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活力是衡量一种语言是否濒危以及濒危程度的重要标准。根据语言活力的现状，可以粗略地将人类语言分为“强势语言”“弱势语言”和“濒危语言”三大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引发了新的语言生态问题，强势语言越来越强大，弱势语言越来越弱小，濒危语言则纷纷走向消亡。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语言生态问题愈发严峻，许多弱势语言加速走向濒危境地。早在几十年前，国外学术界就开始关注语言生态问题，英国语言学家大卫·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指出，20世纪90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出现了“革命性”的三大语言趋势：英语成为全球性语言、语言危机加重、因特网成为第三交际媒介。可以说，这三大趋势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的语言生态。
当前，我国语言生态的消极表现之一是作为地区交际工具和地域文化载体的汉语方言遭遇了危机，语言活力逐渐衰退，部分方言区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濒危状态，新世纪以后出生的青少年儿童掌握和使用汉语方言的比例快速下降，代际传承出现明显的断裂。为此，应从语言活力、语言生态、语言濒危等多个角度看待当前汉语方言所面临的困境，采取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以保护我国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汉语方言代际传承的现状
2003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发布的《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文件设定了代际之间的语言传承情况、使用者的绝对人口总数、使用者占总人口比例、使用领域的总体趋势、对新领域和媒体的反应情况、语言教育和学习的材料总数等6项主要指标，用以评估一种语言的语言活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评估语言活力最常用的指标是该语言是否仍然代代相传”，也就是说，语言的代际传承是评测语言活力的第一条标准。
分析当前汉语方言代际传承的现状，首先需要明确几对概念。一是地区方言和地点方言，如西南官话是地区方言，而成都话是地点方言；吴方言是地区方言，而杭州话是地点方言。二是单方言区方言和双方言区方言，如江西赣方言一般是单方言区方言，而赣西北铜鼓县一带的客家方言岛因居民兼通客家方言和周边赣方言，属于双方言区方言（岛方言是弱势方言，周边方言是强势方言）。三是向心型方言和离心型方言，如广州话属于向心型方言，而东莞话属于离心型方言，包括莞城话、石龙话、常平话、塘厦话、谢岗话、长安话等十几种彼此差异显著的小方言。一般而言，地点方言、双方言区中的弱势方言、离心型方言容易走向濒危，代际传承断裂的现象尤其显著。根据学界近几年调查研究的成果，结合笔者长期从事汉语方言田野调查的实践经验，本文姑且把代际传承出现不同程度断裂而走向濒危的汉语方言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雪崩型。这是最为严重的一种类型，青少年儿童掌握和使用方言的比例直线下降。例如，吴语区中6—20岁能够熟练使用方言人群比例居全国最低，其中苏州2.2%，上海22.4%，浙江三地中杭州9.2%、温州7.3%、宁波4.6%，低于除苏州外的全国所有城市。又如闽东宁德话，有一个课题组对城区学校2018级和2019级的初一年段学生做了两年的问卷调查，收回了2000多份有效问卷，统计结果显示：2018级较为精通宁德话的学生占比8%，普通话与方言混用的学生占比21%，能听得懂方言的学生占比28%；2019级较为精通宁德话的学生占比4.9%，普通话与方言混用的学生占比15.1%，能听得懂方言的学生占比19.4%。再如青岛话，目前使用最多的人群年龄主要在50岁以上，35岁及以下的使用人数加起来不到11%，其中12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率只有0.7%。
二是冰销型。这是最为普遍的一种类型，青少年儿童掌握和使用方言的比例逐渐下降，但是因为人口基数大，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方言的代际传承还有望继续下去。冰销型方言若没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将来有可能走向濒绝。例如，有一个课题组通过网络填报方式调查了闽西5个客家县（区）10所公立幼儿园共832位幼儿家长，就家庭使用客家方言的情况进行统计，结果显示，能熟练运用方言和基本能使用客家方言的儿童占比分别为16.11%和33.41%，不能使用客家方言的儿童达到50.48%。又如，广东省佛山市西樵话属于粤方言，70岁以上的受访者100%完全能听懂和说很地道的西樵话，而18岁以下的受访者中有73.1%完全能听懂，65.4%说得很地道。再如，浙江省温州市南部地区的一种特殊闽东方言蛮话，使用人口约30万，父母双方都讲蛮话的中青年仍能讲蛮话的比例为“70后”100%、“80后”78%、“90后”53%，“00后”掌握蛮话的情况不乐观，7岁以上的儿童只有19%，7岁以下的儿童只有14%。
广州话和潮汕话都是使用人口超千万的向心型方言，语言活力强盛，语言文化发达，但是近十年来也呈现出一定的疲态。2018年发表的有关调查报告指出：“52.8%的广州人认为‘粤语的使用人数将逐渐减少，活力将逐渐丧失’。”长期以来潮汕话也是一种稳定的方言，但是也面临同样的困境。笔者2014年曾到广东省汕头市进行实地问卷和访谈，结果表明78.56%的人小时候最先学会说潮汕话，70.34%的人能流畅地用潮汕话进行交流，不少“00后”的青少年甚至出现了方言断层的现象。
同样属于冰销型濒危方言，代际传承的情况有可能不同。福建省武平县中山镇的“军家话”属于赣方言岛，根据2016年的统计，该镇居民掌握“军家话”的共1593户、6418人。课题组对该镇居民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在收回的258份有效问卷中，掌握“军家话”的受访者61岁以上占比92.30%，31—60岁占比96.27%，9—30岁占比83.33%，可见代际传承下降的速度较慢。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刘屋村和石陂村不足700人，本地方言“虱嫲声”属于粤北土话，居民普遍兼通周边的客家方言和粤方言。2017年课题组进行抽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99份，掌握“虱嫲声”的受访者60岁以上占比73.53%，41—60岁占比71.88%，18—40岁占比52.38%，18岁以下占比33.33%，可见代际传承下降的速度较快。比较“军家话”和“虱嫲声”的代际传承情况，不难发现二者下降速度显著不同。前者是明代卫所的驻军屯田制度带来的具有较高权威性的方言，使用人口较多且语言忠诚度高，因此保留至今濒危现象不算严重；后者是粤北众多分歧较大的土话之一，使用人口较少，属于典型的离心型方言，而且受到客家方言、粤方言的双重影响，因此濒危现象较为严重。
汉语方言的濒危态势越来越受到学界和公众的关注，近几年发表的不同地区方言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不少。但是，因为各调查者对调查对象年龄段划分的标准不同，统计的方式也有出入，因此本文很难作一个精细的比较。本文所说的雪崩型和冰销型都只是隐喻的说法，它们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统，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容易区分。无论如何，这两种类型都属于被共同语或权威方言替换的类型，学界也有人称之为“突变型”或“替换型”。
三是水解型。水解指化合物跟水作用而分解，这里用于隐喻某些方言由于共同语或周边强势方言的强大影响而逐渐发生质变，向共同语或周边强势方言靠拢。这种类型在汉语方言中大量存在，是一种比较隐蔽的濒危类型，学界也有人称之为“渐变型”或“蜕变型”，要特别加以重视。历史上汉语方言的这类案例并不少，如宋代以来相对独立的行政建制以及与江西尚可称便的交通所带来的大量江西移民，使得以福建省邵武市为中心的富屯溪中上游地区的方言由闽方言逐渐蜕变为赣方言，与邻近的江西多个县连成一片。相反地，由历史上的赣方言蜕变为其他方言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如今天分布在长江以北、大别山区域周围的鄂东、赣北地区的江淮官话黄孝片，湖南西部以凤凰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等。当前，官话区因为受到普通话的强大影响而急剧地向普通话靠拢的方言也不在少数，这是官话产生濒危的根本原因。根据有关调查，安徽省安庆市青少年对安庆话能完全掌握的人数占比40.9%，不足调查人数一半；有17.2%的青少年认为自己说的安庆话与父辈以及祖父辈们说的安庆话存在较大差异，我们推测这种差异可能是由普通话的强大影响导致的。
汉语方言断层带来的问题
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也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按照通常的理解，社会文化包含三个层面，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不论是哪个层面的文化，语言都是最重要的载体。研究文化，语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
汉语方言是通行在一定地域的汉语的变体。从结构和功能来看，方言与语言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它也有自己的语音、词汇、语法和语义系统，也能够很好地交流文化内容和进行艺术加工，甚至每个方言区都会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李如龙先生曾经指出：“从时间上说，汉语方言形成的历史长；从空间上说，汉语方言的分布不但地域广而且地形复杂，相距遥远。或高山或平原或丘陵或沿海，人们随遇而安，适应自己的环境，走出一条生存繁衍的路。于是，每个方言区便有自己的生产门路、劳动工具、经营方式，以及与此互相适应的聚落、居处、饮食、服饰、交往等生活方式和各种地方特有的观念和习俗。换言之，不同的方言区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
地域方言的多样性是地域文化多样性的突出表现和重要保证，一种方言如果消失了，也就意味着这种方言所标志的族群民系和所滋生的文化认同随之丧失或者褪色。另外，没有汉语方言也就没有地方的戏曲、曲艺、歌谣、谚语、歇后语、民间故事等口头传统和表述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汉语方言为文化传承与创新源源不断地提供元素，方言影视、歌曲、动画和表情包等文化产品深受老百姓喜爱。
就汉语本体而言，如果没有方言，则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严重退化。从另一个角度说，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因此没有方言也就没有普通话的前世和今生。特别强调的是，在我国语言体系中，闽、粤、客方言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闽、粤、客方言几乎都在我国南方，近几百年来随着华人华侨扩散到境外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日常交流、族群认同及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纽带作用。
汉语方言活态保护的对策
第一，维护语言权利，完善法律法规。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5条明确指出：“每个人都应当能够用其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2019年2月2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该文件“申明语言多样性政策必须首先尊重人民和社区作为语言守护者的尊严，尊重他们的权利”。可以说，尊重语言/方言的多样性，捍卫母语者传承母语的语言权利是全世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我国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同时，应当履行保护其他语言和汉语方言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作为我国目前唯一的专门语言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六条规定四种情形下“可以使用方言”，但是对汉语方言的保护、传承问题尚未有明确的规定。该部法律已经正式施行二十多年，我国的语言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建议适时加以修订和完善，明确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汉语方言的关系问题。此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为指导，对一些不合时宜甚至个别有悖法理和情理的语文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就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走向濒危的严峻形势而言，建议我国制定一部专门的语言文字法，使推广国家通用语言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及汉语方言都有法可依，为语言资源的保护传承、国家语言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第二，加大宣传力度，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语言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与人们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都有紧密的联系。语言既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和文化载体。《岳麓宣言》指出：“语言还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记录并传承一个族群、一个地区乃至世界独特文化的主要载体，它有助于人们通过共享的行为模式、互动方式、认知结构和理解方式来交流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们如果仅仅把语言视为交际工具，那么全中国只需要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甚至全世界只需要学习和使用一种语言就足够了，语言权利和文化认同等问题将不复存在，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将无从谈起，母语传承和语言保护也就成了伪命题。在某种程度上，语言的多样性如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重要，没有语言的多样性就没有文化的多样性及健康的文化生态。
学术界应深入调查研究，最大程度提供充分的事实依据和科学的学理支撑。2015年以来，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迄今已经完成全国1329个汉语方言点和429个少数民族语言点的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出版了“中国语言资源集”“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中国濒危语言志”等系列丛书，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有声语言数据库“语保工程采录展示平台”。参与语保工程的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为我国语言资源的保护传承提供科学的学理支撑。
地方电视台、广播电台应更加积极、主动地用方言“发声”，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语言资源观。近些年来，许多地方电视台举办的各类方言节目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如山东台的“拉呱”、湖南台的“越策越开心”、重庆台的“雾都夜话”、杭州台的“阿六头说新闻”、汕头台的“厝边头尾”、福州台的“攀讲”、泉州台的“讲古”、漳州台的“本地话新闻”等，年度收视率不断攀升，既满足了公众“乡音传真情”的文化诉求，也有利于方言的活态传承。
应创造条件制播一批语言/方言专题片或纪录片，建设一批多媒体的语言/方言主题场馆，以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方式向公众传播语言文化知识，增强语言资源保护传承的紧迫感和自觉性。2023年春节期间我国首部语言文化类大型纪录片——《中国话》播出，传递了“千言万语，生生不息”的价值理念，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目前国内建成开馆的方言主题博物馆、展示馆、体验馆有贺州学院语言文化博物馆、上海方言文化展示体验馆、佛山岭南方言文化博物馆、温州方言馆、太原方言博物馆等。中国语言资源博物馆作为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重大标志性成果已经落户湖南博物院，预计将于2025年开馆。
第三，坚持从小抓起，营造良好语言环境。3—6岁是幼儿语言发展的窗口期，更是母语习得的黄金期，因此方言母语的传承“从娃娃抓起”至关重要。家庭是方言保护传承的基本单元，家庭成员要有意识地多用方言进行交流，为幼儿营造良好语言环境。
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应当鼓励老师开设与乡土语言文化相关的校本课程，鼓励师生课后使用当地语言/方言进行交流，并积极开展用乡土语言讲故事、读童谣、猜谜语、唱民歌、演曲艺等校园文化活动。通过深入宣传，让全社会认识到方言对于孩子认知能力、理解能力、语言交流方面的培养优势，着力打造好以普通话为主、乡土语言/方言为辅的校园语言环境。
语言资源的保护有赖母语传承体系的建立，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形成合力。近几年，有的城市已经作出了有益探索，如浙江省杭州市一些学校先后开设杭州话方言课程，本地教师自编教材，有意识地传承保护杭州话，也让孩子们通过杭州话更好地认识杭州、热爱杭州；又如，2020年《福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传承福州方言的通知》发布，确定了全市32所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作为首批福州方言传承学校，发挥方言传承带头示范作用。
第四，融合非遗保护，多方齐抓共管。按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界定，作为口头文化传统载体的语言/方言毫无疑问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第23条b款iv点指出：“语言就其本身形态而言，不宜作为申报主体。”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鲜有纯粹的语言遗产。实际上，我国以语言/方言作为载体的口传文化包括俗语、故事、歌谣、曲艺、小戏等类别，已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不在少数，如属于世界级非遗的就有昆曲、蒙古族长调民歌、侗族大歌、粤剧、格萨（斯）尔、花儿、呼麦等。另外，最近十几年来我国先后划定了若干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早前还陆续确定并公布了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但都鲜少提及语言/方言的保护问题。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的语言保护和文化保护各自为政，这种“两张皮”的状况若不改变，不利于语言保护和文化传承。只有全社会多方齐抓共管，才能破解难题和走出盲区。近几年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如江苏省苏州市于2017年通过的《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苏州方言普及推广的扶持政策。鼓励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苏州方言教育，鼓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开展学习苏州方言的活动，鼓励新闻媒体开设苏州方言的栏目。”又如福建省厦门市于2020年通过的《厦门经济特区闽南文化保护发展办法》，将闽南话作为闽南文化的构成要素纳入保护对象，并规定了有效的保护措施，对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起到推动作用，其做法值得肯定和推广。再如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多个部门为推动闽南方言保护与传承，夯实闽南文化生态发展的语言环境，创建了“福娃乡音·泉腔鲤音”闽南语公益自学平台（“泉腔鲤音”微信小程序），深为当地群众喜爱。
总之，我们要像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物完整性一样保护我们的方言母语。只有凝聚社会共识，调动多方力量，采取有效措施，才能真正实现包括汉语方言在内的我国语言资源的可持续性活态保护，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作者：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导，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浙江大学）执行主任 庄初升
【注：本文系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语言文字助力共同富裕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ZDA145-13）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