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包含两个层次，其中第一层次关联创新的有无，第二层次涉及创新的大小。第一层次的创新包括经验驱动性理论创新、理论整合性理论创新以及提出新概念或描述新事件/现象三种类型。第二层次的创新包括范式内创新和范式间创新两种类型。对于范式内创新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理论的自变量数量越多，外延就越小，相应地贡献也越小；在理论只有一个解释变量的前提下，理论的边际贡献就取决于该变量的空间性和时间性。范式间创新有两个亚型，其中第一个亚型是理论的结果变量相同(似)但基本假定不同，这样的理论可以时序优先性和理论内涵的大小作为评价标准；第二个亚型的特点是结果变量和基本假定均不同，这样的理论原则上不可比。作为一个变通，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结果变量的“重要性”来推断理论的相对重要性，其主要指标是“基础性”。评估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参照系是专业文献，而非个体的直觉或见解。“众所周知”体现了评价主体良好的问题意识和文本较大的潜在理论贡献，但它本身并不是理论评价的科学标准。

关 键 词：国际关系理论  理论创新  方法创新  国际关系学科建设

 

一 科学进步与理论创新

政治简言之是对资源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①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有别于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是一门系统地研究政治的社会科学。②政治科学主要由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构成，其中前者探讨国内政治，后者则聚焦国家间政治。科学是有共性的。本文认为，科学具有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普遍性(generality)和可复制性(replicability)三个基本特点，③其中普遍性强调科学理论要能够描述或解释经验世界的至少两个事件，理想的理论要能够“以最少解释最多”，这里的“最多”就是尽可能多种类/数量的经验现象。

从长时段来看，科学始终处于进步状态。基于对科学目的的不同认知，科学哲学家对于何谓科学进步有着不同的理解。按照亚历山大·伯德(Alexander Bird)的论证，科学的目的既不是解决问题，也不是追求真理，而是生产知识，所以当科学活动增加了人类的知识时，科学进步就产生了。④简言之，科学进步体现为科学知识的积累。科学知识增长的衡量标准就是科学创新。顾名思义，创新标志着知识增量的出现，而不是重复前人的见解，也就是“一个科学发现为后续研究提供的此前所没有被发现的独特知识”。⑤

科学创新的结果是科学知识的增长。科学知识主要包括理论、方法和证据(数据)三种类型。相应地，科学创新也分为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经验创新，其中理论创新是科学创新的基础和核心。科学知识是以理论的形式保存下来的。一个理论往往就是一句解释性或描述性陈述，无数的陈述构成了人类科学知识的大厦。相比之下，方法创新和经验创新都是理论创新的衍生品，属于第二序列的科学贡献。值得一提的是，方法创新的频率比理论创新要高。方法创新在重要性上虽然是次要的，但正是由于方法上的变化使得某些经验检验成为可能，而经验证据是判断理论进步和知识增长的前提。例如，在考克斯比例风险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发明之前，对于结果变量呈非正态分布的时间序列数据，魏布模型(Weibull model)这样的传统参数生存模型是无能为力的。⑥

理论是科学的灵魂。由于理论的基础重要性，理论创新几乎就是科学发现或创新的代名词。理论是对某一经验现象的系统解释，“作为对复杂现实的抽象，它们试图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概括”。⑦这一经典定义符合前文对科学的界定。理论创新具有不同的类型和层次。原创性理论创新和衍生性理论创新是一种常规的类型学(typology)划分。不过，纵观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史，很难找出一个影响巨大的理论是完全脱离了前人的研究基础的。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的社会成本理论实际上也源于阿瑟·庇古(Arthur C.Pigou)对政府经济功能的批判。⑧而且，由于日益发达的学科分工，被某个学科视为具备高度原创性的理论在另外一个学科中可能只是常识。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温和建构主义理论被公认为20世纪国际关系学最后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但建构主义本身在社会学中早已被广泛应用，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⑨

广义的理论可以分为实质性(substantive)理论和方法性(methodological)理论两种类型。实质性理论是科学理论的主体。国际关系实质性理论的经验来源是人类的国际政治生活，呈现为一系列连贯和系统的(关于国际政治生活的)命题。视角/透镜(perspective/lens)就是颇具代表性的方法性理论。由于社会事件/现象都是多面体，一种理论通常只能揭示某一维度的特点，其功能是辅助科学家进行描述或解释，结果是同一事件/现象在不同的视角/透镜下会呈现不同的景观。层次分析、外交政策分析和阶级分析等都是不同的视角。方法性理论并不等同于操作性和技术性的研究方法或工具(如断点回归分析)，它在多数情况下是认识论的见解，指导我们如何认识国际关系，从哪个视角和层次或者以何种方式进行探讨。视角所属的理论性方法论在数量上要稀缺得多，但一旦提出并被学术共同体接受，往往会对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式产生巨大影响。相比之下，创新数量多、更新快是技术性方法论的显著特点。

实质性理论主要有两种分类方法：第一种是划分为经验性(empirical)理论和规范性(normative)理论。规范性理论“致力于探讨国际关系的道德问题”，⑩其典型陈述是事情应该如何、A是否应该重视B、哪些事情是好的或坏的以及哪些行为是对的或错的。本文认为，规范理论有两种基本范型：(11)一是常规规范理论，研究问题具有应然性或道德色彩，比如在什么情况下发动战争可以称其为“正义”战争、国际社会是否应该干涉国内族群冲突等；二是非常规规范理论，其规范性是隐性的，是面向未来的研究，比如左希迎预测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大趋势是松动或瓦解。(12)社会科学的本质是经验性的，所以本文认为两者都不属于科学评价的范畴。

实质性理论的第二种分类包括解释性(explanatory)理论与描述性(descriptive)理论。解释性理论是科学理论的主体，旨在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试图按时间顺序提供原因说明结果。按照广为接受的卡尔·亨普尔(Carl Hempel)的定义，解释就是“表明一件事是更具普遍性的一类事的一员”，其逻辑形式是“如果A，那么B”。(13)这个定义被称为“覆盖律(covering law)”，其最有力的挑战者是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机制论者把空间接近性和时间连续性纳入解释，重视过程，把静态的“如果A，那么B”转化为“X通过A、B、C，实现Y”。(14)因果机制似乎切中了覆盖率的肯綮。然而，政治因果机制探讨面临着独特的困境。这个困境源自人的世界和物理/生物世界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在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追求因果机制是恰当和有效的，如人体靠负反馈机制控制血糖，这一机制适用于所有人，通常不会呈现显著的个体差异。

政治世界的因果机制要复杂得多。总体上，因果链越长，解释就越充分，经验世界中对应的事件/现象相应也就越少，这与上述生物机制大不相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探讨了革命对国际战争的影响，并揭示了从革命到战争的因果链：革命打破了敌对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强化了它们之间的相互恐惧；与此同时，革命刺激一国放大了对方的敌意和对己方造成的威胁，夸大对方实力下降的程度和己方获胜的概率，国际冲突因此发生。(15)这一过程可以简单描述为革命→恐惧→错觉→开战。该机制所构成的因果链在国际关系学中是相对简单的。由于沃尔特把分析层次设定为国家，所以没有涉及更复杂的跨层次分析。机制包括四个变量和三个序贯环节，其中每个环节都可以视为一个因果关系。然而，这三个因果关系都是概率性的，如革命未必会加深敌国的恐惧，至少从逻辑上讲，假如革命的结果是国家分裂，对于敌国而言大概率是正面激励。概率性因果关系叠加的结果是显著降低了因果关系的概率。而且沃尔特把理论的外延设置在一个很窄的范围，他把起始解释变量“革命”限定为底层革命(mass revolution)，把精英革命(elite revolution)和绝大多数内战排除在外，这就极大地缩小了理论的外部有效性。假如放宽革命的内涵，上述机制会进一步复杂化。此外，沃尔特把分析单元简化为国家，而不是设定为国家对子(dyad)，这样就回避了战争的发起国和目标国这两种不同身份可能产生的理论含义，避免拉长因果链而进一步降低因果关系的概率，降低理论的外部有效性。

覆盖律与因果机制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必要条件而后者重视充分条件，这也是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一个显著差异。政治学家偏爱“用少数几个自变量解释一系列现象”，历史学家则追求多因素过度决定(overdetermined)的解释以及通过多重充分因果关系或多因共果解释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结果。(16)从理论上讲，要充分解释单一战争(如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发生，很可能会涉及二三十个解释变量。这样的理论内涵无限大、外延无限小，在极限上等同于历史叙事，这就消灭了理论普遍性的可能性，甚至造成“一个事件一个机制”或者“一个事件N个机制”，将国际关系学改造成了国际关系史或外交史。

国际关系学的解释往往表现为溯因性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也就是从一系列假说中找出一个最符合证据的假说。这个解释通常被认为具有最强的解释力。然而，对于何谓“最好”的解释，学者们根据不同的原则或前提提出了不同的见解。(17)本文沿用佩特里·伊里科斯基(Petri Ylikoski)和雅各·库里科斯基(Jaakko Kuorikoski)的观点，把解释力理解为“相对于现有的整体的背景知识，新的理论解释了多少数量和种类的事实”。(18)

解释性理论是如此基本和重要，以至于有时候它被等同于理论本身。(19)然而，除解释性理论外还有描述性理论。(20)按照加里·金(Garing King)等学者的观点，理论的本质是逻辑推理(inference)，包括描述性推论和因果性推论，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具备逻辑上的优先性，在科学实践中二者相互强化。(21)构成性(constitutive)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描述性理论。这种理论的核心问题是“X是怎么构成的”。(22)例如，什么是国家?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是典型的构成性问题，需要通过描述来回答。国际关系学中的下定义和概念化等操作也属于描述性理论的范畴。

通常认为社会科学有描述、解释和预测三个功能，其中解释是最重要并且最常见的功能，描述则属于基础功能。从形式上讲，解释与描述的区别在于：解释旨在阐述变量A(如两国间的资本流量)对变量B(如国际冲突的发生)的作用或影响，所以至少涉及两个变量；(23)描述则揭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现象A或B的状态或轨迹，(24)往往聚焦于一个变量。所以，描述是解释的基础。描述性理论的一个常规形态是类型学，比如温尧将政党跨国交往意愿的强弱确定为辐射型意愿、聚焦型意愿及弱意愿等三种类型。(25)

描述性理论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建构解释性理论。解释性理论的解释变量和因变量都是以学术共同体认可的描述性理论为前提的，比如全球化如何影响国民福利、区域一体化如何塑造全球化等。二是为新的描述性理论奠定基础。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全球化的基础和最显著的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同时包括军事、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多个维度。(26)相应地，全球化这一描述性理论也是由对于全球化不同维度的描述性理论来支持的。描述性理论不仅是解释性理论的基础，而且是似真性更强的理论。描述性理论的真实性仅取决于概念与事实的吻合程度，解释性理论则不仅取决于吻合度的高低，还受制于解释变量与结果变量关系真实性的概率。重要的描述性理论往往能够捕捉到一个时代重大的政治变化，反映出研究者对世界政治卓越的直觉和感知。

除经验性理论/规范性理论和解释性理论/描述性理论外，国际关系学者还经常创造或使用“理论框架”。(27)理论框架简言之是“一种总结概念和理论的结构”，其基础是此前经过检验和认可的理论，这些理论经综合变成了数据分析或者数据意义阐释的背景知识或基础。(28)在国际关系学中，理性行为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官僚政治模型就是一个有助于理解外交决策过程的理论框架，虽然三者都不是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原创理论，(29)但却作为“艾利森三模式”被留存了下来。框架是基于已被“验证为有用”的理论设定出理论的结构，是第二序列的理论。

二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类型

理论创新在两个层次上展开：第一层次涉及创新的有无，第二层次则关注创新的多少。从第一层次到第二层次存在一个选择效应：一个理论如果在第一层次被判断为缺乏创新，就进入不了第二层次的评估。值得关注的是，理论的解释性和证据性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当一个解释比另一个解释得到更多的证据支持时，它的证据性更强，而解释性关注的是在解释为真实的前提下，解释本身达到其他要求的程度。(30)因此，本文首先假定所有理论创新都通过了经验检验，然后借助并发展马蒂亚斯·莱纳特(Matthias Lehnert)等提出的类型学，(31)将第一层次的理论创新归结为三类(如图2)。

图1 国际关系理论的类型划分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一)经验驱动型理论创新

顾名思义，此类理论创新是由经验或者证据激发的，大体包括三种：第一种是为尚未检验的理论猜想提供经验检验。严格来讲，单纯的经验检验型文章不属于理论创新范畴。期刊通常只刊发极少数对重大理论贡献的经验检验，这些研究或是对重大理论的证伪，或是在经验检验的基础上推进前人创建的理论。前者如卢凌宇对约瑟夫·奈(Joseph S.Nye)软实力理论的质疑。奈的软实力理论基于三个假定，即软实力源会导致文化认同、美国文化认同会转化成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偏好(利益)以及亲美政策偏好(利益)会产生相应的外交政策。在外交政策不产生非意图效果的前提下，软实力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就是上述三个假定各自概率的乘积。卢凌宇论证了这三个假定都是小概率事件，所以国际留学生虽然是美国软实力最重要的来源，但这一外交政策的效果并不显著，这个推论得到了大样本统计分析的稳健支持。(32)后者如埃罗尔·亨德森(Errol Henderson)对“文明冲突论”的修正。亨德森发现，假如邻国属于不同的文明，那么冷战期间发生国际冲突的风险会显著上升。(33)在这个经验研究中，亨德森对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观点做了两点修正：其一，把邻国当作中介因素，引入“文明冲突论”。其二，亨廷顿强调其观点只适用于冷战后世界，亨德森则将“文明冲突论”的时间范围拓展到冷战期间。

图2 理论创新类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二种是对既定理论无法解释的反常(deviant)案例做出解释，结果往往产生改良性理论。逄锐之对“权力转移理论”的批判比较有代表性。他发现几乎所有导致战争的权力转移都发生在同一地区，而不同地区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往往以和平方式完成，如英美和美苏之间的权力转移。换言之，地理距离这一变量显著地影响到权力转移的方式。具体而言，处于同一地区的权力转移双方面临着较大的横向压力与安全困境，对相对实力和战争结果有不同判断，并且权力转移会触发同盟连锁效应，三个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导致战争爆发的概率显著提升。而处于不同地区的权力转移双方虽然彼此之间矛盾不断，但由于上述三个机制的作用较弱，所以和平得以维持。(34)

第二种理论创新的一个变体是在证伪对象理论基本假定的基础上提出替代性理论。前景理论就是在证伪(主观)预期收益理论基本前提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预期收益理论有传导性(transitivity)、支配性(dominance)和不变性(invariance)三个前提。传导性意味着如果选项A优于B、B优于C，那么A优于C；支配性是指如果一个选项在至少一个方面赋值较高，在其他方面至少和其他选项一样好，它就优于其他选项；不变性设定无论选择呈现的顺序或方法如何，偏好保持不变。这三个假定是所有理性选择决策模型的基础，但阿莫斯·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e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的经验研究表明，人们现实的选择行为系统地而非偶然地违反了上述三个假定。不仅如此，人们无法对选项做准确的评估并赋值。相反，他们只能对自己的现实处境——损失还是收益——做出大致评估。基于这些批判，他们提出了关于(危机)决策的前景理论：决策者在获得域(domain of gains)时选择避险(risk averse)，但在损失域中(domain of losses)选择冒险(risk-taking)。(35)

第三种是把理论应用到新的经验领域。如果一个理论能够解释该理论尚未触及的经验现象，理论的普遍化水平就会显著得到加强。由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系统阐发的国家建构的“战争驱动”模型的经验基础是近代欧洲。蒂利强调第三世界和近代欧洲存在显著差异，认为他的理论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比如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的产物，未曾经历过欧洲国家那种漫长的以战争为手段的自然选择，所以它们只是“司法国家”，而不是“经验国家”。(36)然而，卡梅伦·蒂斯(Cameron Thies)及其合作者的系列论文为蒂利的理论在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找到了经验支持，显著强化了该理论的普遍化水平，(37)成为国家建构的“掠夺者理论”新的增长点。袁正清等提出“当前人权国际规范源自西方的独特历史经验”，并不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所有国家。而中国“用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人权理论体系丰富着国际人权规范重塑的实践”，这实际上拓展了当前人权国际理论及规范的经验领域，提高了其普遍化水平。(38)

(二)理论整合型理论创新

这类理论创新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经验刺激的影响，但主要内生于现有理论，主要有四种：第一种理论产生自现有理论逻辑上的矛盾(inconsistency)，理论重构的目的是解决这个矛盾。(39)“多极和平论”与“两极和平论”之争是国际关系学史上一个著名的公案，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后者为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破局者是布鲁斯·布鲁诺·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在他看来，论辩双方都做了一个隐含的基本假定，即“相对于两极结构，多极结构会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卡普兰一方认为不确定性会产生谨慎的政策行为，华尔兹则认为不确定性会让决策者更倾向于冒险。(40)相应地，极化只是表象，实质则是由风险产生的不确定性。梅斯奎塔继而论证了不确定性的起因不是由于现存的国际关系结构，而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他的经验研究表明，20世纪的国际战争与极的数量没有显著关系，但却与系统的紧密程度(tightness)即结盟的水平和分布显著正相关。(41)

第二种理论旨在阐发导致同一结果的不同因果效应或因果机制。这种理论增长模式有两个亚型：第一个亚型发生在因素导向(factor centric)的研究中，学者们探讨不同的自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因果效应。这是理论增长最常见的路径。比如，在关于石油资源加剧族群冲突的讨论中存在诸多解释路径，包括“贪婪假说或分离主义激励机制”“怨恨假说”“弱国家假说”“劫掠假说”以及“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假说”等。(42)每个新自变量的提出都意味着一种新理论的产生。(43)阎学通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也属于这个亚型。传统的权力转移理论强调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实力对比是影响霸权角逐的决定性因素。阎学通基于中国春秋战国的历史，发现政治领导力和综合国力共同决定了大国的战略偏好。如果崛起国秉持公平、正义和谦虚(civility)的道义原则，就有可能赶超经济实力、技术发明、教育体制和军事力量都更强的霸权国家。(44)

第二个亚型主要发生在结果导向(outcome centric)的研究中，其中杰克·列维(Jack Levy)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原因的解释较具代表性。(45)他的基本观点是涉事的欧洲五大国和塞尔维亚都认为世界战争远不如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但大战仍然爆发了。列维追溯了从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erdinand)被刺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六周的外交危机，以四个关键的决策时间点(如1918年7月29日英国宣布放弃中立立场)为主轴，分析了随着危机的展开，涉事六国领导人面对的一系列决策。在这些继发性的决策点上，政策选择、战略约束、信息来源和政策困境各不相同；不仅如此，每个决策都会改变下一个关键临界点决定者将要面对的约束，同时缩小了他们选择的自由度，最终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46)

第三种理论是通过整合或证伪既有理论，提供一种替代性解释，并且新产生的理论优于既有理论。这种途径产生的理论也有两个亚型：第一个亚型符合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关于知识进步的标准，也就是新理论不仅能够解释旧理论所能够解释的现象，也能解释旧理论解释不了的现象。(47)一个代表性理论就是亚历克斯·明茨(Alex Mintz)提出的多元启示理论(poliheuristic theory)。(48)它把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和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结合起来，把外交决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认知阶段，目的是排除会影响到决策者政治生存的选择，然后进入第二个阶段，目的是收益最大化。这样理论超越了理性选择和认知主义的二元对立，能够同时解释其中一个理论能够解释而另一个理论无能为力的现象。第二个亚型是提出替代性假说以置换或补充既有理论。从维京时代(Viking Age)到中世纪鼎盛时期(800-1300年)，挪威和丹麦统治者征服了英格兰，进而启动了本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高强度的战乱与大规模的国家建构并驾齐驱，符合蒂利的理论。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战胜的维京国家与战败的英格兰之间的关系不是战败国向战胜国学习，而是战胜国向战败国学习，这与传统的智慧背道而驰。埃里克·格里拉维斯基(Erik Grynaviski)和斯维里·斯泰松(Sverrir Steinsson)指出，在上述案例中，以国家建构为结果变量，战败国与战胜国的关系并不是竞争，而是扩散。挪威和丹麦成功地侵略和征服了国家化程度更高的英格兰，与此同时，英格兰的军事、经济以及社会改革和政策借助学习机制得以扩散到北欧，为该地区领土——主权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9)

第四种理论来源于对既有理论的综合。这种理论增长的特点是超越了理论的功能叠加，实现了理论假定的整合。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有影响的理论综合之一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新综合”。此外，还有现实建构主义和自由建构主义等。(50)在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次论辩之初，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存在严重的认识差异和分歧，戴维·鲍德温(David Baldwin)认为它们的论争集中在“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意图与实力”等六个方面。比如，新现实主义强调实力，认为从实力到行为是自我实现的预言，而新自由主义重视意图，认为实力的结果取决于意图。(51)但随着辩论的发展，两种范式的不可通约性逐渐减弱，朝着理论趋同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两者的基础都是理性主义；另一方面，它们在本体论上都是物质主义的。而且它们在认识论上都坚持科学实在论、反对诠释主义，并且在分析层次上都是体系性的，都认为只有体系理论才可以称为“国际政治理论”。(52)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试图相互取代变成了事实上相互补充，(53)共同构成了区别于反思主义(reflextivism)的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三)描述性理论

这类理论包括描述新事件/新现象和提出新概念。描述性理论旨在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如关于某些(个)现象/事件发生或存在的时空范围等。从功能上讲，描述性理论既可以是独立的理论形态，又可以承担解释性理论中解释变量或结果变量的角色。约翰·格林(John Gerring)对描述性理论进行了分类。(54)在第一序列中，描述分为特殊化描述(particularizing)和普遍化描述(generalizing)，其中特殊化描述就是历史性陈述，如拜登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击败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6任总统。这样的描述不属于理论范畴。

描述性理论通常都是普遍化的，其对象通常是多个或一类事件。普遍化描述包括一维描述和多维描述。一维描述的对象是指标，目的是通过展示政治现象的经验数据来揭示总体特征。指标可能是单一变量指标，或者是由不同指标合成的指数，前者如根据政体5(polity V)数据库中的政体2(polity 2)指标判定1960-2018年东南亚国家的“民主”程度，后者如反映1000-2010年世界范围内国家中央集权程度的国家古迹指数(state antiquity index)。(55)多维描述可再分为非组群陈述(non-grouping)和组群陈述(grouping)。非组群描述提示变量间的关联性，如王凯利用1946-2013年的全球国家间战争和国内族群冲突数据确定了“国家间战争与国内族群冲突在时空上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56)组群描述包括综合和类型学。综合和类型学都是对政治事件或现象的刻画，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维的，而后者是二维或多维的。(57)前者如儒家文化，这是学界对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政治文化特点的一种概括。后者如理查德·勒博(Richard Lebow)对国际危机的三分法：一是“敌意辩护”危机，特点是战争决策先于危机发生；二是“副产品”危机，指其中一国针对另一国的冲突引发了与第三方的对抗；三是“边缘”危机，一方诱发危机的目的是让对手退让而不是还击。(58)上述类型学来自经验归纳，勒博指出他的类型学在经验上是来自对大量危机的观察。类型学也可能是逻辑演绎的结果。例如，沃尔特提出一国选择均势战略取决于四个因素：对手实力、对手意图、地理距离和进攻—防守性。科林·埃尔曼(Colin Elman)在此基础上将四个因素都操作为虚拟变量，创造了一个具有16种可能性的类型学，如意愿良好+能力较强+距离较近+进攻态势就是其中一种类型。(59)

图3 描述的类型

资料来源：John Gerring,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A Unified Framework,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726。

新概念是一种较为独特的描述性理论，大体上可以划归为普遍化描述的一维或多维组群描述，在后一种情况下，新概念既可能嵌套于类型中，也可能包含类型划分。“软实力”概念的提出是奈最大的理论贡献，他把软实力定义为“笼络”而不是“强制”的能力，通过吸引力改变对方的偏好，使对方采取有利于自己利益的行为。(60)而软实力和硬实力构成了权力的一个二元类型学。

三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层次

在科学实践和理论评价中，学者们更多地关注创新的有无以及创新的类型，较少涉及理论创新的相对重要性。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和拉卡托斯等科学哲学家的评估对象往往是范式或研究纲领，指标是“进步”或“退步”。相应地，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评估研究纲领或范式，而不是单一理论。(61)这种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只有时间才能准确地判断一个理论是否会被记住以及会被记住多久。与自然选择一样，文化选择也是难以预测的。而且，如果一个理论被评价为对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增长无足轻重，对于作者而言在情感上也是难以接受的。

尽管如此，也有一些学者尝试构造对个体理论的评价标准。马蒂亚斯·莱纳特等强调理论的相关性，目的是衡量一个研究问题“在特定学科的科学话语所增加的分析价值”。(62)这个概念强调了理论对知识增长的贡献，但没有区分绝对贡献(贡献有无)和相对贡献(贡献大小)。第二层次评估的对象就是理论的相对贡献，也就是边际贡献。几乎所有科学研究成果都对知识的增长做出了绝对贡献。所以，更有价值的指标是相对贡献，也就是相对于前人，某个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了人类对某个(些/类)问题/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借用物理学的概念，边际贡献是指研究A相对于研究B的位移。这里的B是参照系，也是在A研究被做出之前某个问题(议题)的知识积累所达到的水平和高度。边际贡献这个标准将理论的假说或猜想与其经验基础联系了起来。

边际贡献的评价有两种：一是范式内比较，二是范式间比较(如图4)。本文在此对“范式”做一个易于操作的规定，假定具有如下两个特征的理论集群形成一个范式：一是具有相同(似)的基本假定；二是具有相同(似)的结果变量。在结构上，理论由一个或多个解释变量和一个结果变量组成。(63)评价理论边际贡献的基础是比较，比较的前提是对理论贡献大小的判断，而理论是否做出了绝对贡献取决于结果变量和解释变量与既有结果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差异。关于导致“民主”退化的国际因素，克里斯蒂安·格莱蒂希(Kristian Gleditsch)强调地区民主制度的密度，而道格拉斯·吉布勒(Douglass Gibler)则关注外部安全/军事威胁，(64)后者与前者不同，所以做出了绝对贡献。类似地，相对于“经济制裁打击目标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经济制裁降低目标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做出了绝对贡献，因为两个研究虽然自变量大致相同，但结果变量分别代表了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前景。(65)

图4 理论创新的层次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一)范式内比较

在基本假定和结果变量相同(似)的前提下，理论的贡献取决于解释变量的数量和性质。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自变量数量越多，其外延就越小，相应地在经验世界对应的事件/现象就越少。华尔兹理论的解释力比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解释力强，是因为给定相同的结果变量，华尔兹的理论解释了更多的经验事实。两个理论的结果变量都是(大国)国际战争，华尔兹的解释变量是国际关系的物质结构，米尔斯海默的解释变量则是物质结构加上信息不对称——一国无法确知另一国的真实意图。(66)显然，假如两个理论都得到了必要的经验支持，那么在国际关系中，满足华尔兹理论的事实要比满足米尔斯海默理论的事实更多。而且如果一个模型包含两个或以上的解释变量(，)，它们之间的时序关系——是先于，还是先于——也可能是理论的内容，(67)这就相当于在和之外添加了一个新的变量，进一步使理论复杂化，从而缩小了理论的外延，降低了理论的普遍性。所以，对于范式内比较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若要使理论的解释力最大化，最好只有一个外延足够大的自变量。

另一种常见的情况是不同的自变量分别解释同一因变量。(68)埃利奥特·索伯(Elliot Sober)指出这种情况下难以评估理论的相对重要性。(69)本文认为，这种类型的理论边际贡献可以根据解释变量的特性——空间性(spatiality)和时间性(temporality)——进行大致的评估。空间性是指理论客体的种类和数量。在沃尔特看来，重要的理论要解释重要的现象，而此类现象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命运”，(70)间接所指就是理论的空间性。时间性即理论在时间上的延展性。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等指出，重要的理论都不是思想市场里的时尚，而是具有相对较长的寿命。(71)这些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客体是较为持久的事件或现象。时间性和空间性都很强的事件往往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大概率事件，或者与人类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为最大多数的群体和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所不可或缺。这样的联系往往是直接甚至具有决定性的。(72)

蒂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战争稀少的事实，用国际竞争对手(rivalry)替代了蒂利模型中的国际战争这个自变量，用以解释第三世界的国家建构。(73)竞争对手是比国际战争外延更广的概念，既包括实际发生的战争，又涵盖了敌对双方在安全压力下的战备，甚至包括对于敌国军事威胁的认知。杰弗里·皮克林(Jeffrey Pickering)和埃米泽特·卡桑加尼(Emizet Kisangani)的研究则以外部军事干预(foreign military intervention)为解释变量。他们将外部军事干预定义为“一国的正规部队或武装力量进入另一国的领土或领水，或者由于某些政治或其他争端导致一国已经在另一国驻扎的部队采取的军事行动”。(74)显然，后两位学者所定义的外部军事干预其实是蒂斯定义的国际竞争对手的一个子集，也就是蒂斯的解释变量的空间外延要比皮克林和伊桑加尼大得多。同时，两者的研究对象大体上都是后殖民国家，蒂斯的经验检验时间段是1975-2000年，包括83个国家；皮克林和伊桑加尼的经验检验时间段是1970-2002年，也包括83个国家。总体而言，以蒂利模型为基准，蒂斯理论的边际贡献要比皮克林和伊桑加尼更大。

有必要强调的是，对理论贡献的评估设定了一个隐含的前提即时序优先性。这一原则有两个含义：一是相同或高度相似的理论，谁先提出(发表)就视为谁的贡献；二是在评估(同一范式下)不同的理论时先发表者不仅是评价的一个参照系，而且往往被赋予更大的权重，这一含义与本文论题密切相关。正如尼古拉斯·雷谢尔(Nicholas Rescher)指出的那样，从长远来看，科学发现的数量和质量都是无限的。尽管如此，成果的重要性随着学术资源投入的增加而降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边际贡献随着发现(理论)数量的增加而急剧下降。(75)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范式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比原创理论解释力更强的理论，但学术共同体通常给予奠基性理论更高的评价，因为它是范式生长的起点和范式最重要的内容。所以，虽然国际竞争对手是比国际战争外延更大的概念，第三世界和后殖民国家的空间范围也远大于近现代西欧国家，但没有人会认为蒂斯比蒂利的贡献更大，原因在于蒂利是范式的创造者，具有无可争议的时序优先性。后续研究是在奠基性研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往往通过增加原生理论的内涵来实现，如前述米尔斯海默相对于华尔兹的理论贡献。原生理论是从无到有，衍生理论是从少到多，一个是质变，一个是量变，两者的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如此，范式内的理论并不总是需要区分高下，有时候也很难做出此种区分。如上所述，皮克林和伊桑加尼用国际干预来解释后殖民国家建构。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跨国反叛武装显著地促进了后殖民国家的建构水平。国际军事干预和跨国反叛武装都可以视为国际冲突，两者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很难判断哪种理论的边际贡献更大，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强制区分高下并不能为科学的发展提供重要启示，所以是不必要的。类似地，“民主和平论”被视为国际关系学一个罕见的“铁律”。在这个以国际战争/和平为结果变量的理论中，主要解释变量包括民主规范/文化、制度约束和“政治生存”等。(76)要强行将这些理论区分高下，在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但除非有明确的基于推动知识增长的理由，否则没有必要这么做。(77)

(二)范式间比较

科学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对于范式间比较都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伊里科斯基和库里科斯基认为结果变量不同的两个理论是不可比的。(78)从逻辑上讲，范式间比较包括两个亚型：一是不同的范式具有相同的结果变量，二是不同的范式使用不同的结果变量。第一个亚型是范式内比较的自然延伸，这一类型下的理论之间存在的一个根本差异就是基本假定不同，而不同的基本假定导致解释变量的异质性。首先，国际关系学的范式多元化是由国际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以及学者们不同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所决定的。多元化是有益的，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丰富多彩的国际关系。(79)其次，有些理论虽然异质，但由于解释变量的外延明显不同，所以较易判断相对贡献。(80)例如，相对于主流的体系理论，秦亚青的关系主义呈现出明确的知识进步特征。在秦亚青看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温和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等理论硬核的形而上要素都是“理性”，它们在以理性的不同维度或表现形式解释国际关系。“关系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关系”是“儒家文化体和实践体”的产物，它意味着行为体首先都是关系中的行为体，都处于关系网络中，所以国际关系首先是社会关系。关系性还意味着行为体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基本依据是关系，即特定时空条件下它在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该位置与关系网络中其他行为体的相对关系。据此，理性也是一种关系性，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明确了自己的位置和相对身份之后才会知道什么行为是理性的”。换言之，理性只是关系性的一个真子集。正因如此，关系性在儒家社会以外同样具有很大的适用性。(81)

然而，要判断这个亚型理论的相对贡献，很多情况下或许不适合比较自变量的时空外延。它们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是不可比的。对于国际冲突的发生而言，我们很难认定究竟是物质结构、制度组合、文化差异还是信息充分性和承诺可靠性的边际贡献更大。本文认为可以参照两个指标进行粗略的判断：一是时序优先性。从时序上看，强调国际关系物质结构的结构现实主义无疑具备先在的重要性，因为后续理论或多或少都以之为参照系，几乎都是作为该理论的批判者出现的。二是理论(模型)的复杂程度，即从自变量到结果变量之间因果链的长度。因果链越长，X和Y之间的介入变量越多，理论的外延就越小，解释的普遍性也就越低。例如在解释大国战争发生的原因上，结构现实主义、新制度自由主义、主流建构主义和理性选择学派所选择的解释变量是不同的，分别为国际关系的军事实力分配、国际制度分布、国际关系文化结构以及信息对称性/承诺可靠性/事件可分割性。按照这个标准，温特的理论外延最小，因为从文化到国际关系，中间要经历身份(认同)、偏好、利益和决策，然后再到行为。相比之下，国际关系的物质结构可以直接决定国家利益，国际制度分配可以直接作用于外交决策，不对称信息则直接作用于决策者，因果链都要短得多。

范式间比较的第二个亚型的特点是理论的结果变量和解释变量都不相同。比如，“殖民者对后殖民国家失败产生显著的影响”和“政治体制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就是自变量和因变量截然不同的两种理论。(82)严格来讲，这样的理论是不可比较的。(83)对于这一类型的理论，本文建议引入“重要性”进行大致评估。换言之，我们可以比较范式或议题的重要性，而不必判定不同范式或议题下产生的理论哪个贡献更大。

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灵魂，理论是对问题的回答，所以理论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问题的重要性。加里·金等强调研究问题要在现实世界具有重要性，致力于回答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84)范式、纲领和议题往往通过结果变量加以确认。本文认为，不同范式下理论之间的“高下”主要取决于理论结果变量基础性的强弱。(85)基础性旨在衡量结果变量(议题)与全人类生存、发展和演化联系的密切程度。罗斯·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在论及前景理论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时指出，人们在做决策时倾向于聚焦那些与他们所面临的迫切问题联系最紧密的因素。对于任何结果而言，都会有一系列因素产生实际影响，但人们不会去寻找充分的解释，而是关注与面对的具体选择最相关的因素。(86)一个研究问题与尽可能多类型/数量的人类群体联系越直接、越紧密，其基础性就越强也越重要。正因如此，“如果问题本身是重要的，必定会引起更多的关注或尊重”。(87)

一般来说，一个理论在经验上涵盖的事件种类和数量越多，该理论与现实的相关性就越高。在国际关系学中，国家建构和国际冲突(的发生)是两个重要的议题。国家建构的主要结果变量是国家能力尤其是财政汲取能力，国际冲突的主要结果变量是国际冲突的发生。作为第一阶段的评估，我们会倾向于认为前者比后者重要：一方面，国际冲突虽然是人类历史上自古至今不断发生的事件，但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前提是国家存在，所以相对于国际冲突，国家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另一方面，国际冲突是小概率事件，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政治中尤为如此，而国家建构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贯穿人类的政治史。据此，以国家建构为结果变量的理论要比以国际冲突为结果变量的理论更重要。

应该承认，所谓基础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价值判断。基础性与莱纳特等强调的“社会相关性(social relevance)”存在较强的同质性。社会相关性提供了一个局外人的视角，目的是揭示研究经验发现对于非业内人士或非专业的价值。(88)价值判断的工具是价值指标。价值指标反映了效率、公平、繁荣和安全等人类社会所捍卫和追求的基本价值。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很可能是相互冲突的。因此，价值内涵不同的理论往往不可比。例如，国际贸易和人权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支重要文献，前者主要的结果变量是国际贸易的流量或依存度，后者主要是人权保护(合作)的发生。(89)贸易是国际关系的基础，人类不同群体间的交流基本上都始于资源交换。而人本主义哲学认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善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显然，假如我们执“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这个观念，那么国际人权研究就比国际贸易研究更重要。又如，福利国家与国内冲突就选题而言，很难说哪支理论贡献更大、更重要。国内冲突主要定位在安全，福利国家则是公平或者再分配，可以认为两者实际上不可比。但如果我们的价值标准是前瞻性的，承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认定“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90)那么福利国家这个议题就更重要。相反，如果我们认为今天的发达国家只是国家建构的特例，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可遇而不可求，相比之下，国内和平才是世界政治的重中之重，那么国内冲突议题的重要性就会更强。

重要性不等于突出度(salience)或流行度(popularity)，后两者通常是指理论在一定时期内受关注的程度。时代的变迁和场景的变化大概率会改变理论的突出度或流行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国际形势正在发生质变，提出了世界已经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过渡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91)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为邓小平的预见提供了强大的经验支持。大致在同一时期，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重点由国际战争逐渐转变为国际发展。尽管如此，时代变迁与理论的重要性并不存在直接联系。纵观人类不同社会(群体)的历史，世事变迁是常态，但不能据此认为新的潮流就比旧的趋势更进步或更重要。猎奇/喜新厌旧是人的天性，所以世界政治中的新事件总是引人瞩目，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会紧跟时事。对于理论创新而言，紧跟时事很可能是有建设性的。时事既可以验证和修正旧理论，也能够引导建构新理论。尤迪·萨默(Udi Sommer)和奥·拉佩尔-克洛耶泽(Or Rappel-Kroyzer)在反思新冠疫情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流行病政治学(pandemics politics)”这一概念，即“由全球性流行病所引发的全国紧急状态的政治学”。他们把流行病政治纳入紧急状态或危机政治的范畴。流行病会威胁到政治精英和民众的安全，并且所有人都对疾病知之甚少。他们发现，在新冠疫情之下，国民的心理状况、民族情绪、政府应对政策的范围和复杂程度以及精英分裂的程度等因素都会对国民是否遵守政府指令、降低流动性产生显著影响。(92)

不仅时尚并不等同于重要性，而且两者在多数情况下背道而驰。从逻辑上看，假如每个新事件都是重要的，那么所有的事件都是重要的，因为所有的事件都曾经是新事件。而实际上，在不断发生的新事件中，能够对人类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划时代事件是极少数的，如黑死病、法国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化。相反，从概率上讲，那些千百年来“连续发生和重复出现的事物，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变化的事物”。(93)比如，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延续的必要前提。由于提供公共产品要消耗财政资源，而获取财政资源效率最高的方式是形成组织和制度，所以公共产品最常见的测量之一是税收规模和制度建构。从这个角度来说，关于财政汲取能力和国际/国内制度建构的研究都属于广义的公共产品供给研究的范畴。而全球化、反全球化、国际格局变迁和国际新秩序等当代国际关系学者最关注的议题无论是采取描述性理论还是解释性理论的形式，要么在重要性上低得多，要么就是公共产品供给这个议题的一个子集，如建立国际新秩序就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密切相关。

以上讨论针对的是解释性理论。描述性理论的边际贡献评估相对容易，重点是理论客体的时空延展性及其基础性。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创造了“结构性权力”这一重要概念，将其定义为决定办事程序和方法的能力。它区别于对他人的行为施加影响的“联系性权力”，构成了国家间、国家与民众以及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框架。(94)这是她的权力理论相对于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传统权力观的进步。达尔对权力的经典定义是“A迫使B采取其原本不愿采取的行为的能力”。(95)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和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uvall)的2*2权力类型学则在现实主义者、斯特兰奇和奈等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96)他们设置了两个指标：一是权力发挥作用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包括互动和建构；二是产生影响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属性，包括直接和发散(diffuse)。基于这两个指标，权力可以分为四种：强迫性(compulsory)权力(直接性、互动性)、制度性(institutional)权力(发散性、互动性)、结构性(structural)权力(直接性、建构性)和生产性(productive)权力(发散性、建构性)。(97)虽然我们未必能够准确判断从传统权力观到斯特兰奇、从斯特兰奇到巴尼特和杜瓦尔这两个跳跃的贡献哪个更大，但无可置疑，后两位学者理论贡献的覆盖面更广，因为斯特兰奇提出的“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约等于“强迫性权力”)都属于上述类型学的子集。

实际上，对于描述性理论而言，理论的边际贡献有时候也是不可比或者不必相比的。传统上我们按照成员的性质，把国际组织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另一种以此为基础的类型学是按照成员的地位和决策系统的性质，将国际组织分为公共国际组织和私人国际组织。还有以内部结构为标准，将国际组织与国际官僚/公共管理机构并列，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水平状的国际网络结构，而后者是垂直性的国际官僚机构。(98)从空间的覆盖面来讲，这三种类型学的差异不大，可比性不强。它们是从不同的维度观察国际组织，所以适用于回答不同类型的问题。例如，如果关注不同结构的国际组织如何影响国际协调的效率，就适用于第三种类型学；如果探讨国际组织的公共或私人属性如何影响国际人权保护的效果，那么第二种类型学就是合适的选择。

尽管理论客体的空间外延显著地影响着理论的边际贡献，但区域/国别研究产生的理论边际贡献未必更小，而是取决于理论本身。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和《国家的视角》等经典之作的经验背景主要是越南、缅甸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他也没有为自己的理论提供系统的大样本经验检验，但这些作品却是公认的国家建构的代表作，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国家建构和国家强制性的“标准化公式”对自然、社会尤其是农业的破坏。(99)正如威廉·赫斯特(William Hurst)在纪念《国家的视角》发表40周年的系统专题论文中指出的那样，斯科特的这部著作一经发表就洛阳纸贵。斯科特所阐发的理论可以简化为一条常识，即“国家处理不了复杂、细微和特异的事务”。如果强行介入，只会破坏长期演进形成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秩序，有时候甚至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100)他的理论完全符合阿查亚等对重要理论的期待：它们在原籍国及其附近地区之外得到适用。(101)反过来说，得到全球历时(如1946-2015年)大样本支持的理论比比皆是，但是在重要性上很难比肩斯科特的研究。可见，从中长期来看，理论的重要性和外部有效性未必取决于经验检验观察数或案例数的大小，而是取决于研究问题的特性以及学术共同体的偏好。

理论的边际贡献也不取决于分析层次。拉拉·瓦皮奥(Lara Varpio)等认为，那些高度抽象的宏大理论往往关注广泛的自然或社会模式(如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层理论致力于解释更具体的人类互动(如行动者网络理论)，微观理论则被置于个体层次(如符号互动论)。(102)然而，假定结果变量是同一的(如国际战争的发生)，分析的层次越高，理论的客体往往越少，与芸芸众生的直接关联也就越小，理论的重要性相应也就越低。相反，前景理论这样的微观理论适用于所有决策者，而结构现实主义变量的所指——国际体系中的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在人类政治史上也就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案例，其基础性显然不足。

边际贡献最小的理论是只能解释一个事件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客体可能是被公认为影响世界政治走向的大事件，如拿破仑战争、欧洲百年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年大危机和冷战结束等。(103)不过，为某个事件定身打造的理论往往出现在理论性较强的对策研究或应用分析中。所以，阿查亚告诫有理论抱负的学者要远离外交对策研究，与官方政策和宣传保持适当距离。(104)华尔兹把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理论分开是睿智的选择。实际上，理论对政策产生着重要影响，主要包括诊断事件、解释事件的起因、提出应对策略以及评估不同政策的影响等。(105)不过，严格来讲，对外交政策起作用的理论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样的理论通常是结果导向的，目的则是寻找产生某个结果的因果机制或充分条件。

而且，理论贡献的大小与理论的知名度和引用率也没有直接关联。丹尼尔·马利尼亚克(Daniel Maliniak)等对2012年美国等20个国家国际政治学院派学者的调查发现，在最佳作者排名榜上，温特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并列第一，华尔兹只排到第八位；在最有影响作者排名榜上，温特、基欧汉和华尔兹分别位列前三。(106)相对于华尔兹，温特的贡献在于在(大国)冲突发生这个议程中，把国际物质结构替换成(国际关系)文化分配。如前撰述，即使不论理论发生的时序性，温特解释的因果链也比华尔兹长，所以贡献相对较小。从直觉上讲，文化确实是最深刻的解释，但正如朱学勤指出的那样，科学解释的“原因挖得越深，距离该事物越远……特定事物的原因分子随深入程度而稀释，直到稀释为零”。(107)至少对于解释(集体)政治行为而言，文化产生不了决定性影响，其解释力相对于政治和经济因素要弱得多。(108)然而学者也有人类普遍的弱点，那就是喜新厌旧，新事物、新概念、新框架和新理论总会让人耳目一新，这也是学者们往往只关心创新类型(绝对贡献)而并不很在意创新层次(相对贡献)的原因之一。即使从引用率来看，那种回答了“尚未解答的问题(unanswered question)”的研究也比“旧瓶装新酒”或“新瓶装旧酒”的问题更受推崇。(109)

从社会科学知识增长的历史来看，知识扩张主要是通过必要条件的累积来实现的，原因在于三点：第一，社会科学的规律都是概率性的，所有经验发现都存在不确定性，无法确证引发事件/现象的所有原因。“民主和平论”是国际关系学中罕见的一条“铁律”。尽管如此，这个规律通常被认为只适用于以国家对子为分析单元的研究，并且在经验上也有例外，比如1999年5-7月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发生的卡吉尔(Kargil)战争，两者都被视为“民主国家”。(110)由于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国际关系学者就能不断地寻找新的解释变量。第二，由于第一个原因，要解释某个具体事件，就需要将不同的必要条件组合在一起，同时纳入时间序列性和空间接近性。然而，理论的目的是追求普遍性，因为假如理论是事件具体性而非概率普遍性的，那么理论就等同于历史。第三，不同的必要条件组合在一起如果能够完全解释一个事件，那就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成为理论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这个充分条件组合要在另一个事件上完美复制。当一个组合能够解释第二个事件时，它才具备了最起码的普遍性。它能够解释的事件越多，普遍性就越强。正因如此，华尔兹才把理论定义为对“规律”而不是“事件”的(系统)解释，因为只能解释单一事件的陈述严格来讲不是理论而是历史。概言之，必要条件是无中生有，充分条件只是现有条件的排列组合，(111)寻找前者要比确定后者困难，在同等条件下边际贡献也更大。

所以，理论的有用性和边际贡献很可能背道而驰。有用的理论蕴含着丰富的对策价值，会产生操作性较强的对策建议。(112)不过，一般来说，对策价值越高的研究，其理论贡献越小。只有追求充分条件的理论才能较好地应用于对策实践。充分条件侧重研究对象的个性，必要条件则突出对象的共性。总的来看，强调个性的理论在理论贡献上低于强调共性的理论。虽然从逻辑上讲，已知必要条件的组合——尤其是纳入时间序列之后——本身也是一种创新，但相对于发现新的必要条件，此种创新属于衍生性贡献。从结构上讲，个性或特色往往是在普遍性理论中追加一个或多个中介或干预变量。对于制度的国际扩散而言，强制(coercion)是一个主要因素。它是指实力强大的国际组织或国家向目标国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某些制度。例如，欧盟将其准入条件与申请国国内的制度改革挂钩。在这个命题中，自变量是加入欧盟的期望，因变量是申请国改变自身的制度或行为。这是一个普遍性很强的命题，其中自变量中的欧盟可以替换成加入任何其他国际组织(机制)。假如我们在上述命题中添加一个或多个别的变量，如欧盟(国际组织)准入条件的明确性和正式性、加入后回报的规模和兑现速度、改革的成本或申请国的政治文化等，(113)随着自变量的增加，理论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支持理论的观察数或案例越来越少，理论的普遍性也因此不断降低。反过来说，理论越强调特殊性，其边际贡献越小。从终极意义上看，对策研究是反理论的。无论是对策建议还是政策问题描述，强调特殊性是其共性。

边际贡献大的理论往往会跨学科，而跨学科的贡献往往也有着较大的边际贡献。比如，微观经济学的公司理论广泛渗透到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借鉴了微观经济学的公司—市场二元结构。反过来说，跨学科的贡献能够解释不同学科范围内的事件。集体行动理论是覆盖面最广的社会科学理论之一。(114)从分析层次上看，就人类活动的领域而言，它虽然直接指向合作，但同时也适用于回答关于冲突或竞争的问题，因为要防止竞争转化为冲突，有赖于集体行动，而要化解冲突同样需要集体行动。

此外，从科学知识增长的角度来看，以大样本统计分析为主的定量研究通常比以个案研究为代表的定性研究的贡献要大。两者在形式上的一个主要区别是案例或观察数的多少。在同等情况下，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的经验基础更广泛，理论外延相应更大，而比较个案研究通常只包括一个或少数几个案例，经验支持相对要弱一些。总的来看，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各有优势。定性研究的相对优势主要在于对事件提供更准确和更完整的描述。(115)然而，准确是有代价的。由于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的负相关关系，如果对少数事件的解释深度提高了，那么对更多事件的描述广度就会降低，原因在于解释深度的提升需要在少数几个案例中加入尽可能多的因素。解释因素越多，事件的特殊性也越强，要对此类事件提供广泛理解或解释就越困难。然而，科学的基本使命是支持一般化而非特殊性的理解，因为特殊理解强调的是那些“不太可能再次出现”的细节。(116)

当然，定量研究或定性研究既是学者的偏好，也受制于研究问题的性质。本文认为，以个案分析为主的定性研究在三种情况下是必要的：一是探讨因果机制或政治过程。这样的理论往往运用多个理论来解释或预测某一现象或事件，对于知识增长的促进作用很有限。二是没有定量数据可用，所以只能诉诸单一或比较个案分析。布赖恩·泰勒(Brian Taylor)和罗克萨娜·波迪(Roxana Botea)在论及选择越南和阿富汗两个个案来检验和发展蒂利的理论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际发生的国际战争很稀缺，满足不了定量分析的需要，同时越南和阿富汗两国又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战争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所以他们选择比较个案而非统计方法。(117)三是划时代或开创性的贡献。这是小概率事件。在很多情况下，定性研究意味着理论创造力的枯竭，比如动员多个既有理论来解释某个事件的定性比较分析，此类研究往往是反理论的。

四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回归文献

本文重点探讨了国际关系学理论创新的概念、内容和层次，其中理论评价是贯穿全文的主线。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讨论基于工具主义的科学观，区别于科学实在论。科学实在论重视理论的深度和解释的准确性(accuracy)，重在探讨事件的充分条件，在研究方法上侧重定性和因果机制分析；工具主义则强调理论的广度和解释的确切性(precision)，重在探索事件的必要条件，在研究方法上则侧重定量和因果效应分析。(118)两种观念代表着南辕北辙的科学观。科学实在论者对于理论创新的概念、内容和层次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工具主义对理论解释力的期待是“以最少解释最多”。如前所述，华尔兹就认为那种只能对一个事件提供充分解释的陈述不能称为理论，科学实在论者却认为是足够深刻的理论。

值得强调的是，本文只讨论了理论评价的客观标准。实际上，边际贡献大的理论未必在思想市场上更受欢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是思想市场的供给端和需求端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些能够产生重大影响和流传下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满足了供给端的“真实性”，同时更具备消费端的“适恰性”——既简约，又尽可能符合学术共同体普遍的信念、偏好和利益，至少不与之发生根本性冲突。(119)

同样重要的是，判断理论创新——无论是绝对贡献还是相对贡献——的参照系是既有文献，而不是个体的直觉或见解。体系化的知识都是以文献的形式留存下来的。(120)因此，加里·金等强调对问题的回答会给一支“可辨析(identifiable)”的文献做出实质性贡献。莱纳特等也指出理论创新最重要的特征是展示个人的贡献与既有文献的联系或继承关系。不断累积的学术文献是理论、方法和经验知识等科学知识与民间智慧、人类直觉的根本区别。每个科学家的贡献都是基于其他科学家的贡献，这是一个基本的科学事实和观念。(121)严谨的政治科学家都会不断地更新文献，以确保处于知识增长的最前沿。熟悉特定议题的相关文献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基本前提，也是评价理论贡献的必要条件。

所以，“众所周知”或“我们都知道”不是评价理论贡献的科学标准。解释力的参照系不是解释本身，而是相关的背景知识。因此，许多强大的解释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褒奖，因为它们“足够明显”，而许多浅薄的解释貌似很有趣并获得很多拥趸，只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些“新奇的”信息。(122)前者如王缉思关于世界政治的基本价值这一颇具生发力的议题的探讨，他认为安全、财富、自由、公正和信仰是有史以来世界政治的“永恒主题、基本价值和终极目标”。相比之下，权力、国家、民主和法治等都是达到这些目标的过程、手段和方式，而一个“良治”的国家在这五个价值领域都达到了较高水平。(123)或许是由于这五个价值已经耳熟能详，又或许是该文旨在描述而非解释，它的问世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实际上，它们不仅能够沟通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还反映了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和时代特征。梅斯奎塔等提出的“政治生存理论”是一个成功打通了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理论。该理论设置了一个基本假定，即政治家的首要使命是捍卫权力。(124)如果我们以政治目的取代政治手段，假定政治家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或促进自由公正，结合不同的初始条件，可以演绎出大不相同的理论猜想。后者如凯瑟琳·巴比里(Katharine Barbieri)对贸易和平论的挑战。贸易和平论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块基石，贸易促进和平几乎成为国际关系学的一条常识，而巴比里却提出了贸易相互依存显著提高了国际冲突风险的观点。(125)巴比里的研究引发了众多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同行的质疑。埃里克·加茨克(Erik Gartzke)等指出，巴比里的发现源于她对贸易依存度别出心裁的、罕见的测量方式。巴比里称之为“贸易份额(trade share)”，是突出度(salience)和对称性(symmetry)的乘积，而这两个指标的基础都是双边依存度。加茨克等发现，贸易份额与贸易开放度即一国贸易总量占该国GDP的比重这一广为使用的经济相互依存指标成反比，用贸易份额来预测国际冲突，结果必然是负相关。(126)

不过，“众所周知”至少表明两件事：一是评价主体具有很好的理论直觉，二是评价客体即特定理论具备对知识的增长产生重大(边际)贡献的潜力。然而，评价理论的依据是文献而非直觉。科学与反科学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科学文献。正如阎学通所强调的那样，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不能以常识为基础，而需要以学术知识为基础……而如果以常识为基础，就难以避免常识性观念主导学科建设，使得学科建设陷入低水平重复之中，甚至有发生学术倒退的可能”。(127)如前所述，科学成就是以文献的形式积累下来的，而留存的前提就是按照科学共同体的通行规则进行理论建构并且通过经验检验。所以，“众所周知”绝不意味着理论贡献不重要、不必研究。真问题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但之前没有人把它写下来。原创性的科学家往往是那个首先写下常识的人，做出开创性贡献。换言之，“众所周知”并不意味着建构某个理论是徒劳的，反而表明这个理论的潜在贡献很大，因为它存在于芸芸众生的直觉中。它在意料之外，但却处于情理之中，通过了人类直觉这一最具普遍性的经验检验：“直觉不是哲学理论的证据：它们是需要解释的东西。”(128)

饶有兴味的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往往是顺直觉或者反直觉的。(129)如果说顺直觉的理论通常比直觉无涉的理论要大，那么反直觉的理论创新贡献就更大。沃尔特指出，那些解答了不寻常或令人吃惊事件的理论是“最有用的”。如在物理学中，重力能够让光线弯折是一个违背常识的观点，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恰恰对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130)理论能够解决我们的困惑。顺直觉即似曾相识意味着一种历史性的群体共识，而反直觉的理论证伪了这个共识，表明千百年来人们习以为常的某种思维是错误的，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要么是理论建构的逻辑有误，要么是理论的前提是错误的。“三个和尚没水喝”挑战“人多好办事”，前提就在于前者推翻了后者的理论前提，以理性经济人这一似真性更强的假定置换了人类利他性的假定。

按照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的知识论，知识分散在广大的人群中，除市场外，任何人也不可能获得完全的知识。(131)反过来说，某个认识的接受者越多，它就越重要。赵鼎新指出，最重要的社会科学知识往往是以谚语和格言的形式保留下来的。(132)不过，民间智慧有时候意义很含混，而且并不总是有机会发展成重大理论。尽管如此，谚语、格言和寓言的普及率远超专业学术论文，而众所周知的所谓业内常识，其普遍性更接近谚语和格言。民间智慧则既是蒙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又是代代相传的对人性和社会的经验描述，其传播范围是整个社会甚至全人类。如果把谚语视为一种高度凝练的理论形态，那么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和社会生活就是它的经验检验。它们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理论，超越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分歧，成为人类行为的指南。这样的理论无疑是最重要的，如“两害相权取其轻”等。推而广之，社会科学理论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为后世的谚语、俗语或者寓言。最重要的理论不仅大道至简，而且大智若愚，正所谓越浅显也就越深刻。

本文在论及理论创新的层次时，把异质理论的相对重要性这个概念转换为基础性这个“民本”色彩深厚的概念。作为一个指标，基础性与国际关系学中主导的“国家中心主义”、霸权中心主义和大国中心主义大异其趣。华尔兹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国际关系学者要重点关注大国命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无视小国。国际政治是一个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够造成最大变化的国家”，所以建立“国际政治的普遍理论”必然以大国为基础，“基于马来西亚或是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小国而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理论是荒谬的”。(133)在此处，华尔兹偷换了概念，以政策相关性或实质重要性替代了理论本身的重要性。瓦莱丽·赫德森(Valerie Hudson)在论及外交政策分析不尽人意的发展现状时指出，虽然国际关系学者普遍接受外交政策分析提供的视角和洞见，但他们即使在探讨与外交决策过程相关的问题时通常也并不借鉴和引用外交政策分析理论。哈德森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外交政策分析把人类决策者置于“理论矩阵”的核心，重点关照人类施动者(agency)及其责任感，而学界顶尖期刊刊登的文章只有12.5％涉及“第一意象”。(134)

国际关系学为“第二意象”的一支独大支付了高昂的成本：国际关系学对本学科以外的人类知识领域尚未产生显著影响。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指出，华尔兹虽然在国际关系学界声名卓著，但即使在政治学的其他子科学也“乏人问津”，在更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影响甚微：“国际关系学以外的学者很少会对我们的研究感兴趣。我们是大理论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我们这个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我们处于接收端。”针对这一现状，布朗开出的药方是从真实的国际关系中寻找问题并进行理论建构。(135)笔者曾指出，国际关系学“孤芳自赏”的原因是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影响相对较小，以至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忽略不计。从时间上看，普遍认可的国际关系是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产生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从空间上看，国际关系对具体个人的影响不如国内政治直接和重要。(136)换言之，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性较弱，而且越是业内学者推崇和赞赏的理论，其基础性越弱。虽然本文的出发点和终点都是国际关系学，但视野是整个社会科学。无论是重要性还是基础性，都有较强的时空相关性。尽管如此，对科学研究的研究仍然是科学研究，所以本文的观点都是可质疑和可证伪的。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在很多情况下，理论与理论既不可比，也不必相比。研究国内冲突过程和国际战争发生的学者没有必要探讨谁的贡献更大，而是应致力于推进对各自议题的深入探讨。而且，假如没有千千万万衍生的、次要的贡献，理论之树就只是一颗枯藤老树。近年来美国如火如荼的种族正义运动以及由新冠疫情引发的对亚裔人口的仇恨将种族和种族主义纳入了国际关系学者的视野。学者们指出，种族主义内生于国际法体系、国际秩序以及外交政策与实践，如认为非白人国家缺乏基本的国内治理和国际交往能力以及这些国家“天生具有侵略性和威胁性”。(137)我们难以判断这个方向的研究有多重要，但它无疑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扩展了国际关系学的视野，促进了政治科学知识的增长。本文的探讨表明，在理论贡献的层次上并不存在完全清晰的排列规则。更重要的是，如果这样的规则存在，一定会消灭理论的多元性，破坏人类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学者们会放弃研究次要的“次要”问题，转而研究“更重要”和“最重要”的问题。但须知科学研究的首要目的是为人类知识的增长做出实质性贡献。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不竭的热情和持久的努力才是实现重大创新的必要条件。

(截稿：2023年3月)

注释：

①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129.

②关于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区别，参见Adrian Walsh,"On the Necessarily Non-Empirical Natur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or Why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Not a Sub-Discipline of Political Scien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tical Science,Vol.55,No.4,2020,pp.445-455。

③本文关于科学基本特点的概括，主要参见Karl Popper,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London:Routledge,2005,pp.17-20;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7,p.3；阎学通：《国际关系学科的实证研究》，载《实证社会科学》，2016年第1卷，第3页。

④Alexander Bird,"Scientific Progress," in Paul Humphreys,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544-560.

⑤Sotaro Shibayama and Jian Wang,"Measuring Originality in Science," Scientometrics,Vol.122,No.1,2019,p.410.

⑥David Cox,"Regression Models and Life Tables,"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Series B.,Vol.34,No.2,1972,pp.187-220; Janet Box-Steffensmeier and Bradford Jones,Event History Modeling:A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关于方法创新对理论/文献发展的影响，参见Erin Leahey,et al.,"What Types of Novelty Are Most Disrup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88,No.3,2023,pp.562-597。

⑦Tim Dunne,et al.,"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407-408.

⑧斯蒂文·米德玛著，罗君丽等译：《罗纳德·科斯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0、97-99页。

⑨郭树勇、叶凡美：《试论建构主义国关理论及其社会学渊源》，载《国际观察》，2002年第1期，第3页。

⑩Chris Brow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New Normative Approach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p.3.

(11)科斯在评价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时，把假定不真实的理论都视为规范理论，但是这个观点并没有得到广泛接受。参见罗纳德·科斯著，罗君丽、茹玉骢译：《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2、28、30页。

(12)左希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会走向瓦解吗》，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第48-73页。

(13)Gabriel Almond and Stephen Genco," Clouds,Clocks,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World Politics,Vol.29,No.4,1977,pp.499-500.

(14)Alexander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135-137.

(15)Stephen Walt,"Revolution and War," World Politics,Vol.44,No.3,1992,pp.321-368.

(16)埃尔曼夫妇还指出，“历史对于政治学家而言是支持或者证伪理论猜想的工具，而历史学家关注历史事件本身。政治学家也会探究‘深度’历史，目的是产生、检验或修正他们的理论。对于历史学家而言，理论只是探究历史的工具，是次要的”。参见Colin Elman and Miriam Elman,eds.,Bridges and Boundaries:Historians,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1,"Introduction:Negotiating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Politics," pp.7-8。

(17)Petri Ylikoski and Jaakko Kuorikoski,"Dissecting Explanatory Power," Philosophical Studies: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in the Analytic Tradition,Vol.148,No.2,2010,pp.201-212; Wesley Salmon,Four Decade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9; Bas C.Van Fraassen,Laws and Symmet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Stephen Read and Amy Marcus-Newhall,"Explanatory Coherence in Social Explanations:A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Accou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65,No.3,1993,pp.429-447.

(18)Petri Ylikoski and Jaakko Kuorikoski,"Dissecting Explanatory Power," p.207.

(19)Gabriel Abend,"The Meaning of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Vol.26,No.2,2008,pp.173-199.

(20)加里·金等著，陈硕译：《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第42、52-53页。

(21)加里·金等：《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第31页。

(22)Tim Dunne,et al.,"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411.

(23)韩真、张春满：《商业和平论：一个理论批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2期，第130页。

(24)格林认为，描述并不总是单变量的，还包括类似A和B存在正相关这样的描述。参见John Gerring,"Mere Descrip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2,No.4,2012,pp.721-746。然而，在研究实践中，变量关联性分析通常用作对解释性理论假说的经验检验，很少单独成篇。

(25)温尧：《理解政党跨国交往：意愿、禀赋与形态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9期，第109页。

(26)戴维·赫尔德等著，杨雪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7)一个重要的相关概念是“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旨在解释为什么要从事某项研究。框架的基本内容包括三点：一是通过文献回顾来描述已知知识的状态，二是识别我们对现象或问题理解的差距(知识空白)，三是概述研究项目的方法(论)基础。简言之，概念框架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这项研究为什么很重要，二是这些发现贡献了哪些新知识。可见，概念框架近似我们通常所说的研究设计。参见Joseph Maxwell,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An Interactive Approach(3rd edition),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2013,pp.34-41。

(28)Charles Kivunja,"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ory,Theoretical Framework,and Conceptual Framework:A Systematic Review of Lessons from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Vol.7,No.6,2018,p.46; Richard Swanson and Thomas Chermack,Theory Building in Applied Disciplines,San Francisco: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Inc.,2013,p.122.

(29)关于三个模型的来源，参见Graham Allison,"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3,No.3,1969,pp.691-693,pp.699-700,pp.707-710。如组织过程模型的理论来源就包括理查德·施奈德(Richard Snyder)等的外交政策过程分析模型以及理查德·塞伊特(Richard Cyert)和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的组织行为模型。

(30)Petri Ylikoski and Jaakko Kuorikoski,"Dissecting Explanatory Power," p.202.

(31)Matthias Lehnert,et al.,"Increasing the Relevance of Research Questions:Considerations on Theoretical and Social Relevance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Thomas Gschwend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eds.,Research Design in Political Science:How to Practice What They Teach,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p.24-25.此外，阎学通指出，国际关系理论创建最常见的方法包括创造新概念、综合梳理法、概念辩证法和科学实证法。参见阎学通：《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及其效果》，载《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3期，第I—VI页。

(32)卢凌宇：《软实力的神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5期，第28-52页。

(33)Errol Henderson,"Mistaken Identity:Testing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sis in Light of Democratic Peace Claim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4,No.3,2004,pp.539-554.可参考丹尼尔·科什兰基于自然科学提出的科学突破(scientific breakthrough)类型学：一是“冲击(charge)”，特点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回答了一个已知问题，如牛顿以重力来解释星辰运动和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二是“偶然(chance)”，特点是做出一个重要发现，如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盘尼西林；三是“挑战(challenge)”，特点是解释那些既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解释了水星的异常运动。参见Daniel Koshland,"The Cha-Cha-Cha Theory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Science,Vol.317,No.5839,2007,pp.761-762。关于科什兰的类型学，有两点值得强调：第一，他关注的是那些改变了人类知识边界并且对科学、技术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科学发现而不是常规、普通的科学理论。第二，“冲击”和“偶然”都是以“发现”为主，也就是描述性理论，而社会科学高度重视解释性理论。

(34)逄锐之：《权力转移、地理距离与大国战和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9期，第35-73页。

(35)Rose McDermott,Risk-T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pp.17-18.

(36)彼得·埃文斯等著，方力维等译：《找回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8页。

(37)Cameron Thies,"State Building,Interstate and Intrastate Rivalry:A Study of Post-Colonial Developing Country Extractive Efforts,1975-2000,"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8,No.1,2004,pp.53-72; Cameron Thies,"War,Rivalry,and State Building in Latin Ame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9,No.3,2005,pp.451-465; Cameron Thie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te Building in Sub-Saharan Africa," Journal of Politics,Vol.69,No.3,2007,pp.716-731.

(38)袁正清等：《中国与国际人权规范重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第189-203页。

(39)另一个著名的案例是1934年美国《互惠贸易协定》对国内贸易主义的影响，参见Michael Bailey,et al.,"The Institutional Roots of American Trade Policy:Politics,Coalit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Vol.49,No.3,1997,pp.309-338; Michael Hiscox,"The Magic Bullet? The RTAA,Institutional Reform,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3,No.4,1999,pp.669-698。

(40)Morton Kaplan,"Intervention in Internal War:Some Systemic Sources," in James Rosenau,ed.,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1980,pp.275-313; Kenneth N.Waltz,"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 Daedalus,Vol.93,No.3,1964,pp.881-908.

(41)Bruce Bueno de Mesquita,"Systemic Polarization and the Occurrence and Duration of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22,No.2,1978,pp.241-268.

(42)熊易寒、唐世平：《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第84-87页。

(43)定性比较分析(QCA)也属于此亚型的理论创新。QCA旨在寻找导致特定结果的充分条件(组合)。比如，关于欧盟成员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跨国性就可以由联邦制+弱国家实力+强欧洲认同以及联邦制+强政策目标一致性来解释。参见Mathias Koenig-Archibugi,"Explaining Government Preferences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EU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2,2004,pp.137-174。

(44)Xuetong Yan,"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Power Distribu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9,No.1,2016,pp.1-26.

(45)Mathias Koenig-Archibugi,"Explaining Government Preferences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EU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pp.137-174.关于这四种解释的文献来源，可重点参考文章的第142-149页。根据作者的理解，以欧盟成员国政策超国家性的高低为结果变量，前三种解释是之前的学者做出来的，而国家结构——联邦制还是单一制——这一解释主要是柯尼希-阿奇布吉的理论贡献。关于过程追踪的应用，可参见Nina Tannenwald,"The Nuclear Taboo: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ormative Basis of Nuclear Non-U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3,No.3,1999,pp.433-468; Jeffrey Chwieroth,"Liberalizing Capital Controls in the Early Years of New Order Indonesia," World Politics,Vol.62,No.3,2010,pp.496-527。

(46)Jack Levy,"Preferences,Constraints,and Choices in July 1914,"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No.3,1990,pp.151-186.

(47)Bruce Bueno de Mesquita," Toward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A Personal View,"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9,No.2,1985,pp.121-125.

(48)Alex Mintz,ed.,Integrating Cognitive and Rational Theories of Decision Making,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 Alex Mintz,"How Do Leaders Make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8,No.1,2004,pp.3-13; Alex Mintz,et al.,"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of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37.013.302，访问时间：2022年11月1日。

(49)Eric Grynaviski and Sverrir Steinsson,"Wisdom Is Welcome Wherever It Comes from:War,Diffus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Scandinav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77,No.2,2023,pp.294-323.此种亚型的理论创新也可参见Andreas Dür,Protection for Exporters:Power and Discrimination in Transatlantic Trade Relations,1930-2010,Ithaca:Cornell Univesity Press,2010；杨原：《弱权即公理——决心对比、选择效应与不对称冲突的结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5期，第46-76页。其中前者揭示了20世纪30-50年代美国贸易自由化的非线性模式，后者则指出影响国际冲突结果的核心因素不是双方的实力对比，而是决心对比。

(50)J.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No.3,2003,pp.325-342; Patrick Jackson and Daniel Nexon,"Constructivist Realism or Realist-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6,No.2,2004,pp.337-341; Colin Hay,"Constructivist Institutionalism," in Sarah Binder,et al.,eds.,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Oxford Handbooks Online,2009,pp.1-21.

(51)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135页。

(52)秦亚青：《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论争到趋同——第三次国际关系学理辩论的终结》，载《国际论坛》，2001年第3期，第8-11页。

(53)Robert O.Keohane and Lisa Martin,"Institutional Theory,Endogeneity and Delegation," 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Harvard University,No.99,1999,p.3.另可参见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No.4,1987,pp.729-733。

(54)John Gerring,"Mere Description," pp.721-746.

(55)Valerie Bockstette,et al.,"States and Markets:The Advantage of an Early Star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Vol.7,No.7,2002,pp.347-369; Monty Marshall and Ted Gurr,"Polity 5: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ansitions,1800-2018," http://www.systemicpeace.org，访问时间：2022年12月10日。

(56)王凯：《国家间战争与国内族群冲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2期，第71页。

(57)John Gerring,"Mere Description," pp.726-727.

(58)Richard Lebow,Between Peace and War: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e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84,pp.23-100.

(59)Stephen 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 Format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p.21-28; Colin Elman,"Explanatory Typologies in Qualitativ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2,2005,p.304.

(60)Joseph S.Nye,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4,pp.5-11.

(61)John Vasquez,"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An Apprais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No.4,1997,pp.899-912; Stephen Walt,"Rigor or Rigor Mortis? Rational Choice and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4,1999,pp.5-48.不过，有学者认为，以范式为单元来评价科学进步是库恩科学哲学影响的结果，之前评价的对象是单个的理论。参见Yosef Lapid,"The Third Debate: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3,No.3,1989,pp.239-240。

(62)Matthias Lehnert,et al.,"Increasing the Relevance of Research Questions," pp.21-22.

(63)这里以解释性理论为范型。描述性理论是解释性理论的简化版。此外，一种常见的研究问题是结果变量如何反作用于解释变量。从逻辑上讲，这种问题的范式定位应该根据具体的解释变量，但在习惯上学者们也会将此类问题视为对结果变量的研究。例如，国家能力如何影响国内冲突发生的概率属于国内冲突研究的范畴，而国内冲突如何作用于国家能力应该属于国家建构研究，但同时也被视为国内冲突研究。

(64)Kristian Gleditsch,Al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Local:The Diffusion of Conflict,Integration,and Democratizatio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 Douglass Gibler,"Outside-In:The Effects of External Threat on State Centraliz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4,No.4,2010,pp.519-542.

(65)Daniel Drezner,"Bargaining,Enforcement,and Multilateral Sanctions:When Is Cooperation Counterproduct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4,2000,pp.73-102; Matthias Neuenkirch and Florian Neumeier,"The Impact of UN and US Economic Sanctions on GDP Growth,"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40,Part A,2015,pp.110-125.

(66)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2001,p.3.

(67)政治世界的时间有四种形态，包括连续性(duration)、速度(tempo)、加速度(acceleration)和时机(timing)。参见Anna Grzymala-Busse," Time Will Tell? Temporality and the Analysis of Causal Mechanisms Proces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4,No.9,2011,pp.1267-1297。

(68)Lara Varpio,et al.,"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ory,Theoretical Framework,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Academic Medicine,Vol.95,No.4,2020,p.990.

(69)Elliot Sober,"Apportioning Caus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85,No.6,1988,pp.303-318.

(70)Stephen Wal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8,No.1,2005,p.27.

(71)Amitav Acharya,"From Heaven to Earth:'Cultural Idealism' and 'Moral Realism' as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12,No.4,2019,p.494.

(72)卢凌宇：《研究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第84-86页。

(73)Charles Tilly,"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in Peter Evans,et al.,eds.,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169-191; Cameron Thies,"State Building,Interstate and Intrastate Rivalry," pp.53-72.

(74)Jefferey Pickering and Emizet Kisangani,"Foreign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Post-Colonial State-Building:An Actor-Centric Analysi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Vol.31,No.3,2014,pp.244-264.

(75)Nicholas Resche,"Peirce and the Economy of Research,"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43,No.1,1976,pp.71-98.

(76)Jack Levy,"Interstate War and Peace," in Walter Carlsnaes,et al.,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nd edition),New York:SAGE Publication Ltd.,2013,pp.587-591.

(77)比如要强行区别本文所引的皮克林和卡桑加尼的两篇论文的相对贡献，可以严格地比对特定时间段国际军事干预和跨国反叛武装发生的频率和国度，然而这么做除非有助于产生新的研究问题，否则很难说有实质性意义。纯粹从技术上讲，甚至下述结果变量不相同(似)的范式间比较也是可以做到的：首先，我们通过议题重要性的排序来做第一轮评价。其次，假如议题重要性难以判断高下，就再比较变量的时空范畴。问题是这种对比对科学知识的增长难以做出显著贡献。

(78)Petri Ylikoski and Jaakko Kuorikoski,"Dissecting Explanatory Power," pp.208-209.

(79)Steve Smith,"Singing Our World into Existe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September 11,"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148,No.3,2004,pp.499-515; Jefferey Checkel,"Theoretical Pluralism in IR: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in Walter Carsnaes,et al.,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nd edition),pp.220-222.

(80)梅斯奎塔认为，结果变量相同的不同范式下的理论是可比的，但如果结果变量不同，则不可比。参见Bruce Bueno de Mesquita,"Reply to Stephen Krasner and Robert Jerv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9,No.1,1985,p.151。

(81)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4-10页；秦亚青：《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假定》，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0期，第19-28页。

(82)两种理论分别参见Rollin Tusalem,"The Colonial Foundations of State Fragility and Failure," Polity,Vol.48,No.4,2016,pp.445-495; Mancur Olson,"Dictatorship,Democracy,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7,No.3,1993,pp.567-576。

(83)这种比较类似于解一个二元一次方程，如4X+5Y=24，在逻辑上X和Y有无限多个组合。

(84)加里·金等：《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第6页。

(85)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取决于真实性和基础性这两个实质要件以及简约性和新颖性这两个形式要件。参见卢凌宇：《研究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第65-95页。

(86)这种效应被称为“隔离(segregation)”。参见Rose McDermott,Risk-T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p.23。

(87)Stephen Wal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26-27.

(88)Matthias Lehnert,et al.,"Increasing the Relevance of Research Questions," pp.21-25.

(89)参见Helen Milner,"International Trade," in Walter Calsnares,et al.,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nd edition),pp.720-745; Hans Schmitz and Kathryn Sikkink,"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pp.827-852。

(90)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一版序言”，第8页。

(91)高屹：《历史选择了邓小平(101)》，http://cpc.people.com.cn/n1/2018/1017/c69113-30345868.html，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日。

(92)Udi Sommer and Or Rappel-Kroyzer,"Pandemic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COVID-19 as a New Type of Political Emergency," Political Psychology,Vol.43,No.4,2022,pp.769-792; Julia Lynch,et al.,"Special Issue on Pandemic Politic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20,No.2,2022,pp.389-645.

(93)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94)Susan Strange,States and Markets(2nd edition),London:Continuum,1998.

(95)David Baldwin,"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et al.,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273.

(96)关于奈的软实力理论，可参见Joseph S.Nye,"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No.80,1990,pp.153-171。

(97)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1,2005,pp.39-57.

(98)Marco Amici and Denita Cepiku,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ham:Palgrave Pivot Cham,2020,pp.7-40.

(99)James Scott,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James Scott,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James Scott,Seeing like a State: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 James 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

(100)William Hurst,"Reflecting upon James Scott's Seeing like a State," Polity,Vol.53,No.3,2021,pp.498-506.

(101)Amitav Acharya,"From Heaven to Earth," p.494.

(102)Lara Varpio,et al.,"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ory,Theoretical Framework,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p.990.

(103)比较历史分析在选题上的特点就是聚焦于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划时代影响的大事件，参见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Achievements and Agendas," in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eds.,Advances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pp.6-8。本文认为，大事件是唯一的且不可复制，所以相关理论的直接外部有效性是很弱的。尽管如此，此类事件有着很强的政治相关性，产生了巨大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影响，这些影响被转化为研究问题，影响到广泛的研究议题和纲领，转化为强大的理论间接外部有效性。

(104)Amitav Acharya,"From Heaven to Earth:'Cultural Idealism' and 'Moral Realism' as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494.

(105)Stephen Wal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28-34.

(106)Daniel Maliniak,et al.,TRIP Around the World:Teaching,Research,and Policy View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in 20 Countries,Williamsburg:Teaching,Research,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Project,2012,pp.48-49.

(107)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108)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第168-175页。

(109)Mignon Wuestman,et al.,"A Typology of Scientific Breakthroughs," Quantitative Science Studies,Vol.1,No.3,2020,pp.1203-1222.

(110)Jack Levy,"Interstate War and Peace," p.587.

(111)从逻辑上讲，除新的(非)必要条件和已知(非)必要条件的组合外，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即已知(非)必要条件与新的(非)必要条件共同构成充分条件。例如，国家结构形式(联邦制和单一制)是新(非)必要条件，它与弱国家实力、强欧洲认同和政策目标一致性组合出两个提升成员国超国家主义的充分条件。参见Mathia Koenig-Archibugi,"Explaining Government Preferences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EU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pp.137-174。

(112)Stephen Van Evera,"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9,No.1,1984,pp.58-107.

(113)Fabrizio Gilardi,"Transnational Diffusion:Norms,Ideas,and Policies," in Walter Carlsnaes,et al.,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nd edition),pp.453-477.

(114)Mancur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8; Gerardus Blokdyk,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A Complete Guide,Brendale:5STARCooks,2020.

(115)关于个案研究的优势和弊端，参见Alexander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pp.17-34。

(116)Bruce Bueno de Mesquita,"Toward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p.132-133.

(117)Brian Taylor and Roxana Botea,"Tilly Tally:War-Making and State-Making in the Contemporary Third Wor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0,No.1,2008,p.33.

(118)卢凌宇：《思想市场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载《欧洲研究》，2022年第2期，第131-133页。

(119)卢凌宇：《思想市场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载《欧洲研究》，2022年第2期，第118页。也可参见Mengjie Cheng,et al.,"How New Ideas Diffuse in Sci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88,No.3,2023,pp.523-561。

(120)加里·金等：《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第6页。

(121)Matthias Lehnert,et al.,"Increasing the Relevance of Research Questions," pp.24-25.

(122)Petri Ylikoski and Jaakko Kuorikoski,"Dissecting Explanatory Power," p.206.

(123)王缉思：《世界政治的五大目标》，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5期，第11-30页。

(124)Bruce Bueno de Mesquita,et al.,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3.

(125)Katharine Barbieri,"Economic Interdependence:A Path to Peace or Sour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3,No.1,1996,pp.29-49; Katharine Barbieri,The Liberal Illusion:Does Trade Promote Peace?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5.

(126)Erik Gartzke and Quan Li,"Measure for Measure:Concept Operationalization and the Trade Interdependence-Conflict Debat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0,No.5,2003,pp.553-571.巴比里为自己的测量方式做了辩护，参见Katharine Barbieri and Richard Peters,Ⅲ,"Measure for Mis-Measure:A Response to Gartzke & Li,"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0,No.6,2003,pp.713-719。

(127)阎学通：《学术知识专业化：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建设方向》，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4期，第IV页。

(128)Petri Ylikoski and Jaakko Kuorikoski,"Dissecting Explanatory Power," p.204.

(129)卢凌宇：《研究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第86页。

(130)Stephen Wal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31.

(131)Friedrich von Hayek,"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35,No.4,1953,pp.519-530.

(132)赵鼎新：《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19页。

(133)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97页。

(134)Valerie Hudson and Benjiamin Day,Foreign Policy Analysis: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Theory(3rd edition),Lanham:Rowland & Littlefield,2019,pp.28-30.

(135)Chris Brown,"The Poverty of Grand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484-485.

(136)卢凌宇：《研究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第94-95页。

(137)Bianca Freeman,et al.,"Ra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yond the 'Norm Against Noticing',"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5,No.1,2022,pp.175-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