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衣凌先生是著名的明清史学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主要奠基者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治史生涯中，他的研究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涉猎学科广泛，举凡经济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知识，他都兼收并蓄，进而内化为自己的丰赡储备。第二，他时时刻刻将目光注视着现实，从现实中产生问题意识，亦通过调查踏勘和文献检索寻找解决问题的线索。第三，他的治史领域不局限于明清两代，而是上起远古、下及当代，不仅着眼于福建，而且放眼全国，乃至展望世界。正是这三个鲜明的特色，成就了傅衣凌先生学术的宏大气魄，使他在国内外学界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和不朽的影响力。
学科涉猎极为宽广
追索傅衣凌先生早年的求学经历，很容易让人产生博闻强记、毫无学科藩篱的印象，这与他就读于福州三牧坊中学有关。该校的前身由凤池书院和正谊书院合并而成，这两座书院的建造时间虽然晚于赫赫有名的鳌峰书院，但也吸收了福州左海一带书香之家的子弟，邓拓就是傅衣凌先生当时的同学。邓拓的父亲邓仪中、母亲严爱美都是饱读诗书之人，邓仪中曾中过举人，也曾在广西任过县官，后来辞官回家在福州道山路中学当了一名国文教员。邓家藏书之丰富在当时很有名，邓拓年少时遍阅群书，其博学给傅衣凌先生以积极的影响。傅衣凌、邓拓、李拓之三个同学关系良好，他们常常争相看一本书，然后一起探讨，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但在论辩中加深了彼此的友谊。
傅衣凌先生在《青年时代的邓拓》中写道：“校园紧邻乌石山的海天阁和积翠寺，我们同学便时常到那里谈文做诗。课余之暇，我们几个年轻的同学大都畅言无忌，谈古论今，批评时政。”“在大革命的洗礼下，由于年轻人的热情洋溢，追求真理，渴望新知，我们便经常在一起学习进步的书报，如《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等。……在高中的第二年，清党运动之后，大量军警包围我们学校，逮捕了几个同学。对这件事，留心时局的邓拓清醒地提出了中国的前途应该怎样和往何处去的问题。”
傅衣凌先生与邓拓、林洪祺、高其等一起成立野草社，编印《野草》刊物。邓拓的文艺天赋（绘画、作诗等），傅衣凌先生的编辑、写作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多年以后，傅衣凌先生在厦门当地的报纸《江声报》上开辟专栏“春日丛抄”，将当年与邓拓的同学生活以生动的文字记录下来，留给我们宝贵的历史记忆。他讲到，乌石山麓豹屏山上的小佛寺是他们的论学之地，谈得高兴的时候，有的唱京腔，有的学打拳，大家都忙得不得了，像“煞有介事”的快乐。
进入大学的傅衣凌先生曾先后在经济（福建学院）、文学、历史（厦门大学）等学科之间转圜，从不因某个专业就放弃阅读其他学科的书籍，修习不同专业的课程。从当年的成绩单上可见他修习过《文字学》《经济政策》《哲学概论》《中国文法研究》《目录学》《经学通论》《文化史》《军事训练》《中国史学史》《东亚通史》《中国近代史》《历史研究法》《西洋论理学》《欧洲扩张史》《中国修辞学》《西洋哲学史》等课程。修习这些课程的过程中，他广泛涉猎这些学科的参考书，与刘知幾、章学诚、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等中外学者保持着思想上的“对话”。从训诂、文字、经学到各类西方理论著作，傅衣凌先生都如饥似渴地吸收消化，这培养了其深厚的治学基本功和宽广的学术视野。
田野实践颇为勤敏
早年颠沛流离的学习工作经历养成了傅衣凌先生勤走田野、敏待民间文献的兴趣。1939年，在福建永安黄历乡的意外发现更使他搜集田野资料的治学特色得到彰显。他描述道：“民国二十八年夏天，我因某种机缘，曾在永安黄历乡住过一些时间，无意中，在一间破损的楼屋中，发现旧契一箱，约有百余纸之多，其中资料有关于永安的农村经济者甚多，其年代系始自明世宗嘉靖年间以迄于清德宗光绪年间都有，至其内容，则以土地的典当买卖契约为最多，次为佃约，他如金钱借贷字据以及分家合约等，亦都应有尽有；此外，并有两本流水簿，记载历年田钱谷出入及物价情形。”这次的发现几乎奠定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础。
傅衣凌先生对这些民间文献的背景做了调查，“黄历乡为永安南郊的一个小村落……据作者住居半年的探询，知其住民，以冯姓为最多，邓姓次之，其他姓氏亦有少数……若就现存的建筑物来说，还约略可以看出过去繁荣的面影，而冯氏实推巨擘。作者所发现的许多契约，即系冯氏之物……他们多是筑堡聚族而居，过着自足自给的生活”。对于一个山区村庄中一户并不很大的寨堡里的一箱数个世代的各类文书，一般人往往熟视无睹，或觉得稀松平常，但傅衣凌先生却从知识背景和观照社会的角度，觉察到中国内地山区城堡制度的长期留存，而且认为其具有普遍性意义。在没有兵燹灾害甚至行政控制也较为稀疏之区，人们相对稳定地维持着田主、佃户这样的生产关系。民间生活中存在金钱的小额借贷，家族的聚与散在代际之间反复上演，不同家族之间也因为耕、读、商等变化而发生起落，这都使得傅衣凌先生认识到中国社会秩序建构中民间力量发挥的作用，也认识到秩序背后隐藏的诸多矛盾与尖锐斗争。
傅衣凌先生带着世界历史知识，不断走进中国社会的田野之中。田野实践总能使他思维活跃、灵感迸发，他常常将自己的田野踏勘结果与国内其他沿海地区乃至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对比，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田野实践。由此，他看到了不少传统史学研究较少涉及问题。他从高利贷的盛行中看到了佃农经济地位的恶化，从米价的上涨看到得利的往往是那些奸商，从牛租的种类中存在钱纳、物纳和力役看到其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作用。
傅衣凌先生早年的田野实践更多具有社会学、经济学色彩，这与他在省政府部门从事经济研究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也与他的教育背景有着显著关联。傅衣凌先生通过田野实践认识到政府应该“廓清”阻碍福建农村经济发展的旧社会诸关系，包括租佃关系、金融资本及高利贷资本问题。傅衣凌先生对永安大量存在的一田二主现象深恶痛绝，认为它萎缩了农村的生产力，引起产权纠纷，破坏生产者的积极性。
在田野实践的基础上，傅衣凌先生形成了代表作《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这是一部“搜罗宏富，材料充实”的资料汇编，“不但足供学术的研究，亦可为政府施政的参考”。它“以调查报告及叙述事实为主”，覆盖了福州、建阳、屏南、邵武、周墩、上杭六个地区的畲民生产、农村社会分化形态、农业环境与建设计划、农家经济等内容。到协和大学后，傅衣凌先生将田野实践推向更广的范围，对福建畲族起源与演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深邃的学术见解
傅衣凌先生深邃的学术见解正是奠定在他广泛的知识涉猎、勤敏的田野实践和密切的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基础上。
傅衣凌先生在学术上的敏锐判断来源于年轻时的广博知识储备。他在大学时代学生刊物《厦大周刊·历史学会历史专刊》上就发表《汉代番化考：华夏番化考之一章》，该文通过考察汉代与西域、欧洲的交通情况，进而从宗教、文学、音乐、美术、戏剧、杂戏、器具、服饰、饮食、植物、动物等十一个方面探究了“汉代之番风化华”，指出“中国文化是有它底特殊的成绩与贡献”，同时认为“中国文化也是和其他的国家一样，乃从传播与累积而来，并不是谜的国家”。该文目的在于“打破过去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解释之误谬，而还它一个真面目，及其在世界文化上的地位”。
傅衣凌先生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如中国封建社会存在“隶农制”色彩，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其中包含了多元结构的因素，“中国每一大一统的即专制的封建帝国的建立，有一大半的力量，常是靠着地方势力者对于中央政权之向心的作用的结果”。他指出，中央与地方关系有时出现离心的现象，这是地方豪族力量膨胀的结果，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强盛离不开地方豪族和农民两大势力的拥护。
傅衣凌先生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遗留着村社制和奴隶制残余，奴隶在魏晋庄园制中、宋辽时期乃至传统社会的后期仍多有存在。这些奴隶的来源多样，依附性较强，彰显出传统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尖锐与激烈。
傅衣凌先生在揭示商业资本对传统社会的作用时，强调多数对传统体制的补强作用，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资本具有瓦解传统社会的作用。他在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积极意义时，也多能看到过多劳动力进城本身恶化了劳动者本身的工作条件，客观上抑制了劳动密集型方式向技术密集型方式转变的进程。他在判定金融资本的积极融资功能外，深刻认识到资本借贷中高利率盛行，滋生出越来越多的食利阶层，更容易抑制社会的活力，导致部分人的惰性和社会生活的浮靡，对社会进步会产生巨大的阻滞作用。
傅衣凌先生在《明清封建各阶级的社会构成》中总结中国传统社会既有阶级对立，又有乡族联合；既有政权压迫，又有绅权压迫；既有经济强制，又有超经济强制；身份制与经济权既相互分裂而又抱合在一起；城市居民与农村关系的紧密结合。
傅衣凌先生在《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强调中国的官僚专制主义国家政权是因协调社会多种并存的经济因素和阶级矛盾而产生的，与中国多元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大型水利工程和公共工程并不是形成中央集权的原因，而是中央集权政体产生的功能之一。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很大一部分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是在乡族社会中进行的，不需要国家权力的干预。中国社会“公”和“私”的系统存在着互相冲突又互相利用的关系。多元化在财产所有形态、司法权等方面也常常表现出来。
这些辩证的思维和观点奠基于他一生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基础之上，彰显出鲜明的唯物史观，其若干观点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也必将对现实社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产生启示和借鉴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以来会馆文化研究”（23BZS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