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一般认为，随着社会现代化，家庭会从关注子女的经济价值转向重视子女的需求。①泽利泽（Viviana Zelizer）探讨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的儿童价值观念如何由经济效用向“神圣化”和“情感化”转变，并认为这一观念转变与工业革命带来的职业和家庭结构变化密切相关，她试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揭示美国儿童价值由“经济无用”（economically useless）到“情感无价”（emotionally priceless）的社会构建过程。②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家预言，世界上不同类型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都会与西方模式趋同。③照此逻辑，世界上其他类型的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也会发生从重视儿童经济价值到关注儿童情感价值的转变。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经验与西方工业化背景下的社会发展逻辑存在巨大差异。扎根于西方经验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条件等背景下是否具有解释力，尚需审慎探讨。本文旨在将儿童价值与社会变迁这一重要议题放在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国家发展、政治干预和经济改革的背景下加以检视。基于对三代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史访谈证据，特别是受访者对其童年的叙述，本文探讨了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对儿童价值变迁的影响，并质疑了泽利泽关于儿童价值从“经济有用”到“情感无价”发展变化的线性模式④。本文分别从经济／功利价值、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三个维度揭示当代中国儿童价值延续与变化过程中内在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与西方经验不同，当代中国儿童的价值变迁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伦理、社会保障条件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和塑造。
下文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说明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对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加以说明，再基于三代人童年经历的质性分析，着重讨论当代中国儿童价值的代际变迁与性别差异。最后，在对中国经验证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西方工业化背景下的家庭变迁和儿童价值理论提出质疑。
二、文献回顾：中国人的童年生活与儿童价值
中国父母对子女异乎寻常的关爱和各方面的投入吸引了学界对中国独生子女的关注。借助2004年至2005年在上海几所学校和家庭收集到的民族志资料及过去三十多年的各类公开文献，纳夫塔利（Orna Naftali）认为一种强调儿童权利的话语和观念正在中国兴起。这种新兴的儿童权利话语体系把儿童视为“主体”而非客体，视为“独立”的个体而不再是家庭、社会或国家的“附属”。进而，他认为，儿童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现象在中国社会开始出现。⑤刘凤书也持类似看法，认为对于那些能与子女建立民主而亲密关系的父母而言，子女在情感上更加珍贵，在经济上则是无用的。⑥
然而，另一些涉及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城市家庭的研究对上述儿童赋权或儿童个体化的论调持疑。通过对厦门五个家庭田野资料的分析以及对厦门一所小学的深入调查，吴楚玲（Esther Goh）发现，独生子女在与多个监护人的日常互动过程中，虽然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但他们并没有被“宠坏”。⑦比那-波拉克（Binah-Pollak）注意到，在国家层面公开倡导的儿童作为“权利主体”的官方说法往往与中国家庭层面的实际做法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是矛盾的。⑧
这些改革开放时期对中国儿童的个案研究总体上与儿童价值和儿童现代化的全球话语体系一致。表面上看，中国家庭对独生子女的关爱有加，似乎与泽利泽所持的儿童情感无价论相吻合。实际上，大多数研究的对象聚焦于未成年儿童，从而忽视了中国文化关于孝道的伦理要求——尤其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的养老负有责任和义务。如果忽略这一文化背景，就会掩盖中国社会中父母与子女之间贯穿一生的相互依赖关系。⑨尤其是21世纪以来，面对经济及社会保障的不确定性，中国社会的家庭和亲戚关系都得到了强化。⑩当下中国社会这种相互依赖的家庭成员关系挑战了西方现代化理论所隐含的个体化、无具身（disembodied）的主体预设。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家庭及其变化进行新的概念化，从而理解缺乏自由主义观念之下的自我与个体意识的非西方文化。
为了理解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如何影响家庭结构，库查巴莎（Cigdem Kagitcibasi）提出了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中的三种家庭模式。第一种，人际关系紧密的“相互依赖型”（mode of interdependence）家庭模式，普遍存在于欠发达地区、农村和农业生产为主的环境中；第二种，“独立型”（mode of independence）家庭模式，在具有个人主义文化的西方工业城市更为常见；第三种，“情感互赖型”（mode of pyschological interdependence）家庭模式，在城市和发达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常见，并根植于联结文化（cultures of relatedness）中。这三种模式分别对应三种类型的家庭亲子关系：服从／依赖取向的权威型亲子关系，自主取向的相对放任型亲子关系，以及控制-自主混合取向的权威型亲子关系。总体而言，与泽利泽的主张一致，库查巴莎认为儿童的经济价值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降低。11
库查巴莎关于家庭生活与社会变迁的模型，为解释跨文化的调查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框架。本文借助这一分析框架对中国的儿童价值进行分析，以增进跨文化背景下对家庭和儿童现代化的认识。本文认为，对儿童价值的认识必须放在历史和文化的情境中加以分析，这需要首先理解其所处的经济社会转型的复杂阶段，而不能简单照搬欧美语境下的“现代化”认识。通过关注工业化以外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与经济背景，本文挑战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本预设，即“非西方社会的工业化也会导致家庭模式产生相同的变化”。 12调查发现，中国的经济社会变迁（如经济发展、市场化改革以及因计划生育政策所致的生育率下降与老龄化问题）和传统孝道文化的持续影响，在当代中国的儿童价值变迁中起到更为主导的作用。通过深度访谈和质性研究，本文试图对当代中国的儿童价值变迁提供高度情境化和更为丰满的描述和解释，同时也基于中国经验对库查巴莎的模型做了细微修正。
“代”（generation）是既定的社会结构变量，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经历中形成。这些经历定义了生活机会和社会环境，并塑造了相应的家庭关系。13本文通过“代”的分析来呈现宏大的经济社会转型。在中国，当讨论特定历史时期对个人和家庭行为所产生的外部影响时，“代”的概念在研究中被广泛采用。例如，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并成长于“文革”的一代，当时的家庭传统规范因社会动荡而受到冲击，而改革开放后出生的“80后”一代，其成长则受到“物质消费主义、信息化与互联网、都市文明以及全球化”的影响。14本文以中国城市三代家庭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童年经历和父母养育行为如何被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特定结构背景所塑造。
现代化经典理论很少涉及性别议题，虽然女性有时被刻画成“反常的群体”（an anomalous group），比男性更难成为现代经济、政治活动的参与者。15泽利泽只是在讨论男孩和女孩因意外死亡获得不同赔偿时简短地讨论了性别差异。而在库查巴莎看来，男孩偏好具有延续家族血脉的社会价值，在重男轻女的社会中儿童的经济价值之所以更加突出，是因为在父权制家庭中儿子要对父母的养老负责。
性别是中国家庭生活的一项重要组织原则。传统儒家的父权制也意味着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16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中国传统社会，临终前依然没有男性继承人，被认为是对孝道最严重的违背。因此，传统上中国儿童的社会化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除了少数精英家庭，绝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女孩被剥夺了读书机会，其角色和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定在家庭领域之内，男孩则大多从小接受教育，以期学而优则仕。17然而，1979年以来中国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这套重男轻女的传统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中国家庭也由此开始在子女教育发展上摒弃性别偏见。18本文凸显了女孩的价值如何在中国城市家庭中发生改变。
三、研究方法
社会学研究中的传记法在捕捉研究对象的个体经历与主观感受方面具有重要价值。19而生活史传记法在调查不同背景下的亲密关系时特别有用，可以解释不同世代如何在其生命历程中相互建立亲密性，以及分析地方性社会文化结构如何塑造亲密关系的个体经历。同时，这种方法还可以使受访者在定义他们自身经历时发挥能动性，以尽量规避研究者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
本文所分析的生活史资料来自笔者主持的一个大型多点比较调查项目，其中包括在中国的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开展的三代人生活史调查。2016年10月到2018年10月，笔者与当地组建的研究助理团队在西安、广州和天津以及其他农村地区共收集了330个生活史访谈案例。此外，笔者采用民族志观察法，通过实地走访、社交媒体交流等方式，对三分之一受访者的生活经历进行了后续追踪，从而为已收集的生活史访谈资料补充了更多背景和细节。具体而言，一个家庭中至少有两代人接受了访谈。在代际划分中，我们定义了老中青三代人：“祖父母代”的大多数受访者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中间代”的大多数受访者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独生子女代”的大多数受访者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
本文从访谈样本库中选取了25个城市家庭中的95个受访者个案进行分析。20个案的选择尽可能平衡家庭和个人在性别、代际和经济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多样性。在选择城市家庭样本时，祖父母代出生在农村并于十岁前迁徙到城市的家庭，或祖父母代出生在城郊村，因城市化而成为城市人口的家庭也属于本文的分析对象，但如果是祖父母代出生在农村，直到成年后才移居城市的家庭则不纳入分析。纳入分析的祖父母代，夫妻中至少有一位具有在城市国有或集体单位工作的经历。21
访谈人请受访者从他们的童年经历开始回忆，并鼓励受访者主动倾诉。如果有些关于家庭关系的话题受访者没有提及，访谈人随后会再针对性地补充提问。所有的访谈都进行了录音与逐字转录。笔者对每一份访谈稿进行主题分析，以识别从不同访谈中所反映出来的共性问题。此外，笔者还对每个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进行了深度剖析。虽然受访者对童年记忆的叙述涵盖了十分宽泛的经历，但几乎所有人都提及了两个主题：童年的物质条件和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下文的研究发现也将围绕这两大主题进行呈现。需要说明的是，下文并不是以家庭为视角来讨论一家三代人的经历，而是以“代”为分析对象来呈现我们的调查发现，旨在揭示城市家庭代际变迁中所存在的共性问题。
四、三代人的童年经历
（一）祖父母代的童年
大多数祖父母代人回忆的童年是在大家庭的贫困中度过。正如王奶奶（天津人，工人家庭出身，兄弟姐妹四人）感叹道：
从我记事开始，反正就挺苦的。一年啊，也没吃过炒菜。到了过年了，买一块豆腐点上点香油，那就是改善伙食了。（2017年3月访谈）
仅有少数精英家庭子女的童年经历属于例外。周奶奶（广州人，干部家庭出身）也是兄弟姐妹四人，她说：
那个时候（20世纪50年代——笔者注），共产党重视技术干部。普通工人一月三十多块工资，我爸爸工资有一百多块。一般工人有吃不饱那些，我们是没有的，我们有饭吃、有书读和有衣服穿。（2018年1月访谈）
大多数祖父母代人的童年是在贫困艰辛中度过的，因此，家庭的主要功能在于生存。正如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所观察到的，中国家庭像是一个合作的经济组织，家庭成员间缺乏情感交流。22这种家庭模式在多数祖父母代人的童年回忆中得到证实，例如，陈爷爷（西安人）在回忆自己和父母的关系时说：
有啥交流的，那会儿哪来的交流，都忙得和什么一样，没有说坐在一起聊聊天。那会儿每天帮着干完家里的活儿，我都累得光想睡觉，哪有跟父母聊天什么的。舵人（陕西方言，指父母——笔者注）回来不说咱、不骂咱就行了。（2018年7月访谈）
同时，这一代人仍然看重中国传统家庭所秉持的长幼尊卑观念。无论在大多数贫困家庭还是少数精英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严格的等级关系基本上是常态。袁奶奶（西安人，干部家庭出身）说：
你是家里的小人嘛，父母是长辈，大人说话小人没有资格插嘴说话的。 我们小时候都挨打，所以我那教育孩子的方法都是跟我妈妈学的，觉得爱孩子才打孩子，惯孩子是害孩子。所以说，我们从小就是接受那种教育。（2018年6月访谈）
尽管大多数祖父母代人都记得童年时常被父母打骂的经历，但在艰辛生活之余的某些特定时刻，他们也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这一代人普遍认为，父母对子女的爱意不是用言语直接表达的，而是体现在日常给予和分享的行为中。例如，陈奶奶（西安人）回忆说：
我母亲那会儿可怜（孩子——笔者注），舍不得吃， 领了饭都舍不得吃，都让娃们吃。有些好的都给孩子吃了，烙些坨坨（一种面饼——笔者注）自己吃，就是这样亲。（2017年4月访谈）
（二）中间代的童年
在中间代人中，大多数的受访者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初期，并且和上一辈人相似，有多个兄弟姐妹。他们成长在政治动荡的时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背景下，曾经的精英家庭也受到冲击。例如，周奶奶的父亲被关进监狱，作为大学生的她本应在毕业后获得干部身份，但最终被分配到化工厂当工人。而袁奶奶全家在“上山下乡”的运动中被下放到陕西农村。为了生计，袁奶奶的妹妹不情愿地嫁给了当地农民。祖父母代人的遭遇使得一些中间代人在受到冲击的家庭中度过了童年。
不同于精英家庭所经历的动荡，大多数工人家庭出身的中间代受访者对童年的回忆是在清贫中过着稳定自在的日子。王先生（西安人）在家中排行最小，他说：
我父亲最早在机械厂当技术员，我母亲在服装厂上班。我们兄妹五个，当年我们家就在父亲厂家属院。小时候，咋说呢，虽然说孩子多……反正很清贫吧，但是觉得很温馨。当时在这个院子出生成长的邻里，都是老邻里，因为都是父辈的同事，这个院孩子父母都是一个单位的。那时候中国人就像放羊似的养孩子，我们都是这样子。（2018年8月访谈）
计划经济时期主张生产劳动和各类政治与社会运动相结合，因此，限制了家庭成员间的互动时间。“母亲当时要忙家务，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她没有时间跟我一起，家庭的生计是第一位的”，据王先生回忆，即使晚上下班后，父母依然需要在各自单位参与政治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与祖父母代人有很大不同，中间代人的母亲多数都有工作和收入，因此，家中年长的子女通常需要照顾其年幼的弟弟妹妹。
与祖父母代人相似，中间代人依然成长于辈分和等级关系分明的家庭关系中。当谈到与父母的互动时，严先生（西安人，兄弟姐妹六人）回忆道：
你有重要的事情，给父母通报一下，没事别麻烦他们。那个年代小孩子见到父母就跟老鼠见猫一样……我跟我妈也很少交流，她在纺织厂上班，下班也要拿零件回家继续干。我每天去上学回来，只要一有空我就陪我妈妈，给她磨钳子或者按摩腿。和父亲的互动嘛，就是经常挨打，我小时候超调皮。因为老人那时候很忙，一天很辛苦，找不到时间说服教育。假如说你惹事了，别人来告状了，不管你有理没理都是你的错，先打了再说。我们这代人做事情就是被要求听父母的话。没有那个条件去跟你讲道理。（2018年7月访谈）
不过，与大多数缺乏教育的祖父母代人相比，中间代人接受了基本的学校教育（虽然在“文革”期间有中断）。对于这代人而言，父母从来不会或极少关注子女的学业情况。严先生解释道：
父母就负责吃住，哪有时间交流。每天回来就是给家里干活。我文化也不高，因为那几年动乱（指“文革”——笔者注），在学校也没学好，再一个家里文化程度低，学习抓得不是很紧。你想，老人一天忙到晚，挣钱把你养活就已经很好了，哪有功夫教你。（2018年7月访谈）
另一名受访者吴女士（广州人），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我的兄弟姐妹都会做饭烧菜，因为父母忙到一天到晚忙着。我们这一代人，不重视学习，大家都差不多。父母那么忙，哪会有时间和精力去管学习？没人管。（2018年4月访谈）
（三）独生子女代的童年
受访的独生子女代人出生于1985年到2002年，其中大多数是“90后”。与父母相比，他们出生并成长在改革开放后物质条件和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年代里。也正是在同一时期，计划生育政策借助工作单位的严厉惩罚措施得以在城市全面落实。这些因素深刻塑造了独生子女代的童年经历。独生子女代的父母愿意为了这唯一一个孩子的发展而倾尽所有。正如其他研究所指出的那样，23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儿童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这一模式也延续到“90后”身上。小潘（女，广州人）讲述：
我的记忆中，每个星期天，父母带我去茶楼喝茶吃点心。从我记事起，就这样。父母总会给我买好吃的东西，物质上基本都能满足我。（2018年7月访谈）
除了满足独生子女的物质需求，小潘的回忆还点出了家庭休闲时间成为这一代人童年生活的常态，这也是在前两代人的童年中基本没有的经历。休闲时间也暗示了家庭亲子间更多的互动。
中国的一些媒体会使用“小皇帝”“小公主”来形容这一代倍受宠爱的独生子女。24事实上也如此，这一代儿童不仅不需要承担家务，而且从未经历过其父母辈童年时期的物质匮乏。然而，在物质生活条件迅速提升的同时，这一代人在亲子关系方面的发展变化却是相对缓慢的。当谈起与父母的互动时，小陈（男，广州人）回忆道：
晚上去散步的路上，我会缠着让我妈给我买雪糕。这时候她会跟我谈条件，让我背几个英语单词，然后她就给我买一个雪糕。我妈很喜欢管我。比如说早上睡太晚，她会说我睡到这么晚，如果在房间里不出来，会说我像个待嫁的闺女一样。而我爸喜欢骂我，可能是想通过骂人的方式来让你不要自满，不要骄傲。影响就是很打击我，感觉自信心不足，跟父母严厉地批评是有关系的。尤其父母骂完你后，有时候很难受的，但是不能跟父母大吵大闹，因为从小我爸就说了，对父母一定要讲孝，你不能顶嘴。（2018年2月访谈）
小陈对电脑游戏的爱好是他与父母产生冲突的主要来源。小陈的父母认为，电脑游戏会影响学业成绩。对此，他们搬出“子女需要顺从父母”的孝道观念，试图约束儿子，敦促小陈按照父母的要求刻苦学习。在上两代人的童年经历中，儿童挨打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干好家务，但对这一代人而言，被父母教训的主要原因则是学业问题。父母对子女学业的看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在不同经济背景的家庭中具有共性）。“一切以学业为重”成为独生子女代习以为常且日渐趋同化的（regimented）生活模式。
实际上，对学业的高度重视是由竞争日益激烈的职业前景所驱动的。20世纪90年代以前，城市里不同学历层次的毕业生基本上都能获得国家分配的工作，或在父母退休时顶替其工作。90年代以后，由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竞争就业成为常态，而这种竞争观念对国民的心理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关于知识经济的新自由主义话语25促进了这样一种社会共识的形成：学历改变命运——当下的学业表现决定了将来能否找到好工作，获得高收入，并从此过上好日子。
然而，父母对子女学业上的过度偏执令许多独生子女代人在成长过程中与父母的关系蒙上阴影，这也给独生子女一代的个性发展带来影响。小朱（女，西安人）回忆道：
很严格，尤其是学习这方面，不会给我自由发展的空间。每天回去就是学习，如果看见我在看电视或是在玩，就会批评我：你为什么不学习？所以我从小不喜欢他们这样的教育方式。我每次在学习的时候就会对我指指点点，比如说你的坐姿不对，你拿笔的方式不对。小孩在写作业的时候就是会低着头，自己是不太清楚到底能低到哪种程度的。我还被他们把辫子绑到那个灯，一直在跟我说头再往下低，你就会驼背的，或者是近视眼的……我不知道这种方式到底对不对，在童年的时候我觉得很暴力。（2017年8月访谈）
与上两代人不同，口头交流成为独生子女代人与父母互动的主要形式，但是父母常使用居高临下的口吻，并期待子女顺从地接受父母在其学业发展上给出的指导建议。和小朱的经历相似，许多受访者回忆起童年时与父母的交流中，总是被“批评责骂”，很少被“肯定赞扬”。虽然父母尽可能地满足子女在物质上的需要，但大多数独生子女代人都认为，他们的童年是在学业压力之下的权威式亲子关系中度过的。只有不到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父母在督促其学业方面采取了平等式的教育理念。
20世纪初叶，个性（individuality）曾被当时的中国知识精英视为儿童发展的目标之一，尽管后来这一目标让步于国家的其他议程。26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和旨在将儿童培养成自主自律（self-governing）、个性鲜明（individualistic）的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其他国家政策的实施，27一些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育儿理念和教育范式发生了转向：独生子女一代恰好体现了儿童的“自主性原则”和个性化发展这一理论构建的影响力。28但访谈材料显示，独生子女代这种个性的形成并不依赖于父母的刻意培养或国家政策的影响。儿童虽然获得了物质上的充分照顾，但其父母仍然以权威性的方式来养育他们。
儿童个性形成的路径因人而异，但又往往在反抗父母掌控的过程中产生。本文归纳了独生子女代个性形成的两种途径。在第一种路径中，当子女满足了父母的愿望，也就是实现了上大学的终极目标，进而他们会获得和父母讨价还价的协商权，在决定自己未来如何生活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第二种路径则是在与父母不断互动博弈的过程中，试图在保持自主与顺从父母之间寻找出路。例如，小陈回忆道：
我知道我不能顶撞父母，要忍住不去大声地回应，我就会在房间里撞墙。通过伤害自己，然后减轻内心的疼痛感。有一次就是在他们面前这样（撞墙——笔者注），我妈也哭了，我爸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要我跟他们掏心掏肺地讲。我当时主要说了父母管太多，但并没有改变。（2018年2月访谈）
小陈童年时总跟父母玩“猫抓老鼠”的现实游戏，为了弄清小陈是否偷玩电脑游戏，母亲会习惯性地检查电脑屏幕的温度。所以，当意识到母亲快要回家时，小陈会提前关电脑降温。而小蔚（女，西安人）为了满足父母的学业期待和自己独立生活的渴望，一直有出国留学的打算：
父母是希望我在西安，但是我想在国外，以前很想逃离陕西，但是现在很想逃离中国，不想待了。这里周围人会给你要求很多事情，包括学习呀，各种事情都有人干涉你，你无法按照自己的内心去干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越远越好。（2017年9月访谈）
在独生子女代中，四分之一的受访者甚至在成年后也未能设法争取到个人的自主性。小朱说：“他们总是觉得你没有自己的思想，需要给你引导一条路去走，要不你就会被带坏。我从小就太乖了，没有反抗意识，所以他们一直在决定我的生活。”（2017年8月访谈）
她的父母不仅影响了她的职业选择，还在她的恋爱与婚姻方面多加干涉。如今的她想离婚又不敢，因为小朱知道，父母不会同意她的选择。
五、讨论：儿童价值的代际变迁
更为宏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转型为理解中国儿童的价值变迁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背景。下文将借助库查巴莎的分析框架检视三种不同的儿童价值类型（功利／经济价值、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以讨论儿童的角色在当代中国城市家庭中的转变，以及儿童价值在三代人中所存在的性别差异。
（一）儿童的功利价值
功利取向的价值更多关注儿童在童年期和成年后所能带来的经济／物质利益。29从中国三代人的童年经历来看，儿童时期所带来的经济价值确在急剧下降。祖父母代人在五岁后就需要承担各种劳动任务，包括做家务，照顾更小的弟妹或亲戚，甚至协助父母在家庭以外做工干活。正如沈爷爷（广州人）说：“那时候，多生个孩子，家里就多了个劳动力。”（2019年9月访谈）对中间代人而言，他们童年依然要承担做饭和照顾弟妹等家务劳动，但已经不太需要协助父母在外工作挣钱，因为当时城市居民的工作通常由国家统一分配。30对独生子女代人而言，父母和其他照顾者（主要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基本包办了家务，以尽量确保孩子在未成年阶段把重心放在学业上。独生子女代在儿童阶段对家庭而言，不再具有当下的功利价值，而是成为家庭对未来的投资。
儿童价值的代际变迁还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密切关联。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绝大多数的城市住房没有通自来水，人们需要到附近的水井取水。80年代之前，多数城市家庭并没有燃气灶或电炉，日常做饭主要依靠燃煤。随着自来水、燃气、电力等现代化设施在城市家庭的普及，做家务所需的时间大大减少，儿童也因此免于家务负担。此外，父母对独生子女学业上的高度重视也意味着后者的童年完全以学业为导向。
随着代际变迁，三代人中儿童的经济价值虽然在持续降低，但儿童成年后（成年子女之于父母）的经济价值并非如此简单的线性变化，而是更为复杂。调查显示，大多数祖父母代人退休后靠国家的养老金来支付生活开销，但当其生病或生活上无法自理的时候则需依赖子女（中间代人）提供工具性支持和个人照料。在市场经济中，这些支持和照料服务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和购买，因此，成年子女向年迈父母所提供的家庭支持照料是具有经济价值的， 只不过子女向父母提供养老照料的无偿性掩盖了他们的经济价值。
相应的，当中间代人谈及个人的养老前景时，其态度在“依靠子女”和“不靠子女”之间摇摆，充满矛盾。孙女士（西安人）告诉我们：
我一直在计划老了后怎么办，我觉得应该是不靠子女。但是还要靠子女，这是她的义务。如果有敬老院，或者适合我的地方，也好着呢，就是我觉得难免会想念自己的孩子，是人的人性吧。我给女儿说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娃就说要，她要我给她打扫房子，我爸给她做饭，这就是我娃说的。（2017年7月访谈）
这一回答至少反映出三层含义。第一，孝道义务的文化规范仍要求成年子女在父母的老年安排中承担责任。第二，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相互依赖也是中国家庭的主要特征。访谈也表明，成年子女不仅期待年迈的父母能帮忙分担家务，还希望父母协助照料孙辈。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这种互惠关系是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的。父母在为成年子女持续提供支持帮助的同时，也意味着成年子女应该在父母年迈有需要时提供支持照护。第三，中国的社会化养老水平总体上仍然偏低。虽然一些精英家庭（如离退休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可以在高档养老机构中颐养天年，但大多数普通家庭在其高额的费用面前望而却步。此外，人们普遍对由非家庭成员提供的市场化养老或育幼服务的质量感到担忧。因此，获得子女和家人的照料仍然是老年人养老安排的首选。
当问到独生子女代人对于其父母养老有何规划时，所有的受访者都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提供养老支持，因为孝道是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对独生子女代人而言，孝道包括经济支持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支持。虽然有些符合孝道的话语表达可能只是独生子女代人出于在访谈中塑造个人良好形象的目的，但也有些孝顺的实际行动在访谈中被提及。比如，一名受访的职场年轻人（独生子女代）提及为他的父亲购买了一份商业养老金，以回报父亲在离婚后把他抚养成人。
（二）儿童的情感价值
情感价值与儿童给父母带来的快乐、骄傲、爱和陪伴有关。31在祖父母代和中间代人的童年时期，由于当时家庭的物质条件十分有限，加之子女数量多，抚养孩子也是一种负担，因此影响到父母对子女的情感依恋。其中一位受访者张爷爷（西安人）这样说：“日子那么困难，穷得要命，哪有时间谈感情”（2017年6月访谈），另一名受访者薛奶奶（西安人）坦言：
那时候那么多娃，一点不稀罕，我们有时候夏天睡在外面，父母能找到就找到，找不到也就这样。实际上那时候，父母不一定想留着所有的娃。（2018年1月访谈）
祖父母代人的父母疲于生计，中间代人的父母则忙于工作——这两代人忆起童年时对父母的印象，感觉他们总是处于生活的重压之下。在此背景下，父母常常会将子女当成情绪宣泄的出口，不仅很少表达爱意，反而向子女释放自身的压力和愤懑。回忆往事，许多受访者都觉得，父母生气的时候就打自己，自小就是父母的出气筒。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独生子女代的父母开始对孩子产生明显的情感依恋。刘女士（广州人，前文小陈的母亲）回忆道：
从我儿子还是婴儿大的时候，每天我跟他一起睡，然后吃完奶他睡着了，我要开着灯来看他，就是突然一下子，觉得好可爱那种感觉。我是跟他很密切，我觉得这种密切好像有点弥补的性质，我小时候所没有经历过的。（2018年2月访谈）
虽然她强调自己对儿子的爱，但也正是这位母亲后来与小陈在玩电脑游戏的问题上产生矛盾，以至于儿子千方百计要逃避她的监管。
如上文所述，与儿童情感价值相关的是他们给父母带来的骄傲。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这种骄傲和“面子”密切相关。在改革开放时期，学业上的优异表现是子女能给父母带来的重要“面子”，而子女学业优异又意味着良好的工作前景和（对父母）丰裕的经济回报——儿童的情感价值因此又与他们的经济价值交织在一起。正如一名独生子女代的父亲张先生（西安人）所言：“子女本身也是一种攀比。”（2017年6月访谈）几乎所有独生子女的父母都表达了对子女的情感依恋，但这种依恋的形成，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子女的成长满足了父母的期待，而不是出于对孩子本身无条件的爱。
虽然中国儿童的情感价值的变化与其他现代工业社会的情况总体类似，但在中国发生这种变化的过程和动因却非常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政策干预导致人口结构变化，从而提升了儿童的情感价值。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每个家庭的孩子数量从前两代的多个急剧减少到独生子女代的一个，家庭生活的变化被压缩到仅一代人的短暂时间里。换言之，中国儿童在情感价值上的提升并非源于泽利泽所认为的那种西方现代化背景下职业与家庭进程的变化32，而是更直接地源自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行。换言之，儿童“以稀为贵”了。
（三）儿童的社会价值
儿童的社会价值是指夫妻婚后生育孩子所得到的社会认可。33在三代人中，当问到“为什么要生孩子”时，一般性的共识是“结婚之后生活的下一步就是要生孩子”。如果一对夫妇在婚后多年未有生育，朋友和同事可能会在背后议论不育的闲话。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家庭没有后代也被认为是一种不孝的表现。因此，儿童的社会价值在三代人中都得到强烈的认可。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我们的调查发现，孩子的性别差异明显导致儿童社会价值的分化。
（四）儿童价值的性别差异
童年经历中的性别差异问题在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中并未得到充分关注。中国传统的父权文化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偏好，那么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对儿童的性别偏好会发生何种变化，我们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关注儿童性别在中国情境下尤具意义。调查发现，传统中国家庭重男轻女的偏好在祖父母代最为明显。一名祖父母代受访者（梅爷爷，广州人）指出，他的兄弟姐妹中，女孩都夭折了，只有男孩活了下来。前文的陈奶奶说：“我就上了三年小学。我嫂子生了个娃，我只能不上了，给她带娃。”（2017年7月访谈）在中间代人的童年记忆中，父母对儿子的偏好依然明显。例如，有受访的中间代女性回忆，父母会把更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的哥哥或弟弟，也会优先让家里的男孩去念书。对于前两代人的家庭而言，相较女孩，男孩普遍拥有更高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尽管父母对他们的情感依恋程度，即情感价值，相对较低，但仍需指出，前两代父母确实会因子女的性别差异而存在情感上的偏爱。例如，如果下一代有儿有女，男孩更可能因为传统父权文化而得到偏爱，但如果之前生育的都是儿子，女儿的出生则会给父母带来强烈的情感依恋。
计划生育政策最初实施的时候，受家庭和国家的父权文化影响，第一批独生子女的母亲中，生了女孩的或多或少仍会受到丈夫及其直系亲属的歧视。34然而，随着后续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城市家庭对儿子的偏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下降。有研究发现，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独生女家庭和独生子家庭已经不存在性别差异。35女孩得到了父母在教育资源上前所未有的投入，能力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提升（empowered）。36在我们的研究中，大多数受访的城市家庭独生女都拥有大学文凭并从事专业性工作，超过95%的独生女在家里基本不做家务（和独生子一样）。她们在婚后也依然与父母保持密切的情感关系和现实联系（例如，她们的父母会在女儿婚后继续为女儿的家庭提供三餐或其他家务支持）。37作为回报，父母也希望在将来需要养老照护时，唯一的女儿可以提供支持。随着女儿经济价值的提升，她们的社会价值也增加了。在独生子女代人中，几乎所有已婚受访者（无论男女）都表示对他们的下一代不存在性别偏好。随着2015年中国决定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大多数的家庭都认为“儿女双全”的情况最为理想。
通过对中国城市三代人的比较，我们发现了一条不同于库查巴莎所描述的家庭变迁路径38。中间代人和独生子女代人之间的互动似乎介于相互依赖模式和情感互赖模式之间。从中间代到独生子女代，儿童的直接经济价值以及男孩偏好都在降低，而孩子之于父母的情感价值得以提升。这些变化看似都可以用库查巴莎的情感互赖模式加以解释，但就中国的情形而言，至少有四个方面与这一模式并不相符：首先，独生子女代成年后依然被认为是中间代人养老的主要提供者，这也是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家庭的照顾偏好以及社会化养老水平不足共同影响的结果。其次，库查巴莎所分析的儿童“经济价值减少，情感价值上升”背后的因果解释并没有在独生子女代人中发生。在中国，儿童情感价值的显著提升和男孩偏好的降低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强力推动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第三，不同于情感互赖模式下家庭生育的主要动力是儿童的情感价值，中国家庭生育的压倒性动力来源于由社会文化所形塑的儿童社会价值。最后，相对于体现在情感互赖模式中的权威型教养方式，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权威教养主要集中在学业上，并提供了更多的物质补偿。
六、研究结论
几十年来，中国城市居民的童年经历发生了迅速而深刻的代际变迁。家庭中儿童的角色从过去的劳动力与家庭帮工转变为只需专心读书的求学者。虽然中间代人与独生子女代人之间的亲子沟通有所加强，但权威型的亲子关系依然贯穿三代人的家庭生活。换言之，尽管儿童已成为当下中国家庭生活的中心，却难以成为具有自主性的个体，相反，他们被施以更大的控制并被寄望于遵从父母所期待的人生道路。在市场经济和国家力量的强力裹挟下，追求学业成功成为城市独生子女代童年生活的压倒性目标，其童年变得越来越趋同化而非个性化。童年经历的延续与变迁，为理解当代中国的儿童价值变化提供了关键背景。
本文对工业化作为影响家庭生活的主导力量的理论预设提出了挑战。中国独特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进程（包括经济发展、市场化改革、计划生育政策、孝道与性别文化等）是影响儿童价值在三代人中转变的关键因素。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使得中国城市生育率的下降趋势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内被显著加剧。正因为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儿童的情感价值得以大幅提高。在传统上受儒家男尊女卑、父权主义文化深度影响的社会中，这些变化在给社会和家庭生活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促使中国城市家庭中女孩的价值显著提升。
在经济条件与社会保障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对孝道观念的坚持，实际上体现了成年子女在父母养老上所具有的持续经济价值。基于三个中国城市的证据，本文试图揭示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家庭发展与儿童价值变迁的一种混合模式。不同于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所主张的线性发展路径，中国的变迁模式更加复杂且充满悖论：儿童作为家庭劳动力的经济价值在代际变迁中急剧下降，但儿童作为父母未来依靠养老的经济价值则与儿童迅速增长的情感价值在矛盾中携手并进。
*本文基于笔者在儿童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年11月6日至8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上的发言整理修改而成，系欧盟理事会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华人家庭生活变迁的多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英文版参见“Childhood in Urban China: A Three-generation Portrait,” Current Sociology, Vol. 70, No. 4 [2022], pp. 598-617）。本项目研究的田野开展曾得到范可、林卡、吴宗杰、吴重庆、张世勇、魏礼群、赵炜、尹栾玉、赵秋雁、闫玉、罗正副等老师，以及熊伊伊、申珂瑜、王瑛琪、李佳、崔指南、黄璟珲、余家庆、陈佩尔、冯柏成、林晓岚等城市研究团队助理的帮助，特别致谢。最后，感谢余家庆的文献支持与英文初稿翻译。
【注释】
①Cigdem Kagitcibasi, Family, Self, and Human Development Across Culture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7.
②Viviana Zelizer, 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 The Changing Social Value of Childre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
③Alex Inkeles, “Making Men Modern: On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5, No. 2 (1969), pp. 208-225.
④同注②。
⑤Orna Naftali, “Empowering the Child: Children’s Rights, Citizenship and the State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 61 (2009), pp. 79-103.
⑥Fengshu Liu, “The Rise of the ‘Priceless’ Child in China,”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 60, No. 1, (2016), pp. 105-130.
⑦Esther Goh, China’s One-child Policy and Multiple Caregiving: Raising Little Suns in Xiamen,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⑧Avital Binah-Pollak,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Child-rearing in China: The Bio-power of Parenting in Beijing,” China Information, Vol. 28, No. 1 (2014), pp. 27-45.
⑨Jieyu Liu, “Ageing, Migration and Familial Support in Rural China,” Geoforum, Vol. 51 (2014), pp. 305-312.
⑩Jieyu Liu, Eona Bell & Jiayu Zhang, “Conjugal Intimacy, Gender and Moder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0, No. 1 (2019), pp. 283-305; Jieyu Liu, “Ageing in Rural China: Migration and Care Circulation,”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 Vol. 3, No. 1 (2016), pp. 1-19.
11同注①。
12同注①，第128页。
13Duane Alwin & Ryan Mccammon, “Generations, Cohorts, and Social Change,” in J. Mortimer & M. Shanahan (eds.),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New York: Kluwer, 2003, pp. 23-49.
14Hongping Lian, “The Post-1980s Generation in China: Exploring its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Vol. 17, No. 7 (2014), p. 968.
15Talcot Parsons, Robert F. Bales & Olds James,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6.
16Susan Mann, Under Confucian Eyes, Berkel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17同上。
18Fengshu Liu, “The Rise of the ‘Priceless’ Child in China”; Jieyu Liu, Gender and Work in Urban China: Women Workers of the Unlucky Gener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19James Nazroo, et al., “Ethnic Inequalities in Quality of Life at Older Age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mponents,” Report of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Results, Swindon: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2002.
20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对受访者姓名以及身份信息进行了匿名处理。“祖父母代”的受访者统一采用“爷爷／奶奶”称谓，“中间代”的受访者统一采用“女士／先生”称谓，“独生子女代”的受访者统一采用“小✕”的称谓。
21本文主要关注中国城市家庭，这是因为被计划生育政策所加剧的代际转（generational shift）效应在城市体现得最为显著。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在大城市中得到严格执行，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受访者超过90%是家里的独生子女。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在80年代进行了调整，允许头胎是女儿的农村家庭生育二胎。因此，在本研究的农村样本中，绝大多数（超过95%）出生于90年代的受访者至少有一个兄弟姐妹。
22Xiaotong Fei, Gary Hamilton & Zheng Wang, From the Soil: A Translation of Fei Xiaotong’s Xiangtu Zhonggu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23Jieyu Liu, Gender and Work in Urban China: Women Workers of the Unlucky Generation.
24同注⑦。
25Teresa Kuan, Love’s Uncertainty: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Child Rear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Orna Naftali, “Empowering the Child: Children’s Rights, Citizenship and the State in Contemporary China”.
26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27Susan Greenhalgh, “Governing Chinese Life: From Sovereignty to Biopolitical Governance,” in E. Zhang, A. Kleinman & W. Tu (eds.), Governance of Life in Chinese Moral Experience: The Quest for an Adequate Life, London: Routledge, 2011, pp. 146-162.
28Yunxiang Yan, “The Changing Moral Landscape,” in A. Kleinman, et al. (eds.), Deep China: 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 What Anthropology and Psychiatry Tell Us about China Tod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36-77; Li Zhang & Aihwa Ong (eds.), “Privatizing China: Socialism from Afar,”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3-40.
29同注①。
30同注23。
31同注①。
32同注②。
33同注①。
34同注23。
35Ming Tsui & Lynne Rich, “The Only Child and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for Girls in Urban China,” Gender & Society, Vol. 16, No. 1, (2002), pp. 74-92.
36Vanessa L. Fong, Only Hope: 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child Poli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Jieyu Liu, Gender and Work in Urban China: Women Workers of the Unlucky Generation.
37Liu Jieyu, Gender, Sexuality and Power in Chinese Companies: Beauties at Work,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38同注①。
39Jieyu Liu & Joanne Cook, “Age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Care in Rural China: A Qualitative Sudy of Policy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Vol. 15, No. 3, (2020), pp. 378-391.
