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新近问世的《约翰生传》里，作者鲍斯威尔除了实录老友的隽语懿行，也记载了约翰生不太光彩的一件事。事见一七五一年一节：那时，十七世纪的英国诗人弥尔顿，声名正如日中天。却有个名叫劳德（William Lauder）的中学老师，连续撰文讨伐前辈诗人，举文本证据，指责他在史诗《失乐园》中，剽窃了多部近代诗作。这件事立即成为当时文化圈的热点。批评家约翰生博士，也对劳德的打假伟业颇为支持，甚至为檄文结集而成的书写序作跋。那么，大诗人弥尔顿真的抄袭了吗？
《失乐园》以古雅的英文写就，用欧洲传统史诗的形式，讲述圣经《创世记》所载凡人堕落的故事：亚当、夏娃，受撒旦蛊惑，偷食禁果，背弃神约，被逐出乐园。这部史诗一六六七年出版，诗人易箦之年（一六七四），通行的十二卷本问世。其后六七十年，多位学者以评注古典的方式，为之作注。一七四九年，首部《失乐园》会注笺证出版。编者纽顿（Thomas Newton）注释夏娃对亚当讲的几句话：“我比你更加可悲；二人都犯了罪，/ 但你只背叛了神，我却背叛了神和你”（卷十929–931 行），说是出自荷兰学者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的拉丁文诗剧《亚当的流放》（Adamus exul ，1601）：“因你只背叛了神，为害尚少；然我作恶更深，更加不幸……我犯罪伤害了神，也同时害了你这凡人。”劳德读纽顿本至此，想必很得意，因为这条注释用的是他的“成果”。其实，格劳秀斯的剧本里根本没有纽顿引的几句。它们是劳德根据霍格（William Hog）的《失乐园》拉丁文译本（一六九〇年）写成的，冒充格劳秀斯的诗——原作“抄袭”了“二手”的翻译。这位劳德先生，一手造假，一手打假，也算是“学术不端”的奇才了。
这位奇人的生平，我们仅知其大略。一七四八年，抄袭风波中，有一部他的讽刺传记匿名出版，写这位著名“批评家、缉盗捕快”之“生平与惊世壮举”。据说，劳德身长五尺七寸，脸色煞白，圆眼怒瞋，声如震雷，似乎脾气不太好。这种性格，大概也源于他坎坷的经历所带来的愤懑。劳德约一七一〇年生于苏格兰，晚年移居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一七七一年左右去世。他念的是爱丁堡大学，毕业没有工作，做拉丁文私教糊口。不久后，他在球场看人打高尔夫球，不幸被球击中，膝盖发炎溃烂，竟截去一条腿。刻薄的匿名作传者说劳德术后高烧，“要不是精心照料，他就死定了，那么不朽的弥尔顿的神圣骨灰，就一定能永远安息了”。
命途多舛的劳德，曾为病重的爱丁堡人文教授瓦特（Adam Watt）代课。瓦特去世后，劳德尽力谋求该教职，没能成功。他又想找大学图书馆员的工作——爱丁堡“最卑贱的职位”“所有教授的用人”——还是失败。一七三九年申请爱丁堡高中的教职，依然是失败。同年，劳德出版了一本《苏格兰诗人圣歌集》（Poetarum Scotorummusae sacrae ），大量收入约翰斯顿（Arthur Johnston，1579–1641）用拉丁文翻译的圣诗。劳德认为约翰斯顿翻译的《圣经·诗篇》远胜著名诗人布坎南（George Buchanan，1506–1582）的译本，一七四〇年便向苏格兰教会申请把约翰斯顿翻译的《诗篇》定为中学课本。为了让《圣歌集》好卖，劳德送了一册给大诗人蒲柏，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没想到蒲柏却在《呆厮国志》里，讽刺约翰斯顿不如弥尔顿。靠《圣歌集》挣钱的计划泡了汤，劳德从此便也对弥尔顿怀恨在心。
其实，劳德对弥尔顿向来怀有敌意。十七世纪英国内战，弥尔顿属克伦威尔派，曾任共和时期的拉丁外交秘书。一六六〇年王朝复辟，弥尔顿也晚景凄凉。十八世纪的劳德则是詹姆斯派，支持被光荣革命推翻的詹姆斯二世家族。一七四五年詹姆斯党叛乱期间，劳德写信给詹姆斯派古典学者鲁迪曼（Thomas Ruddiman），说弥尔顿的《失乐园》不只是内容抄袭了近代拉丁诗人，而且直接剽窃了四五千行诗。劳德希望以此贬损弥尔顿的人品。鲁迪曼回信说，他也觉得弥尔顿是个“恶人”，但《失乐园》和劳德提到的宗教诗，只是涉及类似的主题，不能算作抄袭，要坐实剽窃之罪，得举词句为证。后来劳德果然对这样的证据多有“发明”。
一七四七年一月起，劳德便开始在《绅士杂志》（Gent lemans Magazine ）上发文指控弥尔顿剽窃。文章共五篇，涉及三位近代作家。除了格劳秀斯，还有耶稣会诗人马森（Jakob Masen，1606–1681）和《圣诗》（Poemata sacra ，1633）的作者拉姆塞（Andrew Ramsay，1574–1659）。文章反响热烈，许多读者致信杂志社称赞劳德。首篇文章载杂志一月刊，提出《失乐园》借鉴了马森的拉丁文诗《萨尔格迪斯》（Sarcotis ，1654）。这部作品以“肉身女神”代表亚当和夏娃，写人类堕落，与《失乐园》主题相同。马森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已无人知晓。劳德的文章主要是引用马森的原文，以平和的语气，提出弥尔顿参考过他的诗。虽然结论过于武断，但这篇文章确实提出了新颖、有价值的观点。不过此时劳德已经开始对文本做手脚了。《萨尔格迪斯》有类似小标题的旁注，方便读者检阅。为了说明《失乐园》对这首诗多有借鉴，劳德大量抄录了这些标题。《失乐园》有一段写堕落天使开会商议应对上帝的计策，《萨尔格迪斯》也有类似的场景。劳德抄录的标题作“地狱廷议，即万魔殿”。“即万魔殿”是他擅自添加的。《失乐园》卷一末，魔王撒旦令部下俄顷之间建造出一座巍峨宫殿，群魔在殿中商议国事，诗人自铸伟辞，称之为“万魔殿”。按劳德的意思，这个词不是弥尔顿的发明，而是从马森那里偷来的。
风波闹大之后，劳德作伪也更猖狂。《失乐园》的不少名句，在劳德看来都是抄袭的。贬入地狱的撒旦，为鼓舞士气，对群魔说：“我以为 / 称王才对得起雄心，哪怕是在地狱。/ 与其在天堂为奴，不如在地狱为王”（卷一，261—263 行）。劳德在杂志二月刊讨论《失乐园》对格劳秀斯《亚当的流放》的剽窃，引用《流放》第一幕，有以下几句：“因为在我看来，称王才对得起雄心，哪怕是在地狱：在地狱深渊里称王，胜过在天堂做奴隶的苦役。”劳德加注说，弥尔顿此处“字句不差地翻译了”《流放》，可是《流放》里并没有这几句话，是劳德“字句不差地翻译了”弥尔顿。
后来劳德把五篇杂志文章扩写为《论弥尔顿对近代作家的使用与模仿》（An Essay on Miltons Use and Imitation of the Moderns ，以下简称《论模仿》），一七四九年出版。书中增添了大量剽窃证据，把被借鉴的诗人增至十八家，并对照《失乐园》的创作时间，制成年表，置于书前。其中有些不算陌生，比如以牧歌知名的意大利诗人曼图安（Battista Mantovano，1447–1516）、《殉道者书》（Book of Martyrs ，1563）的作者、英国作家福克斯（John Foxe，1516–1587）。有些已湮没无闻，如《和平的胜利》（Triumphus pacis ）的作者、荷兰人斯塔弗斯特（CasparStaphorst）。《和平的胜利》作于一六五五年左右，纪念荷兰与克伦威尔制下的英国在一六五四年签订的和约。劳德特意强调了这一点，言下之意是，弥尔顿作为拉丁外交秘书，应该读过这首诗。说他抄袭，比较合理。
《论模仿》除了增加抄袭例证，也对杂志上用过的材料有所删减。一七四七年二月刊，劳德引用了格劳秀斯描写地狱的一句诗“活硫磺湖水也一直流淌”，加注说弥尔顿把它一字不差地译成了英文Andlakes of living sulphur always flow。这句英文，完美地符合弥尔顿诗歌的格律，可惜在《失乐园》里压根儿没有。大概伪造拉丁文太费力，不如直接创作英文，替弥尔顿“抄袭”。劳德在《论模仿》中把这一条删去，也许是因为读者可以自己翻检英文原诗，作伪容易曝光。
从劳德发表第一篇文章起，就有人质疑他的研究。美国学者马尔库斯（Michael Marcuse）发现，早在一七四七年十月，就有位“爱弥尔顿者”写信问杂志社“硫磺湖水”出自《失乐园》哪一段。这位匿名学者是以编注一七八一年西班牙文版《堂吉诃德》知名的保尔（John Bowle）。他可能是最早坐实劳德作伪的人。在他传世的手稿中，有一份《弥尔顿风波之真相》（A True State of the ControversyConcerning Milton ），其中就有“爱弥尔顿者”书信的底稿。不过，真正曝光劳德阴谋的功臣，是苏格兰人道格拉斯博士（John Douglas，1721–1807）。他中学就接受了扎实的古典训练，毕业于牛津大学，后入神职，任索尔兹伯里主教。他把自己与前人发现的作伪材料，整理成了一篇书信体雄文《为弥尔顿平反》（Milton Vindicated from theCharge of Plagiarism ，1750），献给曾资助纽顿编写会注版《失乐园》的巴斯伯爵普尔特尼（William Pulteney）。这才把劳德的阴谋公之于众。
可惜，积极刊载劳德“打假”文章的《绅士杂志》，却并不着急发表学者的质疑信。保尔一七四七年的来信，迟至来年二月才刊登。剑桥大学毕业的学者理查森（Richard Richardson），曾在这年末发表《为弥尔顿一辩》（Zoilomastix， or A Vindication of Milton ）反驳劳德的观点，在一七四九年的《论模仿》发表后月余，又写信给《绅士杂志》编辑部，质疑劳德的几处抄袭证据。这封信也同样被扣下，在道格拉斯《为弥尔顿平反》发表后，才在一七五〇年末刊登。《绅士杂志》一七四七年九月刊，登载了一位署名C.B. 的信，也是为弥尔顿辩护。这位匿名来信者，两个月后再次写信给杂志社，说他们只选刊了书信最无关痛痒的部分，省略了核心内容。他怀疑杂志社与劳德、书商勾结，一同制造了这场“险恶的阴谋”。
劳德与杂志社、书商之间的确有利益勾连。劳德“打假”，不止是为了抹黑弥尔顿。他是想把弥尔顿“借鉴”过的诗作结集出版，且在《绅士杂志》上登过广告。热闹的抄袭风波，不光能提高《绅士杂志》的销量，也是卖书的噱头。劳德一七四七年二月的“打假”文附有一段“主编的话”，宣布举办格劳秀斯翻译大赛。比赛内容是把《流放》的第一场译为弥尔顿风格的英文诗，最佳译者将获得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的两卷本《中国史》或等价奖金。这是杂志社为劳德出书做的销售预热。
然而，《为弥尔顿平反》出版后，造假败露，劳德不再有利用价值。为他印行《论模仿》的书商便立即在《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er ）刊发声明，表示与劳德“划清界限”，不过他的书还是要作为“造假的杰作”继续出售。书商与作伪者决裂，是符合商业利益的行为，登告示算是危机公关。不过需要应对危机的不只是书商。道格拉斯在《为弥尔顿平反》里有意点到《论模仿》前言和后记的作者，说这位作家不应该再允许劳德“用他的羽毛打扮自己”。这里暗示的是对劳德多有支持的约翰生。
约翰生给劳德计划出版的双语本《流放》写过征订广告，并允许劳德把它用作《论模仿》的前言。他还为这本书写了后记，说自己阅读纽顿版《失乐园》的弥尔顿小传，见末尾谈到弥尔顿的外孙女福斯特（Elizabeth Foster），说她年事已高，身体虚弱，与丈夫经营杂货铺勉强度日。约翰生希望读者慷慨解囊，资助诗人落魄的外孙女。劳德的事情败露之后，行善受骗的约翰生，立马给劳德口授一通致道格拉斯的悔过书，迫使劳德署名，让他在信中公开伪造的材料。这封信措辞严苛，让劳德把自己的研究贬得一文不值。
劳德署了名，但并不情愿。他赶在《致道格拉斯书》（A Letter tothe Reverend Mr. Douglas ，1751）出版之前，写了一篇后记为自己开脱，说作伪只是想看看崇拜弥尔顿的人，是不是把他的诗匿名翻译之后，就不认这些诗句了。一七五四年，劳德又出版了一本针对弥尔顿的书（Grand Impostor Detected ），说弥尔顿指责英王查理一世抄袭所用的证据是假造的。开篇即旧事重提，说约翰生逼他署名的道歉书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封信不光是让他澄清伪造的诗句，而是把整本《论模仿》都贬为“妄想与歪曲”的结果。
劳德为自己开脱，当然是无耻的行径，但他的抱怨也并非没有道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各方都拒绝客观评价劳德的研究。书商想找借口继续卖书，只把《论模仿》看作“造假的杰作”。鲍斯威尔《约翰生传》写劳德事件，也并不在意《论模仿》的学术价值。他只顾为约翰生辩白，说约翰生上了当，不是有意参与阴谋，对弥尔顿也绝没有敌意。在鲍斯威尔的笔下，劳德只是个骗子，没有学术贡献可言。
约翰生本人，愤怒之中，也没能冷静看待劳德的研究。他帮助劳德的动机本就很复杂。对身患残疾、事业困顿的劳德伸出援手，是值得称颂的义举，而且约翰生对近代拉丁文诗歌也颇有涉猎，劳德研究的正是他感兴趣的话题。不过，他支持劳德也是出于对弥尔顿的反感。约翰生并不认同弥尔顿的政治立场，晚年所作《诗人传》对弥尔顿的为人颇有微词，如讽刺他奉承克伦威尔毫无廉耻。卷入劳德事件， 让约翰生很难堪。人们会怀疑他是出于对弥尔顿的敌意， 才筹划了这场阴谋。劳德的事情败露于一七五〇年末，约翰生紧接着就在一七五一年一月和二月的四期《漫步者》（The Rambler）上撰文讨论弥尔顿的诗歌韵律。文章对弥尔顿的诗也多有批评，但语气公道、客观。约翰生应是希望通过严谨的学术讨论找回面子，也不再谈弥尔顿对近代拉丁诗歌的借鉴。多年后追忆旧事，约翰生写道：“劳德的事情，是我被骗了，也是没想到这样一个疯子，竟然能造假。”
不过，劳德的研究真的毫无价值吗？揭露劳德作伪伎俩的道格拉斯，倒是并不这样看。《为弥尔顿平反》开篇就认可了劳德的基本论点，说他最先提出弥尔顿对近代拉丁文诗歌有所借鉴，值得我们感激，也应该得到公众的鼓励——这一发现“完全属于劳德先生”。
这场抄袭风波，之所以热闹，除去作伪的因素，也正是因为劳德是一个有实力的造假者。他对近代欧洲诗歌的熟悉，尤其阅读文艺复兴拉丁文的能力，在当时应该是很出色的。《论模仿》的研究方向也大抵可靠。其中涉及的近代诗人，很多已是弥尔顿研究资料中的常客。苏格兰学者福勒（Alastair Fowler）编注的《失乐园》是常用的注本。导言列举了弥尔顿参考过的近代作家，即包括劳德提出的格劳秀斯、陶布曼（Friedrich Taubmanus）、杜·巴达（Guillaume deSalluste Du Bartas）等。劳德的第一篇文章说马森的《萨尔格迪斯》与弥尔顿《失乐园》主题相同。马森在诗歌前言里明确地说，他的作品就是供有志于诗歌的青年使用和模仿的。如果弥尔顿对马森有所借鉴，也是正常的行为。当时的文学作品之间，的确存在一种常见的借鉴关系，不完全适合用十八世纪以来的“版权”“抄袭”等概念来理解。跨语言的文学翻译创作，尤其是以这种影响关系为基础，而早期现代英国文学，成就于欧洲文艺复兴末期，作为后来者，更是根植于这类借鉴关系。
劳德的贡献，不只是挖掘了一系列与《失乐园》类似的作品，更是在于他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考察近代欧洲拉丁文诗歌对英国诗歌的影响，而不是把研究视域局限于对古典文学的借用或俗语文学的内在展开。英国学者穆尔（Victoria Moul）在二〇二二年出版了一部《拉丁与英文诗歌文学史》（A Literary History of Latin & English Poetry：Bilingual Verse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研究近代早期的拉丁文诗与英文诗的关系。传统的文艺复兴研究，在思考希腊、拉丁文学的影响时，往往是考察近代作家对古代作家的借鉴、改编，对文艺复兴时代的拉丁文献，却视而不见。穆尔把抽象的“古典文学”落实到近代早期的拉丁文化史中，通过探索当时的拉丁文注疏、选集、创作，为文艺复兴英国文学的研究做出了很多扎实的贡献。以中文打比方，这种方法类似于吃透了《四库提要》，以文献学的功底做文学研究。书海泛槎，亲身探索古代典籍，而不是依赖文学史，走前人的窄路。只是与中国古文相比，掌握拉丁文需要更专门的训练。文艺复兴的拉丁文作品，又不像希腊、罗马的典籍，没有几百年的注疏供参考，阅读起来，殊为不易。许多古书至今未经开垦，也亟待探索。不能又让某位“劳德”抢了先，再制造一出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