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克斯《英雄的习性》（Bernard M. W. Knox， The Heroic Temper ：Studies in Sophoclean Tragedy ，1964）一经出版，便为古希腊悲剧乃至古希腊文明研究提出了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为何，在荷马英雄已经隐退的古典时代，尤其，在英雄崇拜显得颇为过时的雅典民主时期，索福克勒斯还要使那些桀骜不驯、拒不合作的英雄作为绝对的主角大量出现在他的悲剧之中呢？
尽管从现代悲剧的概念出发，一部戏剧存在一位核心的英雄角色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但回到古希腊，这一问题却显得并不那么理所当然。正如诺克斯富有洞见地指出，索福克勒斯的英雄写作实际非常独特，虽然古希腊悲剧绝大多数都以古希腊神话为题材，但几乎只有索福克勒斯的英雄才会作为绝对且唯一的戏剧主角出现在狄奥尼索斯剧场中。相较于前辈埃斯库罗斯与同辈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可谓将全副精力都付诸单个英雄的塑造上，而少有另外两位作家对群体行动的着墨与关怀。由此，可以说，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也成为一个独特的悲剧类型，“英雄悲剧”。
在这些英雄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到英雄们清晰的特征与轮廓：他们都孑然独立，个性强烈，不易相处。他们受到恳求、告诫与劝说，有人也曾试图教导他们，或请求他们让步，这些英雄们却要求独处，不愿妥协甚至拒不听从劝谏。他们深知他们遭受到的攻击，于是他们愤怒地回击。他们被认为是不明智的，甚至无法无天，野蛮暴虐，缺乏基本的节制。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因其对自身行为与命运的绝不妥协尽显高贵与伟大。尽管为诸神与众人所弃，但他们仍坚持行动并作为行动的主体对其悲剧性的结局负责。他们基于个体本质最深层的本性做出抉择，而一旦下定决心，他们便会“盲目地、凶猛地、英勇地坚持着，甚至直到自我毁灭”。这正是索福克勒斯的英雄令人敬仰之处，也是其作为悲剧核心的价值所在。
这样的形象，会令人想起荷马的那些英雄，阿基琉斯（Achi l les）是其中的典型。这位选择为荣誉而战的英雄，同样有着暴虐的脾性，他因阿伽门农荣誉分配不公而愤怒，从此拒不出战。就因为他的这一怒，阿开奥斯人（Achaeans）受尽苦难，被敌人刺杀的尸体成为野狗与飞禽的吃食，即便人们恳求他重新参战，他也固执地拒绝让步，结果是，他的战友们战败而死，最终，他也为自己招致了毁灭。这正是许多索福克勒斯英雄的处境、精神状态与行动的样式。
学界早有共识，专注于英雄写作的索福克勒斯的确是“最好地继承了荷马精神”的一位悲剧作家。然而，这一共识的背后却隐含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理解索福克勒斯的这种继承，尤其，如何理解在如此巨大的时代变迁背景之下索福克勒斯对荷马传统的追随与化用？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埃斯库罗斯。从时代次序来看，埃斯库罗斯处于荷马与索福克勒斯之间。按照一般逻辑，埃斯库罗斯应比索福克勒斯与荷马精神更加切近。然而，正如诺克斯与许多其他评论家都观察到的，尽管埃斯库罗斯声称他的悲剧是“从荷马的宴会上剪下的片段”，他所呈现出的英雄世界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其中最大的改变在于，“埃斯库罗斯将荷马史诗中反复无常的诸神彻底变为慈祥的力量，他们通过苦难将人与他们的城邦（在《伊利亚特》中几乎不存在的事物）带向了更高层次的理解与文明”。换言之，埃斯库罗斯与荷马的关系更多是革新，而非继承。如此一来，作为后辈的索福克勒斯对荷马精神的复归就多少令人费解：既然前辈已然在雅典民主到来的新时期从传统中开发出一种新气象，那么，为何，在此之后，索福克勒斯又回到荷马时代那个拒绝妥协并在帐篷里生着闷气的阿基琉斯呢？这是一种回溯，一种后退，还是一种保守主义的表达？
上述问题实际是本文开篇所引诺克斯之问所关注的真正问题，关于英雄与“时代错乱”的问题，或文明传统的革新与接续问题。对此，稍有遗憾的是，诺克斯或囿于篇幅未及展开细致的讨论。不过，我们若要接着诺克斯继续追问下去，我们仍可从他在书中的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观察出发，以此作为探究的起点。关于英雄之于索福克勒斯的意义，诺克斯提到戏剧的“当下性”，而他认为，任何伟大的戏剧都必须在思想与情感方面对观众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因此索福克勒斯的英雄悲剧就不可能是一个生硬的历史重构，他“对阿基琉斯式的性情与处境的迷恋并非来源于他对过去的兴趣，而是因为他深刻地相信，这种性情与处境是对他自身所处位置与时代悲剧性的两难境地真实而唯一可行的戏剧性表达”。
诺克斯做此判断是基于索福克勒斯与埃斯库罗斯两人所处时代的对比。与品达同代的埃斯库罗斯参加了马拉松战役，眼见希腊战胜波斯，亲历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后来雅典逐渐走向伟大与辉煌。而索福克勒斯却恰恰相反，他与修昔底德处于同一时代，他所目睹的是雅典由盛转衰的过程，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苦苦挣扎，到索福克勒斯晚年，曾经伟大的雅典几近败亡。两人几乎相反的时代处境使得两者的作品从根本精神上显现出不同的底色与基调：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其中虽有盲目、狂暴与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最终却达成了和解，在严厉却仁慈的神明的指引下，从原始野蛮转向文明开化。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却始终饱含一种巨大的张力，一方面，他看到人类的苦难不可解除，神明的意志更是难以捉摸，另一方面，也恰恰在这样空白的恐惧中，他的英雄显现出一种顽强的英勇反抗之力。
“空白的恐惧”可以说是索福克勒斯的英雄所面临的根本处境，也是他们一切行动的生存论背景。这的确很接近荷马的世界，在那里，人类的生死之战不过是诸神可以随时参与和退出的游戏，诸神的意志终究不为人类所认识。而值得一提的是，英雄们的这一处境在索福克勒斯所创造的“独幕剧”的处理下被极大地强化了，甚至显得比荷马的版本更为彻底与极端。诺克斯敏锐地指出了“独幕剧”之于传统三连剧的革命性意义：与总有“下一部”的三连剧不同，独幕剧排除了未来的可能性，强化了当下的黑暗与恐惧，由此，英雄只能在一个没有未来给予慰藉，也没有过去指引的当下中行动，并且必须为其行为及后果承担全部责任。这是“时间与空间的孤立所强加给他的”，也正因如此，“他们的行动根据仅在于其自身，而其行为的伟大也同样归功于其自身”。
在索福克勒斯所处的战争频发、变动不居的年代，人们的确需要这样的孤胆英雄，于是回望荷马，从传统处寻求精神的支持成为一条可欲之路。英雄们所做出的自由抉择，他们坚毅的行动，以及迎着风暴岿然不动的勇气都是雅典公民为城邦而战所必需的高贵美德。英雄面对黑暗、灾难与命运的暴击拒不妥协、一己承受的伟大必然使当时的观众动容。有学者曾提出雅典的民主精神具有贵族式的特质，也恰在于此。尤其，雅典强调个体自由，而此自由所指向的不仅是政治与生活的自由，更是自主选择伯里克利所谓的“美好的死亡”（即为城邦战斗而死）的自由，在这一点上，唯有从遥远的荷马处汲取能量，才能在厚重的历史感中为公民当下的行动带去黄金时代精神理想的润泽。
英雄精神从未隐退，而是一直跳动于希腊文明最深层的脉搏之中，这是荷马式英雄在索福克勒斯时代得以“复活”的一个根本原因。但另一方面，这一“复活”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却也遭遇了从未有过的挑战与问题。民主城邦是英雄精神面临的新情境。与以家庭为中心的荷马社会不同，民主雅典要求公民以城邦共同体为本。重装步兵（hoplite）与三列桨战舰（trireme）的作战方式需要公民战士们通力协作整齐划一，为城邦而非为个人而战。从根本上讲，这是城邦共同体对个体性的某种攫取，公民必须也只有首先将个体的生存权利让渡给城邦，他才可能从城邦的整体性持存中重获生命的意义。雅典众所周知的公民葬礼就是对此很好的体现。在为战亡者举行的葬礼上，那些为城邦牺牲的公民们被并排在一起，他们个人的名字不被提及，而被作为一个整体受到城邦的悼念。这与荷马英雄的葬礼形成天壤之别，在那里，英雄个人的伟业与荣誉是最为突出的主题。
我们看到，在新的城邦背景下，战斗的英雄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城邦，无论他多么英勇多么出色，他也必须被纳入共同体之中，成为捍卫城邦共同体的一员。由此，这一社会结构必然与传统的英雄精神发生根本性冲突。英雄之所以伟大，在于其超乎常人的力量，他游走在社会的边缘，或高贵近乎神，或暴虐近乎兽。此“不寻常”乃英雄精神的本质。也恰恰由于英雄有超人之力，他们才得以即便在“空白的恐惧”中，仍能做出自由的抉择，独自行动。从根本上讲，英雄必然是孤独的。而城邦对公民“英雄”的期望却恰恰相反。她要求英雄不孤独，要求他融入集体，成为“普通”而非独特的一员。他甚至不能在来自社会与朋友的巨大压力前保持坚定的态度，而是需要被说服，需要将自我（哪怕部分）出让给他人。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在此显而易见，在这样的社会中，公民战士们是否应当以荷马式英雄作为行动的楷模甚至都将成为一个严肃的道德问题。
这是雅典民主城邦面临的两难：一方面，她深切需要高贵的英雄精神对公民的引领，而另一方面，她却不得不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张力间不断遭遇英雄精神与城邦精神的悖论。我们在索福克勒斯悲剧中体会到这一两难。悲剧中的这些英雄时刻面临着他们自身与他人、与社会、与城邦的矛盾。他们越是纯粹，越是孤独，越是独特，越是与城邦共同体格格不入甚至被共同体所离弃。埃阿斯（Ajax）便是这样一位英雄。他因荣誉分配不公而意欲报复同伴，雅典娜令他疯狂丑态百出，他羞愧难当地将自我隔绝于整个共同体之外，最终在寥无人烟的海岸边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一生。菲洛克忒忒斯（Philoctetes）亦是如此。他贫病交加，为战友所抛弃，独自一人在孤岛上生活了整整十年，当背叛他的战友回来请求他帮助时，这位英雄毫不妥协地一再拒绝。同时，我们也会想起那位因非凡的智慧登上人类社会权力顶峰的俄狄浦斯（Oedipus），他在忒拜像神一般地存在着，但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根本是此共同体中最大的罪恶与讽刺。若将荷马与索福克勒斯的英雄世界相比较，可以发现，在悲剧中，英雄们不再能与共同体达成和解，两者间的撕裂是如此彻底。可以想见，即便生闷气的阿基琉斯来到索福克勒斯的世界，他或许也很难再回到军中，与阿开奥斯人并肩作战，更难与普里阿摩斯（Priam）握手言和。正如安提戈涅（Ant igone）与克瑞翁（Creon）的冲突不可化解那样。
在此，我们注意到“悲剧”。与史诗不同，在城邦时代的背景下，悲剧凸显了伟大英雄不可救药的毁灭性，而这是雅典城邦面临两难的一个必然结果。当英雄来到城邦，当英雄的价值观与城邦的根本精神在本质上相背离时，英雄必然毁灭——尽管他仍旧高贵。由此，我们可以说，伟大与毁灭共存，是一个新时代所滋生的悲剧问题，此问题，犹如一根针深扎于雅典城邦之中，在此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能深切感受到英雄精神与城邦理想之间的拉扯与冲突。这或许是索福克勒斯选择悲剧这一形式来表达英雄的一个原因，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在索福克勒斯所在的时代，对英雄精神最根本性的思考只能在悲剧这一特殊的文体中才能实现。因为，悲剧所给出的并不是一个解决方案，而恰恰，其深刻之处在于，悲剧意识到英雄精神之于人类伟业的不可或缺，但同时，它又与人类共同体本身的生存法则相背离。而此悖论是无解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
索福克勒斯对英雄精神与城邦社会复杂关系的呈现触及雅典民主城邦生活的根基，这些作品不仅以其激昂的情感震撼着观众的心灵，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不断引发公民与城邦对诸多问题的反思。不难理解，为何这位剧作家在雅典如此受到欢迎，以至于在他去世之后，也作为英雄神被奉入了神庙。不过，尽管，不可否认的是，索福克勒斯对英雄人物的热情的确深受他本人英雄崇拜信仰的影响，但本文希望强调，索福克勒斯的“英雄悲剧”无论如何都绝非仅仅是一种个人性表达——它是时代性的，其所回应的是当时的大问题。
在此，我必须最后简要提及欧里庇得斯，这位与索福克勒斯在写作风格和内容上都大相径庭的同代人。这两位作家通常被认为差异性远超共同性。尤其，欧里庇得斯对传统英雄世界的日常化与世俗化都使得他的英雄与索福克勒斯的形成极大反差。似乎，欧里庇得斯对荷马英雄已经漠不关心了——而似乎，这也从旁说明索福克勒斯对传统英雄的持守只是他个人的意志与兴趣。然而，我们要说，事实上，英雄作为时代问题实乃两位作家的共同关注，而欧里庇得斯对荷马英雄精神的弃绝本身很有可能就是他处理当代英雄问题的一个策略。只是与索福克勒斯反其道而行之，在英雄精神与城邦理想发生冲突时，欧里庇得斯选择的是从传统迈出一大步，而不是在传统中流连。
两位作家的同名悲剧《埃勒克特拉》（Elect ra ）很能说明这一问题。这两部作品都是关于奥瑞斯特斯与埃勒克特拉策划弑母为父报仇的故事，而两者对情节的不同处理显示的正是两位作家对英雄问题不同的态度与进路。索福克勒斯将主人公塑造为其典型的英雄角色，剧中的埃勒克特拉与索剧其他英雄一样，因其固执的英雄主义而招致最终的毁灭。而欧里庇得斯则有意将故事设置在一个远离英雄主义的日常世界，再在此世界中，讲述埃勒克特拉以英雄之姿为父报仇的故事。当欧里庇得斯将日常世界与理性纳入故事之中，英雄复仇就显得不再理所当然，它在一种疏离感中受到了质疑与挑战。
由上述例子可见，欧里庇得斯对英雄精神的否定本质上与索福克勒斯所面对的是同一个时代问题：如何在新的城邦时代理解与面对那个英雄精神所代表的文明传统。从某种意义而言，欧里庇得斯比索福克勒斯更加悲观，他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对传统充满了不信任，他反讽式的写作也多出自这种对传统思想的不安。于是，我们看到，欧里庇得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启蒙与理性，他期望在新时代的思想中寻找一个新的支点——这是比埃斯库罗斯更加彻底的一条革新的道路。
从欧里庇得斯回到索福克勒斯，我们或许更能体会到这位竭力接续文明传统的悲剧作家的不易。尽管英雄注定毁灭，但他仍坚持并信仰其高贵的精神，并在此精神中，为动荡的雅典摇旗呐喊。索福克勒斯的心志，正如修昔底德记录的最后一场演说中，伯里克利对希腊人所说的那样：“你们必须意识到，雅典拥有在众人之中最伟大的名声，因为它从不屈服于厄运，而在战争中，它比任何其他城邦都牺牲了更多的生命和劳力，因此成为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最大强国，即使有一日我们失败了（因为世间的一切生来就走向衰败），但这样的强国将为后世永远铭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 64. 3）
（《英雄的习性：索福克勒斯悲剧研究》，［英］伯纳德· M.W. 诺克斯著，游雨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二三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