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有清一代的旅藏书写开辟了文学史上的新诗学空间，也投射出清人对于西藏边疆地理的整体经验和体认方式。清前中期的旅藏文学书写在“九州中国”的空间格局中深度建构了大一统帝国的疆域意识和族际整合的中国意识；晚清旅藏书写则伴随着近代中国“世界万国”的认知视野拓展发生明显的致用转向，极力表达中华民族御侮图强的不屈精神、反对侵略的强烈意识与对领土完整的版图诉求。清代旅藏书写是多民族国家共同体之家国建构的文本实践，是爱国主义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 键 词：清代旅藏书写 视野拓展 形态转换 家国建构
自清代康、乾两朝经略西藏，军旅往返，星使瓜代，大批中原人士得以躬历藏地山川，异域地理与行旅凝视的遇合催生出数量可观的旅藏经验文本。吴丰培所辑《川藏游踪汇编》搜汇的清代藏程之作有24种之多[1](P.11-509)，此外还有毛振翧《西征集》、周霭联《西藏纪游》、李若虚《海棠巢词稿》、项应莲《西昭竹枝词》、和宁《西藏赋》、姚莹《康輶纪行》、有泰《驻藏日记》等以及尤侗、岳钟琪、王我师、和琳、张问陶、吴省钦、和宁、唐金鉴、斌良等人相关诗文若干篇卷，蔚为清代边疆书写之大观。从总体上看，与清代自康熙末年到鸦片战争之后的政治地理格局变迁紧密呼应，清代旅藏书写形态也发生了一个由清前中期倾力于文学建构向晚清重于致用考察的基本转向。在文学史的脉络中梳理清代旅藏书写与西藏政治地理变迁的意识形态流变，可以进一步准确地把握有清一代旅藏书写的家国建构主题，更加深入地理解边疆书写对于国家领土意识、民族族群意识形塑的深刻意义。
一、“九州中国”的空间秩序与清前中期旅藏文本的诗学建构
明清之际，随着西方地理新知的传入，国人由裴秀《禹贡地域图》、贾耽《海内华夷图》、朱思本《舆地图》等所建构与夯实的传统世界观念在早期世界地图阅读体验的冲击下步步失据，关于世界认知的图像也逐渐改观。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西洋地理新知触及到皇权的核心与根基，又与中国基于传统宇宙图像的整套社会观念相抵牾[2](P.327-379)，同时西洋世界地图“小中国而大四夷”的野心与挑衅也激起大多数保守士人的愤慨，于是皇权与士人集团联合，同声指斥这种新知的“不可究诘”与“多所夸饰”[3](P.392)，并借助传统思想资源调和新知旧学，将这些新世界地理知识目为由中国古书“变幻其说”却未必“皆有实迹”的新小说家言[3](P.393)，而归于“战国邹衍稗海之说”[4](P.7472)的流衍，继续纳入传统知识的框架。在他们的合力维护下，皇古之“四海九州”的世界图像与“华夷”“五服”的中国观念对大多数士人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清代乾嘉时期。
康、乾两朝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张，使国人的国家疆域意识不断增强。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康熙帝发布“危地……喀木地……藏地，合三地为三危”“(三危)犹中国之三省”的“三危西藏”说以及“土伯特即唐之突厥”的土伯特族群说，[5](P.256-260)将西藏结构到传统“九州中国”的空间秩序之中，同时建构起西藏民人与中原民族的族群同源关系。康熙末年的这一西藏政治地理身份建构，深刻地影响了有清一代的旅藏体验与文本书写。康、雍、乾、嘉的旅藏文本，从康熙六十年焦应旂《藏程纪略》在“荆襄韩魏”“燕赵秦晋”的秩序中续写“探星宿之源”“陟昆仑之顶”[6](P.66)之藏程的文本空间结构方式，到乾隆末年杨揆“信知九州遥，岂为五岳囿”[1](P.177)的帝国空间规模意识，再到嘉庆年间和宁《西藏赋》对西藏“实井络之南阡”[7](P.1)的天文分野与星土对应，以及周霭联《西藏纪游》将“三危西藏”当作成熟的原生知识进行传播的行为[8](P.80-81)，都可以看出清代前中期的旅藏书写将西藏地理空间纳入“九州中国”传统秩序的集体意识，以及清人不断认证西藏作为帝国疆域地理身份的自觉实践。
帝国西疆的拓展激荡着边疆行旅者豪迈的文学情怀，催生出康、雍、乾、嘉旅藏文学的繁盛。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文体样式百花齐放，文学成就丰富赡丽，产生了如和琳、和宁、松筠、岳钟琪、允礼、孙士毅、王我师、毛振翧、杨揆、吴省钦等人创作的大量旅藏诗歌，李若虚《海棠巢词稿》、项应莲《西昭竹枝词》等词作，和文学史上唯一“以赋体文学的形式铺陈西藏”[7](前言P.5)的地舆大赋——和宁《西藏赋》，以及以周霭联《西藏纪游》为代表的游记散文等大量文学作品及著述。这些诗词歌赋、笔记散文等作品，写地理、征史事、纪风土，或清新典丽、或沉郁感伤、或豪迈慷慨，极大地充实了清代边疆文学的内容。上述传统文学书写之外，这一时期的纪程书写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文学成就。如杜昌丁《藏行纪程》纪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云贵总督蒋陈锡奉命进藏效力赎罪，彼时“从者皆散”，杜昌丁作为蒋公幕僚，因“于公有知己之感，谊难舍去”，于是“遣仆从，孤身就道”而“送公出塞”、至洛隆方归的往返程途。此书采用日记体游记的体式，行文移步换景、诗文相接，文句多摹写异域山川风土、藏行困厄艰难与主客感恩笃谊，清人杨复吉赞其“出入陆放翁、范石湖、楼攻媿行记”[9](P.16)，虽或有过誉之嫌，然其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及时人阅读接受的文学审美体验都是毋庸置疑的。①此外，如焦应旂《藏程纪略》、王世睿《进藏纪程》虽皆特别留意载录军旅程途或站点，然二篇皆深慨于“王事靡盬”，焦文词句清雅，常“于写景生感之处，出以四六骈俪之句”读之“足以解枯”[10](P.98-99)；王文笔调瑰丽，不让“太初游草”“霞客游记”[11](P.26)，皆以不俗的文学成就为人激赏。而稍晚的允礼《西藏往返日记》“记事翔实，词亦雅洁”，林俊《西藏归程记》“文字典雅扼要”，亦皆堪称记程文学的上乘佳作[10](P.101)。
与此同时，康、雍、乾、嘉时期的旅藏文本，从西藏自然山川与人文景观的发现视角，到行旅者个人情怀与历史记忆的链接路径，都体现了清人在传统文学空间格局中建构藏域诗学空间的共同成就。首先，这一时期的旅藏诗文创作，由于立意地理之异的主观意图与向传统审美经验不自觉回转的两相结合，营造出一种类陌生化而又去陌生化的边疆文学审美效果。这些旅藏者或深慨藏程“夷险殊华夏，真称行路难”[9](P.3)，或留心藏域“山川风俗，草木虫鱼之异”[8](P.1)，可是沿途所见，多是“不减江南”的暑热难当[9](P.5)，“一如内地”的稻畦绣错[11](P.22)，或“山川平旷，民安耕凿”，“有无怀葛天之风”[11](P.22)的上古乌托邦之境。这些似曾相识的异域景观，与中国古典诗学中不特为藏程所独有的种种情感——“王事靡盬”[6](P.66)“蓐食风餐”[11](P.17)的行役忧劳，“报恩轻险阻”[9](P.3)“匹马独从公”[9](P.1)的知遇伤别，“帝命征不廷”[12](P.186)的家国担当，“重围不锁还家梦”[13](P.18)，“掩袖斜阳涕泪横”[9](P.7)的羁旅乡愁；“马革酬恩愿未偿”[12](P.187)的责任抱负，“绝域新开细柳营”“从此天西长底定”[12](P.218)的意气风发——相交织，将这一时期的旅藏书写妥帖地附庸于传统文学书写的既有空间框架。其次，这些旅藏书写通过时间、空间维度的拓展与沟通，对西藏与中原文化地理的亲缘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诗意建构。在拉萨，大昭寺、小昭寺、甥舅碑、唐柳这些蕴积着丰富情感的地理空间与行旅景观，如同开启历史记忆的片片关钥——“忆昔贞元会”[12](P.231)“忆自金城降”[12](P.231)“记得文皇贞观日”[12](P.235)——为行旅者翻开千年唐蕃往事的一页一页。孙士毅长诗《金城公主曲》娓娓讲述文成公主和蕃，赞普河源亲迎，九边献金鹅，十姓罢银鹘，金城公主再入藏，唐蕃依旧作舅甥的诗学叙事[12](P.235)，祛除了旅人对于西藏地理的陌生化内在感受，建构起主体对于西藏空间的亲缘性身份意识，并努力从历史地理沿革的维度来认证和建构清中央与西藏地方由来已久的共同体身份关系。这种熔自然地理空间、主体心理空间与政治文化空间多重建构于一炉的集成表达，启开了时空的链接，释放出西藏历史地理的族际集体记忆，弥平了时间跨度、地理隔膜与文化差异，创造出辽阔广远的诗学空间和荡气回肠的审美体验。在连接拉萨与中原的行旅程途中，川藏沿途的打箭炉、大相岭、卧龙石等，无言地见证着诸葛武侯西南经营与康、乾二帝西疆经略的共享经验；滇藏路上澜沧、怒江的山水之中编织着张骞误入斗牛、达摩一苇渡江、只履西归的神奇传说；②青藏途中的河源、星宿海、昆仑山等，也总是引得行人频频回望穆天子西征、唐公主和亲等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旅藏行人的心理空间与情感活动在传统诗学审美范畴中的种种具化与展演，不仅赋予“而今万里未云奇”[9](P.7)的藏程以自然地理意义上的新文学空间身份，还成功将其织入“九州中国”的传统文学地理框架之中。藏行程途中丰富多彩的地标、景观与史地故实，作为西藏地理文学书写中地方亲缘、文化共享、国家统一等关系表征的重要文学意象，充分扩充了清代边疆书写的文学意象范畴，也极大地丰富了传统文学的空间审美经验。
二、地理认知向“世界万国”的视野拓展与晚清旅藏书写的致用转向
应该说，随着西洋世界地理新知在明清文化社会的传播，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不同程度地接受并逐渐培养出“世界万国”的新视野，而中国如何在这一新世界秩序中自我安顿的问题意识也在清初浮出水面。在传教士南怀仁的影响下，康熙帝掌握了大量的西洋地理知识并形成了早期的世界视野，到晚年他曾明确表达了“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14]的危机意识与忧患意识。而从清廷与英国的交往史看，至少早在乾隆后期，皇帝与清廷核心集团应该就已经对于广州“英夷”与印度“披楞”③之间二而一的关系有了初步的认知。第二次廓尔喀之役期间(1791-1792年)，福康安曾带领大军亲临廓尔喀都城阳布附近，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三月，他向乾隆帝奏报了从“披楞”番民“在广东贸易”的民情所谨慎得出的此处“想来即系西洋相近地方”的推测[15](P.760)。不久以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1793-1794年)，副使斯当东了解到清廷因为认为英属印度卷入第二次廓尔喀战争而“对英国抱有不满情绪”④。可惜“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16](P.74)的道德标榜与“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17](P.804)麻痹了朝廷与国人的神经，加上清前中期的政治防嫌(按：清前中期禁止汉人接触边疆军事防备等事务)和文化禁锢制造了人为的信息交流障碍，不仅乾嘉学人将西方传入的世界地理新知仅“视同邹衍谈天，目笑存之而已”[18](P.323)，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清廷对于东南海疆与西南陆疆经略的一体化思维也始终没有整合成形[19](P.656)。鸦片战争爆发之后，道光帝命驻藏大臣孟保和两广总督琦善彻查英吉利与披楞之间的关系，确认了披楞“亦英吉利所属”[5](P.4005)、“自系英吉利”[20](P.296)的政治地理事实。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国分别通过两广总督与驻藏大臣要求与清政府商议广州通商、西藏勘界事宜，中英关系确凿地以一种整体性面貌呈现出来[21](P.143-144)。终于，在一种沉痛的后知后觉中，西藏作为西南陆疆的空间身份及其战略意义，在和东南海疆地理危机整合为一的国际地缘关系中提升出来，并以整体格局中区域防御的地理身份提出重获认知的迫切要求。
作为对这一时局变迁的文本回应，姚莹的《康輶纪行》体现了晚清知识精英“世界万国”的认知视野拓展及其在新世界秩序中的西藏领土危机意识。姚莹早年任职福建、江苏、台湾等地，于东南海防多有接触与研究。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因事发往四川，任上两赴康藏，因逐日记其藏程诸事，于道光二十六年撰成《康輶纪行》十二卷，二十八年“重加缮写，厘为十六卷”，并“列图于卷末”[19](P.668)。姚莹此书“纪乍雅使事，连及外蕃天竺、五印度，更广求天方、回回，并详考西洋欧罗巴各国方域、情事、诸教源流”[19](P.668)，所述地理空间远远超出题名框架与他康輶之行的实际地理轨迹。鉴于对西方主要是英国侵略意图的警觉与防备，此书力所能及地介绍了西方英、法、俄、美等国情况，并深入考察了西藏地区毗邻的印度、廓尔喀、哲孟雄等地区历史地理、政治文化，以及这些地区与中、英双方关系。该书末卷收录“中外四海地图”七种和《西藏外各国地形图》《乍雅地形图》等区域地图四种，皆附《图说》[19](P.559-662)。这些地图及其《图说》的互文书写，不仅标示出中国西藏、廓尔喀、披楞等地区的地理空间形势，而且指出英吉利“垂涎前后藏”的野心与英人“可以长驱抵藏”的西藏地区边防隐患[19](P.656)，澄清了大清(西藏)-英吉利-披楞(英属印度)的三角格局，将这一长期隐匿不明的政治地理权力结构显明化。姚莹的撰述不仅破除了国人的“千年茫昧”，拓开了国人“四海万国具在目中”的世界视野[19](P.628)，而且此书的西藏危机意识表达为清人重新审视西藏地理形势及其战略意义提供了新的空间格局与考察视角，开启了晚清西藏地理身份重建及其地缘政治考察书写的新篇章。同时，姚莹所提出的讲求边疆地理不能止于“徒夸学人之博物”的文学述异，而要追求“国家或有事边海”之需的致用主张[19](P.384)，亦可视为指引晚清旅藏书写致用转向的大纛。
晚清旅藏书写中诗、词等文学作品的数量较清前中期大幅减少⑤，经世致用的考察书写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创作方向。如黄楙材《西輶日记》、赵咸中《使廓纪略》、佚名《察炉道里考》、题润藩《藏游日记》、范铸《三省入藏程站记》、张其勤、联裕《炉藏道里最新考》、陶思曾《藏輶随记》、吴崇光《川藏哲印水陆记异》等文本，都继承了姚莹《康輶纪行》在国际地缘政治学视野下考察、认知与书写西藏地理的世界视野与致用视角。这些书写，如黄楙材《西輶日记》在“三藏五印”的格局中认知西藏，吴崇光《川藏哲印水陆记异》考察川藏之途而及于哲、印，以及几乎所有文本中无处不在的英、俄威胁，都体现了晚清士人重新认知西藏的视野拓展。这些文本都大量记录西藏的舆地、地志要素，《察炉道里考》、《三省入藏程站记》等篇专记道里、程站，黄楙材《西輶日记》、陶思曾《藏輶随记》等书随文绘制了大量地图⑥。其中，黄楙材《西輶日记》系统记录四川至西藏沿途测得北辰(“勾陈大星”)高弧、南斗高弧、太阳高弧、太阳赤经、纬度(“北极出地”)、温度等天文、地理数据[22](P.139-225)；题润藩《藏游日记》、范铸《三省入藏程站记》等留意采辑每站塘铺、旅店、柴草、人户等信息；张其勤、联裕的《炉藏道里最新考》用心搜记沿途交通、矿产、经济、教育等时政相关数据[23](P.337-407)；陶思曾《藏輶随记》详细梳理大吉岭属英原委、藏印交涉始末、江孜后藏喇嘛苏伯东交结英人之祸、又罗列印藏商务十多年间每年进出货值、剖析西藏金融的漏巵外溢[23](P.59-143)……不难发现，与康、雍、乾、嘉旅藏书写倾力于西藏地理的文学建构相较，晚清旅藏文本的西藏地理讲述大量借用了地图学、天文学、地理学、地缘政治等非文学书写手段。这些书写或绘图开方计里，或考察地形物产，或反思经济金融，或设计教育交通，或考索历史地理，或补记时事人情，在在处处都表明了经营西藏的苦心。专业书写的大幅增加限制与冲淡了晚清旅藏文本对国步艰虞、哀时伤世等内容的文学表达，使文本形态呈现出一种向地志学、地理学等边疆史地关联书写的总体转向。
晚清旅藏书写的致用转向是一种带有强烈自觉意识的集体文本实践。黄楙材《西輶日记》的专业地理学书写，体现了朝廷在中英藏印地区新形势下的战略意图。[22](P.139-225)在“南北强国，咸思攘取”之时，因“彼之窥藏，有入藏之道”，所以要清楚勾画我方“守藏”之道，故范铸编《三省入藏程站记》仅纪程站，几不言其他。张其勤、联裕深感于英人对藏地的谋攫与“无铁路即不能保其土地人民”的“今日时势”[23](P.384)，故其《炉藏道里最新考》所记“围场可支帐篷，水草宜牧牛马”，“皆为行军而言”；所言“某山多树，某地产煤”，皆为“将来推广电线，创造铁轨”所当考究，欲为“经营西藏者之一助”[23](P.383)。齐东源《跋》称其“功用无穷”[23](P.427)，绝非泛言。吴崇光述其《川藏哲印水陆记异》所记“专备行军之需，非出洋游行日记作消遣品”，而且此书为方便查看，不标注月日，只“将每站住宿地名抬头”。[1](P.332)这些文本中，经营西藏以保土、守藏的经世意图，都已跃然纸上。
三、政治地理变迁的潜文本与清代旅藏书写的家国建构
“空间并非填充物体的容器，而是人类意识的居所。”[24](序二P.11)清代旅藏文本作为有清一代行旅者自我身份、时代意识的延伸空间，不只呈现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地理空间，同时也是一种承担文本叙事和文化表征功能的意识形态空间。同时，清代旅藏书写又是清人西藏地理意识、中国边疆意识形态深层结构及其流变的重要转义文本，其中西藏地理体验、经验表述及其文本形态的转换等，又与清代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流变尤其是西藏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区域实力消长等政治地理元素的变迁紧密相关。将清代西藏行旅书写的文学史演变与同时期的西藏地理变迁关联考察，可以更清晰地揭示这些文本的西藏空间身份建构、国家意识形态表达与现实政治地理变迁之间的关系，还可以透过前后两期迥异的文本形态准确地把握到其中一以贯之的家国建构书写本质。
在清代文学史的大脉络中检点，康、雍、乾、嘉的文学书写或托诸空言，藻饰风雅，或神游物外，唯标性灵。但是这一时期在帝国疆域意识建构与民族国家共同体建构的整体政治文化语境中展开的边疆行旅书写，以旅藏书写中对于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文本实践为典型，对于清人西藏地理认知的人文化成有着深远的影响。从雍正年间“到此华夷休两看，通衢早号一家人”[25](P.402)，到乾隆末年“何须苦说华严界，中外于今久一家”[12](P.205)，旅藏书写始终坚持对西藏地理同一性的建构。松筠“本知黎庶苦，卫藏番民累”，[1](P.113)杨揆“长年居住水草移，三十九族连鸡栖。团团列帐若网罟，此辈为人亦良苦”等书写，表明乾隆后期的西藏认同更加深入到族群情感共鸣的深层。⑦诚然，康、乾诸朝由于“幅员式廓，既感周知之必需；交通频繁，复觉研求之有藉”[18](P.321)，官私史地著述大量涌现，但是亲历边疆的行旅书写对于这一时期边疆地理认同、族际情感认同等共同体意识形态的呈现，仍然是对地方志、民族志等边疆史地书写不可替代的重要文献补充。
嘉、道之后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人的天下观、世界观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梁廷柟《海国四说》、徐继畲《瀛环志略》等著述，打开了清人“开眼看世界”的新视界。鸦片战争之后，世界地缘政治的翻覆唤醒了国人国家民族存亡的焦虑与领土危机意识，这一时期的传统地理学研究，重心转向边疆和当代，目的转向经世致用，并日渐重视实地考察的方法[26](P.77-98)，许多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也纷纷开始“究心于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27](P.100)。姚莹《康輶纪行》以乍雅之役为缘，详征“英人近我西藏之地，与夫五印度、俄罗斯之详”“以备异日之用”[19](P.7)，这一撰述不仅指引了晚清旅藏书写的致用转向，同时也标志着晚清对于西藏地方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的现代性边疆意识觉醒。到光绪以后，很多旅藏书写都是对西藏地缘政治变迁的回应，洋溢其中的“保土”“守藏”的责任意识，御侮图强的不屈精神，使这些文本充满了反帝反侵略的意识形态色彩。黄楙材《西輶日记》撰于清廷被迫向英人开放入藏“探访路程”权限之后的举国忧患之中，是光绪初年清人对英国图谋西藏的文本回应与实践表征。光绪十二年(1886年)重刊此书，又适逢英国强占缅甸，国内再受震动，重议如何在西藏杜其“旁伺之心”的话题，⑧翰林院编修江召棠序中称举此书“今日讲边事不可少”[10](P.106)的实用性，即由此发。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1888年)后，逼迫清政府签署《藏印条约》(1890年)、《藏印续约》(1893年)，西藏问题再度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八年甚至连续两次策问西藏相关问题。⑨这一时期的旅藏书写中，《察炉道里考》重点查勘察木多至打箭炉沿途道里、程站、地形民居等，是在“英人窥藏日急，印茶转运便利，与川茶相竞争”这一时势变化下的反思与实践[10](P.107)。其时，驻藏大臣升泰在对英外交中一味消极退让，遭到西藏地方与民众“失信藏番，见好英国”的谴责[20](P.798)。题润藩《藏游日记》记他随法国人吕推、李默德入游西藏之程途，逐日记录程站、道里、路况、水、草、柴诸事，文字极简省，唯行程被阻鲁拉与吕推被番人枪杀这两处叙事，细节周全，极力烘托西藏地方对西人窥藏的警惕、反感与抗拒。[1](P.498-508)不难看出，这一叙事策略中结构着作者个人寄望清廷正视西藏地方民情民意，与子同裳、共御外侮的拳拳之心。可惜此时清廷早已有心无力，加之一味颟顸自大，竟致屡负藏情，令人扼腕。
1894年的甲午战败与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将中国推向生死存亡的危难境地，也交给日薄西山的清廷和深感震惊的国人两个难以承担的重任：“寻求自强”与“保全国土”。触摸晚清最后十多年的“救亡图存”史，一呼一吸都充满了免于国土分割的危机感和捍卫帝国大一统的紧迫感，这些鲜活的历史感受也深深地烙刻在这一时期的旅藏文本之中。结合同时期的舆论、教育等思想资料来考察，可以清晰地发现晚清末造的旅藏书写对于全国“救亡图存”运动的深度参与。为保土守藏，清末曾掀起西藏建省的舆论热议，并有很多人筹划建造川藏铁路。此外，清末地理学等教育中的西藏言说也可当作考察这一时期旅藏书写的另一个背景板。1903年张相文编著的《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向蒙童讲述“中国之西界……与英俄两国属地相接……西南隔大山，与英属之印度分界”[28](P.1)，“近则英人与我订立藏约”等事[28](P.32)；又按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实施的《钦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从满、蒙、藏、回四种中国方言中“选习其一”的语言课是“文学科中外地理专业课程”中的一门辅助(必修)课[29](P.783-784)。此外，这一时期的矿物学教材，教育学生煤、铁“为军事上、实业上不可少之物”[30](P.2)，是“吾国民今日命脉所在”[30](P.4)，要从国家发展战略资源的高度来认识这些自然资源[3](P.132)。如此观之，晚清末造的旅藏书写，如《炉藏道里最新考》对“无铁路即不能保其土地人民”之“今日时势”的认知[23](P.384)，对炉城附近一带“煤矿甚多”的记录[23](P.385)，对藏区“宜先设蒙受小学堂，使之略明理义”[23](P.390)的设想，以及《三省入藏程站记》《藏輶随记》对地形道路、经济金融、林木资源等问题的勘考，都不可单纯目为仅是对光绪末年西藏地区政治地理变迁——如英国第二次侵藏、《拉萨条约》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等——的回应，同时也应注意到其作为全国“救亡”“启蒙”思潮与运动之有机组成的这一面向。
清代旅藏书写不仅开辟了文学史上的新诗学空间，建构了西藏的地理空间身份及其政治意义，而且投射了清代二百多年国人对于西藏边疆地理的整体经验与体认方式。虽然在鸦片战争前后，清代旅藏文本无论在书写策略及其文本形态上都发生了很大转变，然而，从清前中期绘写疆域拓展与族群交融的盛世图画、深度建构大一统帝国的疆域意识和族际整合的中国意识，到晚清极力表达中华民族御侮图强的不屈精神、反侵略的强烈意识与对领土完整的版图诉求，清代旅藏书写始终保持着对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建构与维护的文本实践姿态。清代旅藏书写记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与民族文化交往交融的漫长历史，见证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性边疆意识的艰难觉醒和中华民族反侵略的艰苦历程，是中国边疆书写的重要内容，也是爱国主义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指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揽辔录》、楼钥《北行日录》等行旅游记文学作品。
②考汉地文献，张骞误入斗牛、达摩一苇渡江、只履西归等传说与滇藏地域并无关联，如杜昌丁《藏行纪程》所记上述传说确在此地流行，则是当时当地文化融合的重要文化表征之一。相关论述可参曹诣珍《杜昌丁与〈藏行纪程〉》[J]，《中华文化论坛》2022年第1期，第90-101页。
③“披楞”是18世纪晚期以来涉藏汉文史籍中对南亚英国人的称呼，源自藏语词音译。详见李晨升《“披楞”考——1840年以前中国对英国在喜马拉雅山地区活动的反应》[A]，罗贤佑主编《历史与民族》[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扎洛《“披楞”琐议》[J]，《中国藏学》，2011年第3期，第42-45页。
④斯当东说到，清人在第二次廓尔喀战争中从敌方发现了“只能是英国人的”帽子和头巾；清臣们感到英国“在印度那边的雄厚实力”，并怀疑使节团员“包藏祸心”；钦差福康安对他们始终抱有敌意等。见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61-262页。
⑤赵宗福、高平等人的清人咏藏诗词选注很好地反映这一情况。参赵宗福选注《历代咏藏诗选》，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高平编《清人咏藏诗词选注》，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
⑥黄楙材另绘地图四册，与图说一道“恭呈御览”，受到极高评价。陶思曾文中频有“壁悬有地图，因手录之”“十二月初三日，绘图告竣”“闰二月十五日，绘图竣”等语。见黄楙材《得一斋杂著四种》，《丛书集成续编》第168册，第139-225页；陶思曾《藏輶随记》，《边疆史地文献初编·西南边疆》第1辑17册，第59-143页。
⑦作者自注：“三十九族番人，皆居黑帐房，不知耕织，惟以放夹坝，犹言盗也。”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第156页。
⑧1886年10月3日《申报》：“邻邦缅甸又并于英……不若收入版图，改为行省，徐策富强，即可杜旁伺之心”。见《西藏宜改行省会论》，载《申报》，1886-10-03(1)。
⑨光绪十六年，策问“远番重茶，以资其生，茶市之通济及海外，能极言其利弊欤？”十八年，策问“西藏……何时始通朝贡？地分四部，由中国入藏有三路，幅员广狭奚若……沿革若何……由藏人天竺，程途远近如何？中隔部落几许？”见《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七，光绪十六年四月庚申条；《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一十，光绪十八年四月甲寅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