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命蔡廷锴升任驻闽绥靖主任，职权在主席之上。在蔡看来，蒋介石此举是要其脱离老上司控制，“以便利他的指挥与宰割阴谋”。(26)

蒋介石为说服蒋光鼐就任福建省主席，执行“剿共”大计，不仅给其经费，还许其重要人事任免之权。(27)蒋光鼐以陈国辉部不受缩编命令为由，加以剿灭，也得到蒋的许可。(28)此后，福建各地实力派的地盘陆续被十九路军接收。蒋光鼐、蔡廷锴规定，各部军饷由绥靖公署统一发给，实行财政统一；地方行政官吏亦悉由省政府委派，各地驻军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29)如此，十九路军实现了福建省内军事、财政、行政的统一。蒋介石对此并非毫无触动，曾劝告蔡廷锴任用闽人治闽，(30)但最终认可了粤军治闽的局面。

1933年初，日军侵扰热河。二三月间，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热河各地相继沦陷。3月4日，热河省首府承德被侵占。北方出现政治危机的同时，西南也在酝酿反蒋。蒋介石与西南各方关系更加紧张。蒋介石坚持“剿共”先于抗日，寄望于“闽粤会剿”。(31)而粤桂闽正私下联络，以抗日为名，对抗南京政府。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召开会议，联络各省主席和军长加入西南政务委员会。2月2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任命陈济棠、李宗仁、蔡廷锴、白崇禧、蒋光鼐、林云陔为国防委员，蔡廷锴为主席。十九路军在组织上融入西南方面。

西南由此成为一个半独立半统一的党政军联合体。该联合体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为组织依托，以粤陈为军政主轴，以胡汉民等元老为党统象征，(32)“以桂、闽为其屏障”，(33)对中央不完全拥护，亦不完全反对。西南方面曾以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致电美国，称由于国民缺乏表达反对政府决策的渠道，使得西南成为受国民认可的合法政治机关，(34)以示与中央争衡。然而西南自身组织并不强固，内部矛盾重重，无力取代中央，其主要作用为联络内部和对抗中央，正如陈济棠所言，“可以沟通中央与地方之意见。有此组织，则地方之政权、财权、军权，均取得一种保障，而不致被中央直接削夺”。(35)

在军事、行政、党务、司法、交通等领域，西南方面仅受中央形式管辖。陈济棠对南京各机关的行文，用南京国民政府广州绥靖主任名义，但对广东部队行文仍用宁粤分裂时期的广州国民政府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名义。(36)缉私处、糖厂、禁烟局等重要的行政机构均由陈济棠亲信所控制。(37)西南还成立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取代中央行使案件终审权。广韶、广九、株韶等铁路和广东航运业的管理权也由广东省政府控制。

西南相对中央的半独立关系，为十九路军反蒋提供政治依托。2月7日，陈立夫报告，蔡廷锴与陈济棠达成密约。陈助蔡完成福建统一，并接济军饷。蔡则助陈防御客军。(38)蒋介石电告蒋光鼐，劝蔡勿与西南接近：“西南军事委员会与其所谓国防会议及共同出兵事，皆政客与军阀勾结卖空买空，趁火打劫，摇乱国本之阴谋，决无剿匪抗日之诚意。闽省不明其内容，卷入旋涡，是徒供人利用而已。吾人于此内乱外患之来，如果诚为救国爱民之军人，岂复忍为此割据之变相乎?望电促贤初从速回漳，如期进剿，万勿久滞粤港，流连不返也。”(39)蔡廷锴解释，此事系误以为中央同意该组织成立，方才加入。蒋心稍安，判断“闽方绝不为粤桂利用”。(40)2月上旬，蒋介石在武汉约见蔡廷锴，目的有二，一来倚重蔡西犯苏区，二来防止蔡与粤桂勾结。(41)

3月至5月间，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与蒋介石的关系日渐疏远，矛盾日益突出，原因大致有三：第一个是十九路军不愿“剿共”，力求自保。蔡廷锴自陈，“作为抗日的十九路军如不愿‘剿共’，必为蒋介石消灭；如服从蒋介石命令积极进行‘剿共’，官兵不愿打，孤军深入，后无援兵，也必为红军所消灭”，“归根到底，两条路变成一条路”，“‘剿’也败，不‘剿’也败，打也完，不打也完”。(42)蔡廷锴等人愈发靠向西南，以纾解蒋方压力。第二个原因是北上援助热河抗战的纠葛。1933年3月，十九路军抽出六个步兵团，组成北上援热先遣队，积极要求参战。蒋介石不允，令先遣队停止北上。4月29日，蒋光鼐致电蒋介石，称部队已在粤北集中，如忽然停止，“恐丧我各友军士气”。蒋介石则回电规劝，称数团北上，无异杯水车薪，如将部队调入赣中，“收效必大”。(43)蒋蔡无奈衔怨回兵。第三个原因是陈铭枢的问题。蒋介石一直密切留意陈的动向。4月29日，蒋介石知陈铭枢归国在即，主动向蒋光鼐表示，希望陈到南京工作，“以免外人挑拨”。(44)5月6日，陈铭枢由法国返回香港，策动西南反蒋。(45)蒋也探知陈铭枢不与中央合作：“西南步骤拟先谋桂闽粤一致，不能则借桂闽实力阴结粤方内部解决粤陈，组一西南军政委员会，推任潮(李济深字任潮——引者注)为主席，并收关余以供军用。”(46)

十九路军意在以福建为反蒋基地，(47)而蒋介石客观上推动了这一军事集团的地方化。十九路军依托西南的政治联合体，更加独立于中央，为福建事变埋下伏笔。

二 西南政潮与宁粤合作

民国央地关系错综复杂。中央与地方内部各有派系，各方对立之外，又有联系。陈济棠既是西南独立于中央的主力，也是蒋介石重点拉拢的对象。陈立夫曾有分析：“总观西南策略，全以抗日为号召，其诋毁中央亦大部集中于此问题。故坚决抗日之表示乃降低西南政治威信与作用之上策，而西南中心系于陈济棠之一身。陈如效忠中央，则西南风云可以清。盖无广东则西南活动将无经济基础，陈氏乃解决西南问题之锁，唯视如何运用之耳。”(48)蒋介石亦深知陈济棠作用关键，因此委以重任，施以厚赂。2月6日，蒋介石自任江西“剿匪”总司令，任命陈济棠为副总司令。5月1日，蒋又任陈济棠为浙闽赣粤湘五省南路军总司令。蒋介石与陈济棠达成妥协，由中央出补助费，由陈推动粤桂闽出兵，“虽知财政已入不敷出，但为增厚‘剿共’兵力，并使两粤渐趋合作，只好承诺再为妥筹”。(49)

中央与广东在内政领域，尤其是财政领域的密切联系，是双方合作的基础。广东财政形式上归属国家统一的财政体系。曾在西南政务委员会任职的邱平回忆，在不触犯广东地方根本利益的情况下，“遇到有关法令解释和省际问题的事，常用咨或公函行文南京司法院、外交部、交通部、铁道部、内政部等洽商”。(50)1932年11月，内政部召集的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广东官员也应邀参加。(51)按照中央和地方收入的划分制度，粤省国家收入应由财政部特派员上解国库。但陈济棠当政后，除关税因担保外债的关系由海关直接解缴中央外，对其余税收尽予截留，以广东财政特派员的名义“保管”，形成财政割据。(52)

财政割据的另一面，是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补助。(53)1928年裁厘之后，中央财政补助始终是地方重要收入来源，西南各省均是如此。以福建为例，中央对福建的补助收入，每年在100万至300万元之间，占预算总额10％以上。按月拨付的中央补助是省财政的最大宗收入，对省财政的维持往往起着关键的作用。1934年，补助收入在省财政收入中占40.9％；1935年虽有下降，但仍占37.6％。(54)

同福建一样，广东也严重依赖中央的财政支持。广东连年穷兵黩武，导致府库竭蹶，财政吃紧，(55)每月财政赤字70万元，军队欠饷3至5个月。(56)此时蒋的财政支持尤为重要。据《益世报》主笔钱端升观察，陈济棠“始终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不敢得罪中央政府，且为取得协饷起见，也不想得罪它；但他亦不愿太与中央接近，而受它的宰制”。(57)仅1934年，广东收到协饷就达720万元。(58)时人观察，广东必不敢叛，因为“中央每月拨助粤省军费大洋六十万元，另五月份增拨南路‘剿匪’军费二十五万元，连原日入赣‘剿共’费二十五万元，合共五十万元，其中二十五万元，须与闽桂分派，计每月中央拨款不少，若一旦发动，则必停止发给，此时军费难以维持”，“中央既停发补助费，比时更要筹措北伐军费，既少收入，复要增加支出，以罗掘俱穷之广东，确难做到”。(59)财政联系是宁粤合作的关键所在。

1933年5月底，何应钦代表中方与日军交涉停战问题，签订塘沽协议。国内反对之声不绝，西南反蒋势力也欲有所行动。陈济棠方面向蒋汇报，称陈铭枢、蔡廷锴等人阻止陈济棠就任五省南路军总司令。胡汉民、李宗仁也施压陈济棠，要求其共同声讨中央，否则闽桂将先倒陈后讨蒋。蒋向陈保证力挺其地位：“近日停战谈判所以缓和侵略，保存华北，以免失地愈多，光复愈难，纯为党国之实际利害着想，与淞沪协定事同一律，绝无内愧，更非屈服。伯南兄可毅然就职，毋庸瞻顾。倘有联合图粤者，中央必与共存亡，一致动作，决不漠视也。”(60)与此同时，蒋介石电令黄绍竑赴闽，称“闽桂阻止伯南就职出兵，并闻有假停战协定为由，声讨中央之酝酿，拟请兄即日赴闽，向陈蒋蔡等切实释明北方实情及协定内容，俾资了解”。(61)蒋在日记中自陈，此举意在警告闽方，“毋以抗日始而反抗中央终，勿以对外战得名而以对内战败名也”。(62)

此次平息西南风潮，陈济棠作用关键，予蒋介石以极大支持。6月8日，西南政务委员会的例会，讨论粤、桂、闽共同行动问题。掌握决定权的陈济棠态度模棱两可。当晚，李宗仁、陈济棠、邹鲁、萧佛成来访陈铭枢与蒋光鼐，陈铭枢说：“如果诸位不干，十九路军也要在福建干，到那时，只希望你们不要在我后门捣乱。”陈济棠听罢，拂袖而去。(63)次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召开粤桂闽三省联合“剿共”会议。陈济棠表示，不宜再起内战。(64)陈济棠不满陈铭枢公开反蒋，也担心闽桂合作，于自身地位不利，因此不肯支持。

蒋介石虽重视陈济棠，但也未放弃与蒋光鼐、蔡廷锴交好。1933年6月4日，蒋介石回顾政局：“自塘沽军事协定签字之前后，反动者皆急欲借故推倒中央，然人心所趋者，皆在忍辱复仇，故冯方虽在察哈尔发难，而响应之者几无其人，福建蒋蔡虽其本身立场不能不反对停战，然而为陈铭枢情感逼迫，非出其本心也。陈济棠力顾大体，不为反动者所动，而且就南‘剿匪’军之职，乃可以功抵过矣。”(65)蒋介石判断蒋蔡二人并非“出其本心”，仍有挽回余地。在致蔡廷锴的电文中，蒋自称与蔡感情深厚，“千里月明，谅可心心相印耳”，并命蔡电饬援助热河的部队停止北上。(66)作为回报，蒋介石被迫同意扩充十九路军编制，将援热第一纵队改编为补充师，将援热第二纵队与四十九师合并，将原来的师长张贞撤职，实际上默许蔡廷锴解决闽南的非十九路军部队。(67)

6月17日，蒋介石判断“时局渐有转机，陈铭枢等联合反动，殆告失败，则西南渐稳矣”。(68)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建议蒋介石与陈济棠确立军事互助关系，“闽如攻粤，中央当以海陆兵之实力去击闽之后方。闽如攻浙，粤亦须牵制其后，最低限度粤应取消一切不统一之组织，与中央共鸣，以孤其声势。果能如此，则伯南气壮，必示以强硬，或可打销真如之企图，甚或完全不用军事，亦未可知。而目前最要者旬日内外，无论和平或军事，察冯问题必须急了。在此旬日内外，闽蔡方面，尤应设法缓和，以免两处火头，同时并起也”。(69)杨永泰急北缓南和联粤制闽的建议，与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的政治方略正相符合。

1933年6月至10月间，蒋介石的战略重点在北遏冯玉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南防闽桂。为全力“剿共”，蒋介石对国内军事政治“皆守势与忍辱负重”，对南北“皆主退让”。(70)因而，蒋仍希望粤闽联络，合作“剿共”，对闽只是密切观察，而无大的举动。但陈铭枢仍坚持对付粤陈，联合西南对抗中央，一意扩大队伍，粤闽无法合作。(71)蒋介石计划落空。

1933年11月以后，福建局势愈发紧张。11月10日，蒋介石注意到，陈铭枢“在闽捣乱心切”，(72)遂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促陈到中央就职。(73)蒋本人也致电陈铭枢，希望他捐弃前嫌：“自兄欧游归国，中曾托季宽(黄绍竑字季宽——引者注)诸兄一再达意，未获谅解，尤深悬念。兹特再申前请，倘荷鉴纳，鄙意惠然肯来为之匡助一切，则公谊私情均所企愿，否则兄可不顾于中正，而中正实不能恝焉于兄也。”(74)

蒋介石始终不相信陈铭枢会组织新政府。直至11月15日，蒋介石才承认消息可靠，在日记中写道：“陈铭枢福建阴谋，以理度之，决不至如此之愚，但此种丧心病狂之叛逆，利令智昏，无所不为，以今日各方之消息观之，已成事实，唯尽我心力，竭其人事，至于能否消弭此祸，是乃国运所矣，无心所定，非我可以强必也。”(75)确认陈铭枢准备举事后，蒋介石劝说蔡廷锴离闽，“闽如有事，必为‘共匪’倭寇造机会无疑，若与‘共匪’倭寇谋谅解，以图一时快意，则国人岂能相谅”，“望兄设法消弭，中切盼兄来此一晤，共谋协力一致之切实办法，不特为十九路军前途之荣瘁所关，实亦大局攸赖也”。(76)闽变令蒋极为紧张，思虑入神，但蔡廷锴来电辟谣，又令其感到宽慰，认为事变已无形消弭，“上帝有灵，使中国不亡，实非我人力所能挽救也”。(77)蒋介石致电汪兆铭，请其转告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部长叶楚伧：“福建事决不成为事实，中央与各省党部及各地党报不可质问，或劝戒之事，以免弄假成真。”(78)蒋介石还专门派飞机接蔡廷锴。然而，蔡廷锴与陈铭枢虽有分歧，但在抗日、反蒋、联共的大方向上基本一致。蔡不但不听从蒋的劝告，反将飞机扣住。(79)蒋介石分化拉拢之计终告失败。

蒋介石此时还不忘以军政要职争取陈铭枢。他请蒋光鼐转告陈：“凡其所愿任者，皆无不可商之事，关于军事者，则训练总监与参谋总长皆悬缺以待，若关于行政者，则季宽兄本有外调之意，故内政部长亦可推荐。”(80)陈铭枢拒绝蒋的拉拢，反劝其下野：“公试于清夜三思，年来所为者果何有于民族，果何有于民生，能不废然思返乎。”(81)

11月19日，蒋介石根据陈铭枢的来电，结合福建方面接收银行、占领军事要地的举动，判断“其叛逆已著，不久当必公开”。他同时还批评陈蒋蔡等人“信倭联敌”，自忖“讨逆虽无问题，而‘剿匪’已受影响”。(82)蒋介石较关注财政与军事问题，致电孔祥熙，问厦门、福州银行现银数量及闽省中央税收情况；(83)又致电刘和鼎，问十九路军在闽北部队位置及兵力。(84)蒋介石已开始正视福建独立的可能，并加以准备。

汪精卫建议蒋介石笼络两广，以应对闽变：“中央须在理论上站定立场，先取守势，且与两广合作，以孤其势，万不可轻易动摇‘剿匪’政策外交政策，以自乱步骤。”(85)蒋介石也有相近想法。外媒观察到，“福建独立使广东的地位变得尤为关键”。(86)陈济棠坚决反对福建独立。陈济棠回忆，福建方面“既不要总理，也不要党”，是其反对的主要理由。(87)但陈公博的分析似乎更为实际：“福建单独必不能成功，其势非联络两广不可。广西是不敢发动的，如果陈伯南不答应，广西是不敢发动的，但陈伯南现在那样舒服，肯冒险么?他不满意胡展堂，便捧出中央，不满意中央，又拿出胡展堂，他为什么要组织政府。”(88)陈济棠反对福建单独改变半独立的政治格局，以免大权旁落。广西则受制于粤，不敢单独公开支持。胡汉民方面也因十九路军抛弃党统，联络共产党而不予支持。(89)

福建事变成为宁粤加强合作的契机。11月18日，陈济棠向蒋提出，将福建协饷收归己有，“前由中央按月拨助‘剿匪’费五十万元，闽占八万八千余元，如闽省政变，该款应否继续照给，如不照给，仍请如数拨发职部，俾其积极整理赣南”。蒋介石批复，“闽中内部尚不一致，或不至实现，如不顾一切，必图一逞，则‘剿匪’费可移作整理赣南之用”。(90)陈济棠等人所以汲汲于经费，与其金融状况有关。陈济棠向蒋坦言，闽变导致粤省金融波动，市面恐慌，军食窘急，急需拨款救济。(91)陈济棠有求于己，令蒋介石颇为放心，他电告汪精卫“伯南必拥护中央，不为闽利用”。(92)英国方面也观察到，陈眼下对蒋仍保持忠诚，(93)只要协饷存在，陈济棠就会在西南独揽大权，这使陈不会与南京决裂。(94)

以往研究多关注蒋介石收买实力派，但同时不应忽视地方实力派主动争取被收买的事实。蒋介石与陈济棠政治、军事、财政的多方面合作，是蒋介石得以迅速处理西南政潮的关键因素。陈济棠在政治节点上索饷借款，说明双方合作是出于各取所需的利益关系，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通行规则。

三 福建事变与蒋介石的军政应对

11月22日，人民革命政府宣布成立，废除中华民国国号和国旗，更定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宣布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自由平等权等五项主张，提出打倒蒋介石、打倒南京政府的口号。24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联合第三党和神州国光社成员，发起成立“生产人民党”。福建事变就此爆发。

自闽变初起至1933年12月初，蒋介石的重点在于安抚南北中外各方，孤立福建，(95)辅以军事准备和军情刺探。南京政府内部，蒋介石与汪精卫互为支撑，是应对闽变的军政轴心。西南方面以倒汪为重点，(96)而蒋则力挺汪主持政府。(97)汪也给予蒋很大支持。在蔡廷锴态度尚未明朗之际，汪就与蒋分析对策，“若彼本无反意，为势所逼，则继续分化，事可速了。若彼前致尊处各电皆属谣言，则措置较难矣”。(98)福建政府成立后，汪更是极力推动中央政府和国民党中政会，授蒋以处置全权。

蒋介石与汪精卫对处理闽变，有相当之默契。11月21日，汪精卫提出分化内部，联络广东，安抚华北三策：“(1)十九路军将士以福建难望发展，欲夺取广东为根据地，是其一致心理。至旋引用第三党则为少数之乘机窃发，全体将士必不赞同。我宜认定此点，力谋分化，必可收效；(2)广东与彼辈势不两立，现已增兵东江，设防备战，中央此时急宜与之联络；(3)彼辈事前酝酿已久，闻对华北各省均派人游说，各省虽未必尽从，然亦利其分裂。俾中央不暇兼顾，甚或遥为声援，亦在意中，似宜设法安抚。可否密派重要同志前赴济南、天津、太原等处说明中央推心置腹之意，使不萌他志。”蒋介石答复，“所见甚佩”。(99)从后来的实践来看，蒋介石的政略大致与之相符。

在政治攻势之外，蒋介石采取舆论攻势，强调福建事变与共产党和日本的联系，孤立十九路军，削弱其政治合法性。11月20日，蒋自忖，“闽事认定其为‘共匪’，当作‘共匪’剿办”。(100)何应钦也建议：“中央对于宣传方面应就其联共一点努力宣传，使全国咸知其罪恶，深恶痛绝，不致随风附和。至于亲日一点，明知事实上必系如此，但在目前情势之下，似不宜显系提出，盖恐日人恼羞成怒，更竭力助彼辈为恶，使我无法应付也。”蒋复以“宣传意见方式甚有见地”，“依此办理”。(101)各省党部随即发表通电，反对闽变，斥其叛国通日。(102)而日本方面对于中方此类宣传颇为不满，要求政府予以取缔，(103)但收效甚微。(104)

福建事变牵动中外关系。蒋介石尤为关注日本与闽变的联系。蒋介石判断，日俄必有一战，而日本在大战前“必图扰乱中国扶持反中央势力”。因此他特意提醒何应钦警惕日本在华北作乱，称“现日方着眼最急之处，为南闽北鲁”。(105)21日，蒋命陈仪探询日方与闽变关系，(106)并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注意“闽变对倭寇关系”。(107)蒋介石给龙云、杨虎城、孙连仲等地方实力派的电报中，也一再批评福建“联共勾日”。(108)

日本已成福建权势结构的一部分。与福建相关的重大事态均难以绕过日本，这是中日双方的共识。美国方面也观察到，因福建与台湾的关联，日本认为自身在闽局中利益攸关。(109)11月18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致电日本福州总领事守屋和郎，命其监视福建方面“是否有与欧美势力之虞”，(110)换言之，日方不会容忍其他势力染指福建。日本所谓的不干涉立场，更是建立在不危及“帝国之权益及在留邦人生命财产”的基础之上。(111)11月19日，日本驻福州总领事报告，英美驻福州领事都来试探日方态度。(112)日方判断新政府“即便不是赤色政府，也是粉色政府”，(113)但只要其不打抗日旗帜，且不侵害日方权益，日方就无意干涉。(114)

福建事变中有一现象，颇为吊诡，即中央与地方矛盾表面因抗日而起，但却争相与日方谋求谅解。11月23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新任海关监督麦英俊拜访日本驻福州总领事守屋和郎，向日方许诺绝不会做任何排日或抗日之事。麦英俊指出，南京政府宣传闽日勾结，闽方“自然不得不提出几条攻击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各位政府要人之演说并未深谈抗日，而是致力于打倒蒋介石”，望日方谅解。(115)南京方面也因封锁福建港口，检查来往船只事，谋求日本配合。12月2日，汪精卫致电蒋介石称，与日本交涉海军检查，望日本配合。(116)而日本驻南京领事报告，汪称曾有日本资助福建的谣言，现已澄清，将避免国内再出现此类言论。(117)中央与地方都默认，绕过外敌的内斗才是关键。而日方表面对事变态度超然，身影却处处可见。日本的所谓不干涉是“置身事内”的不干涉。

福建事变成功与否，取决于地方实力派响应程度。美国方面认为，摆在中央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广东、广西和湖南在中央和福建之间作何取舍。(118)蒋介石重视安抚各方，不使南北实力派产生联动。(119)汪精卫、孙科、叶楚伧等人也商议，“以中央同志自动方式分赴粤桂鲁晋等，其目的仅为联络情感，使其对增厚诚信”，“赴粤桂冀其坚持对闽之决心，赴鲁晋可以解独重粤桂之怀疑”。(120)冯玉祥、韩复榘、宋哲元、邓锡侯、田颂尧等均表示未与闻其事，支持中央制裁福建。(121)而实际上，事变发生前，李济深和陈铭枢与湖南何键，贵州王家烈，云南龙云，四川刘湘，山东韩复榘，陕西杨虎城，泰安冯玉祥，天津方振武，上海方鼎英、李烈钧等均有直接联系。只是后来各方鉴于形势，未追随闽方脚步。(122)

11月26日，鉴于各方对闽“痛斥益烈，无人敢于附和”，蒋介石判断局势“不难收拾”。(123)同日，蒋介石闻福建攻击浙江的消息，“不禁转忧为乐”。(124)蒋的反常心态，反映了宁粤关系之脆弱。蒋介石深知，陈济棠担心中央驱闽攻粤，所以态度游移，而闽如攻蒋，可使粤陈“安心谅解”。即便其不肯入闽，也可令其负赣南“剿共”之责。(125)

蒋桂关系方面，蒋介石已知桂系介入事变，且反蒋态度坚决。但蒋仍于11月28日致电李宗仁，试探其态度：“此次闽变发生，不恤联共毁党易旗改元，以图一逞，实出意外，至可痛心。闻兄曾力阻任潮赴闽，为国为友具佩公忠。未审尚能继续设法挽救否。”(126)李宗仁则回电表示希望消弭冲突：“闽事将爆发时，此间略有所闻，曾迭电粤多方设法阻止，乃未能如愿，初不知其离异一至于此，仍设法转圜。”(127)蒋介石和陈济棠均担心桂系军事介入，因此蒋介石急于督促陈参战。(128)

蒋介石与桂系表面态度相近，但暗地里互相防备，甚至互相拆台。桂系私下串联实力派，共同讨蒋。11月30日，李宗仁向阎锡山报告联络结果，争取其讨蒋：“闽变发生，其主张容或过于偏激，其用心不无可原，唯其环境如此，若听其横决，前途殊难思议，故此间与展堂先生及沪粤反蒋同志电商以为当务之急莫若(一)联络各方反蒋力量一致联名通电，请蒋下野，如蒋仍恋栈祸国，则各联名者同时独立，一致声讨；(二)由联名人及同此主张者协商改组南京政府；(三)中央与地方应行均权制度；(四)全国分为若干国防区与绥靖区；(五)缩短训政时期。上列五项尊见以为何如，尚乞指示。再孙殿英、杨虎城等部似有反蒋可能，倘能由我公领导，或暗中援助，促其迅速解决宁夏或解决胡宗南师，总期促蒋之局势分崩，以达吾辈讨贼救国目的。且胡师留陕，长此听其经营，川晋均将受其威胁也。”(129)桂系虽不公开助闽，但也希望借此动荡局势联合倒蒋。蒋介石也在极力争取阎锡山，电告其与中央保持一致。(130)阎锡山迫于压力，派其亲信王懋功对汪精卫表示服从中央，“以中央之态度为态度”。(131)综上所述，蒋介石虽未能使福建内部瓦解，但成功使事态不致扩大。

福建事变之初，蒋介石的应对以政治解决为主，军事准备为辅。待局势明朗后，蒋开始考虑出兵问题。12月4日，蒋致电汪精卫，告其军事布置已安排妥当，问其“应否急攻或暂缓进以待其变”。汪精卫复以急攻为佳，原因有四：“(1)该军内部尚未一致，不宜假以时日，使得尽排异己；(2)该逆明弃党国，依附共匪，即素怀异志之各方亦未敢公然同情，若假以时日，减轻色彩，四出勾结，将更猖獗；(3)封锁计划为日本所破坏，彼可持久，不虞坐困；(4)各方见中央久无办法将因轻视而生心。以上皆急攻之利，唯粤桂见中央向闽猛攻，或感觉唇亡齿寒，起而助闽，亦不可不虑，故宜有以安粤桂之心。”蒋回复：“急攻之利确如尊论，所示现已积极准备。粤当不至助闽，但港桂牵制粤陈，时加恫吓，则为势所不免耳。”(132)可见，蒋汪都意识到分化瓦解，已难奏效，缓进待变，有害无益。因此必须尽快武力解决。

在速平闽变一事上，陈济棠与蒋介石意见一致，但原因迥然。陈济棠忧心闽变持续，扰动广东金融。受事变影响，广东省纸币币值跌至八成，商民拒用纸币现象时有发生。省财政厅采用借封租金、借封纸币、借入现金、售券易现等维持办法，但收效不大。(133)蒋介石知粤经济困难，乃以财政相笼络。他电告汪精卫：“现对闽与‘剿共’，均有赖于粤军合作，并赖粤陈阻挠西南之组府。自政治关系言之，此次粤省借款，似未便拒绝。粤允从中央每月协款扣还，亦难驳复。唯关余抵借，恐开分割担保之端，此不能不详与商榷耳。伯南来电拟不日内派人来商对闽军事问题。鄙意最好中央先予以原则决定，而与之磋商其内容条件，然后军事与财政问题同时解决之，如军事态度确定，则政治之运动亦较易为力也。”(134)军事与财政同时解决的提法，恰好证明宁粤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

陈济棠提出，以广东海关关税做抵押，向外国贷款，由中央补助项下分月拨还。(135)蒋介石原则上同意，但担心粤得款后反悔，不与中央合作。而且蒋介石认为，“关税向为整个之担保，如开分割抵借之端，恐华北鲁川，分起效尤”，因此借款须以中央政府名义，而非地方名义。(136)蒋介石劝说陈济棠一致应对闽变：“对闽事欲于军事财政两方面为中央与粤省拟一通盘之筹划，必使中央与粤皆能兼顾，非受虚名而获实惠者，方为得策。否则专注一方，凡有害于中央者，未必有益于粤。”同时他也警告陈，截留关税“徒令人认粤闽异调同鸣，更将引起西南愈复杂之纠纷耳”。(137)蒋介石尽管优容陈济棠的经济需求，但让利不让权。出于同样目的，蒋介石向英方施压，阻止港商向陈济棠借款，并且强调不能用关税做抵押。英方被迫同意。(138)

时人评论，自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后，“大军阀想以武力消灭某处的小军阀，同时必筹备一批款项诱买其部下及其他有相当力量的小军阀。小军阀们也看透了这一点，故每当大军阀与某小军阀有冲突时，便抓着机会，趁火打劫，重重地敲一次竹杠”。(139)时任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评价福建事变时也指出，“两三年来，西南时时鼓动北方捣乱南京者，有的为反蒋，有的为自主，甚至有鼓动人家乱起来，他们才可乘机要地盘、要钱。”(140)蒋介石在平定地方实力派时，通常会辅以财政手段，大小军阀出于自身利益，也乐于从中分润。但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蒋陈间的多方面合作，也恰好说明西南与中央存在多重关联，有半统一的面相。

蒋介石攻闽的军事部署大致如下：一、以蒋鼎文为第二路军总指挥，率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由赣东进入闽北，集结于建阳、建瓯一带。二、以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孙元良的八十八师，由南京、杭州进入闽北的浦城、建瓯一带。三、以卫立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冷欣的第四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刘戡的八十三师、汤恩伯的八十九师，经金溟、资溪进入闽北的邵武、顺昌一带集结。四、派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集中当时蒋军的大部分战斗机及轰炸机于建瓯，侦察十九路军的调动情形，轰炸福州。(141)蒋介石本人于12月25日由杭州乘汽车至福建浦城督师。

蒋介石起初对入闽战事并不乐观，甚至已做好长期对峙准备：“如不得已，则不攻福州，以延平为省会，成立政府。对‘赣匪’完成包围形势，对闽南派一部主动，使逆孤立省城，待其变化可也。”(142)蒋同时也告诫陈济棠不可操之过急，以免使福建内部更为团结，“非待其瓦解不易解决”。(143)蒋介石还派张贞、林知渊、杜起云、谭曙卿、方声涛、宋渊源等人为军事观察员，命其煽动旧部倒戈。蒋介石得知十九路军有不少莫雄旧部，遂命其携手令入闽策反。(144)蒋介石的收买瓦解之策，加速了军事解决闽变的进程。

1934年1月1日，中央军对福建发动总攻击。1月上旬，中央军进展顺利，连下闽北水口、古田等军事要地，出乎蒋介石的预料。1934年1月13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停止办公，迁都漳平。此前，陈济棠虽集兵广东东江，但不急于进攻。(145)蒋介石则力劝其出兵，称“闽逆击败虽易而消灭必难，以后或不易收拾”。(146)蒋为促成广东出兵，不惜诱以福建地盘，称“闽可全交伯南处置，如一时力所不及，仅能达于闽西，则该处政军事务，乃可归粤军负责”。同时，蒋还许诺由陈济棠派人管理福建财政。(147)但眼见中央军进展顺利，陈济棠反以保民防奸为名，请蒋暂缓进兵，待粤出兵后两面夹攻，“或可用政治手腕解决”。杨永泰意识到陈济棠缓兵主张，意在利己，建议中央军“对闽能彻底解决或单独解决即可，不顾西南，总以愈速为愈佳”，但同时也不能不对陈济棠有所安抚，“以安其心而免受他方之挑拨恐吓”。(148)

1月21日，蒋鼎文部包围泉州。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联名发表“反正”通电。蒋介石将其改编为五省‘剿匪’军东路军第七路军。23日，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等相率逃亡香港。2月8日，独撑残局的蔡廷锴撤离闽西，福建事变宣告失败。

福建事变虽告一段落，但中央与西南既对立冲突又妥协合作的关系仍在持续。失去共同目标后，蒋介石与陈济棠的矛盾逐渐升级。1月19日，杨永泰报告，粤桂密谋暗助十九路军，“第一步粤迅调重兵接防闽南，使逆军得集全力对付我军，同时集中泉州待机出动，第二步闽取销伪组织，另组各方专对钧座之临时政府”，(149)次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痛斥粤桂：“(一)粤陈愚诈无能；(二)桂白卑污顽拙必为后患。”(150)福建事变后，蒋介石进一步推行统一军政、财政、民政的举措，遭到陈济棠强烈抵制。双方冲突不断累积，至两广事变时最终爆发。

南京国民政府的央地关系兼具统一与独立的面相，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事等领域均有所体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既非完全统一，也非完全独立。半统一与半独立各有所指，互有关联，互相作用，构成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福建事变之起落，是观察这一格局的重要窗口。福建事变既是半独立政局之延伸，又逾半统一政局之界限。西南的半独立政局是福建事变重要的政治背景，也是其最为仰赖的政治资源。十九路军入闽后，迅速与西南结合。西南虽屡与中央对峙，多有独立之议，陈铭枢、蔡廷锴等亦与闻其事，但均被陈济棠所尼阻。而福建方面废国号、毁党统的举措，更是突破了西南的政治底线。西南虽实际保有政治、行政、军事之独立，但与中央同奉民国政统与国民党党统，因此未予支持，这也是闽局速溃的重要原因。

西南半独立之外，还有半统一的面相，较少为研究者所关注。除却民国政统、国民党党统外，中央与地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联系也十分重要。这些联系不如军事、政治显明，易被忽略，却更为基础，于日常间发挥效力。正如桂系政要黄旭初所言，“宁粤在政治上虽然对立，但普通行政大体上仍旧是统一的。例如司法、邮电，海关等，都是全国一致的”。(151)蒋介石和汪精卫在致全国各省通电中也总结，中央与地方的团结，在于经济、文化的多方面联系：“国家须有整个的机构，必须脉络贯通，使能收身使臂、臂使指之效，而所谓贯通脉络，绝非专恃政治、军事权力之强制，必须于经济、文化种种建设，通力合作，使相需相求之程序，日以增加自然之关系。”(152)这些政治架构、经济制度、文化理念上的密切联系，是地方难以脱离中央的结构性制约，是蒋介石与陈济棠军事与财政合作的纽带，也是中央统一化的基础和动力。南京国民政府的央地关系虽屡有反复，但整体趋向统一。

福建事变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争斗，暴露了国民党内部派系引发央地冲突的根本问题。时人称此次事变以“对人问题为中心，以利害感情为枢纽，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同利则分赃，失意则讨逆”，而“今兹之变，表面虽若有许多问题，实则至少在主持者之中心动机，仍以个人恩怨为本位”，“依旧不出乎合则分赃分则讨贼之原理原则，所谓革命救国之诚意，盖使人不能无疑也”。(153)相对于“抗日”“民主”的口号，争权夺利才是政治分合的动力和关键。蒋介石纵横捭阖、以人治人的方法，既是其力量来源，也是其局限所在，既是蒋的个人特色，也是民国政争的普遍规则，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央地冲突此起彼伏的内在逻辑之一。

注释：

①本文中的“西南”指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为组织依托的两广地方实力派。

②王顺生、杨大纬：《福建事变──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吴明刚：《1933：福建事变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肖自立：《十九路军从拥蒋到反蒋的转变》，《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

④陈红民利用胡汉民方面相关资料，梳理了西南方面与十九路军从盟友到敌人，再到盟友的复杂关系(陈红民：《两广与福建事变关系述论》，《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罗敏指出，福建事变前后，西南与中央关系的大致趋势是从对立走向交涉(罗敏：《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⑤王宏松：《蒋中正对“闽变”的态度与作为》，《“国史馆”馆刊》(台北)第28期，2011年。

⑥黄镔：《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渗透华南地区的应对——以福建事变为中心》，《史学月刊》2022年第4期。

⑦此外，还有很多成果均对本文有所启发。桥本浩一关注了日本外务省和军部对福建事变中封锁港口及抗日言论的应对问题。见橋本浩一「福建事変時における日本政府の対応について」、馬場毅編『多角的視点から見た日中戦争：政治·経済·軍事·文化·民族の相克』、集広舎、2015年、63-95頁。Alfred H.Y.Lin指出，中央与地方军阀的财政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见Alfred H.Y.Lin,"Building and Funding a Warlord Regime:The Experience of Chen Jitang in Guangdong,1929-1936," Modern China,Vol.28,no.2,2002,pp.177-212。柯博文指出蒋介石通过金钱获取了陈济棠的政治支持。柯博文(Parks M.Coble)：《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拓展对于福建事变前后中央与西南政治、军事、财政关联的认识。

⑧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参见肖自立：《十九路军从拥蒋到反蒋的转变》，《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

⑨《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以下引用不再标明藏所。

⑩见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210页。

(11)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

(12)唐德刚编撰《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1-482页。

(13)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79年版，第74页。

(14)《蒋介石日记》，1932年5月9日。

(15)吴淑凤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4，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第206页。

(16)蒋介石拉粤“围剿”的相关内容，参见郭昌文：《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策略研究(1928-1936)——以“围剿”为主要视角》，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1年。

(17)《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2年5月1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以下简称“蒋档”)002-010200-00066-040，台北“国史馆”藏。以下引用蒋档不再标明藏所。

(18)《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2年5月13日，蒋档002-010200-00066-033。

(19)《陈诚致蒋介石电》，1932年5月14日，蒋档002-080105-00004-003。

(20)《何应钦致蒋介石电》，1932年5月18日，蒋档002-020200-00019-014。

(21)《蒋介石日记》，1932年5月18日。

(22)《蒋介石日记》，1932年8月14日。

(23)《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32年8月25日，蒋档002-080200-00054-085。

(24)《陈立夫致蒋介石电》，1932年9月1日，蒋档002-080200-00054-040。

(25)《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32年9月3日，蒋档002-010200-00071-004。

(26)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76页。陈铭枢也有类似观察，见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112页。

(27)《蒋介石致蒋光鼐电》，1932年9月25日，蒋档002-010200-00071-061。

(28)《蒋光鼐致蒋介石电》，1932年10月17日，蒋档002-090300-00052-237。

(29)吴明刚：《1933：福建事变始末》，第133页。

(30)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76页。

(31)《蒋介石日记》，1933年2月2日。

(32)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77页。

(33)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121页。

(34)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Southwest Political Council at Cant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19,1933),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U.S.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以下简称FRUS),1933,Volume Ⅲ The Far East,Doc.369,793.94/6289:Telegram.

(35)《缪云台致龙云函》，1935年7月3日，《“六一事变”前龙云与两广及中央来往函电选》，《传记文学》(台北)第53卷第4期，1988年10月。转引自罗敏：《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

(36)罗醒：《陈济棠对待蒋介石控制的手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1965年，第16页。

(37)陈伯任等：《财政和税捐》，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37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5页。

(38)《陈立夫致蒋介石电》，1933年2月17日，蒋档002-090300-00009-103。

(39)吴淑凤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8，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第312、313页。

(40)《蒋介石致龙云电》，1933年2月11日，蒋档002-070100-00030-065。

(41)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76页。

(42)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77页。

(43)《蒋光鼐致蒋介石电》，1933年4月29日，蒋档002-080200-00081-072。

(44)《蒋介石致蒋光鼐电》，1933年4月29日，蒋档002-080200-00081-072。

(45)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121页。

(46)《蒋介石致刘维炽电》，1933年5月14日，蒋档002-080200-00086-087。

(47)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112页。

(48)《陈立夫致蒋介石电》，1933年2月7日，蒋档002-090300-00009-103。

(49)《蒋介石致汪精卫电》，1933年5月1日，蒋档002-090106-00010-358。

(50)邱平：《“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1965年，第104页。

(51)《黄旭初回忆录》，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89页。

(52)张晓辉主编《民国时期广东财政政策变迁》，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

(53)王孝泉编著《福建财政史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54)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财税志》，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

(55)秦庆钧：《民国时期广东财政史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

(56)区芳浦：《广东财政整理之经过及今后之设施》，《广东经济发展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24页。

(57)《西南与中央》，《钱端升全集》文选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9页。

(58)《军政部抄送1934年度岁出非常军务费概算书咨》(1934年9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页。

(59)《闽粤桂三省联合未成》，薛谋成、郑全备选编《“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60)《蒋介石致杨德昭电》，1933年5月31日，蒋档002-080200-00093-001。

(61)《蒋介石致黄绍竑电》，1933年6月1日，蒋档002-090106-00010-306。

(62)《蒋介石日记》，1933年5月30日。

(63)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122页。

(64)《第卅八师长致安团长电》，1933年7月1日，“阎锡山史料”(以下简称“阎档”)116-010108-0794-026，台北“国史馆”藏。以下引用阎档不再注明藏所。

(65)《蒋介石日记》，1933年6月4日。

(66)《蒋介石致蔡廷锴电》，1933年6月5日，蒋档002-090300-00067-458。

(67)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81页。

(68)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0，台北“国史馆”2005年版，第590页。

(69)《杨德昭致蒋介石电》，1933年6月15日，蒋档002-080200-00097-063。

(70)《蒋介石日记》，1933年7月25日。

(71)《吴铁城致蒋介石电》，1933年8月23日，蒋档002-080200-00115-183。

(72)《蒋介石日记》，1933年11月10日。

(73)《蒋介石致林森电》，1933年11月11日，蒋档002-020200-00018-005。

(74)《蒋介石致陈铭枢电》，1933年11月13日，蒋档002-090300-00009-006。

(75)《蒋介石日记》，1933年11月15日。

(76)周美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3，台北“国史馆”2005年版，第461页。

(77)《蒋介石日记》，1933年11月16日。

(78)《蒋介石致汪精卫电》，1933年11月15日，蒋档002-080200-00414-026。

(79)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95页。

(80)《蒋介石致蒋光鼐电》，1933年11月16日，蒋档002-080200-00414-028。

(81)《陈铭枢致蒋介石电》，1933年11月19日，蒋档002-090300-00009-022。

(82)《蒋介石日记》，1933年11月19日。

(83)《蒋介石致孔祥熙电》，1933年11月19日，蒋档002-010200-00098-014。

(84)《蒋介石致刘和鼎电》，1933年11月19日，蒋档002-020200-00018-019。

(85)《汪精卫致蒋介石电》，1933年11月15日，蒋档002-090300-00009-242。

(86)"Canton,Fukien and Nanking," The Shanghai Times,December 7,1933,p.16.

(87)《陈济棠自传稿》，香港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51页。

(88)陈公博：《苦笑录》，第210页。

(89)两广对福建事变的具体应对，参见陈红民：《两广与福建事变关系述论》，《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90)《陈济棠致蒋介石电》，1933年11月18日，蒋档002-080200-00133-064。

(91)《陈济棠致汪精卫、孔祥熙电》，1933年11月21日，阎档116-010108-0815-042。

(92)《蒋介石致汪精卫电》，1933年11月20日，蒋档002-020200-00018-023。

(93)Indepedence movement in China,22 November,1933,British Foreign Ofiice Files,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FO371/17065/7338.

(94)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26 November,1933,British Foreign Ofiice Files,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FO371/17065/7349.

(95)张群在日方沟通时也指出，福建独立政府是“乌合之众”，只有蔡廷锴有实力，因而考虑先行政治解决，而非军事解决。《驻汉口谷口(卓)代理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电》(1933年12月12日)，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9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51页。

(96)西南倒汪之议参见罗敏：《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据日方观察，南京政府内部也是暗流涌动，倒汪之声不绝，其中孙科方面尤为活跃。《驻华有吉公使致广田外务大臣电》(1933年12月12日)，《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9辑，第150页。

(97)罗敏：《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

(98)《汪精卫致蒋介石电》，1933年11月20日，蒋档002-090300-00009-272。

(99)《汪精卫致蒋介石电》，1933年11月21日，蒋档002-080200-00133-169。

(100)《蒋介石日记》，1933年11月20日。

(101)《何应钦致蒋介石、汪精卫电》，1933年11月23日，蒋档002-080200-00134-075。

(102)《浙省府对时局通电》，《申报》1933年11月23日，第1页第3版；《浙省党部发出两电》，《申报》1933年11月23日，第1页第3版；《华北各省党部声讨闽叛》，《申报》1933年11月23日，第1张第3版；《鲁省党部劝陈悬崖勒马》，《申报》1933年11月23日，第1张第3版。

(103)《广田外务大臣致驻福州守屋总领事电》(1933年11月27日)，《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8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35页。

(104)《驻南京日高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电》(1933年12月21日)，《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9辑，第156页。

(105)《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3年11月20日，蒋档002-090300-00010-269。

(106)《蒋介石致陈仪电》，1933年11月21日，蒋档002-070100-00032-037。

(107)《蒋介石日记》，1933年11月21日。

(108)《蒋介石致龙云电》，1933年11月24日，蒋档002-090300-00010-312；《蒋介石致杨虎城、邵力子电》，1933年11月24日，蒋档002-090300-00010-313；《蒋介石致孙连仲电》，1933年11月24日，蒋档002-090300-00010-317。

(109)The Ambassador in Japan (Grew)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22,1933),FRUS,1933,Volume Ⅲ The Far East,Doc.492,893.00/12530:Telegram.

(110)《广田外务大臣致驻福州守屋总领事电》(1933年11月18日)，《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8辑，第121页。

(111)《驻华有吉公使致广田外务大臣电》(1934年1月6日)，《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9辑，第163页。

(112)驻福州守屋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1933年11月19日、JACAR(アジア歴史资料センター)Ref.B08061051800。

(113)Independence of Fukien Province,20 November,1933,British Foreign Ofiice Files,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FO371/17065/7245.

(114)《广田外务大臣致驻福州守屋总领事电》(1933年11月20日)，《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8辑，第123页。

(115)《驻福州守屋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电》(1933年11月24日)，《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8辑，第129页。

(116)《汪精卫致蒋介石电》，1933年12月2日，蒋档002-090200-00015-148。

(117)《驻南京日高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电》(1933年12月2日)，《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8辑，第142页。

(118)The Counselor of Legation in China (Pee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29,1933),FRUS,1933,Volume Ⅲ The Far East,Doc.449,893.00/12614.

(119)《蒋介石日记》，1933年11月25日。

(120)《叶楚伧致蒋介石电》，1933年11月25日，蒋档002-090300-00009-363。南京政府方面还试图趁西南内斗之机，拉拢胡汉民入京，但遭到拒绝。汪精卫随即提议放弃联胡。《汪精卫致蒋介石电》，1933年11月25日，蒋档002-090300-00010-242。

(121)《黄郛致蒋介石电》，1933年11月25日，蒋档002-090300-00009-387；《韩复榘致蒋介石电》，1933年11月25日，蒋档002-090300-00010-225；《何应钦、韩复榘、宋哲元等致蒋中正、林森中央执行委员会电》，1933年11月25日，蒋档002-090300-00009-201；《邓锡侯致蒋介石电》，1933年11月25日，蒋档002-090300-00009-075；《田颂尧致蒋介石电》，1933年11月25日，蒋档002-090300-00009-060。

(122)蒋光鼐：《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补充》，《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118、130页。

(123)《蒋介石致黄绍竑电》，1933年11月26日，蒋档002-090300-00010-251。

(124)《蒋介石日记》，1933年11月26日。

(125)《蒋介石日记》，1933年11月26日。

(126)《蒋介石致李宗仁电》，1933年11月28日，蒋档002-090300-00010-265。

(127)《李宗仁致蒋介石电》，1933年12月2日，蒋档002-080200-00136-068。

(128)《蒋介石致陈济棠电》，1933年11月28日，蒋档002-090300-00010-378。

(129)《李宗仁致阎锡山电》，1933年11月30日，阎档116-010101-0107-081。

(130)《蒋介石致阎锡山电》，1933年12月1日，阎档116-010101-0107-088。

(131)《王懋功致阎锡山电》，1933年12月2日，阎档116-010101-0107-092；《阎锡山致王懋功电》，1933年12月4日，阎档116-010101-0107-091。

(132)《蒋介石致汪精卫电》，1933年12月4日，蒋档002-020200-00018-057。

(133)《粤省维持纸币办法》，《银行周报》第18卷15号，1934年4月24日。

(134)周美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4，台北“国史馆”2005年版，第99页。

(135)《陈济棠致蒋介石电》，1933年11月26日，蒋档002-080200-00135-057；《陈济棠致蒋介石电》，1933年12月5日，蒋档002-080200-00136-151。

(136)《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4，第20页。

(137)《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3，第533-534页。

(138)Situation in Far East,5 December,1933,British Foreign Ofiice Files,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FO371/18046/568.

(139)伊蔚：《闽变中陈济棠的索款》，《女声》1933年第2卷第6期，第1页。

(140)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徐永昌日记》第三册，1933年10月11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23页。

(141)宋希濂：《我参加“讨伐”十九路军战役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文史出版社1963年版，第109页。

(142)《蒋介石日记》，1933年12月29日。

(143)《蒋介石致陈济棠电》，1933年12月31日，蒋档002-090300-00010-307。

(144)广东省政协等编《莫雄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145)《罗伟疆致蒋介石电》，1933年12月30日，蒋档002-080200-00432-040。

(146)《蒋介石致陈济棠电》，1933年12月31日，蒋档002-090300-00010-307。

(147)《蒋介石致杨永泰电》，1934年1月1日，蒋档002-010200-00101-002。

(148)《陈济棠致蒋介石电》，1934年1月13日，蒋档002-080200-00144-100。

(149)《杨永泰致蒋介石电》，1934年1月19日，蒋档002-090300-00011-393。

(150)《蒋介石日记》，1934年1月20日。

(151)《黄旭初回忆录》，第189页。

(152)《蒋介石、汪精卫致阎锡山电》，1934年2月13日，阎档116-010101-0107-168。

(153)《闽局之剖析》，《国闻周报》第10卷第48期，论评选辑，第3页，1933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