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哈佛大学做了一项调查，在商学院即将毕业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学生中问了一个问题：你是否有目标。结果显示，84% 的人没有目标，13% 的人有目标不过没有写，3% 的人有明确的书面目标。十年后追踪，13% 群体的平均收入是84% 群体的两倍，3% 有明确书面目标的人的总体表现比所有97% 的人高出十倍，这就是“哈佛目标研究”。

耶鲁也做过这项研究。一九五三年，研究者对耶鲁的应届毕业生发放问卷，调查有多少人为未来制定了具体的书面目标，答案是3%。二十年后追访，这3%的人积累的个人财富比其余97% 的人加起来还多。

这是一个目标设定与个人成就强因果关系的实证故事，正能量的学术立意、合情理的研究设计、鼓舞人心的追踪数据，谷歌和百度上能搜到大量参考了此项研究的文章、专著、视频演讲等。但是，这项被超高引用的著名学术调查并不存在，研究数据也纯属杜撰。

早在一九九六年，商业杂志Fast Company （《快速公司》）的真相还原小组（Consultant Debunking Unit，简称CDU）已对这项广为流传的著名研究求证过其真假虚实。CDU 首先联系了杰伊·利芬巴瑞，他一年前出版了《没有借口！战胜障碍与实现卓越的新哲学》，该书后来的全球销售突破二千万册，问起书中耶鲁目标研究的出处，作为培训与发展机构总裁的利芬巴瑞无法提供。但两位合著者却愉快地证实，咨询顾问界对此早已耳熟能详，他们在数百场励志研讨会中听过很多次了。

成功学教父、电视广告大王安东尼·罗宾斯的畅销书《无限的力量》引用了耶鲁目标研究，并断言写下清晰明确目标的人未来会拥有更多的个人财富和更幸福的生活体验。CDU 联系到罗宾斯国际研究所，被告知相关文献“遭遇劫难”，该所推荐了个人效能咨询顾问布瑞恩·川西，川西表示是从演说家齐格·齐格乐那儿听到的。在他最畅销的视频《目标，设定和如期实现》中，齐格乐引用了耶鲁3% 的奇迹，他从哪里发现的这项研究？齐格乐达拉斯总部的一位发言人指出信源可能是罗宾斯。

调查到这里，信息采集没能三角互证，反而陷入循环，于是CDU联系了耶鲁一九五三届的毕业生、退休律师希拉斯·斯宾格勒，自毕业后一直是该届毕业生的秘书。他毕业时打算先在哈佛修完工商管理课程然后从事人事管理，但他后来加入海军，此后进了法学院。他声称自己从未写下任何个人目标，他和同学未曾参与过相关研究。他提供了耶鲁一九五三年年鉴的摘录作为进一步的证据：可口可乐的首席执行官当年想去古巴一家从事农业和食品工业的国际公司。华尔街投资公司的创始人唐纳森和拉夫金当时的职业预期在法律行业。一九六四年即兼任玛氏公司三要职的小福雷斯特当时还没有想法，职业可能性列表填了“无”。

最后，CDU前往耶鲁大学。院校研究办公室的研究助理贝弗利·沃特斯称，当时《牙科经济学》《成功》等众多杂志的井喷式引用促使她详尽检索了耶鲁校友的档案，在那里，她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曾经进行过这样的研究：“我们非常确信‘研究没有发生。这是一个迷思（myth）。”

广为传讲的耶鲁目标研究最终被证明是子虚乌有，那哈佛确有其事吗？哈佛大学图书馆屡屡被问及，官网上他们明确答复从未找到过有关的证据，并断定这是一个都市传奇（urban legend），答复还附有耶鲁图书馆查无此事的声明链接、CDU的调查链接、马修斯的研究摘要链接。

一九九六年底，CDU发布了求证结果《如果你的目标是成功，就不要咨询这些大师》，证据确凿无可争辩。即便这样，近三十年来，基于这一虚构研究的励志故事并没有销声匿迹，反倒是变换马甲——修改个别学术元素拼接出不同的版本——层出不穷。国内当下流行的有《哈佛大学耗时二十五年的研究显示：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并非出身》等，英文版可见生活博主米娜·马克思二〇二二年三月的文字。二十五年后，3% 当年长远目标清晰的毕业生无一例外成为各行业的领军人物，10%短期目标清晰的人也成了社会中坚，60% 目标模糊不清的人庸碌无为，27% 没有目标的都生活困顿，接受救济还怨天尤人。近几年，该版本被国内众多自媒体包括一些学校持续关注和频繁推送。

耐人寻味的是，即使职业发展教练、咨询顾问们逐渐了解到哈佛、耶鲁目标研究实乃虚构，他们依然不怀疑凭空臆造的结论的可靠性。一九九六年，布瑞恩·川西在回应CDU 调查时说：“如果这项研究本身不是真的，结论也应该是真的。”结论先行，再来寻找支持结论的学术新证据。多米尼加大学的盖尔·马修斯二〇0七年在所在学院网站上发布了不足三页的研究摘要，直陈研究缘起于哈佛、耶鲁这项并不存在却在商业界和学术界被广泛提及的研究，现实需求如此强劲，她们决定展开研究。研究设计了五个组，五组参与者都有目标，区别在于是否形成文字、有行动承诺、公开承诺，以及周进度报告。四周后，以上要素都具备的第五组的目标达成显著高于其他四个组，有目标但未形成文字的第一组平均成就最低。马修斯的研究至今没有正式发表，也没有完整的论文题目，不足为凭却不影响其广泛传播。

从业界权威到寻常百姓很多人对此类研究不加考证就信以为真，盖因目标设定是相当常见、可复制性极强的管理办法和激励手段，人们不会怀疑目标设定的有效性。然而，二〇0九年，哈佛大学商学院马克思·巴泽曼等合著的《疯狂的目标：目标过度设定的系统性副作用》论文发表，该文着力揭示：尽管许多研究表明，设置清晰具体的、富有挑战性的目标能有力地推动行为并提升绩效，但目标设定的积极价值被过分夸大，目标不当设定的危害，包括关注焦点狭窄、忽视非目标领域、不道德行为增加、扭曲风险偏好、腐蚀组织文化、降低内在动机等副作用被严重低估和系统性忽视。该文列举了工商业界因目标的不当设置导致失败甚至破产的典型案例，也讨论了高校“唯论文”的目标设定及管理风险，论文发表一旦成为大学评价和任期考核的决定因素，将诱发教授们急功近利于短期收益，其他的重要目标，如研究的真正价值、教育教学和社会服务等都会遭受潜隐且长期的破坏性影响。总之，设定适当的目标是一个困难而复杂的过程。很多情况下，不当设定目标的破坏性甚于其益处，这值得学术界和管理层给予特别的关注。文章还通过药物类比建议人们停止将目标设定作为一种应对所有动机问题的非处方良药。相反，目标设定是处方药，应谨慎使用，考究剂量同时注重监督，从而避免成为目标过度设定的受害者。

哈佛、耶鲁目标研究提醒我们，不少关注学术、利用学术的人并不真的在意学术本身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一项毫无根据的研究被明确地证伪，也没有杜绝后来者的持续引证——这实在表明了人类理性的有限。再进一步，研究确实做过，但依托的数据并不公开，这样的研究可以采信吗？托马斯·索维尔在新著《社会正义的谬论》一书中，提到哈佛大学原校长德里克·博克的《河流的形状》，该书宣称平权行动录取政策是成功的，这与那些公开数据的研究的结论截然不同，虽然媒体对其大加赞誉，但其他学者发现了很多问题，当他们试图检验博克校长的原始数据时，却遭到拒绝。对此，学术界当如何判断和评价，公共政策又当如何辨识和应用呢？此外，在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应用的基于影响因子或实践影响力的学术评价亦有其局限，影响深广未必就是好的研究。根据压根儿不存在的研究，目标设定倡导者们的行动影响了管理教育与管理的实践。同样子虚乌有却广为人知的还有“一万小时法则”、中美互派访问团考察对方的初等教育，等等。刘思达在《二十年目睹北美社会学之怪现状》中提到他在北美的一位老同事，她曾在“Google 学术搜索”上考察自己引用率最高的著作的被引情况，结果大失所望。虽然被引几千次，但八成以上都只引了一下作者和出版年份；其余不到二成的引用虽有实质性讨论，但在作者本人看来对书的概括和分析也大都是错的！所以，引用这本书并且理解作者原意的人，还剩多少？评价机制如何大浪淘沙去伪存真，使真正理解了学术作品的评价者的声音被听到是一个有意义的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