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官场，送礼是人际交往中的常态。当时有人作《一剪梅》一首，如此讽刺这种风气：“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京信，也就是外官写给京官的信函。由于外官需要打探京城的各种政治情报，囊中又有比较丰厚的灰色收入，定期写信笼络京官并送礼，早已形成不成文的惯例。炭敬，字面上即冬季买炭的“取暖费”，是当时最常见的送礼名目。各种笔记小说中，此类记载不胜枚举。不过，若要细究哪些官员送过或收过礼，礼的轻重如何，又不容易找到扎实的证据。毕竟，这种行为在当时虽然不算违法，但也上不了台面，相关材料很难完整保存下来。茅海建、白谦慎曾根据信函、电报与账簿分析张之洞、陈夔龙、吴大澂三位晚清名臣担任封疆大吏时的送礼情况，是罕有的系统性实证研究（茅海建：《张之洞的别敬、礼物与贡品》，载《中华文史论丛》二〇一二年第一期；《直隶总督陈夔龙宣统元年（1909）“炭敬”册》，载《中华文史论丛》二〇二二年第二期。白谦慎：《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231—243 页）。
那么，有什么比较完整的史料可以反映收礼一方的情况吗？答案是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有《李鸿藻档案》（以下简称《李档》）十五函，装裱保存了上千通信札，基本上都是光绪年间李鸿藻所收来信，其中“京信”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李鸿藻在光绪朝历任工、兵、吏、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两度入值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久居政治中枢，又是理学大师、清流领袖，门生故旧遍布天下。外官巴结京官，自然不会忘记这位资望隆重的“高阳相国”。
给李鸿藻送礼的官员，上有督抚大员，下至七品知县，名义大多是前面提到的“炭敬”（因为在过年前馈赠，又称“年敬”）。官员们送炭敬的同时，一般都会附上一份贺年信。有的信中也会说点公事私事，但往往纯粹是一些吉祥而空洞的套话，犹如今日逢年过节时的群发短信，谁也不会仔细去看。如李鸿藻门生汪鸣銮的这通信函：
敬启者：于役天涯，光依北斗。宜春日下，瑞蔼东郊。敬惟宫保中堂夫子泰始凝厘，履端肇庆。金堤奉使，采风陈万福之歌；黄阁登庸，湛露荷九天之眷。台衡引领，轩舞倾心。鸣銮忝奉简书，瞬更节序。驾星轺而逾岭，又赋莘征；听腊鼓之迎年，虔陈椒颂。专肃，敬贺岁厘，祗请钧安。受业汪鸣銮谨启。
敬呈咏梅百韵，伏乞哂鉴。
这种骈四俪六、洋洋洒洒的内容，几乎没什么有效的信息量，仅有“驾星轺而逾岭”一句，据此可以推测出写信时间应在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底。“星轺”是使者的车驾，代指钦差。当年五月汪鸣銮奉旨钦派广东学政，从京师前往岭南。至于最后的“敬呈咏梅百韵”，字面上是说呈送一首咏梅的百韵诗，其实是赠银一百两的雅称。耻言阿堵，毕竟是士大夫习气。《李档》中的这类隐语，大多以赠诗为名，如“附呈吟梅百韵”“附呈献岁诗二十四韵”“外呈消寒百咏”“谨呈椒颂五十韵”“谨赋辛盘双柏”等等。梅花诗、消寒诗是文人岁末吟咏的常见题目，自不必说；“椒颂”典出西晋女子陈氏献给皇帝的《椒花颂》，是新年的颂辞；“辛盘”则指古人“元旦造五辛盘”的习俗，即以盘盛五种辛辣蔬菜而食。无论名目如何，关键只在后面的数字（“双柏”即“双百”）。此外，山西布政使胡聘之颇具创意地用了“谨呈红炭二百斤”的表述，内行人自然不会当真以为他送的是“炭”。不过，也不乏有人直白地写下“炭敬某某两”。
外官送给李鸿藻的炭敬，一般在五十两至二百两之间，视送礼人官职的高低肥瘠以及双方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定。我在《李档》中见到数目最大的两笔炭敬，来自崇光与文珮这两位粤海关监督，金额都是一千两。粤海关监督是著名的肥缺，炭敬自然格外丰厚，尽管两人信中都“谦逊”地把自己的馈赠称作“不腆微忱”。相反，李鸿藻的门生赵舒翘曾在某次贺年信的最后写道，“外呈菲敬四十金，微薄不胜愧赧”，则是真的觉得四十两银的馈赠太过菲薄。为此，他自我解嘲地表示老师的期待在于为官清正，自己也不敢勉强多送，又说自己担任的凤阳府知府一职是个苦缺，而且今年收成不好，钱粮缓征，手头更不宽裕。但他保证这笔炭敬出自堂堂正正的养廉银，请老师放心收下。
向李鸿藻送礼的人也包括京官。由于京官基本没有养廉银，又不像外官可以刮地皮，收入普遍较低，送礼时自然大方不了。当时有某位翰林作诗形容众多“穷京官”的窘状：“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这里提到的“师门二两银”，指门生拜门以及此后每逢年节馈赠老师的礼金，即所谓“贽敬”，二两银子是能够送出手的基本数目。而在《李档》中，最寒酸的一笔贽敬来自李鸿藻门生孔祥霖的某次拜年：“谨呈福宝二元，藉为椒颂，伏望莞存。”两块银元的贽敬，甚至低过了最起码的“二两银”（银两与银元的比价一般为1∶0.7 左右）。孔祥霖于光绪三年（一八七七）丁丑科会试中进士，李鸿藻则是这一科的读卷官，两人从此有了师生名分。孔祥霖此后长期在京中当没有什么油水的翰林院庶吉士与编修，难免囊中羞涩。
除了最重要的炭敬之外，还有其他种种馈赠名目。晚清官员何刚德记载：“道咸以前，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何刚德：《春明梦录》，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138 页）所谓冰敬，即夏季的“降温费”。根据何刚德的说法，“同光以来，则冰敬惟督抚送军机有之，余则只送炭敬而已”。《李档》中赠送冰敬的实例，的确也远较炭敬为少，所谓别敬，则是外官来京引见、召见之后出京时向京官的赠礼。如光绪二十年广西巡抚张联桂致函李鸿藻，提到“去春联桂出都时曾赋留别之章”。也就是说，上年张联桂出京时曾向李鸿藻馈赠别敬。与前面提到的种种炭敬名目一样，这里仍以诗赋为隐语。
此外，当时还有所谓“三节两寿”的送礼名目，即春节、端午、中秋与长官（或老师）及其夫人的生日。试举几个《李档》里的例子：安徽学政李端遇写信祝贺端午，最后“附呈端阳百咏，恭求钧诲”——送银一百两。署理浙江诸暨县知县倪望重某年送炭敬的时候，不忘询问一句自己几个月前寄出的中秋礼金有没有送到：“窃受业于中秋节寄呈芜禀并京平足纹百两，谅由银号送上矣。”奉天府丞兼学政李培元向李鸿藻送寿礼时，话说得相当艺术：“谨呈祝敬百龄，伏祈赏收。”李鸿藻的生日恰在正月初一日，因此许多贺信与礼金都是贺年兼贺寿的。唯有给李夫人送寿礼的材料，我在《李档》里没有发现。我揣测，大约是因为李鸿藻夫人张氏早在同治九年（一八七〇）便已故世，而侧室杨氏未曾扶正，按照官场惯例，她的生日不应归入“两寿”之列。
不逢年不过节亦非道别的时候，也有人给李鸿藻送礼，这种场合一般是有所请托的。有个名叫上官心广的官员，曾经署理湖南衡山县知县，自称“小门生”（一般指门生之子），向李鸿藻这位“太老师”奉上“仪敬百金，外附门上茶敬拾金”。所谓“仪敬”，就是实在没有什么名目好讲的礼金。“门上茶敬”则是送给李家门房的，即俗称的“门包”。他所求的事情，是“致函中丞调剂”，也就是请李鸿藻向湖南巡抚美言几句，给他派个好一些的差事。我在《李档》见到数目最大的一笔礼金，是李鸿藻门生朱寿镛馈赠的二千两（居然称作“微敬”），尽管只有礼单保存下来而未见书信，估计也是有所求的。朱寿镛的仕途颇有波折，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在刑部主事任上因为失职遭受降调处分，直到光绪四年（一八七八）才补上河南府知府的实缺，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又被革职，中法战争期间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处效力，好不容易抹掉处分，回到河南候补，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补授河南南汝光道（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七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347页）。
除了礼金之外，《李档》中也不乏赠送礼品的材料，形形色色，有轻有重。李鸿藻的老下属、时任长芦盐运使的额勒精额某次贺年时，赠礼是“绍酒两坛、金腿（金华火腿）两肘、鱼翅两桶、海参两桶”。谭嗣同的父亲、湖北巡抚谭继洵某年端午致函贺节，附送湖北特产荆缎衣料八件、被面四件。江西巡抚德馨乘孙儿进京当差之便，送来四色鼻烟和烟具：“翡翠烟壶壹对、翡翠烟碟成对、十三太保酸味陈洋烟壹瓶、十三太保香味陈洋烟成对。”李鸿藻的门生、安徽按察使赵尔巽听闻老师患病，派亲信前往祁门采办两斤名贵药材野术（野生白术）寄来，并强调“虽品第未能深悉，然确是野术，并非栽种”。另一位门生志锐外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之后，某年中秋贺节时送上一匹“贡余”（进贡时额外准备，以防损耗）的良马。署理常州府知府詹鸿谟，可谓众多送礼者中的一股清流。他办理漕粮海运时，顺便派部下给老师送来“惠山泉水二十坛、香稻米一石”，都是当地土产。东西很重，值不了几个钱，千里迢迢运到京城，却显得很实在也很用心。运漕粮时顺便送一点米给老师，是合乎人情的事情，谁也不会说三道四。惠山泉号称“天下第二泉”，以水质极佳著称，是烹茶的上品，送这样的礼物，隐然还有恭维老师“一清如水”的意思。说不定李鸿藻还会因此高看这位门生一眼。
至于送给李鸿藻的寿礼，比较普通的是燕席（以燕窝为主菜的酒席）、烧猪、烧鸭、绍酒、寿桃、寿面、红烛、香茗之类。有一件礼单开列了六样价值不菲的书画古玩，很可能也是寿礼：“瑶华道人立轴成匣、荣郡王山水立轴成匣、张浦山山水立轴成匣、张玉川山水立轴成匣、古铜卤器成匣、金翠蓝炉成匣。”这也是《李档》所体现的唯一一例送这种礼品的情况。
至于我在《李档》中见到的最菲薄的礼物，是李鸿藻的舅舅姚承丰贺年时送的“酥鱼一罐、卤虾油小菜二篓、三角火烧一盒”。见惯了号称“不腆”“菲敬”的馈赠，再看到这种真正的薄礼，真令人哑然失笑。在当时的风气下，送普通的小菜点心给一位高官当作年礼，大概只有长辈亲戚才能坦然为之吧。而且，姚承丰还是李鸿藻幼时读书时的业师。
那么，这些礼金与礼品，李鸿藻是否收受？关于此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有一桩小小的笔墨官司。李鸿藻长媳之侄写过一篇关于李鸿藻的回忆文章，其中声称“每逢年节，送红封套的不计其数，两三天内，收到的红封套叠起来就有一尺多高”（齐协民：《我所知道的李鸿藻》，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70—71 页）。这篇文章刊出之后，李鸿藻的长孙女颇有不满，随后撰文商榷，表示“据我母曾谈及李鸿藻为了维护清流党魁的声誉向不收冰炭两敬，焉有红封套盈尺之事”（李效梅：《关于李鸿藻若干史实的订正》，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239—240 页）。
以上两说，何者为是呢？我不敢妄下评判，不过从《李档》看来，可以证明至少有若干赠礼是被李鸿藻拒收的，例如前面提到的广西巡抚张联桂所送别敬。张联桂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十月二十四日致函李鸿藻，说完军政事务之后另附一页短简，如此写道：
再，远隔光仪，莫名渴慕。去春联桂出都时曾赋留别之章，未荷录存，正深歉仄。固知清风亮节，不肯稍囿俗情。惟现值枢廷一切酬应较繁，且戋戋年例，聊助围炉，似亦事不可废。兹乘邮便，谨具炭敬贰百两，幸莞纳之，曷胜感祷。专此，再敬荩安，伏惟垂察。联桂谨再肃。
所谓“未荷录存”，也就是说李鸿藻没有收下张联桂上年赠送的别敬。张联桂对此一面赞颂李鸿藻的清正，一面又表示军机处应酬较多（李鸿藻于当年十月初六日补授军机大臣），而且过年送礼已成惯例，劝他这次收下炭敬。另外，我在《李档》中见到几件信封上有李鸿藻“外件璧”的亲笔批注，也就是信件留下、赠礼璧还的意思。前面提到的李培元所送寿礼，就是这样处理的。
不过，“向不收冰炭两敬”的说法也太过夸张。李鸿藻即使不同凡俗，也不至于拒绝一切馈赠，比如来自清流同道的炭敬。根据茅海建与白谦慎发现的两份礼单，清流健将张之洞与吴大澂在甲午战争前后都曾向李鸿藻赠送炭敬，数目分别是一百两和二百两（茅海建：《张之洞的别敬、礼物与贡品》，5—6 页；白谦慎：《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236 页）。而且，倘若李鸿藻当真一文不取，仅靠俸禄恐怕很难维系全家在京师的体面生活。某部清末谴责小说中，有位大学士如此向门生兼同僚哭穷：“有你师母、世兄弟，总得想个法子，好叫他们将来过活。愚兄又一直供职京师，没有放过一天外任，单靠着几两银子的冰敬、炭敬、门生贽见，一年到头开销还不够，那里能够多余钱呢？”（李伯元：《中国现在记》，岳麓书社一九九八年版，12 页）这种说法，丝毫不提为数甚微的俸禄，简直是把礼金当成基本收入了。虽是小说家言，倒也能够反映出京官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馈赠的事实。
而在《李档》当中，也有着李鸿藻收受礼金的证据。有一张粉红色笺纸，上面写着：“五佰六拾四号／见条付京平松江银贰佰两正／谦和瑞（照付）。”在它的前一页，则是一个注明“炭敬贰百两”的小信封，应当是与之配套的。从排序上看，它们应当是前面的松椿（在光绪朝历任江安粮道、山西按察使、直隶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直隶布政使、漕运总督等职）贺年信的附件。“谦和瑞”是北京的一家著名银号，外官向京官赠送各类礼金，往往由这样的银号或票号经办。这张信笺相当于凭票即付的支票，后加的“照付”二字则说明已经兑现。
我还在《李档》中发现了一件简短的账单：
肆千贰百叁拾伍两。
净存三千九百九十五两（注：以上两行后来勾去）。
二月初八日取用二百四十两。
二月十四日取用九百九十两。
净存三千两。
二月十四记。
这里记录的进账，可能是某年李鸿藻收受的炭敬或寿礼，共四千二百三十五两，大概在过年或过寿时花掉了二百四十两，二月份又取用两次，最后结余三千两。就李鸿藻的地位而言，这个数目真不算多。《李档》中有一通李鸿藻的某位世交晚辈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写给他的信函，其中爆料说，清流健将陈宝琛“每岁年终收各省外官三千余金之多”。陈宝琛此前只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刚刚升为内阁学士，品级不是太高，也不在权力中枢，收到的炭敬尚且为数不少；身为清流魁首、中枢重臣的李鸿藻若是稍微不那么爱惜羽毛，礼金的进账必然还能翻个几番。总之，清流再“清”，也不至于像蒸馏水那样纯净。
李鸿藻于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六月二十六日病故。亲朋故旧的奠仪，成了送给他的最后一批礼金。根据《李档》，可以知道部分吊唁者的身份与奠仪的数目：两江总督刘坤一（一百两）、漕运总督松椿（二百两）、前四川总督鹿传霖（三百两）、湖南巡抚陈宝箴（二百两）、福建陆路提督程文炳（一百两）、太常寺少卿盛宣怀（五十两）、河南布政使额勒精额（二百两）、山西按察使刘鼒（一百两）、云南昭通府知府林绍年（一百两）、山西忻州知州许涵度（一百两）、浙江候补知府潘祖颐（三十银元）……赠送奠仪最多的是湖北巡抚谭继洵（四百两），最少的则是翰林院编修费念慈（八两）——他不仅是“穷翰林”，而且当时在老家居住，处于隐退状态，基本上不会有人给他送炭敬了。
李鸿藻去世之后，上谕对他的盖棺论定是“守正不阿，忠清亮直”，他的品行也当得起这八字考语。然而，即使是他这样罕有的清正大臣，也不免屡屡收到各方送来的礼品礼金，亦不免收用其中的若干部分。这正是清朝当时的“制度病”所决定的。而在李鸿藻身后，清末官场风气愈发江河日下。在奕劻、载振之流巨贪眼中，李鸿藻当年收到的“菲敬”必然更是不值一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