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否定作为“反讽”的基础，被西方浪漫主义哲学家索尔格视为呈现事物本真面相的方式。日本现代美学家中井正一考察辩证法的否定性时注意到索尔格的思想，他结合洪堡特、索绪尔与莱纳赫的理论提出了“空间性格的隔离性”，并在重释索尔格反讽理论的过程中，以“隔离”取代“否定”的本体论地位，其理论的关注视点也由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对立性转移到以个体元素化的孤立性。中井正一对索尔格“反讽”概念的重释，表面上看是对浪漫主义陷入主体空虚这一危机的回应，实则借助“反讽”的隔离性回应了现代日本社会普遍冷漠与疏离的文化心理。中井正一对索尔格“反讽”概念的重释是在现代美学转向等文化背景中进行的，所涉及的关于否定、空间、辩证法等问题的思考对反思现代文化仍有启示意义。
关 键 词：中井正一 索尔格 反讽 “空间性格的隔离性” 现代美学转向
日本现代京都左派重要美学家中井正一(Nakai Masakazu，1900-1952，以下简称“中井”)，曾在《发言形态与听取形态及其艺术的展望》(『発言形態と聴取形態ならびにその芸術的展望』，1929)、《意义的延伸方向及其悲剧性》(『意味の拡延方向ならびにその悲劇性』，1930)、《文学的构成》(『文学の構成』，1930)、《艺术的空间——关于戏剧的机构》(『芸術の空間——演劇の機構について』，1931)等文章中数次提及卡尔·威廉·费迪南·索尔格①(Karl Wilhelm Ferdinand Solger，1780-1819)的“反讽”思想。索尔格的反讽理论在西方近代文学和浪漫主义研究中颇受关注，但在国内的哲学和文学相关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展开。黑格尔曾在他的《美学讲演录》(即《美学》)序论里大力赞赏索尔格并为之辩护②。在Paolo Diego Bubbio所著的Sacrifice in the Post-Kantian Tradition(《后康德传统中的牺牲》)中亦谈到，黑格尔在1828年对索尔格《遗著和通信》的广泛评论中展现出一种对其思想的尊重③。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曾将索尔格称为“黑格尔的体系所要求的一个牺牲品”，“消极东西的形而上学骑士”④。克尔凯郭尔视索尔格之反讽为“消逝于形而上学的静观之中”，是一种“看透了万物的虚空”，“觉察消极东西的器官和感觉”⑤。在浪漫主义反讽的发展历程中，索尔格的反讽常被诸多思想家视为不同于施莱格尔(Karl Wilhelm 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主体性、生成性的反讽，而是静止的、思辨的、追随黑格尔体系的“反讽”。
作为日本讲座美学第二代美学家的中井，正是在关注辩证法的否定性意义时注意到索尔格的思想。他在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的“语言内在形式”(innere Sprachform)理论，以及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发言形态”与“听取形态”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德国现象学家阿道夫·莱纳赫(Adolf Reinach，1883-1917)的“信念”()和“主张”(Behauptung⑥)思想所提出的语言空间论，在语言学与现象学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了索尔格的反讽思想，他认为：“在黑格尔的Dialektik(辩证法)的否定背后，能感受到索尔格的浪漫派反讽。”⑦从他数次对索尔格思想的捕捉中可以窥见，中井借助索尔格“否定之否定”为基础的反讽理论，不仅思考隐藏在反讽背后的否定、悖离在逻辑心理方面的可能性，而且也暗含对现代理性主导下的日本现代社会文化心理的根本境况之批判。因此，中井对索尔格“反讽”思想的重新阐释，不仅丰富了“反讽”在20世纪初语言学转向中的理论资源，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重新审视德国浪漫主义思想的路径，而且也为“反讽”的东方化阐释，以及我国当前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
一、否定与虚无：索尔格“反讽”的核心要素
此前诸多关于反讽的研究已经指出，“反讽”(irony)就概念的历时性演化来看主要分为两条发展路径，即作为修辞手法或文学技巧的“反讽”与作为形而上学普遍原则的“反讽”。前者主要处于浪漫主义之前，被称作古典反讽，它规定了反讽的理论基调：言与意的相悖，说话人借助话语的深层意义与表层叙述的相反结构，使话语的内外涵义在整体话语情境下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语义差。后者虽然诞生于苏格拉底式反讽(sokratische Ironie)，但真正成为一个哲学观念是浪漫主义反讽(romantische Ironie)，尤其是在施莱格尔那里。施莱格尔视“反讽”为一种不断经由反思对既存事物加以批判和怀疑的精神追问。他对“反讽”有三重规定：第一，反讽在自我的创造与毁灭的转换过程中获得辩证法意义；第二，反讽在文学领域具有本体论性质；第三，反讽在不断运动中捕捉无限混乱当中的秩序，是生成性的⑧。这三个规定使“反讽”在浪漫主义时期分别获得了否定性基础、辩证法视域、本体论维度以及运动生成等基本属性。不过，无论作为修辞格还是普遍原则，“反讽”背后隐藏的都是固有的二元对立思维结构——换言之，对立和否定是“反讽”的基本特征。
与施莱格尔的关注点不同，索尔格重点关注的是反讽的否定辩证性。如果说在施莱格尔的规定中，否定被暗示为一种对反讽生成的基本作用，即否定是以判断的形式植入悖论，经由矛盾和统一的调整，使否定置于反讽的形而上学关系之下的话，那么索尔格就“倒转”了否定与反讽的关系结构，使否定获得了本体论意义。在这点上，索尔格与施莱格尔站在同一立场，他甚至比施莱格尔更加强调“反讽”的否定性作用和本体论维度。他视否定为“反讽”的基础，把否定看作呈现事物本真面相的方式。他指出，“讲到现实需要被摧毁、被否定，我们就必须知道‘现实’是什么意思，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现实本身是通过否定才呈现出来的”⑨。一方面，有限的现实世界需要被否定、被扬弃；另一方面，无限的“彼岸自在”也必须被否定。真正的现实，即真理，唯有在有限性和无限性的双重否定中方能被显现。国内学者将索尔格这一形而上学的中心议题称为“否定之否定”⑩。索尔格的双重否定与黑格尔的不同在于，索尔格的反讽理论建立在神与人之存在关系上，在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矛盾把握中只洞见到取消有限性的无限性之神，而黑格尔却在精神的自我展开中视有限的无限物为无限发展的一个内在环节，这也是索尔格的反讽被视为静态反讽的一个缘由。索尔格“反讽”的第一个否定是指“神的自我牺牲”与“神的自我显现”，“为了神在我们的有限性中存在或自身显现，他牺牲自己且在我们中自我毁灭，因此我们是虚无”(11)。在第一个否定中，神作为绝对的真善，具有无限性和普遍性，它通过寄身于我们而自我显现，它在牺牲无限性自己的同时，也寄身于我们(即有限性，或虚无)之中——换言之，神以自我限制的方式在有限性中显现。第二个否定是指神的再一次牺牲，这一次他牺牲的是寄身在有限性中的自己，并通过这次牺牲返归到无限性之中。“他(神)将自身投向这虚无，以使我们意欲存在，并且他(神)甚至自我牺牲并毁灭其虚无，杀死他的死亡，以便使我们不再保留在单纯的虚无中，而是返回到神之中且意欲在他之中存在”(12)。由此，神通过双重否定走入“无限性—有限性—无限性”的辩证形式。
黑格尔认为，索尔格“认识到我所称为‘无限的绝对的否定’的那个观点：即认识到理念的活动否定了理念本身的无限性与普遍性，以便转化为有限的与特殊的东西，于是再取消这否定，因而在这有限的与特殊的东西之中把普遍的与无限的东西重新建立起来”(13)。但是他批评索尔格止步于这种否定，认为索尔格在这种否定中见出艺术活动的原则，这种否定的作用与“用滑稽态度去消除有限事物和本身实在事物那种活动有些类似”(14)——换言之，黑格尔认为在索尔格这里，否定约等于反讽。大西克礼(Onishi Yoshinori，1888-1959)亦在其著作《浪漫主义的美学与艺术观》中指出：
“浪漫主义反讽”的另一面，在作为“审美世界观”的进一步发展时，索尔格的“辩证法的反讽”正好符合此情形。一言以蔽之，以辩证法对“存在”与“非存在”、“理念”与“生”、“主观”与“客观”等对立关系进行扬弃这点上，索尔格的“辩证法的反讽”形成与第三节施莱格尔等诗人的世界观大相径庭的特殊哲学立场。但是索尔格的辩证法却不是像黑格尔那样积极的、发展的、历史主义的辩证法，而是遍布静止的、逻辑的、非历史的、消极的辩证法。(15)
中井同样认为索尔格的反讽思想致力于以辩证法形式揭示出本质与现象的区别，但他并不像大西克礼那样将索尔格关注的反讽问题局限于宗教、美学与哲学的关系，而是试图揭示索尔格反讽思想与逻辑心理之间的联系，并最终将其回归到艺术问题。
索尔格的否定辩证式反讽呼应了其对有限性和无限性本质的理解。他认为，反讽产生的消极振奋形式是对形而上学的否定、批判、嘲弄，其结果通往虚无的“极乐”。“除了流亡到无穷的希望，其他还会剩下的只可能是一种极乐，不会多也不会少，这种极乐在于一切都毁灭了，惨淡的、空虚的一切全毁灭了，在这种极乐之中，只可能是一片死寂”(16)。现世的虚无产生的快乐是一种我们置身其中、无法逃脱的虚无的欢乐，其中逃脱与否的矛盾既相互摧毁、斗争，又在辩证的方式中蕴含着本质性之物。索尔格将此情绪称为“反讽”。他在《遗稿与书信》中谈到：“我们身中虚妄的东西本身就是神圣的东西，我们只需要认识到它是虚妄的东西、认识到我们自己就是这个东西。”(17)这种对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理解某种意义上被视为消极的幻灭。在索尔格看来，人自身的有限性产生的不完美与人的超越性理想之间存在的冲突为一种“虚妄”。“我们开始觉得，人身中不完美之处与他的更高使命之间的冲突是一种虚妄的东西，这里似乎不仅仅是二者的纠纷，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起作用。……最美好的事物的毁灭甚至使我们振奋，这也不仅仅是通过我们从这里逃到无穷的希望之中。而在喜剧里，同一种尘世的虚妄使我们快乐，因为我们感到它们是我们永远逃脱不了的东西……有种情绪，在其中各种矛盾自相摧毁，可恰恰由此对我们来说包含着本质性的东西，我们称这种情绪为反讽，在喜剧中亦可称脾气和幽默”(18)。对自身思想意识和情感中最宝贵的东西产生怀疑时，这种怀疑既包含着怀疑之果又包含着怀疑之因，而最美好之物的毁灭会产生一种振奋的效果。这种振奋是一种消极的振奋，按照克尔凯郭尔的话说，“这是反讽的振奋，这里它恰似一种神圣的嫉妒，不仅仅是对伟大的、出类拔萃的事物的嫉妒，而且是对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事物的嫉妒，总的来说，是对有限性的嫉妒”(19)。
由此可见，索尔格的反讽是以纯粹无限绝对的“否定性”获得一种对现世的、有限性的摧毁，在否定性中，反讽以消极的振奋传达出主体对自身有限性的意识和虚无的感受。因此，索尔格最终回归到现实主义的面相。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指出，索尔格的反讽将普遍与特殊、本质与实在的这种片刻统一视为“虚无性”，其所获得的审美幻觉，不同于神圣创造，“反讽是指致使这些矛盾得以消除的心境”(20)。索尔格所谓的“反讽乃是一切艺术的原则”(21)不仅可以将反讽置于哲学的形而上学高地，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艺术领域，尤其是为其所重视的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的悲剧艺术。
总之，索尔格反讽理论包含的思想精粹，并非仅仅源于浪漫主义的主体性给反讽理论带来的挑战。就更深的层面而言，索尔格反讽理论牵涉到否定与创造、有限性与无限性、人与上帝等一系列富有张力的问题。索尔格反讽理论所包含的思想灵感，为中井考察索尔格反讽理论与现代美学转换之间的关联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而洪堡特、索绪尔和莱纳赫的理论则为中井重释索尔格反讽理论提供了一种基于逻辑心理的解读策略。
二、主体心理逻辑的内外悖离：中井重释索尔格“反讽”的理论框架
在20世纪初反讽理论的发展中，由语言学转向导致的反讽理论发展主要集中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形式主义到文化主义的批判，而在日本近现代美学话语体系中，讨论对象主要由德国美学尤其是康德、黑格尔的美学，转换到法国、美国的美学。处于此转换期的中井，最初在关注辩证法的否定性发展时注意到浪漫主义反讽，尤其是索尔格的思想。他在《文学的构成》中阐述道：
即使洪堡特的语言内在形式和语言外在形式已经由斯坦达尔、拉察鲁斯、卡西尔等人作了各种解释，但是我还想将之放在莱纳赫的信念与主张领域。并且，通过结合索绪尔的发言与听取之间的关联，我们希望在信念的内部有一个(自我)听众，在主张那边也有一个(他者)听众。我想，所有的话语都在这两个方向的分离、两个孤独以及两个集团之上成立。浪漫主义反讽所具有的，特别是索尔格的反讽所具有的那种意味，也就建立于这两个隔离之上。(22)
在中井看来，浪漫主义“反讽”，尤其是索尔格的“反讽”建立在两个“隔离”之上。何为两个“隔离”?为何“所有的话语都在这两个方向的分离、两个孤独以及两个集团之上成立”呢?这些问题初看之下十分难解，且他的文章也未具体言明，不过仔细推敲就能发现，中井是将自己的推论拟定在莱纳赫的“信念”与“主张”领域，并结合索绪尔和洪堡特的理论对索尔格的反讽进行重释——换言之，上述问题就从如何重释索尔格的“反讽”概念转换为关系性地思考，即莱纳赫、索绪尔、洪堡特三者的理论形态以何种关系方式重释一个概念思想。
在语言学方面，与其说中井主要结合洪堡特的“语言内在形式”及索绪尔的“发言形态”和“听取形态”的两种理论模式，不如说他借鉴了二人的思考范式。对于洪堡特的理论，中井强调的并非洪堡特定义上的“语言的内在形式”，即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系统，而是更侧重语言意义的内在和外在形式划分。而对于索绪尔的理论，中井虽然借鉴其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涉及的“言说形态”和“听取形态”的言语循环理论，但是他并未特别关注索绪尔通过言语循环重建个人行为时指出的概念意识与语言符号的表象关系，而是在主体器官的物质性上将之处理为一种动态对立的听与说、能动和被动的关系。据此，中井的关注重点主要放在莱纳赫的“信念”和“主张”判断问题上。
中井曾在《发言形态与听取形态及其艺术的展望》和《意义的延伸方向及其悲剧性》等文章中为近代的“否定判断论”指明了形而上学的目标，他认为近代西方哲学“对于否定判断的争论，几乎都伴随着对于作为这种‘范畴’的否定判断的反思。从费希特的知识学到黑格尔的逻辑学，同一哲学普遍形而上学的否定论均是对这种形而上学的迫切修正，近代逻辑学也必然是对这种形而上学考察的再反省”(23)。在此基础上，莱纳赫在“信念”和“主张”两个领域发现的否定判断结构，相较以往的否定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而莱纳赫的否定判断论的特点在于，他把判断放在“信念”和“主张”两个“社会行为”领域分析，也就是将判断理解为主体内部和外部的语言行为，在内、外各自的方向上寻找命题意义的差异性，并试图明确对否定判断的反映。胡塞尔指出，莱纳赫的系统现象学论文《论否定性判断理论》以一种非常深入的方式处理了属于普遍判断理论的难题，它的独创性在于试图在“信念”和“主张”之间建立一种现象学的区别，并以此通过对各种现象学的区分来丰富否定判断的理论(24)。
莱纳赫将判断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作为信念或信念状态的判断——“信念”(beliefs)；第二种是作为断定行为的判断——“断言”(assertions)；第三种是作为理想意义的统一，即命题的判断——“主张”(propositions)。莱纳赫认为，信念是基于理解能够被接受而产生的精神状态或反应。断言是自发的，指向一种明确的断定行为，断言必然伴随着信念，但信念未必会以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同时，莱纳赫特别强调一个事实：人们不能将断言简化为纯粹语言，即使在沉默的内心言语里也可以找到断言行为。而主张是表达出来用于被接受的认定。
中井认为，莱纳赫的“信念”判断属于主体的内在领域，“主张”判断属于外在领域。就判断结构而言，莱纳赫的“信念”和“主张”两个领域又可被分为两种，一种是同意性认同(Zustimmungsanerkennung)，另一种是判断性认同(Urteilende Anerkennung)，同意性认同是判断性认同的认同——换言之，同意性认同是作为逻辑判断的认同加上主体心理认定的认同。在他看来，“主张”亦可分为单纯性“主张”和说服性“主张”，单纯性“主张”类似海德格尔的“问题之所问”的发问，它并未明确地想要获得某种寻求，而说服性“主张”则类似由所寻求之物而引发的追问。按照门部昌志的理解，中井将莱纳赫的“信念”和“主张”延伸为“起点的信念”，即在“主张”基础上，征求他者同意时的信念，以及对别人的主张漠不关心的听者在了解到他者时所产生的“归宿的信念”(25)。这两种“信念”可视为中井基于日本现代社会的文化心理所形成的一种经验式解读。实际上，作为判断之后的意识认定，“信念”和“主张”可被认为是莱纳赫提出的“自发性”和“需悉性”共同作用下的社会行为。莱纳赫的“法权现象学”着眼于“社会行为”分析时，将“自发性”和“需悉性”视为“社会行为”的本质。“自发性”是主体实施社会行为之前，主体带有主动性的有意欲的内心活动。“需悉性”是“需要悉知的”行为，例如“原谅”是自发性的，但是当“原谅”没有被表达出来并被悉知的话，就不能算作社会行为(26)。中井正是注意到莱纳赫上述两个判断的这一特点，并认为他有意将主体意识作为起点，划分为自我和外界两个对立、互生的区域。在中井看来，否定也可以在内、外两个领域被区分为“信念”的否定和“主张”的否定。“信念”的否定是以自我为起点，朝着无限、冷漠的自我的隔离：“作为内部语言的‘信念’最深处的畏惧之存在，分离的自我，难道不是无边无际的冷漠地沉默着的‘自我’吗?”(27)“主张”的否定则是朝着反方向，向着对外敞开的听取者实行的另一种不被“他者”理解的隔离：“作为外在语言的主张的另一边，还有永远聆听的否定者，有所谓的‘他者’。”(28)中井在莱纳赫以“信念”和“主张”为标志的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的否定判断论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带有现实意义的心理方面的空间性，这种空间性使主体的逻辑心理结构朝着两个方向发生拓展，一个是“意义的充足方向”，另一个是“意义的延伸方向”：“这种内部语言，即作为思维的意义领域，乃是意义的充足作用，是朝着对象逻辑构成的方向。相反，外在语言，即作为主张的意义领域，就其他而言，朝着意义的延伸方向，充足或不充足，就是要求一个与它具有相同意义的其他确信的方向。”(29)“意义的充足方向”与“意义的延伸方向”不仅为中井重释索尔格“反讽”的关键概念提供了语言意义结构之基础，而且也决定了中井文学空间论的理论方向。
三、空间性格的隔离性：中井重释索尔格“反讽”的关键概念
中井基于洪堡特、索绪尔与莱纳赫的理论所提出的逻辑语言意义结构的空间理论，便是重释索尔格“反讽”的关键概念，即“空间性格的隔离性”(空間的性格的隔離性)。“空间性格”是指在语言的“意义的充足方向”和“意义的延伸方向”上，由以语言主体为基点所划分的内在语言集团和外在语言集团之间的相悖、孤立或否定为主要特性的不连贯感，此不连贯感被称为“空间性格”。“空间性格”有三种：“我”(私)的隔离性、“你”(あなた)的隔离性与“他”(彼)的隔离性。这三种隔离根据日语指代方式的不同，也被称为“这里”(ここ)、“这个”(これ)的性格，“那里”(そこ)、“那个”(それ)的性格，以及“那里”(あそこ)、“那个”(あれ)的性格。“空间性格的隔离性”最早出现在中井的论文《意义的延伸方向及其悲剧性》(以下简称《意义》)及《文学的构成》(以下简称《文学》)中。从论文发表时间和理论建构看来，这一概念最早提出是在《意义》中，被命名与被正式确立是在《文学》中。在《意义》中，中井这样阐述道：
言语构成具有三重意义的分离性，即隔离。即第一重是对“自我”的隔离，乃思而不敢说，说而不敢思的叹息。第二重是对“他者”的隔离，是如同对于朋友而言，对于亲人而言，对于舆论而言，自己绝不会被接纳的隔离。第三是自我处于与朋友的关系，与亲人的关系之中，皆在两者中无法获得爱的情况，也就是领域相互的隔离。(30)
在《文学》中，这三重隔离空间得到进一步阐明：
构成其内部的充足方向一旦向外敞开时，内部语言与外部语言的不连贯性，即谎言性便构成人见到“自我”的第一重空间之距离，也就是思而不敢说，说而不敢思的叹息。其次，所有的发言通常对于听取者来说都有不会被接纳的隔离性。所有否定判断的根源，其内部存在的分离Trennung，人的构成之中是否存在他者性的质疑，便是此隔离性产生的根源，即“你”的隔离性，在言语空间之中就是“那里”(そこ)、“那个”(それ)的性格。第三重隔离性，是在主张中，当与作为听取者的“你”之间存在隔离性的瞬间，并在与“你”的关系上构筑出第三种关系，即“他”的隔离性，类似“那里”(あそこ)、“那个”(あれ)所具有的领域的隔离。(31)
中井认为，索尔格的反讽概念贴近于他所表述的“空间性格的隔离性”。在重释索尔格“反讽”的过程中，中井将索尔格的“神—人”关系下调为“自我—他者”关系，当索尔格“反讽”的神的无限性经由第一次否定走向人之有限性，再经由第二次否定走向彻底的无限性时，中井将“自我—他者”关系代入。首先，作为言说者的自我，因内在语言无限性与外在表达有限性产生的对立，遭致第一层“隔离”，即“我”(私)的空间性隔离；其次，作为听取方的他者因接受到的有限性主张与他者自身的信念相悖，产生第二层“隔离”，即“你”(あなた)的空间性隔离；最后，第二层隔离形成的信念最终与作为言说者的真实自我产生出具有无限阐述空间，便是第三层“隔离”，即“他”(彼)的空间性隔离。
如此，中井重释索尔格“反讽”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便是将索尔格的“否定”要素转换为空间性格的“隔离”要素。根据中井的观点，反讽所包含的言与意之间的不连贯性除了对应本质与表象之间的对立、相悖外，在逻辑方面还表征出一项“隔离”的功能。“隔离”是反讽的逻辑空间构建过程中另一种静态、孤立、冷漠的意识感，它既非否定、矛盾，也非肯定、结合，是以自我为主体的、在自我的无限性和有限性之间存在的距离。
中井认为，“空间性格的隔离性”在文学语言方面的表现为反讽。因为“反讽”构成的对话预设双重的听众和说者，当作为说者的A意识到自我内外语言之间的分裂状态时，他就处于第一重隔离的空间形态，即由自我的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割裂形成的隔离空间。而在语言意义的充足方向上，作为自我的A既是听者又是说者，当他对B言说时，与B分别形成两个孤立的集团，B作为他者与听者，在第一重隔离基础上实现第二重隔离，加深了真实自我的冷漠与孤立，形成中井所说的“自己绝不会被接纳的隔离”。最后，在A与B的双重隔离基础上形成第三重整体的隔离。克尔凯郭尔在《论反讽概念》中指出，反讽揭示出现象与本质的悖离，因此，反讽具有孤立性(32)——换言之，反讽本身是一种自我孤立的过程，它使别人不了解他的真意。除此之外，“空间性格的隔离性”还具有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面相：“自己一边作为自己存在，由自己被隔离，自己从你那里被隔离、被疏远、被异化，自己从他那里被隔离，这种在海德格尔那里就是空间性的方向和距离，是ここ、そこ、あそこの性格。”(33)
总体而言，中井对索尔格“反讽”的重释，使否定的本体论地位遭到挑战，“隔离”取代“否定”的位置以意识距离形成的空间感营造出内在与外在、语言与思维、本质与表象、确信与说服之间的紧张性与张力性。索尔格的“双重否定”由人与神的关系转变为主体自身的内外关系，由纯粹的思辨行为转变为向外的实践行为。其理论的关注视点亦由有限与无限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转移到以集团为元素的孤立性和个体性上，即关系性视角被转换为个体性的思考维度。从思想策略来说，这种思想范式体现出明显的现代性。结合整个日本现代美学转换历程来看，中井对索尔格反讽理论的重释呼应了语言学、现象学代表的20世纪初西方思想在对东方文明的“涵化”过程中日本学者对西方思想的吸收、反思和借鉴意识。
四、文学空间：中井重释索尔格“反讽”的根本意旨
以中井本人的思想体系观之，他重释索尔格“反讽”的根本意旨，是建立以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辩证关系为特征的文学空间理论，他以柏拉图对书写语言的贬斥为代表，考察了言说语言和书写语言之间的问题。中井在《美学入门》的“身份的空间”部分道出了话语空间在逻辑中的意义：
与其说巴门尼德承认向外部无止境扩展的空虚的空间，不如说他追寻内部空间中是否存在间隙。阿那克萨戈拉证明了外部的空虚实际上由空气填满，并不存在真正的空虚，而促使空虚存在的动机，便是使探索其中对物与物作出区分的间隙这一问题成为可能。给予这种孤立与间隙的浑沌，是被称为“场所”(topos)的空间意识。同样在逻辑的世界里，那种与争论纠缠起来，像未整理的疏散地似的荒芜场所，便是topos。话题、热议的言语便由其中而来。(34)
在中井看来，艺术空间发展史的本质是人类的认识活动的演变，空间感作为空间意识的代表体现出人的观念和认识。基于此，将作为认识活动形式的逻辑与艺术尤其是文学艺术关联起来考察显得格外必要：“如今，语言活动不仅应该在逻辑世界受到关注，而且在艺术领域，尤其是文学形式的问题上，需要受到更深的关注。并且，当逻辑与语言活动产生关联时，这两个领域所形成的一个个棱角似乎又与艺术领域发生某种深刻的联系。”(35)必须指出的是，中井所谓的“文学”并非只是单纯虚构性的“文学”，而是广义上的、作为语言媒介史的一部分的“书写的语言”之“文学”。中井在《文学》中提出“言说的语言、书写的语言、印刷的语言、电报的语言”之后，又在《委员会的逻辑》(『委員会の論理』，1936)中将此观点深化为“被言说的逻辑”、“被书写的逻辑”和“被印刷的逻辑”，这几种逻辑分别代表着西方不同的文化阶段。其中“被书写的逻辑”(即本文所谓的“文学”)代表中世纪文化，它包含着两种社会制度下的逻辑：奴隶制对应的“冥想的逻辑”与封建制对应的“思辨的逻辑”。从这两种逻辑中，中井抽离出一个逻辑的契机：思维。据此，中井详细论述了作为逻辑的语言是如何从被言说的方式走向冥想的方式，即如何从外部的语言走向内部的语言，如何演化为我们现今所谓的思维——换言之，他暗示出作为“书写语言”的文学是如何成为表达自我的思维载体。中井注意到“书写的语言”在古希腊时代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但是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的解构主义不同：德里达的书写概念建立于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驳基础上，他认为书写先于言说，语言之根在于书写，言说只是书写的一种可能(36)；而中井正好相反，他认为文本的书写居于语言之下，是语言逻辑的一部分，是作为逻辑的语言形式发展史的一部分。中井指出：“‘书写的语言’在希腊是非希腊人的工作，是腓尼基的符号，是被蔑视的对象。柏拉图在《斐德罗篇》(276A)(27D)、《普罗泰戈拉篇》(329A)等篇目中，表现出对‘被书写的语言’的强烈反对。只想要用说话的语言来思考的希腊人，可以将他们当做具有言说形态的逻辑的人。”(37)
同时，作为书写语言的文学在上文所述的“信念”和“主张”为标志的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之间存在着两个方向，即“意义的充足方向”和“意义的延伸方向”。“意义的充足方向”是向内、无限地朝着自己发问，“意义的延伸方向”是向外、无限地朝着他人发问，两个方向之间形成“空间性格的隔离性”。“意义的充足方向”“由于包含着充分的意义，所以是思辨的、理论的、辩证的、科学的”；“意义的延伸方向”“由于带有意义的扩展，是一种具有摸索性质的，历史的、讨论的、实验的、实践性的”(38)。因此，文学不只具有单向的线性维度，还具有平面二维的无限性：“言说，这种语言，需要对很多人各种各样的解释，相应地就有产生对立性论争的可能性，而在羊皮纸上书写的性格，对于概念的理解来说，只有单方面一义性的要求，一种语言只面向一个含义，就生成了语言意义与概念构成，并且开始产生命名与存在的同格性。”(39)中井通过区分“言说语言”和“书写语言”之间的差异，认为“言说语言”由于面对不同的人群，存在对立性方面的争论，而书写者由于面对的只是“物”，所以通常只具有单一方面意义的充分性。因此，被“书写语言”阐述的概念、真理便具有其存在本身的一致性，并且，通过意义延伸方向的拓展，“书写语言”也具有阐释和理解方面的无限性，由此，文学在“空间性格的隔离性”的作用下产生出多义而复杂的话语张力。
不仅如此，“空间性格的隔离性”还能通过内容主题的伦理关系建构起文学的悲剧性。在日本古典文学中伦理关系是义理与人情的纠缠，人情和义理构成日本文学悲剧性的主要结构，它们以多边形、多角形的方式存在于文本空间中。在文本空间中，语言通过自身意义的方向性，在文学活动的引导下建构起一个个文学内部语义的多边场域。“构成日本文学的悲剧的结构，大多在于这一领域相互间的斗争性。对于没有神和十字架的日本文学来说，作为所谓灵肉斗争的悲剧论——所有传统西方美学所依据的最后的东西——很难原封不动地适用，这一点应该引起注意”(40)。而形成这些多种语义场域的文学活动，在“意义的充足方向”与“意义的延伸方向”为标志的“空间性格的隔离性”驱动下以“谎言”(噓言)为核心形成言意相悖的“反讽”效果。因为“谎言”的判断形式“S是P”就内部形式而言体现为不确信，就外部形式而言体现为主张，如此，个体的不确信与主张，与话语媒介产生出的“意义的充足方向”与“意义的延伸方向”便能形成内、外语言悖离的多维度“反讽”。
实际上，这种立体、多维度的全息性“反讽”已然超越原本平面的对立方式，它不仅在文学诠释活动中为文学艺术空间提供诸多耐人寻味的阐释权利，而且在言语行为的实践过程中亦能提供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正如门部昌志所言：“中井从发言者中发现了听众。就关于某个命题发言时，他者在保留判断的同时，只处于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漠然的倾听状态。不仅如此，发言的内在听取者也可能处于判断中止的漠然状态，听着该发言而已。”(41)显然，“空间性格的隔离性”通过发言者、听取者的内外关系，在“确信”与“主张”的语言媒介意义方向上搭建起“隔离性”的交流状态，此状态一方面隐含对资本主义利润机构集团化倾向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揭示出现代日本社会普遍冷漠与疏离的文化心理之根源。因为只有通过“隔离”取代“否定”的方式才能将自我与他者、内在与外在的对话场域分隔出新的表意空间，才能在该空间中展现出现代性冷漠与虚无之可能。由此可见，中井正是从索尔格的“反讽”理论管窥到艺术与社会的时代症候。
总之，中井对索尔格反讽理论的重释致力于消解文学反讽所包含的二元对立倾向，“作为文学形式的语言应该在构成的领域性中被吸收和分解”(42)。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井一味主张脱离形而上学的原始领地走向无序的混沌，事实上从他的整个思想系统来看，他更倾向于通过群体、集团为主体的关系构成消解近代美学孤立的浪漫主义立场，使主观与客观的概念在存在的本质组织结构中走向崩溃与没落。他通过洪堡特、索绪尔与莱纳赫的理论提出的“空间性格的隔离性”，以现代理性主导下的日本社会文化心理为基础，无形中跳出了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框架，企图实现一种建立在东方文化特色基础上的消解意味。中井对索尔格反讽理论的重释让我们看到了他本人以隔离为关键要素，以“意义的充足方向”与“意义的延伸方向”为特征的文学空间理论，也让我们看到了索尔格反讽理论乃至浪漫主义在现代美学背景下的限度与潜能。
注释：
①对于Solger，国内有“梭尔格”、“索格尔”、“佐尔格”、“索尔格”等多种翻译，本文取“索尔格”这一译名。
②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85-86页。
③Paolo Diego Bubbio,Sacrifice in the Post-Kantian Tradition:Perspectivism,Intersubjectivity,and Recognitio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4,p.39.
④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68页。
⑤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第271、268页。
⑥对于Behauptung，国内译为“断言”，中井译为“主张”，本文采用中井原译。
⑦中井正一：『中井正一全集』第1巻，久野収編，東京：美術出版社，1981年，第265頁。
⑧参见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李伯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49-50、57、114页。
⑨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第269页。
⑩参看张大卫：《对索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思想的批判——从黑格尔哲学的立场出发》，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11)Karl Wilhelm Ferdinand Solger,Nachgelassene Schriften und Briefuechsel.1,herausgegeben von Ludwig Tieck und Friedrich von Raumer,Leipzig,1826,S.603.译文参见徐贤樑：《绝对的否定与否定之否定——黑格尔对索尔格“反讽”概念批判中的问题与实事》，朱立元主编：《德国古典美学新探》，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266页。
(12)Karl Wilhelm Ferdinand Solger,Nachgelassene Schriften und Briefuechsel.1,S.511.译文参见徐贤樑：《绝对的否定与否定之否定——黑格尔对索尔格“反讽”概念批判中的问题与实事》，朱立元主编：《德国古典美学新探》，第266页。
(13)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86页。
(14)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86页。
(15)大西克礼：『浪漫主義の美学と芸術観』，東京：弘文堂新社，1968年，第237-238頁。
(16)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第280页。
(17)Karl Wilhelm Ferdinand Solger,Nachgelassene Schriften und Briefuechsel.1,S.511.译文参见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第273页。
(18)Karl Wilhelm Ferdinand Solger,Nachgelassene Schriften und Briefuechsel.2,herausgegeben von Ludwig Tieck und Friedrich von Raumer,Leipzig,1826,S.512.译文参见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第278页。
(19)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第278-279页。
(20)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2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93页。
(21)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2卷，第390页。
(22)中井正一：『中井正一全集』第3巻，久野収編，東京：美術出版社，1968年，第260頁。
(23)中井正一：『中井正一全集』第1巻，第264頁。
(24)Edmund Husserl,"Obituary notice",Kant-Studien,Vol.13,1919,John F.Crosby,trans.,Alethei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3,1983.
(25)門部昌志：「集団/身体/言語活動」，『県立長崎シーボルト大学国際情報学部紀要』第7号，2006年，第134頁。
(26)参见倪梁康：《法权现象学在早期现象学运动中的开端与发展——从胡塞尔到莱纳赫思想发展脉络》，《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27)中井正一：『中井正一全集』第1巻，第261-262頁。
(28)中井正一：『中井正一全集』第1巻，第266頁。
(29)中井正一：『中井正一全集』第1巻，第266頁。
(30)中井正一：『中井正一全集』第1巻，第269頁。
(31)中井正一：『中井正一全集』第3巻，第261-262頁。
(32)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第212页。
(33)中井正一：『中井正一全集』第3巻，第261頁。
(34)中井正一：『中井正一全集』第3巻，第71頁。
(35)中井正一：『中井正一全集』第1巻，第251頁。
(36)参见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8-10页。
(37)中井正一：『中井正一全集』第1巻，第47頁。
(38)中井正一：『中井正一全集』第3巻，第261頁。
(39)中井正一：『中井正一全集』第1巻，第51-52頁。
(40)中井正一：『中井正一全集』第3巻，第263頁。
(41)門部昌志：「中井正一の言語活動論をいかに読むか」，『長崎県立大学国際情報学部研究紀要』第9号，2008年，第126頁。
(42)中井正一：『中井正一全集』第3巻，第26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