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敏轩（Nick Admussen） ，康奈尔大学亚洲系副教授；汪宝荣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在西方学界，中国现当代诗歌英译、研究与传播近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吸引了众多对中国诗歌、中国文学怀揣热忱的翻译家与研究者。美国汉学家、康奈尔大学亚洲系副教授安敏轩（Nick Admussen）即是其中一位。他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与翻译，业余创作英文诗歌和散文，著有《背诵与辞演：中国当代散文诗》（Recite and Refuse: Contemporary Chinese Prose Poetry）等作品，曾翻译中国当代诗人哑石的诗歌选集《花的低语》（Floral Mutter）。近期，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汪宝荣与安敏轩进行了一场对话。安敏轩重点回顾了自己如何走上诗歌研究与翻译之路，介绍了《花的低语》的翻译、编辑、出版和接受情况，分享了他对中国现当代诗歌在美国翻译、研究和传播情况的见解。
受家人影响走上中国诗歌研究之路
汪宝荣：请您介绍一下大学时为何选择中文作为自己的研究专业与方向。
安敏轩：我想这与家庭环境是分不开的。我父亲生前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国文学教授，主要研究20世纪初的法国文学期刊，写过专论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书。他在我幼年时因白血病去世，因此，对我来说他是一种“遥远的影响”，一种看不见但时刻可以感觉到的存在。母亲抚养我长大，她对我的影响更直接，她曾希望我就读乔治城大学（又译“乔治敦大学”）政治学专业。但我最终追随已故父亲的足迹，成为外国文学研究者。由于父亲的工作性质，我出生前家人时常旅居国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在法国生活，所以我的家人都会说法语。我的哥哥姐姐都曾在国外游历、生活多年，因此我从小就认为离开圣路易斯住在别处是正常的。同时，我一直不太喜欢法语，因为法语动词的屈折变化很复杂，单词拼写的规则很多。
高中时我选修了一门叫作“中华帝国史”的课程，很是喜欢，于是读大学时我开始学中文。后来我才知道中文比法语难学多了！我能坚持学下去，也经历了一番“寒彻骨”。我学习中文的最大动力是，学会了中文，我就可以到中国旅行，与中国人自由交谈，参与中国的各种日常活动和相关学术交流。同时，因为成长于一个半宗教性质的家庭，我喜欢中国的“无神论”和不同宗教文化的交融。我还喜欢中国城市的烟火气与“市井文化”。随着中文水平的提高，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愈加浓厚的兴趣。
汪宝荣：您是如何走上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与翻译之路的？为何对诗歌情有独钟？
安敏轩：我12岁时写下了第一首诗。成为诗人、从事诗歌研究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对我来说，这是兴趣所致。我曾考虑以残雪小说或佚名文学为博士论文选题，最后出于对诗歌的热爱，选择了当时美国学界研究较少的中国现当代散文诗。
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与中国诗人近距离接触，读博期间我多次到访中国。2009年，我在成都认识了诗人哑石，我们的友谊和合作由此展开。同年，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了臧棣的诗歌课程，感受到了北京大学浓厚的、开创性的诗歌文化氛围，我还记得和当时的参与者们一起朗诵、欣赏诗歌的场景。在北京大学，能够随处读到独特而优美的诗作，业余诗歌爱好者能转变为一位专业的诗人，已经成名的诗人会不断尝试创作网络新诗，并赏析新晋诗人的作品。美国大学的诗歌课堂缺少这种场景。当时的我虽然只能勉强读懂那些诗作，勉强听懂中文对话，但我觉得处于“缝隙”空间的感觉很棒。诗歌生成的“缝隙”空间和开放式的谦卑，正是我喜欢诗歌和诗歌文化的原因。我不认为诗是文学之桂冠或胜过小说。我喜欢诗歌是因为任何人都能写诗、读诗，作一首诗片刻即成，且人人都能分享。诗的开放性使我能同时以读者、作者、译者、评论者的身份参与诗歌价值的生产。
我于2009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讨论鲁迅散文诗集《野草》；2014年，我在香港岭南大学主办的《现代中文文学学报》上客座编辑了“鲁迅《野草》”专号，由此开启了我的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至于翻译，最初因博士论文研究之需，我翻译了一些中国当代散文诗。2013年以来，我翻译的哑石诗歌陆续发表在英文杂志上，2020年结集为《花的低语》，由西风出版社（Zephyr Press）出版。
“五四”诗歌的形式突破开创自由诗传统
汪宝荣：《背诵与辞演：中国当代散文诗》是基于您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颇受同行专家好评。荷兰汉学家贺麦晓（Michel Hockx）将之称为“一部修正了20世纪中国散文诗发展观的力作”；华裔学者王璞对其评价称，“把散文诗创作解析为‘背诵’‘辞演’的过程，构建了能更好解读中国散文诗的新理论”；美国汉学家方涛（Todd Foley）则称赞“书中译文精雕细琢，堪称一流”。您在书中提出中国当代散文诗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您为什么会提出这一观点，这样岂不是割裂了它与“五四”传统和鲁迅《野草》的联系？
安敏轩：这本书确实基于我的博士论文。令人失望的是，出版社要我删去论邹岳汉散文诗一章和书中涉及的大部分中文原诗。几年前，我委托友人把此书译成中文，目前已大体完成，落实出版社后即可出版。
我提出以上文学史观点，并不是认为“五四”文学创作对散文诗没有影响或20世纪60年代后无人再读鲁迅的散文诗，而是认为散文诗这一文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没有以连贯的方式存在过。时称“散文诗”的那些作品更接近于今天所称的“无韵诗”。在20世纪初曾是常态的散文体写作——如鲁迅在《野草》中把短篇小说和打油诗糅入诗体散文中，又如刘半农和周作人把散文诗视为一种破碎或不羁的诗歌——不再符合当下的散文诗标准。如果有人想要读懂一首20世纪或21世纪的中国诗（包括散文诗），他可以追溯其“五四”思想遗产。但如果想要了解中国当代散文诗这一文类，那就得从20世纪50年代冰心翻译泰戈尔散文诗和柯蓝、郭风创作“正统”散文诗入手，而鲁迅的《野草》不甚相关。我认为，文学以非线性的方式向前发展，不能以直线思维来理解文学史。但我想说，“五四”诗歌在形式上的突破主要是开创了有别于散文的自由诗传统。自成传统的“自由诗”“散文”等概念是散文诗形成的必要前提，因此散文诗这一文类要在自由诗和散文完全成熟后才会出现。
《野草》多个译本各具特色
汪宝荣：您对《野草》颇有研究，且翻译过其中若干篇。您在发表于2014年的《前言：〈野草〉书名的翻译》一文中说：“从译者角度看，将诗集之名译为Weeds可能更好。”理由何在？《野草》现有三个英文全译本：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Wild Grass、马特·特纳（Matt Turner）翻译的Weeds和郑爱玲（Eileen J. Cheng）翻译的Wild Grass & Morning Blossoms Gathered at Dusk。您如何评价它们？《野草》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如何？您想过重译《野草》吗？
安敏轩：据了解，荷兰汉学家汉乐逸（Lloyd Haft）于2000年率先提出用Weeds翻译《野草》这个书名。2012年，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办的一次会议上，贺麦晓向我表示该译名可取。我认为，相较于Wild Grass，Weeds给人感觉色调更黑暗，词义更忠实、更具体甚至更贴切，且它有“野草”“丧服”两个含义，更契合鲁迅在《野草》中对葬礼的迷恋，所以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结果，Wild Grass用作《野草》英译名已近百年，保留它是有一定价值的。
我认为，杨译本适合大众读者；特纳译本最具创意，读来也最有趣；郑译本适合想解读《野草》主题思想的学者和其他读者。《野草》有不同译本是好事，因此我诚心推荐大家同时读这三个英译本。特纳是自由撰稿人兼译者，现居纽约。据我所知，他真心喜爱《野草》，为了理解、翻译原作而决心学好中文。翻译有不同性质的忠实，精神上的忠实往往不受重视，特纳追求的正是这种忠实。《野草》是一本实验诗集，意念奇异，形式新颖，特别难译，有可能原作中所有字眼译得都不差，读者却看不出这是一部开创先河之作。特纳自己也写实验诗，我想他是想尝试把自己读原作的那种感受还给译文，他读到了原作的多种意蕴和独特性，而这些是杨译本不看重的。顺便一提，出版特纳译本的Seaweed Salad Editions是一家小型实验出版社，只出他们想出的书，不太考虑商业性和学术性。我喜欢郑译本，它试图确立一个可取代杨译本的新的翻译标准，且在书店容易找到（特纳译本则不然）。郑爱玲把《野草》《朝花夕拾》合成一册出版，特别方便英文读者，我认为《朝花夕拾》她翻译得相当好。
关于《野草》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我认为与绝大多数中国古代及当代文学作品一样，目前读过《野草》译本的读者还不是特别多。读者群的形成仍有赖译者和评论者坚持不懈的努力。换言之，只有贺麦晓、郑爱玲、特纳这样的专业读者在读《野草》。这些人要么懂中文，要么之前与原作有过直接联系。我译过篇幅很短的《墓碣文》，也曾经想过多译几篇，但已有不少优秀译者翻译《野草》，同时还有很多值得翻译的文学作品未被翻译或翻译不足。名作重译就是在前译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试验，重译《野草》是有必要的，但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翻译《野草》或出版一个新译本。
出于喜爱或研究需要进行翻译
汪宝荣：哑石的诗在中国不是特别有名，您为何要翻译？他的诗有何独特之处？可否请您介绍一下《花的低语》的翻译、编辑、出版和接受情况？
安敏轩：2008年前后，出于撰写博士论文的需要，我在四川开展相关研究，其间读到了哑石的诗作，初读就爱上了它。当时读了《晦涩诗》，是用对句组成的十四行诗，多用双关语。我不仅喜欢其文字的声音之美，而且发现这首诗思想复杂、谦逊内敛、诙谐有趣。重要的是我在诗中感受到了译文，有一种想把它立刻译成英文的冲动。2009年，经臧棣介绍，我在成都认识了哑石，发现与他合作既轻松又愉快。后来，我决定翻译出版一本哑石诗集，因为我知道他会全力支持我，在漫长艰难的翻译过程中，他的睿智和友情会带给我快乐。诗人一般都有创意，但能与哑石的想象力媲美的诗人不多。他不断创造新的绝妙的诗歌形式、情景、语言。有时候一个诗人会写我们有过的感受，哑石也这么做，但更多情况下，他用诗记录别人从未有过的感受或我们不知道自己有的感受。我认为，这是哑石诗作的独特之处。
关于翻译哑石诗作之难和我的翻译原则及策略，可参看原载于《东方翻译》2019年第3期的李红满对我的访谈。这里要补充的是理解原诗之难，因为目前真正成功的哑石诗作评论不多，翻译时缺乏参考资料，同时与其他当代中国先锋派诗人一样，要精准解读哑石诗作的微言大义，不仅很费时间，还需要耐心。幸好我可以直接向哑石本人请教。每次见面讨论他的诗，我都想确定自己读懂了他在诗里面想说什么。他总是非常耐心，一首接一首不厌其烦地与我讨论。初译时我难免选错英文单词或句子结构，有时由于语法复杂或概念难懂，我对原诗一知半解，就用同样复杂难懂的英文去处理。与哑石面对面讨论后，我时常觉得自己读懂了他的诗。
我原本就打算把《花的低语》交给西风出版社出版，因为2011年它出过凌静怡（Andrea Lingenfelter）翻译的翟永明诗集《更衣室》（The Changing Room），反响颇佳。这是一家小型独立出版社，成立于1980年，以出版当代翻译诗歌和散文著称。我对诗人、译者兼该社执行编辑马德松（Christopher Mattison）闻名已久，译稿完成后我写邮件给他，相约见面。他喜欢这部译稿，并就篇目取舍提出很好的建议。我们随即签了出版合同，出版社协助我成功申请了2017年度美国笔会海姆翻译基金，此后我着手修润译稿。整个过程花了很长时间，部分原因是起初出版社请了一个很有经验的译者担任文字编辑。没想到他还没看完书稿的百分之十五就说“不想干了”。他之所以生气，我想一半是因为我的译文有错误，另一半是因为他对原文没有把握。这是一本汉英对照的诗集，编辑时就得为那些既懂中文又懂英文的“小众”读者着想，我花了不少时间才解决这个问题。有几首诗在收入《花的低语》前曾在杂志上发表。这些杂志有双语水平很高的编辑，他们看了这几首诗，却没能发现译文中的问题。于是我只好逐行审读整部书稿，重新进行思考和翻译，尽力使译文更加准确。我的同事、康奈尔大学亚洲系高级讲师滕秋耘有丰富的诗歌编辑经验，注重细节，一丝不苟。她耐心通读了书稿，为这本翻译诗集增色不少。
《花的低语》在美国的接受还算不错。目前该书已售出几百册，被全球33家大学的图书馆收藏；集子中的《想象诗》和《晦涩诗》被美国诗歌基金会选中归档，《山中静湖》被热门文学网站“每日诗歌”遴选为最佳当代诗歌；《亚洲图书评论》《巴黎评论》等刊发了书评。波兰学者尤佳娜（Joanna Krenz）曾将哑石的诗作译成波兰语，她发表在香港文学杂志《茶》上的长篇评论精准专业。
汪宝荣：您还译过其他中国诗人的作品，包括欧阳江河的《悬棺》和臧棣、根子（原名岳重）的诗歌。最近有新的译作吗？您的选译标准是什么？
安敏轩：我译诗往往出于研究需要或因同行约稿。最近为了写论文，我翻译了王璞、倪湛舸、杨晓斌、姜涛的几首诗。我在刊载于英文学术期刊《棱镜：理论与现代中国文学》2023年第1期的《诗歌转向：书写帝国间中国文化研究》一文中分析了前三位诗人的作品，专论姜涛《我的巴格达》的论文被收入论文集中，将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特别乐意接受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奚密（Michelle Yeh）的约稿，2023年就应她之邀翻译了几首中国台湾地区的诗歌和张枣的诗。她很有眼光，慷慨大度，且她选中的都是优秀诗人，所以我不介意为她做“命题翻译”。不过通常我翻译自己真正喜欢或与我的研究有关的诗歌。
中国当代诗歌译介人员活跃高产
汪宝荣：西方对中国古诗和当代小说的翻译、研究较活跃，翻译、研究中国当代诗歌则相对不足，您认为原因何在？
安敏轩：中国的文学史编撰者喜欢将文类与历史时期关联起来，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五四”短篇小说等，但距离现在越近，两者的关联就越不清楚。当今时代，可以说类型小说（如武侠、科幻小说）或电视剧大行其道，但肯定不是诗歌的时代。因此，那些想要描写或体现中国特质的人，以及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就会把目光转向他们认为中国人最看重的文学形式。文言文作品被认为代表了未受西方影响的“纯粹”的中国文化，因而对这些人有吸引力。今天的西方人如要专门研究中国文化，一般会从20世纪小说入手，然后涉猎一点当代电影或类型小说，最后聚焦于中国古典文学。我认为，这对于当代诗歌研究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提出并回答与国家无关的问题，聚焦不能简单归入“中国文学”的思想和情感。
汪宝荣：当今英语世界，哪些学者在翻译、研究中国当代诗歌方面表现最为活跃？
安敏轩：目前，有一批特别优秀的译者、学者、思想家活跃在这个领域。该学术共同体不大，但其成员——包括柯雷（Maghiel van Crevel）、奚密、柯夏智（Lucas Klein）、宋子江、殷海洁（Heather Inwood），等等——都活跃高产，为人真诚，我期待与他们保持交流合作。这些学者研究与翻译兼长，费正华（Jennifer Feeley）、顾爱玲（Eleanor Goodman）、凌静怡、温侯廷（Austin Woerner）、柏艾格（Steve Bradbury）等则以翻译著称。
汪宝荣：用中文写作的诗人想要赢得国际声誉，翻译很重要，而出版社同样重要。迄今中国当代诗歌英译本大多出自小型独立出版社或大学出版社，为什么？您认为商业出版社有可能介入其中吗？
安敏轩：诗歌主要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传播，导致商业出版社对它敬而远之。图书市场追求经济价值最大化，一旦竞争更趋激烈，出版商往往倾向于出版经典的、普遍接受的、有出版资助的书。诗歌不被商业出版界所喜爱，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诗歌的真正价值。小型出版社、学术出版社、自主出版者以及网络通过一对一的方式进行传播，因而适合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